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


　　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自然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一怒之下，在刺杀事件的一个星期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举一个例》，里面"举"了一个蒋介石两年前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后对德国驻华大使表现出愿意和日本人和谈的这个"例子"。抖出了战前蒋介石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的一些内幕，揭穿了蒋介石自我标榜为"主战"和"爱国"的虚伪面目。

　　就事论事，蒋介石确实对主和有过一定的设想，也愿意在大原则下接受日本人的议和主张，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没放弃过和谈的门路。但蒋介石毕竟还是坚持了国统，没有拿出摇尾乞怜的议和措施，虽说战场上正面抵抗不怎么积极，毕竟还是一直在坚持抗战的。因此蒋介石的身份始终处于主战和主和的两可之间。所以，已经走到抗战这一步的国民党人士见到这篇文章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立马回敬一篇《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以反驳。

　　胡兰成这时也觉得自己"大有可为"的时候到了，他自从那次被陈璧君召见之后，他的仕途一直是顺风顺水的。受到陈璧君赏识的胡兰成知道这里面也包含着汪精卫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内心深处对汪精卫这种风云人物的知遇之恩极为感激，一有机会，大有以死报之的冲动。所以，当他看到吴稚晖抨击汪精卫的文章之后，立刻按照《举一个例》一文的口径写了三篇社论和一篇社评进行反击，措辞激烈，并不乏斥骂之词，完全以汪精卫的捍卫者自居！

　　汪精卫返回上海后，便开始鼓吹和着手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这时宣传和摇旗助威的工作成为重点。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撰写《战难，和亦不易》的胡兰成，便决定亲自委以重任。两人可算一见如故，汪精卫先从家常话开始，嘘寒问暖，在得知胡的现状后，毅然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胡兰成在与汪精卫的第一次会面中显得毕恭毕敬，因为他对自己受汪精卫这等"大人物"关照而受宠若惊，他后来在记述此事时写道："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

　　1939年9月底，汪精卫先是重组"党部"，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初建伪政权雏形，并对重要的人事进行安排。胡兰成被任命为负责宣传工作的社会委员会的总主笔，只负责摇摇笔杆子，没什么实权，相当于现在的智囊团成员。

　　汪伪中央党部及各部委成立之后，便开始进行伪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六大"开完之后，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近卫内阁谈判的步伐，但始终由于自身缺乏群众支持和军事实力，说话总是底气不足，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日本政府于1月发表了对华第一次近卫声明，态度强硬。经过汪精卫等人的反复磋商和谈判，日本在11月份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语气则比之前大为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和日本人都希望能尽快将之前谈判的原则深入到具体条款，于是双方都各自派出代表举行秘密会谈。

　　然而在这次为期十多天的会谈中，日本人并没有拿出对汪精卫谈判的"诚意"，来积极促成一个亲日的伪政府；而是狮子大开口般地漫天要价，而且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汪精卫派去的代表几乎无法开始。这种情况的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汪伪机构那时势单力薄，没有让日本政府觉得值得做出让步。所以汪伪代表最终还是妥协让步，与日本人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秘密谅解事项》。没想到几天之后，汪精卫身边两位要员高宗武、陶希圣叛逃香港，并联合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封信，把汪伪机构和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条约翻拍的复件寄了过去，《大公报》当即刊出，国内再次震动，朝野一片哗然。

　　汪精卫刚听到高陶叛逃时大为恼火，不过后来也想开了，他认为"高陶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给了日本人的一个教训，而且这两个人到了重庆之后见到蒋介石必会实话实说，让蒋介石了解到这边的情况，这也不无好处。

（５）


　　"高陶事件"风声淡了之后，汪精卫致电蒋介石继续劝他主持议和，以使中日能实现全面停战，这样可以使日本能够给中国开出更好的条件，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汪精卫自己开始了汪伪政府的组织工作，他身边的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职位忙得不亦乐乎，可谓丑态百出。周佛海、李士群、丁默村、罗君强等汪精卫手下的组织干将这时纷纷活跃起来，摘取那些部长高参之职。而胡兰成这时却受到了冷落，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一阶段汪伪集团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前期宣传为主的活动转到如今竭力组建汪伪政府机关这个大摊子了，现在需要的是熟悉官场运作的官僚，而不是只会摇旗作势的笔杆文人，这时的胡兰成地位已不向先前那么重要。而且由于他出道不久为官根底尚浅，既不懂得怎么玩弄政治手腕，又以文人雅士自居，不屑于耍手腕，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显赫的位子被别人抢走。

　　受到冷落的胡兰成一肚子不平，也不掩饰，就直接表现出来，于是故意称病几天不到汪公馆。后来汪精卫也察觉到此事，便找了个机会叫来胡兰成，亲自安抚。胡兰成一来，他就开始嘘寒问暖，先是问他身体是否好些，随即上楼取出1000元给胡兰成作医药之用，以一种朋友般的关怀，让胡兰成感受到温暖。然后又说道："这几天忙于人事调配，只因为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一早拟就了而未说出。"于是说出三个职位让他选择，分别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这次闹情绪只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做了大官而自己遭受冷落，现在汪精卫对他这么动之以情、许之以高官，他反而有一种释然，便还选了自己拿手的笔杆子工作，做了宣传部政务次长，同时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职位分配得差不多时，这些人就穿上戏袍粉墨登场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公元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及就职典礼。与会众人仍遥奉林森为主席，选举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礼堂里面悬挂着有"和平、反共、建国"黄条青天白日旗，文官一律穿蓝袍黑褂，武官一律穿军装，胡兰成看着这群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又看看"国旗"，顿时心中觉得可笑，甚至想讽刺一番，但猛然间看到了汪精卫，才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于是赶紧收敛自己的情绪，装作一脸严肃地倾听奏乐。

　　奏乐完毕，汪精卫发表说，其大致内容是：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北上经过日本时提出的主张，新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媾和乃是秉承孙先生的遗愿而做；新南京国民政府要以"收拾旧山河，拯救天下苍生"为宏愿。

　　汪精卫讲话完毕，典礼也宣告结束，全体人员在礼堂门口合了一张影，然后又一同去中山陵谒陵。到了中山陵之后又到了明孝陵。在胡兰成眼里，明孝陵比中山陵要好，他认为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太刻意，没有明孝陵的那般山河同一，岁月无痕。

　　当天下午众人一起去中山门，胡兰成和古泳今坐在同一辆车中。古泳今当时官为宣传部秘书长，是胡兰成属下。古泳今在车中提起了德军在欧洲战场的大胜，很是兴奋，胡兰成却泼凉水说德国要败。古泳今不同意，但也没有反驳，只是作为朋友提醒胡兰成说这种话对他说说不要紧，对别人则不能乱开口。胡兰成却没有借坡下驴，仍不管不顾地说，并接着提起前些天当着德国外交参赞官的面他也直面断言德军渡不过英伦海峡一事。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还幸灾乐祸地拿话激古泳今说："日本在亚洲的称霸与汪先生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古泳今听了这话大为动气，就教训胡兰成，说他既投身此和平运动，就不应该是这样的消极态度。胡兰成见古泳今真生了气，便不再去辩驳，但心里对他的话还是颇不以为然。

　　他对于日本素无好感，作为汪精卫比较欣赏的主力笔杆子，后又委以宣传部政务次长重任，胡兰成那次虽然没有参加汪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但他常听汪精卫提及那次谈判的情形，也得知由于汪派代表的底气不足而遭遇的近乎污辱性的遭遇。他心里很是忿忿不平，因此，没事时他也常想发发日本的牢骚。有一次，他在部门碰到了周佛海，就问他说："周先生当时着全力于组府时，曾撰文说，中日间的交涉不比外交的谈判，而是自己人的商量，是自家事。但现在看来，自家人的事情好像不像你当时说得那么好办吗？"周佛海无法否认，只得坦诚相告，叹息道："我当时确实没料到日本人竟是这样子的！"

（７）


　　在政坛上没有自知之明还想耍弄小聪明的，难免会被人当棋子用。汪伪政权后期显赫一时的李士群就是借胡兰成这个梯子而很快爬到高层决策圈的。

　　当时的李士群是周佛海手下的警政部次长，汪伪政府"还都"的那个夏天，他留在上海照看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胡兰成那时也在上海，有天他闲着没事干忽然很想去七十六号"看看"，把那种血腥残酷之地当成闲游之地逛逛。这一逛，逛出了不小的名堂。

　　李士群是个颇有野心之人，不甘久居人下，他一直谋划着如何跳过周佛海而"直面主公"，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这时看到胡兰成来了，不免大喜过望。因为当时胡兰成的官虽然不太大，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汪精卫的心腹，和汪有很好的私交，有直接进言的机会。于是李士群便使尽手段让胡兰成与他结成联盟。而胡兰成对于七十六号和李士群的印象都不错，加之政坛中铁杆盟友不多，就答应了。

　　这第一次发难，是胡兰成和陈璧君让汪精卫把特工机构七十六号的最高权力收归汪精卫本人，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无此情报部门不归首领直辖之例。说服了陈璧君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南京，向汪精卫进言，请求撤废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隶属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时本来也想试图改革周佛海的特工组织，于是顺水推舟，果真撤了特工委员会，另设调查统计部，比原来预想的"局"更高一级，而且让李士群代替周佛海作了警政部长。

　　胡兰成自觉随便动动嘴就办成大事，不免得意非常。当时的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华日报》，辞去了总主笔的职务，开始经营《国民新闻》。而李士群突然高就部长，自然对胡兰成很感激，一直想着要报答。一听说胡兰成要办《国民新闻》，就立刻将机器给他弄来，还帮他选好报社的地址。这次帮李士群，应该说相互利用的成分还不是很多。

　　胡兰成新接手的《国民新闻》，其要旨就是继续鼓吹"和平运动"，拒称"沦陷区"而称"和平区"，并强调"抗战区"和"和平区"是同一个中华民国。但是根据汪精卫之前和日本人发表的公报中，汪精卫已经在由"局部和平往全面和平延伸。"那么日本人应该从"和平区"局部撤军，但是日本人来得容易，让他们走就不是中国人能说了算的。胡兰成为了完善自己宣传的论据，于是有天就去找李士群，问他怎样才能使日军先从江苏撤退，由南京国民政府自己来维持秩序，还问他如果日本人撤军，李士群你能不能去接防。李士群早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听胡兰成这么一说更是大喜，于是一口答应说动日本人撤军。

　　后来胡兰成去了南京向汪精卫提出自己的建议，汪精卫也觉得很有道理，便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要求，没想到板垣同意了，并提出了军队也同时换防并协助日军"清乡"的要求。板垣的这个举动名是撤防，实是让汪精卫的军队替自己"清乡"，打击沦陷区的反日活动。日本撤防后，汪精卫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他亲自兼任委员长，李士群当主任，代汪精卫在江苏范围内行使军事、行政和经济大权。这次其实是胡兰成和汪精卫中了圈套，日本可为沦陷区腾出兵力去前线，而李士群则可以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撤防变成了"清乡"，而"清乡"又变成了帮日军维持占领地的秩序，还对抗战区封锁物资，胡兰成本来一片好心，想帮汪精卫要回一点"和平区"的治权，却事与愿违，变成了这个结局，让沦陷区的百姓受苦了。胡兰成从这件事中也看出了李士群的贪心，知道这个人不能深交，便决定以后和他适当地保持距离。

　　胡兰成好心办了坏事，心里有气，当时适逢汪伪的财政部和日本签订新经济协议，《国民新闻》发了一篇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文章，骂财政部长周佛海丧权辱国。本来嘛，汪伪整个政权无疑都是在丧权辱国，也没被少骂过，但这次的骂声居然是从自己的阵营里出来的。周佛海当时十分狼狈，他知道这个事胡兰成肯定是知道的，第二天就跑到汪精卫那里引咎辞职，说自己在这种时局下，不得不签此协议，而他胡兰成的报纸确实也骂得句句在理，为了维护政府在国人面前的威信，自己愿意引咎辞职。汪精卫自然是要竭力挽留的，面对胡周只能留一个的局面，汪精卫最终还是下令免去了胡兰成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职务。胡兰成当时正在上海，林柏生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并转述汪精卫的话，说他是"自己人"，让他去南京见汪，当另有重托。

（８）


　　胡兰成脾气反而上来了，倔头倔脑就是不去，心想，不如自己尝尝无官一身轻的滋味。

　　就在他事业走进低谷阶段时，在港大读书的才女张爱玲，正渐渐显露出自己天才般的创作才能，成为校园中令人瞩目的名人。

　　不过汪精卫毕竟还是看重胡兰成的，在胡被免去宣传部政务次长四个月后，又让他担任行政院法制局长。胡兰成自从第一次成全了李士群的升官，后又因为"好心办坏事"使李士群的势力如日中天，诸多事与愿违，不觉有点心灰意懒，因此就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执"修养生息"之念。于是在他法制局长任内，凡是各部委、省政府及市政府，如果"呈请新花样"，就都不予批准。那些在南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高官在胡兰成面前往往都会碰一鼻子灰。先是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后是南京特别市长周学昌，就连梅思平、李士群这种难缠角色提出法案想扩张自己势力，胡兰成都照样批"不准"。

　　胡兰成之所以敢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地打回那些所谓高官的呈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汪精卫背后支持他这个工作，因为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兼，作为法制局长的胡兰成只是拟批，还要汪精卫加上"如拟"，才能生效，让胡兰成得意的是汪精卫倒是每次都"如拟"他的批文。

　　汪精卫让文人气质的胡兰成当法制局长，实在也是有自己的打算。法制局其实是一个很不讨好的部门，因为有的呈文他自己心里也不想批的，但同时他还要笼络好这帮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如果自己直接反对他们的呈文，不免把局势弄僵。法制局加在两种势力之下，日子其实不好过，而让胡兰成这样一个所谓倔强之气的政治死脑筋去管这种事，就免去了装傻这一套，别人知道他确实不是有所偏袒或存有私心，也就真拿他没办法。这也就使得他成了汪精卫必要的"挡箭牌"！可叹胡兰成，还在自鸣得意，既不知人，亦无自知之明。

　　胡兰成的南京官邸在行政院旁边的丹凤街石婆婆巷，他平时每天只到法制局待三四个小时，因此空闲时间还是很多的。遇到天气好，他常带领妻女和一些友人去屋后的鸡鸣山采松花，这松花是回去做饼吃的。胡兰成自家的院子里开着很多紫藤花，他也采了来做饼吃。平日就这样，追求一种人世的清好和俗世的情趣。

　　胡兰成自称清好，没有拉过什么人参加汪伪政府，只有那时穆时英主动要来参加，他才介绍他办《国民新闻》报，穆时英被刺身亡后，还是他帮穆太太领得抚恤金。

　　一个夏天的晚上，胡兰成和家中众人在庭前乘凉。这时飞来一只鹧鸪，在门灯上转来转去，这儿飞飞那儿碰碰，结果掉到地上好几次，坠了几次，众人要去捉时，却被一只半路杀出的狗衔跑了，众人上前抢下那可怜的鸟，却发现已经被咬死了。冯成奎的儿子冯寿先却想把鹧鸪拿来烧了吃，胡兰成见到如此之死法，心里也觉得难受，不同意吃，就叫卫士把它拿去丢掉，自己一副不胜惋惜的样子。

　　胡兰成有了钱便让侄子在老家置点田产，寄去一万四千元，托冯成奎转交给大哥积润。想不到那冯成奎根本不管自己儿子还在跟着胡兰成吃饭，竟然拿着这笔钱去投资生意，直到一年半后才把这笔钱给到老家人手上。但由于通货膨胀，本来当时能买三十亩田的钱，结果只买回祖上的五亩田。

　　胡村人都知道胡兰成在外做官，但不清楚是什么官，于是有很多乡人前来投奔他，这些人大都不认得字，胡兰成只得到处介绍他们当个事务员或普通杂役，实在干不了事了，就给路费叫他们回去。甚至对于幼年有过过节的庶母俞傅村，其义妹、让他气愤得说出"该杀"的冯成奎，其子冯寿先，还有陈海帆等人，他都以礼待之，能帮就帮一些。

　　胡兰成由于文人性格，寡言沉讷，所以朋友并不多，除了政坛上极少的一些同僚外，作为文人雅士的他还有一个做黑帮老大的朋友：吴四宝。

　　吴四宝本是上海有名的"白相人"，从小出身底层，在三教九流的社会里摸爬滚打，后得以拜在青帮"通"字辈大佬荣炳银、季云卿的门下，当司机，做保镖，由于自己的心狠手辣，也讲义气，后来渐渐成为流氓混混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势力很大。

（９）


　　汪精卫刚来上海的时候，为了控制时局，也不得不派人拉拢他，让他组织警卫大队。但后来政局稳定下来之后，看这个不是自己嫡系的人控制着上海的治安，终究不爽，便让李士群去说服吴四宝让出了这警卫第一大队队长之职。吴本来也不喜欢和这些官僚打交道，于是就乐个清静，自己请辞了。

　　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长得很有些姿色，加上性格直爽，不扭捏造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所以胡兰成对她也兴味十足，以至有了后来在日本的一段姻缘。

　　胡兰成和吴四宝的认识比较戏剧化。有一次胡兰成去"七十六号"见李士群，走的时候李士群照例出来送他，旁边却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说："让我来送胡次长吧！"然后就送胡兰成出来，上车时还给他打开车门，并坐在司机旁边陪同他回去。

　　胡兰成本以为吴四宝是一个普通保镖，半路上胡兰成不知为什么，随口问了吴四宝一句："你贵姓？"想不到听到的回答竟然是："敝姓吴，道上的朋友叫我四宝。"胡兰成吃了一惊，因为吴四宝实在不是无名小卒，只是他没想到竟是这样和他见了首面，不觉哑然失笑道："你很有名。"接着又说了恭维的客套话。吴四宝笑着对他说道："不敢，四宝自小失学，不懂得道理，本要听胡次长教诲的。"

　　车子到家门口停下后，吴四宝赶紧先跳下车给胡兰成打开车门，胡兰成也没想到和他寒暄一下请他进来坐坐。而吴四宝自己有汽车跟来，不方便留下，就直接走了。

　　胡兰成没料到吴四宝这么一个老粗居然对自己如此尊敬，看上去却很是谦恭的，心里有点得意，也顿时对他另眼相看。

　　稍后胡兰成也了解吴四宝虽然打家劫舍、巧取豪夺甚至绑票勒索，但却是劫富济贫，乐善好施，常常做慈善事情，还对街头穷人施舍衣食，把自己花钱买的医药义材广泛布施。要是逢年过节，周围邻居住户得他好处的多达数百家。胡兰成欣赏他的乐善好施，但不问他钱财来自何处，后来又听说自己少年时就读的杭州蕙兰中学，在抗战爆发后停学，也是吴四宝捐献资金使学校重新开办的，于是对吴四宝好感更盛。

　　胡兰成那次被免宣传部次长职位后，有天闲来无事，忽然想到去吴四宝家中玩玩，于是就直接去了。当时吴四宝正在家中与他的一帮门徒说话，一听说胡兰成来访，赶紧撇开众人出来迎接，并把他恭恭敬敬地请到花园里，叫人搬来藤椅给他坐，又让太太佘爱珍亲自送威士忌酒来，俩人非常客气陪胡兰成拉家常。不过因为两个人本来就是文武不搭界，又加上吴四宝也不会说什么文绉绉的话，所以胡兰成坐了一会儿就感觉没什么可谈了，于是只喝了两杯酒，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吴四宝也不多留，还是亲自送他出大门，和上次一样给他开车门。

　　胡兰成喜欢"白相人"重义气、直性子的特点，所以后来没事的时候常去吴四宝家玩，有时吴四宝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吴家花园里散散步，开始不和别人搭话。不过，去的次数一多就熟了，于是再去的时候就到楼上，和佘爱珍及一些女客聊聊天。

　　这吴四宝之所以能和胡兰成关系日近，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喜欢日本人。尽管吴四宝平时"打家劫舍"，但也有点爱国心，于是常给日本人一些苦头吃。日本人渐渐不能容忍了，便多次给汪精卫政府施压让他们约束吴四宝，汪精卫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李士群，弄得李士群很头疼。

　　这时候，吴四宝又卷入了一桩抢劫日本人黄金的大案，他的徒弟张国震想自己扛下这件事，但是日本人不信他是主谋，后查到吴四宝是他们幕后老大，于是，对吴老大本来就不太爽的日本人更像被火上浇油一般，再也不能忍受，决定除掉他。

　　当晚，日本人就出动数百宪兵直接到吴四宝家拿人，吴四宝和佘爱珍提前得到消息，已经逃之夭夭。日本人立刻逼迫汪伪政府下令通缉吴四宝，并在《中华日报》上发布通缉令。

　　日本人开始在上海大肆搜捕，弄得全城鸡犬不宁，到处都是日本宪兵的身影。吴四宝夫妻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无奈之下，佘爱珍给胡兰成打了个电话，请他向李士群求救。胡兰成对他们夫妇都有好感，而且私交也一直不错，便答应了，但他那时并不知道李士群已经想借刀杀人了。当晚胡兰成亲自去接由南京回上海的李士群，趁机对他说："日本自称已经撤防，现在公然抓人，太不像话，这件事你要出来挺我国体。"

（１０）


　　李士群口头上答应了，然后便让胡兰成立即与佘爱珍联系见面，还劝说佘爱珍让吴四宝去自首，他力保吴的安全。佘爱珍有点犹豫不决，他便发誓说若是出卖兄弟，以后不得好死。胡兰成和佘爱珍看他信誓旦旦，确实也是实权在手，也就信了他。想不到李士群的这个毒誓真的应验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下佘爱珍便把吴四宝带了出来，交给了李士群。第二天清晨李士群没叫胡兰成，只和唐生明陪同吴四宝到了日本宪兵队。但是李士群却没能兑现当场保释的诺言，向佘爱珍解释说宪兵部只是要把吴四宝调查几天，走个过场，然后就可以保释了。

　　张国震在吴四宝被扣之后就被放了出来，但他为救吴四宝，自己又跑到日本宪兵队去了。宪兵队烦了就把他交给了李士群，李士群当即下令把他押赴中山北路刑场枪决。胡兰成知道后大吃一惊，去问李士群，他却说这是日本人威逼他做的，胡兰成对此深信不疑，又催他赶紧把吴四宝救出来。

　　几天后，李士群借当上了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之机前往南京，接着又避往苏州，躲开胡兰成、佘爱珍等。胡兰车见他竟然数月不回上海，这才心知大事不妙。他觉得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关押，自己也有责任，心里对佘爱珍过意不去，于是往南京和苏州之间来回跑了好几回催促李士群，李士群总是以公务为由借故推托。

　　然而胡兰成文人的倔脾气一来就收不住，李士群遭他屡次质问，也没了办法，只得随他去了上海，到日本宪兵队领出吴四宝。李士群同时告诉胡兰成和佘爱珍日方要求将吴四宝交给自己关押三年，他打算将吴四宝转移到苏州看管，并承诺："交给我你们尽管放心，就当四哥在苏州度假吧！"胡兰成与佘爱珍听了自是高兴，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当天吴四宝回到家后，先是沐浴理发更衣，然后又去正厅祭了祖先，最后转身向李士群跪下，谢他救命之恩，并流下了眼泪来。

　　吴四宝走的时候，胡兰成专门去吴家为他们夫妻俩送行。哪知第二天下午，他便接到佘爱珍的电话，说吴四宝已经去世了。胡兰成顿时惊呆了，立刻赶到苏州，看到吴四宝的面色安详的遗体，心中戚戚，后来有人告诉他尸体本来七窍流血，现在已经抹干净了。好端端的一个人，死得不明不白，还七窍流血，众人对他的死因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说出。

　　胡兰成便一直在苏州帮佘爱珍，帮她把吴四宝的遗体运到上海处理后事，坐车回上海的时候，佘爱珍在几个妇女的搀扶下身穿重孝，蹒跚着上了车，然后坐到胡兰成身旁，哀鸣一声"胡次长--"，就将头埋到他肩头抽泣起来。她现在真是把胡兰成当作自己可以依靠的亲人了。吴四宝在上海的丧事办得很风光，由于他义气散播四方，为人又乐善好施，所以无论黑道白道还是普通百姓，来为他送殡的人都很多，送殡一路沿途都有路祭。佘爱珍一路哭成泪人儿，怎么劝都劝不住。这时服侍佘爱珍的沈小姐说："阿姐已经两天没吃过东西了，这般哭法，任是铁打的人儿也吃不消呀！"于是央求胡兰成说："胡次长您帮忙劝劝阿姐，惟有你的话她听的。"听到这话，胡兰成马上俯下身去向她耳边轻声说："不要哭了，保重身体，这般大仇，你且等我将帮你报。"

　　吴四宝之死，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说是在宪兵队出狱那天早晨，他被看守的宪兵逼着吃了个饭团喝了一碗米汤，而日本人在里面放进了一种慢性毒药，直到三十六小时后再突然发作，上吐下泻，七窍流血而死。

　　在吴四宝未被害之前，胡兰成在同李士群结交时，对他颇有好感的，因为李士群做事干净利落、热情待人，又少有官僚习气，比较平易近人。胡兰成去七十六号找他，他总是穿双拖鞋就出来迎接，不装腔作势。七十六号里人事繁杂，李士群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既能谈正经事，也是个闲谈的好手，这些都使胡兰成当时看得起他。

　　吴四宝死后，胡兰成便对李士群心冷。但相反汪精卫却越来越信任他，觉得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便委以重任。因此，李士群的势力越来越大，气焰也日渐嚣张。而胡兰成和佘爱珍弄清了吴四宝的死因后，二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他一直记得自己当时对佘爱珍的承诺，于是就静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了，他遇到一位故人：熊剑东。

（１１）


　　熊剑东是浙江新昌人，同胡兰成三哥胡积义一同在绍兴营中当兵，关系很好。胡兰成十四岁的时候在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念书，吃住都在三哥那里，熊剑东当时很热心地教过他英文，但是后来当了逃兵。两年后，胡兰成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有一天，穿着一件青灰布长衫的熊剑东忽然来看他，说是要去上海，想和他借点路费。胡兰成二话不说，把自己一学期的杂用、压在箱底的两块银洋钱给了他。此后便一直未见，这过了20年，胡兰成才又见到了他。

　　吴四宝出事前，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设宴，胡兰成和李士群都被邀，胡兰成先到邻院李士群家相约同去，他到李士群家中，见他正和一个不相识的人在楼上交谈。李士群见胡兰成来了，就介绍说是熊剑东先生，这才重新相认了。

　　熊剑东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是蒋介石的军统的人，上海沦陷后他在江浙一带负责组织游击队对抗日本人。1938年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抓捕，关押了一年多，后来叛变投汪。1941年春，他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前往湖北一带组织黄卫军，自任总司令。他这次来上海，是想到太湖招收旧部，但李士群对他怀有戒心，处处阻碍他，于是两人从此结下怨恨。

　　后来黄卫军被汪伪南京政府编为第二十九师，熊剑东让参谋长邹平凡当师长，他带了一部分人马到上海和南京看胡兰成。胡兰成先是把他向陈公博推荐，当个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却碰了钉子。后又推荐给周佛海，周佛海倒是愿意接纳，于是将熊剑东所带的人马和他的中央税警团合并为总团，让罗君强担任总团长，熊剑东为副总团长，这样一来，熊剑东一下子就成为和罗君强并肩的周佛海手下两员大将之一。熊剑东行伍出身，能征善战，又处事圆滑，很快便与日本宪兵部队长打得火热，渐渐胜过李士群，李士群怀恨在心，发誓要斗倒他。

　　不过熊剑东的"出人头地"倒不是胡兰成的功劳，他不知当年熊剑东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牢里，正是因为周佛海一手搭救，后才能在一年多后被保释投汪。周佛海不仅把熊剑东保释出来，又送他赴日深造，随后派他常住武汉，策反重庆的蒋介石地下组织。胡兰成自以为了不起，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他就设想到这一层：他是汪精卫面前的红人，以前还想扳倒过周佛海，两人之间一直心存芥蒂，周佛海怎么可能仅凭他的推荐就重用什么人？

　　熊健东当了税警团副总团长后，因为"清乡"的利益冲突，经常有矛盾，甚至火拼。有一次熊剑东在上海北站被人行刺，后查知幕后主使乃是李士群，于是暴怒异常，发誓要杀了李士群，也派出了暗杀人员，但李士群本身搞的就是特工，所以熊剑东一直找不到机会。不过从此，七十六号就又多加了一重戒备，而熊家连楼梯口也架起了机关枪，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就这么相持着。

　　熊剑东找了个机会暗中收买到七十六号的行动大队长林之江，想给李士群背后一刀。不料被李士群发觉，逮捕了林之江要杀掉。他故技重施，下达了决杀令之后，就远遁南京，避人耳目，和当年吴四宝之死如出一辙。

　　胡兰成虽然对林之江也没什么好感，但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想法，定要帮熊剑东对付李士群，所以就积极给熊剑东出谋划策，让他拉上日本宪兵到七十六号，只说找林之江问话。熊剑东依法照做这么过去了，李士群手下的人看见日本宪兵插手果然措手不及，林之江于是被救了出来。

　　李士群知道后大为愤怒，他一下就料到是胡兰成出的主意，立刻实施报复。他趁胡兰成前去南京时，派人包围了在上海的《国民新闻》报馆，把胡兰成的人统统赶走，自己让七十六号的机要秘书黄敬斋做了《国民新闻》的社长。胡兰成知道此事后愤怒地去责问他，李士群则继续装傻充愣。

　　胡兰成夺不回报社，心中憋了一肚子气，熊剑东见状则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胡兰成拉到和他同一个战线了，于是又来请胡兰成设计。胡兰成说李士群现在势力大，是因为他身兼两大要职，既管特工又管江苏省行政，必要先折他一臂，才能把他拉下马。

（１２）


　　熊剑东觉得胡兰成很有道理，又回去和周佛海商议。周佛海自李士群走红开始就不满意他，因为特工局的职位是他被玩阴的弄走了，当了部长之后在政治上还与他争官夺位，甚至有时还在经济上敲他的竹杠，周佛海也不会买他的帐，二人积怨也颇深。李士群喜欢暗箭伤人，他派人在一天晚上将周佛海南京的一套住宅点火烧着，东西烧了个精光。周佛海大为光火，也一直伺机报复。

　　熊剑东和周佛海商议一计，联合陈公博及汪伪政府的日本顾问影佐祯昭一起向汪精卫进言，建议取消李士群管的警政部，因为这时日本人也开始担心李士群权力过于膨胀。汪精卫一探李士群的口风，他便仗着羽翼已丰，就用辞掉所有职务来要挟汪精卫，加上陈璧君也不赞同撤掉李士群。汪精卫在双重压力之下，权衡再三，才撤掉了警政部以应付周佛海和日本人，但随即新成立了一个调查统计部安抚李士群。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是旗鼓相当，双方都没占到便宜。但由于是周佛海这边先发难，所以这一次，其实是李士群赢了一场。

　　就这样熊剑东和李士群的明争暗斗就这么一直相持不下，双方互有攻守地这么胶着。有一天，熊剑东又来向胡兰成问计，胡兰成想了想说；"日本人现在对他应该也有所不满了，可以先切断李士群与日本人的联系。"

　　李士群自以为智计过人左右逢源，便拉下四通八达的关系，既暗中私通重庆军统局，又与延安的军统一直保持联系，还曾秘密会见中共高级代表潘汉年，给苏北的新四军运过物资。他自以为留下后路无数，没想到这同时脚踏的几条船，都没踏好，反而让人觉得他两面三刀，不可信任。

　　1943年春天，李士群的大劫来了。一方面重庆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同样也暗通重庆的周佛海下达了铲除李士群的密令；另一边，东京方面也决定让上海的日本宪兵处死李士群。

　　又这样过了两个月，一切仍然在暗中进行。这天，在南京的胡兰成来到了罗君强家。边疆委员会已经在这年撤销了，罗君强改做了司法行政部长。胡兰成进到客厅，卫士说道："部长在楼上，熊先生与冈村宪兵中佐也在。"说完转身准备去通报。胡兰成立刻阻止了他："没有关系，我自己玩一会儿就走。"

　　熊剑东听见楼下有动静，走了下来，跟胡兰成说我正要问你一件事，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东京方面的覆示已经到了，李事现地善处，看来需要避免否则会引致严重的后果。只是现在不能确定，你是汪先生的亲信，所以要问问你，如果杀了李士群，汪先生会不会不干了？"

　　胡兰成肯定地回答道："不会！政府非要随便拆散，而人已死，汪先生只会追悼罢了。"

　　熊剑东又追问："你确定是这样吗？"

　　胡兰成回答："当然。"然后熊剑东又急忙上楼去了。

　　胡兰成一个人在客厅里看着水仙，逗留了片刻，这才出门回家了。他知道，事变很快就要发生了；但是，他仍然压制住自己什么也不问熊剑东。

　　大概过了五六天，就传来李士群从上海回苏州死了的消息，并且与吴四宝一样，也是被毒杀的。李士群在上海的时候，宪兵部冈村出面调解，于是将熊剑东和李士群拉在了一起；双方最后决定，熊做李的副手，李给熊三千万元，然后又一起吃了晚饭。

　　其实冈村已经在饭菜里下了毒，李士群当时就已经发觉食物的味道不对，谎称解手，想将喉咙里的食物抠出来。谁曾想，冈村更加老奸巨猾，也借口想要方便，跟着李士群到了厕所，李士群无奈只好放弃。后来毒性发作，李士群痛苦万分，竟拔枪准备自杀，身边的人及时将抢夺了过来，直到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荪赶来的时候，李士群的血管已经硬化得连盐水针针头都扎不进去了。

　　李士群死后一个月，胡兰成才从南京赶到上海去佘爱珍家，楼上见到她后，便迫不及待地说道："吴先生的仇我已经报了！"

　　作为仇家的佘爱珍，李士群之死哪还等到一个月才知道？所以，当胡兰成自豪地告诉她时，她表情冷淡一句话也没说。此时，她能说些什么呢？说什么能让吴四宝复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