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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98年,随着青岛市最后一批棚改工程,上四方村结束了自己五百余年的历史,代之而起的是12幢排列齐整的七层楼房。少许的树木、少许的绿地加上一进大门右侧的一小块休闲广场,构成了颇具小康的上四方小区。2000年,700户上四方村居民搬进新居。
     折迁前后的上四方的地域环境基本一致:北至杭州路(1953年以前为奉化路)、南至昌化路、西至宁化路、东至东沟。村内东西向一条名为尚德街的宽街将全村分成南北二大块:尚德街以北为后街区域,后街区域又分成后街与大后街区域,其间小巷错综曲折,崇德巷、厚德巷、明德巷、修德巷多不胜数,其中修德巷穿过后街与大后街直通杭州路。小巷大都很窄,一托多宽。后街与大后街的东西幅度随着南北向的东沟漫延北折而面积较大,人口也密集些。尚德街以南到昌化路为前街区域,其间一条源于东山的小南河又将前街分为南北两块,之间有两座小桥相通。有水则秀,垂柳依依,上四方村的前街颇具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意。
    大凡谈到村庄人们很容易跟河联系起来,小南河在上四方村人的心目中永远是美丽的。河水常年不枯,女人们在河边洗衣,清晨天刚放亮就能听到阵阵捣衣声;夏季,小南河成了孩子们的天堂,在河里嘻戏玩耍整日不归。出海归来的男人们在河里洗净身上的泥污,女人们也来洗,但那都是在没有月光的深夜和凌晨,她们在河底挖沙成深坑使水位加深,坐在坑内犹如置身一大木桶中只露出头来,她们大都合衣而洗,也有胆子大些的会脱掉衣服尽情享受河水的清凉,这个时段男人们是决不会来的。世世代代上四方村人都爱惜这条河,从不向河里倾倒污水杂物,只是近年来居民越来越多,河水渐遭污染,再加上雨水逐年偏少,流淌了几百年的小南河似乎也累了,上四方村拆迁时她只是一条可怜巴巴的小水沟了,被石板磴在了地下。
    上四方村的五百年历史中至少有四百年只属于滕姓人。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滕姓始祖从云南迁移到青岛,长支留在双埠、南曲,二支来到四方、沙岭庄。上四方村的滕姓至今已繁衍至第17代。据滕氏宗谱记载:滕氏六世祖进明、进魁为同胞兄弟,进明为兄留在上四方,进魁为弟迁居下四方,这样看来上、下四方的滕姓应相差一百年之多。滕氏族谱创修于民国乙丑(公元1925年),由于年代久远族谱的创修工作十分艰难。创修宗谱是由滕氏十一世祖立智(字常五)组织,由年已83岁的十一世祖立果领导,历时数十天完成的,修毕因无钱刻印而抄写数册,第二年由十三世的文江挨家挨户凑资石印成册。当时在上四方村教私塾的外姓人张宗伟(字士奇)代为作序称:“余闻滕氏者世家也,绣叔受封于滕盖氏自始,但世代变迁,岁月久远散处流寓不可胜计,故吾邑滕氏不知迁自何年,亦不知迁自何处。”看来张老先生是位编史十分严谨的人,传说而不可考的是不能入史的。序中提到的“绣叔受封”则指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初期,绣叔(姬姓)受封于山东滕地建立了滕国,滕地的人于是全部改姓滕,滕姓人都应源于此。滕地即现在的滕州。上四方村修谱时曾赴滕州考察意欲联而未果,滕州历史上是否有族人迁往云南也不可考,不过,一位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又调到云南工作的滕姓上四方村人发现云南有不少滕姓人,与之交往虽不能说出一二,但相互之间倍感亲切,大有异乡遇故里的感觉。
     四方区许多村庄诸如湖岛、河西、双山、保儿、河崖、大山等的村史或姓氏族谱上大都记载了明朝永乐初年明成祖征北时迁移过来的历史,这看来很像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就像现在的三峡移民,不过现在的移民所到之处受到当地敲锣打鼓地欢迎,而且住房、生计一一安排停当。上四方村的滕氏始祖来到这荒芜的土地上一无所有,搭建几间草屋后开始了自己艰难的移民生活。
    农民有土地就能活,上四方村当时是一片荒野,开垦出来就能种庄稼、就能收获;而造房屋也十分简单:就地取材,合泥造成砖坯,屋顶则用地里的麦杆扎成把一层压一层铺好即成了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茅屋了,这种造屋在中国农村延用了几千年,至今有的农村还在如此造屋。1897年到1914年德国人侵占青岛时期,上四方滕姓已繁衍到第14代,村民们基本上务农为生,因靠胶州湾近,也有的下海捕鱼捞虾,男人们用叉叉网捕回小虾,女人们在家将小虾磨成虾酱,一罐一罐储存起来供常年食用。女人们有时也到海边捞海菜,打海蛎子,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上四方的女人们谈海色变。某年的农历八月十四,四方几个村的十几位妇女乘一只舢板出海到一个叫乌龙石的小岛子上打海蛎子,小船从发电厂西边的几个大水泥坨处入海,行驶不久忽遇暴风,小船不幸沉没,十几位妇女全部遇难,其中就有两位上四方村人。一位滕家媳妇王氏,当时因家人百般阻拦当赶到海边时小船已出发,这位王氏返回家还因没赶上船而曾号啕大哭过。噩耗传来之时,王氏及家人无不愕然。
     像中国农村一些大姓氏家族一样,上四方村的滕氏也有自己的家庙,据滕氏族谱记载:滕氏家庙始建于前清咸丰初年。家庙建在尚德街以北、尚志街以西的后街上,设东西两院,之间又有一小门相通。西院为偏院,有正房两间。东院大门门楼上有“滕氏支祠”四个字,进得大门有一照壁,转过照壁是一个宽敞的院落,院子里有楸树4株,柏树两株,一条石铺的小道直通三间相通的正房,这里即是家庙正殿了。正殿靠北墙设一长条几专门用来供奉宗轴和族谱,条几前设长桌六张,摆供时用来摆放果蔬点心之类供品,六张长桌前方正中又设一长桌,摆供时用来摆放“三牲”:猪头、鸡、鱼。只有在春节时才摆供,平日宗轴和宗谱分别置于两个木盆里放在长条几上方的梁上。滕氏家庙是上、下四方村共有的,村民们每三户为一组轮流看守家庙,称做“看宗”。轮到看宗的人家负责平日的清扫和春节摆供、焚香。村里拨出八分地专给看宗的人家耕种,其收获则为看宗、摆供的费用来源。家庙平日不开,但每年春节从除夕始就香火不断,子夜一过,上下四方的村民纷至沓来送香送纸,请回自己的祖先回家过年。初三凌晨二时刚过,人们就又来到家庙,把自己的先灵送回,这也就是送年了。看宗的人家将香火守到早晨四五点即把宗轴族谱收起,这一年看宗的主要活动也就结束了。
     家庙里平日也是活动不断:谁家有了丧事得进家庙烧纸焚香,等于将亡灵送来安息;谁家新娶进门的媳妇,在过门第三天要由自己的小姑或男方亲戚家未婚女孩陪伴着进家庙向先灵叩头膜拜。此时家庙门口、街头巷尾会聚集起一些女人和孩子看新媳妇,并窃窃私语评头论足,此时的家庙一反往时的肃穆,气氛会变得轻松愉快。
     滕氏的私塾也设在家庙里,摆供用的长桌就是学子们的课桌,家长们把自己的男孩送进私塾。农忙时私塾会在晚上授课,教室里只有老师面前一盏油灯;孩子们背书忘了字就吹亮手中的香火照明。试想一下,跳动着的灯光下,一位白胡长者在摇头晃脑地颂读,一群孩子人手一支香火在黑暗中瞪着稚嫩的眼睛……
    1904年,上四方村进来了第一家外姓人于家,于家是来自青岛市会前村。1904年德国胶澳总督府收买会前村附近各山地辟建植物实验场,又征收全村房地令居民迁出。会前村村民郭、王、于诸姓360户人家于是各奔东西,会前村就此消失。上四方村善良的滕姓人接纳了几经流离、饱受外乡人欺侮的于家,而他们的到来也给上四方村带来了新气象。
     于家在拆迁时得到了一点补偿,他们从滕姓人手里买来房屋和土地,农忙之余,于家的女人又在家烤烧饼拿到天后宫一带卖,能换回钱来,于家的生活就明显比滕姓人富裕些。这一点启发了滕家的女人们,她们陆陆续续地学做起了烧饶生意,生意还越做越火,有时还把农产品带去卖,手头便有了零用钱。女人们尝到了甜头,于是几乎全村的妇人都参与了此项活计,后来她们搞起了合作:有的专管在家制作,有的负责运输,几位长得体面的女人专门在天后宫一带叫卖,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上四方村一下子变得有了生气,一向板着面孔表情严肃的男人们脸上也有了笑容。这本来是很不错的商品经济的萌芽,可后来因为一位滕氏女人在外受到一次骚扰而中断了。骚扰其实情节并不严重,但是男人们受不了,这次有希望打破上四方村纯农经济格局的尝试被扼杀在萌芽之中,可叹哉。
     上四方村滕氏家族的生活方式是大家庭式的,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滕氏族谱的凡例中明确规定,只有男人和年满12岁的男童才能入谱,女人嫁进滕家只能在男人的名下记有配某氏几个小字。女人也可以录进族谱,但那是在丧夫守寡到60岁才行。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几十口人在一口锅里吃饭,吃饭时先是男人按照辈份一拨拨先吃,等轮到女人们吃饭时就饭冷茶凉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四方村的经济形式已经产生了变化,四方区相继建成了四方大场(四方机厂)、大康(国棉一厂)、内外棉(国棉厂)、隆兴(国棉三厂),还有一个发电公司(发电厂)。上四方村的一些村民弃农就工了,这样在大家庭里的各个小家庭的经济收就有了较大差别。自古以来人们不怕穷就怕不公,收入高的小家庭就有了怨气,久而久之,这种大家庭式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存在危机,面临瓦解。而导致瓦解的却是那次海难中因没赶上船而幸免于难的王氏。王氏是滕家某支的大儿媳,娘家是湖岛村,王氏生得俊美而身世凄惨,自小没有了父母,夫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上有老公公老婆婆、公公婆婆、大爷大娘。王氏能干但性格倔强,平日与三个妯娌相处不错,但始终难得长辈欢心。滕氏家族自祖辈起即很重德,这从村里街名、巷名不难看出:尚德街、修德巷、崇德巷、颂德巷……全都离不开个“德”字,而王氏的倔强性格显然是有悖这个“德”字,久而久之长辈终于不能容忍她,一怒之下将她连同三个孩子分了出去。王氏带着大的只有10岁的3个孩子住进了单独的两间厢屋,从此独立起灶。倔强的王氏没有被困难吓倒,一边照料3个孩子一边寻找各种谋生门路。她到纱厂打过工,到植物油厂炼过花生米;她心灵手巧,村里待嫁姑娘的嫁衣几乎全是她缝制的,她做的绣花鞋令外村的女人都羡慕不已。一家4口的日子竟过得越来越好。没有了公婆的管辖,王氏的气喘得也畅了,脸色也更加红润。妯娌们眼睁睁地看到了这些变化心里不禁生出羡慕,她们不时到大嫂里坐坐,拉拉家常,帮大嫂做做活,也分享一些大嫂的劳动所得。王氏给她们树了个很好的样板,不久这个大家庭就分家了,其实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至上个世纪30年代末,上四方村宗族式的大家庭全部相继瓦解。
    上四方村历史上没有遭过什么天灾,但人祸不断:德国人的侵占,日本人的霸占,当然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就是1937年的“七七”事变。这一次日本鬼子真正以凶恶的侵略者的身份逼近青岛,上四方村的人纷纷举家外逃。王氏一家也加入了逃难的队伍,他们先从湖岛村乘船逃往阴岛(现红岛),在一处破庙里住了几天,然后又逃到了即墨的沟岔,最后在崂山北九水住了下来,北九水的亲戚倒是待他们挺热情,但他们逃难时背来的粮食有限,吃光之后再也无以生计,在经历了3个月的逃难生活后,王氏一家返回了上四方村,回来时正值割谷时节。村里村外一片狼藉,遍地鸡毛,没带走的衣物也被日本兵撕了做擦枪布。
     七七事变”以后,上四方村涌来了大批外姓人,胶南、高密、日照……难民来自四面八方,上四方村房子多,滕姓人生性善良,有了自己的逃难经历后也乐于接纳外来的难民,一树独秀的上四方村很快变成了一个姓氏繁杂的大村。外姓人有的在村里开起了机房,有的办起了奶牛场,当然也有的穷得一无所有,靠拉洋车和雇给人家打短工为生。当时有位不知来自何处人称小老刘的人,因为人长得瘦小人们也称他为“刘老妈妈”,他孤身一人给人家打短工,给谁做工就住在谁家,没人雇他的时候就住进了滕氏家庙的西院,平日兼管打扫卫生。土改时此人分到了土地、房屋,还当上了农会主任。
     上四方村也经常受到土匪的骚扰,有城阳的赵宝元、崂山的青保,土匪隔三差五索要粮饷,为应付他们,村里推举出一位村长。村长是滕姓人,平日为人忠厚老实,家境也较富裕,这位村长干的可真是苦差使,遇到土匪索饷就挨家挨户征凑,征凑不齐土匪就逼他,害得他不得不四处躲藏不敢回家,实在躲不过就只好自己卖房卖地。据说干村长的几年里他家的36间房子就这么卖光了。平日这位村长待人善良宽容,村里抓到偷庄稼的难民他从不让人打骂,管饭以后一律放人。解放后这位村长被四沧区派出所叫出询问,不仅没按伪保甲长处理他,据说还着实被表扬了几句
     解放后的上四方村实实在在成了城市里的村庄,随着城市的建设,村里的耕地越来越少,村民们大都弃农就工,由农民变成了市民。王氏一家也都成了市民,她的7个孩子全部在工厂做工,1963年王氏的最小的女儿也结婚成家,王氏把小女儿的孩子看大,于1973年突发心脏病无痛而终,享年73岁。临终时王氏面目安祥,依然俊美。16年后王氏的丈夫去世,享年89岁。公元2000年,王氏的儿孙们搬进了上四方新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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