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好长阿^等哪天坐火车的时候回来看~

未完待续

这是怎么回事?
　　直到那时，我们的邂逅可以解释成礼节性的问候，一个男人问起另外一个男人。但我问了她问题，如果她回答，我们将会……这么说吧，我们将会聊天。我，一个单身的青年男子，而她是个未婚的少女。她有过一段历史，这就够了。我们正徘徊在风言风语的危险边缘，毒舌会说长道短，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将会是她，不是我——我十分清楚阿富汗人的双重标准，身为男性，我占尽便宜。不是“你没见到他找她聊天吗?”而是“哇，你没看到她舍不得他离开吗?多么不知道廉耻啊!”
　　按照阿富汗人的标准，我的问题很唐突。问出这句话，意味着我无所遮掩，对她的兴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个男人，我所冒的风险，顶多是尊严受伤罢了，受伤了会痊愈，可是名誉毁了不再有清白。她会接受我的挑战吗?
　　她翻过书，让封面对着我。《呼啸山庄》。“你看过吗?”她说。
　　我点点头。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那是个悲伤的故事。”
　　“好书总是跟悲伤的故事有关。”她说。
　　“确实这样。”
　　“听说你写作?”
　　她怎么知道?我寻思是不是她父亲说的，也许她曾问过他。我立即打消了这两个荒谬的念头。父亲跟儿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论妇女。但不会有阿富汗女子——至少是有教养的阿富汗淑女——向她父亲问起青年男子。而且，没有父亲，特别是一个有名誉和尊严的普什图男人，会跟自己的女儿谈论未婚少男，除非这个家伙是求爱者，已经做足体面的礼节，请他父亲前来提亲。
　　难以置信的是，我听见自己说:“你愿意看看我写的故事吗?”
　　“我愿意。”她说。现在我从她的神情感觉她有些不安，她的眼睛开始东瞟西看，也许是看看将军来了没有。我怀疑，要是让他看到我跟她女儿交谈了这么久，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也许改天我会带给你，”我说。我还想说些什么，那个我曾见到跟索拉雅在一起的女人走进过道。她提着塑料袋，里面装满水果。她看到我们，滴溜溜的眼珠看着我和索拉雅，微笑起来。
　　“亲爱的阿米尔，见到你真高兴。”她说，把袋子放在桌布上。她的额头泛出丝丝汗珠，一头红发看上去像头盔，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她头发稀疏的地方露出点点头皮。她有双绿色的小眼睛，埋藏在那圆得像卷心菜的脸蛋上，牙齿镶金，短短的手指活像香肠。她胸前挂着一尊金色的安拉，链子在她皮肤的褶皱和脖子的肥肉间忽隐忽现。“我叫雅米拉，亲爱的索拉雅的妈妈。”
　　“你好，亲爱的阿姨。”我说，有些尴尬，我经常身处阿富汗人之间，他们认得我是什么人，我却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
　　“你爸爸还好吗?”她说。
　　“他很好，谢谢。”
　　“你认识你的爷爷伽兹老爷吗?他是个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爷爷是表亲。”她说，“所以你看，我们还是亲戚呢。”她微笑着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边的嘴角有点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间转起来。
　　有一次，我问爸爸，为什么塔赫里将军的女儿还没有嫁出去。“没有追求者，”爸爸说，“没有门当户对的追求者。”他补充说。但他再也不说了——爸爸知道这种致命的闲言碎语会给少女未来的婚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门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见风使舵的家伙。这儿几句闲话，那儿数声诋毁，他们就会像惊鸟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断有婚礼举行，可是没人给索拉雅唱“慢慢走”，没有人在她手掌涂指甲花，没有人把《可兰经》摆放在她头巾上，每个婚礼上，陪着她跳舞的，总是塔赫里将军。
　　而如今，这个妇女，这个母亲，带着令人心碎的渴望，讨好微笑，对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饰。我对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这全都因为，我赢得了那场决定我性别的基因博彩。
　　我从来没能看穿将军的双眸，但我从他妻子眼里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会遇到对手，那绝对不是她。
　　“请坐，亲爱的阿米尔。”她说，“索拉雅，给他一张椅子，我的孩子。洗几个桃子，它们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里太太说，显然，她被我礼貌地婉拒她的得体举止打动了。“那么，给你，至少带上这个。”她抓起一把猕猴桃，还有几个桃子，放进纸袋，坚持要我收下。“替我问候你爸爸，常来看看我们。”
　　“我会的，谢谢你，亲爱的阿姨。”我说，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索拉雅正望着别处。
　　“我还以为你去买可乐了呢。”爸爸说，从我手里接过那袋桃子。他看着我，神情既严肃，又戏谑。我开始找说词，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挥挥手:“别费劲了，阿米尔。只要记得我说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着闪烁的阳光在索拉雅眼里舞动的样子，想着她锁骨上方那美丽的凹陷。我在脑里一遍又一遍回放着我们的对话。她说的是“我听说你是个作家”还是“我听说你写作”?是哪句呢?我捂紧被子，盯着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过连续六个漫漫的雅尔达之夜，我才能再次见到她。

好几个星期都是如此这般。我等到将军散步离开，然后走过塔赫里的货摊。如果塔赫里太太在，她会请我喝茶、吃饼干，我们会谈起旧时在喀布尔的光景，那些我们认识的人，还有她的关节炎。她显然注意到我总是在她丈夫离开的时候出现，但她从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刚刚才走开。”她会说。我真的喜欢塔赫里太太在那儿，并且不仅是由于她和善的态度，还因为有她母亲在场，索拉雅会变得更放松、更健谈。何况她在也让我们之间的交往显得正常——虽然不能跟塔赫里将军在场相提并论。有了塔赫里太太的监护，我们的约会就算不能杜绝风言风语，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过她对我套近乎的态度明显让索拉雅觉得尴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单独在他们的货摊上交谈。她正告诉我学校里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学习她的通选课程，她在弗里蒙特的“奥龙专科学校”就读。
　　“你打算主修什么呢?”
　　“我想当老师。”她说。
　　“真的吗?为什么?”
　　“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获得了英语培训证书，现在我每周有一个晚上到公共图书馆教书。我妈妈过去也是教师，她在喀布尔的高级中学教女生法尔西语和历史。”
　　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头戴猎帽，出价3块钱，想买一组5块钱的烛架，索拉雅卖给他。她把钱丢进脚下那个小小的糖果罐，羞涩地望着我。“我想给您讲个故事，”她说，“可是我有点难为情。”
　　“讲来听听。”
　　“它有点傻。”
　　“告诉我吧。”
　　她笑起来,“好吧，在喀布尔，我四年级的时候，我爸爸请了个打理家务的佣人，叫兹芭。她有个姐妹在伊朗的马夏德。因为兹芭不识字，每隔不久，她就会求我给她姐妹写信。每当她姐妹回信，我会念给兹芭听。有一天，我问她想不想读书识字。她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双眼放光，说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业之后，我们就坐在厨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认字母。我记得有时候，我作业做到一半，抬起头，发现兹芭在厨房里，搅搅高压锅里面的牛肉，然后坐下，用铅笔做我前一天夜里给她布置的字母表作业。”
　　“不管怎样，不到一年，兹芭能读儿童书了。我们坐在院子里，她给我念达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过全对。她开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师’。”她又笑起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孩子气，但当兹芭第一次自己写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书，别的什么都不想做。我为她骄傲，觉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您说呢?”
　　“是的。”我说谎。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识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涩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学院，我妈妈总是暗示我选择医学院。但我想要成为教师。虽然在这里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妈妈也是教师。”我说。
　　“我知道，”她说，“我妈妈跟我说过。”接着因为这句话，她脸上泛起红晕。她的答案暗示着，我不在的时候，她们曾经“谈起阿米尔”。我费了好大劲才忍住让自己不发笑。
　　“我给你带了些东西，”我从后裤兜掏出一卷订好的纸张，“实现诺言。”我递给她一篇自己写的小故事。
　　“哦，你还记得。”她说，笑逐颜开,“谢谢你!”我没有时间体会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较正式的“您”称呼我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突然间她的笑容消失了，脸上的红晕褪去，眼睛盯着我身后。我转过身，跟塔赫里将军面对面站着。
　　“亲爱的阿米尔，抱负远大的说故事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他说，挂着淡淡的微笑。
　　“你好，将军大人。”我嗫嚅着说。
　　他从我身旁走过，迈向货摊。“今天天气很好，是吗?”他说，拇指搭在他那间背心的上袋，另一只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纸卷给了他。
　　“他们说整个星期都会下雨呢。很难相信吧，是吗?”他把那卷纸张丢进垃圾桶。转向我，轻轻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并排走了几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当喜欢你。你是个有教养的孩子，我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叹了口气，挥挥手，“……即使有教养的男孩有时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责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场的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着我双眼，“你知道，这里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牙齿,“替我向你爸爸问好，亲爱的阿米尔。”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么回事?”爸爸说，接过一个老妇人买木马的钱。
　　“没事。”我说。我坐在一台旧电视机上。不过还是告诉他了。
　　“唉，阿米尔。”他叹气。
　　结果，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让我烦恼太久。
　　因为那个星期稍晚一些时候，爸爸感冒了。
　　开始只是有点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愈了，可是咳嗽还是没好。他会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里。我不停地求他去检查，但他会挥手叫我走开。他讨厌大夫和医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医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疟疾。
　　然后，过了两个星期，我撞见他正把一口带血丝的痰咳到马桶里面去。

“你这样多久了?”我说。
　　“晚饭吃什么?”他说。
　　“我要带你去看大夫。”
　　虽说爸爸已经是加油站的经理，那老板没有给他提供医疗保险，而爸爸满不在乎，没有坚持。于是我带他去圣荷塞的县立医院。有个面带菜色、双眼浮肿的大夫接待了我们，自我介绍说是第二年的驻院医师。“他看起来比你还年轻，但比我病得还重。”爸爸咕哝说。那驻院医师让我们下楼去做胸部X光扫描。护士喊我们进去的时候，医师正在填一张表。
　　“把这张表带到前台。”他说，匆匆写着。
　　“那是什么?”我问。
　　“转诊介绍。”他写啊写。
　　“干吗用?”
　　“给肺科。”
　　“那是什么?”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镜，又开始写起来。“他肺部的右边有个黑点，我想让他们复查一下。”
　　“黑点?”我说，房间突然之间变得太小了。
　　“癌症吗?”爸爸若无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许是，总之很可疑。”医生咕哝道。
　　“你可以多告诉我们一些吗?”我问。
　　“没办法，需要先去做CAT扫描，然后去看肺科医生。”他把转诊单递给我。“你说过你爸爸吸烟，对吧?”
　　“是的。”
　　他点点头，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来。“两个星期之内，他们会给你打电话。”
　　我想质问他，带着“可疑”这个词，我怎么撑过这两个星期?我怎么能够吃饭、工作、学习?他怎么可以用这个词打发我回家?
　　我接过那张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后叠起一条毛毯，把它当成祷告用的褥子。我把头磕在地面，暗暗念诵那些记不太清楚的《可兰经》——在喀布尔的时候毛拉要求我们背诵的经文——求求真主大发善心，虽则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时我很羡慕那个毛拉，羡慕他的信仰和坚定。
　　两个星期过去了，我们没有接到电话。我打电话过去，他们告诉我说找不到那张转诊单，问我究竟有没有把它交上去。他们说再过三个星期，会打电话来。我勃然作色，经过一番交涉，把三个星期改为一个星期内做CAT，两个星期内看医生。
　　接诊的肺科医师叫施内德，开头一切都好，直到爸爸问他从哪里来，他说俄国。爸爸当场翻脸。
　　“对不起，大夫。”我说，将爸爸拉到一旁。施内德大夫微笑着站起来，手里还拿着听诊器。
　　“爸爸，我在候诊室看过施内德大夫的简历。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国人，远比你和我更美国。”
　　“我不在乎他在哪儿出生，他是俄国佬。”爸爸说，做出扭曲的表情，仿佛那是个肮脏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国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国佬。我当着你妈妈的面发誓，要是他胆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断他的手。”
　　“施内德大夫的父母从俄国逃亡出来，你懂吗?他们逃亡!”
　　但爸爸一点都没听进去。有时我认为，爸爸惟一像爱他妻子那样深爱着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国。我差点儿抓狂大叫，但我只是叹口气，转向施内德医师。“对不起，大夫，没有办法。”
　　第二个肺科医师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声音轻柔，留着弯曲的小胡子，一头银发。他告诉我们，他已经看过CAT扫描的结果，接下来他要做的，是进行一项叫支气管镜检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块做病理学分析。他安排下个星期进行。我搀扶爸爸走出诊室，向大夫道谢，心里想着如今我得带着“肺块”这个词过一整个星期了，这个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这儿陪着我。
　　就像魔鬼一样，癌症有各种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麦细胞恶性肿瘤”。已经扩散。没法开刀。爸爸问起病况，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严重”这个词。“当然，可以做化疗。”他说，“但那只是治标不治本。”
　　“那是什么意思?”爸爸问。
　　阿曼尼叹气说:“那就是说，它无法改变结果，只能延迟它的到来。”
　　“这个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谢谢你。”爸爸说，“但请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疗。”他露出如释重负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宾斯太太的柜台上放下那叠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别在公众场合跟我顶嘴，阿米尔，永远不要。你以为你是谁?”
　　塔赫里将军在跳蚤市场提到的雨水姗姗来迟了几个星期，但当我们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诊室，过往的车辆令地面上的积水溅上人行道。爸爸点了根烟。我们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车里抽烟。
　　就在他把钥匙伸进楼下大门的锁眼时，我说:“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化疗，爸爸。”
　　爸爸将钥匙放进口袋，把我从雨中拉进大楼破旧的雨棚之下，用拿着香烟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经决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该怎么办?”我说，泪如泉涌。
　　一抹厌恶的神色掠过他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在我小时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盖，放声大哭，他也会给我这种脸色。当时是因为哭泣让他厌恶，现在也是因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岁了，阿米尔!一个成年人!你……”他张开嘴巴，闭上，再次张开，重新思索。在我们头顶，雨水敲打着帆布雨棚。“你会碰到什么事情，你说?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教你的，就是让你永远别问这个问题。”

他打开门，转身对着我。“还有，别让人知道这件事情，听到没有?别让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然后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厅里。那天剩下的时间里，他坐在电视机前，一根接一根抽烟。我不知道他藐视的是什么，或者是谁。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许是他从来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么一阵，即使是癌症也没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场去。我们星期六仍搜罗各处车库卖场，爸爸当司机，我指路，并且在星期天摆摊。铜灯。棒球手套。坏了拉链的滑雪夹克。爸爸跟在那个古老的国家就认识的人互致问候，我和顾客为一两块钱讨价还价。仿佛一切如常。仿佛我成为孤儿的日子并没有随着每次收摊渐渐逼近。
　　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有时会逛到我们这边来。将军仍是一派外交官风范，脸带微笑跟我打招呼，用双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里太太的举止显得有些冷漠，但她会趁将军不留神，偷偷低头朝我微笑，投来一丝歉意的眼光。
　　我记得那段岁月出现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听到爸爸在浴室里呻吟。第一次发现他的枕头上有血。执掌加油站三年以来，爸爸从未请过病假。又是一个第一次。
　　等到那年万圣节，星期六的下午刚过一半，爸爸就显得疲累不堪，我下车去收购那些废品时，他留在车上等待。到了感恩节，还没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现，假雪洒在花旗松的枝桠上，爸爸呆在家里，而我独自开着那辆大众巴士，穿梭在半岛地区。
　　在跳蚤市场，阿富汗人偶尔会对爸爸的消瘦议论纷纷。起初，他们阿谀奉承，问及爸爸饮食有何秘方。可是询问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体重却继续下降。磅数不断减少，再减少。他脸颊深陷，太阳穴松塌，眼睛深深凹进眼眶。
　　接着，新年之后不久，在一个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卖灯罩给一个壮硕的菲律宾人，我在大众巴士里面东翻西找，寻找一条毛毯盖住他的腿。
　　“喂，小子，这个家伙需要帮忙!”菲律宾人焦急地喊道。我转过身，发现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来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湿了胡子。他眼珠上翻，只见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们涌过来。我听见有人说发作了，另外有人说“快打911!”，我听见一阵跑步声。人群围过来，天空变得阴暗。
　　爸爸的泡沫变红了，他在咬自己的舌头。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说我在这里爸爸，我在这里，你会好的，我就在这里。好像如此这般，我就能减缓他的病痛，让它们不再烦我爸爸。我感到膝盖一片潮湿。爸爸小便失禁了。嘘，亲爱的爸爸，我在这里。你的儿子就在这里。
　　那个白胡子的大夫头顶油光可鉴，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扫描。”他说。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灯箱上，用铅笔带橡皮擦的那头指着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图片，好像警察将凶手的大头像展示给罹难者的家属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脑看起来像个胡桃的切面，点缀着几个网球状的灰色阴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转移了。”他说，“他必须服用类固醇，以便缩减他大脑里的肿块，还得吃抗中风的药物。我建议做放射线治疗，你明白的我意思吗?”
　　我说我明白。我已经熟悉癌症的相关术语了。
　　“那就好，”他说，看看他的寻呼机，“我得走了，不过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给我打传呼。”
　　“谢谢你。”
　　那天晚上，我彻夜坐在爸爸床边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诊室挤满了阿富汗人，有纽瓦克来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时的工程师。他们纷纷走进来，语调沉痛地向爸爸表达他们的敬意，祝福他尽早康复。那时爸爸已经醒了，他虚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过了一半，塔赫里将军和他太太也来了。索拉雅跟在后面，我们对望了一眼，同时将眼光移开。“你好吗，老朋友。”塔赫里将军说，捂着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着臂上的输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将军回以微笑。
　　“你们不应如此麻烦的，你们大家。”爸爸呻吟着说。
　　“这不麻烦。”塔赫里太太说。
　　“一点都不麻烦。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么吗?”塔赫里将军说，“什么都行，请把我当成你的兄弟。”
　　我记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说起普什图人的事情。我们也许头脑顽固，我知道我们太过骄傲，可是，在危难的时刻，相信我，你会宁愿在身边的是普什图人。
　　爸爸在枕上摇摇头:“你能到这里来已经叫我很高兴了。”将军脸现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么样?亲爱的阿米尔?你需要什么东西吗?”
　　他竟然那样看着我，眼中充满慈爱……“不，谢谢，将军大人。我……”我喉咙一哽，泪水止不住掉下来，冲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灯箱边上哭泣，就在那儿，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凶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门开了，索拉雅从他的病房走出来。她站在我身边，穿着灰色的长衫和牛仔裤。她的头发倾泻而下。我想在她怀里寻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尔。”她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却拿不出什么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么吗?”
　　“不。”我挤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碰触。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脸上，眼睛上，然后任她抽走。“你最好还是回到里面去，不然你爸爸会出来找的。”
　　她笑着点点头，“那我回去。”她转身离开。
　　“索拉雅?”
　　“怎么啦?”
　　“我很高兴你来了。这对我……意味着一切。”
　　隔了两天，他们让爸爸出院。他们请来一位放射线肿瘤学专家，游说爸爸接受放射线治疗。爸爸拒绝了。他们试图让我也加入到游说的行列中去。但我见到爸爸脸上的表情，对他们表达谢意，在他们的表格上签名，用那辆福特都灵将爸爸带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发上，身上盖着一条羊毛毯。我给他端来热红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后，轻而易举地将他扶上来。他的肩侧在我手中感觉就像鸟儿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儿瘦骨嶙峋，肤色很差。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谢谢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办点事情，如果你身体还撑得过去的话。”
　　“什么事?”
　　“我想你帮我提亲，我想你到塔赫里将军家里去，向他提亲。”
　　爸爸的干嘴唇绽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树叶上的一点绿色。“你想好了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清楚过。”
　　“你仔细考虑了吗?”
　　“当然，爸爸。”
　　“那把电话给我，还有我那本小笔记本。”
　　我眨眨眼:“现在?”
　　“不然还等什么时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电话给他，还有爸爸用来记录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电话号码的本子。他找到塔赫里的号码。拨号。把听筒提到耳边。我的心脏在胸口怦怦跳。
　　“亲爱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说，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谢谢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谢谢了。”他听了一会儿，点点头，“我会记住的，谢谢。将军大人在家吗?”停下。“谢谢。”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发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头，塞在嘴里，咬着它。爸爸轻轻哼笑。
　　“将军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将军大人，我打电话来，是想问，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访你和塔赫里太太，有件很荣誉的事情……是的……十一点刚刚好。到时见。再见。”
　　他挂上电话。我们看着对方。我突然笑起来，爸爸也跟着加入。
　　爸爸弄湿头发，将其朝后梳。我帮他穿上干净的白衬衫，替他打好领带，发现领口的纽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间多出了两英寸的空间。我在想当爸爸逝去，该留下多大的虚空。我强迫自己想别的。他没逝去，还没有，今天应该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装的上衣，我毕业那天他穿着那件，松松垮垮挂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厉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只好把袖子卷起来。我弯腰替他绑好鞋带。
　　塔赫里一家住在一座单层的平房里面，那一带是弗里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顶，还有个围起的门廊，我看见上面有几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车，再溜回车里。他倚着副驾驶座的车窗:“回家去吧，过一个小时我打电话给你。”
　　“好的，爸爸。”我说，“好运。”
　　他微笑。
　　我驱车离开。透过观后镜，爸爸正走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尽最后一次为人父的责任。
　　我在我们住所的客厅走来走去，等待爸爸的电话。客厅长15步，宽10步半。如果将军拒绝怎么办?要是他讨厌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进厨房，查看烤炉上的时钟。
　　快到中午的时候电话响起。是爸爸。
　　“怎么样?”
　　“将军同意了。”
　　我松了一口气。坐下，双手颤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过亲爱的索拉雅在阁楼她的房间里面，她想先跟你谈谈。”
　　“好的。”
　　爸爸对某个人说了几句话，接着传来两下按键声，他挂了电话。
　　“阿米尔?”索拉雅的声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说，换手握住听筒。我在微笑。“我太高兴了，不知道说什么。”
　　“我也很高兴，阿米尔。我……我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听着，”她说,“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须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么。”
　　“你必须知道。我不想我们一开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宁愿亲口告诉你。”
　　“如果那会让你觉得好一些，你就告诉我吧。但是它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电话那端沉默了好久。“我们在弗吉尼亚生活的时候，我跟一个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时我十八岁……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们同居了将近一个月。弗吉尼亚所有的阿富汗人议论纷纷。”
　　“最后爸爸找到我们。他站在门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说我恨他……”

“不管怎样，我回家了，并且……”她在哭，“对不起。”我听见她放低话筒，擦着鼻子。“对不起，”她又开始了，声音有点嘶哑，“我回到家里，发现妈妈中风了，她右半边脸麻痹……我觉得很内疚。她本来不会这样的。”
　　“过后不久，爸爸就举家搬到加利福尼亚来了。”跟着一阵沉默。
　　“你和你爸爸现在怎么样?”我说。
　　“我们一直有分歧，现在还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顿，“那么，我所说的让你为难吗?”
　　“有一点。”我说。这次我对她说了真话。我不能欺骗她，在听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后，说我的尊严毫发无伤是假的，毕竟我从来没把女人带上床。这让我非常为难，但在让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而每次到最后，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我凭什么去指责别人的过去?
　　“你很为难，要改变主意吗?”
　　“不，索拉雅。没那么严重。”我说，“你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来。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开了，说出来了，得到解决了。我张开嘴巴，差点告诉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对他说谎，把他赶出家门，还毁坏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谊。但我没有。我怀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里都比我好得多。勇气只是其中之一。

隔日早晨，我们到塔赫里家里，完成“定聘”的仪式，我不得不把福特停在
马路对面。他们的车道挤满了轿车。我穿着海军蓝西装，昨天我把前来提亲的爸
爸接回家之后，去买了这身衣服。我对着观后镜摆了摆领带。
    “你看上去很帅。”爸爸说。

    “谢谢你，爸爸。你还好吗？你觉得撑得住吗？”

    “撑得住？今天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天，阿米尔。”他说，露出疲累的
微笑。

    我能听见门那边的交谈声、欢笑声，还有轻柔的阿富汗音乐——听起来像乌
斯塔德·萨拉汉[Ustad Sarahang （1924～1983），阿富汗歌星] 的情歌。我按
门铃。一张脸从前窗的窗帘露出来，又缩回去。“他们来了。”我听见有个女人
说。交谈声戛然而止，有人关掉音乐。

    塔赫里太太打开门。“早上好。”她说，眼里洋溢着喜悦。我见她做了头发，
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衣服。我跨进门廊，她眼睛湿润。“你还没进屋子我就
已经哭了，亲爱的阿米尔。”她说。我在她手上吻了一下，跟爸爸前一天夜里教
我那样如出一辙。

    她领着我们，走过被灯光照得通明的走廊，前往客厅。我看见镶木板的墙上
挂着照片，照片中的人都将成为我的亲人：年轻的塔赫里太太头发蓬松，跟将军
在一起，背景是尼亚加拉大瀑布；塔赫里太太穿着无缝外套，将军穿着窄领外套，
系着细领带，头发又黑又密；索拉雅正要登上过山车，挥手微笑，阳光照得她银
色的牙套闪闪发亮。还有张照片是将军全套戎装，跟约旦国王侯赛因[HuSSein bin
Talal （1935～1999），1953年至1999年在位] 握手。另一张是查希尔国王的画
像。

    客厅约莫有二十来个客人，坐在靠墙边的椅子上。爸爸走进去时，全部人起
立。我们绕屋走着，爸爸慢慢领路，我跟在后边，和各位宾客握手问好。将军仍
穿着他的灰色西装，跟爸爸拥抱，彼此轻拍对方的后背。他们用严肃的语气，相
互说“你好”。

    将军抱住我，心照不宣地微笑着，仿佛在说：“喏，这就对了，按照阿富汗
人的方式，我的孩子。”我们互相亲吻了三次脸颊。

    我们坐在拥挤的房间里，爸爸和我一边，对面是塔赫里将军和他的太太。爸
爸的呼吸变得有点艰难，不断擦去额头上的汗水，掏出他的手帕咳嗽。他看见我
在望着他，挤出勉强的笑容。“我还好。”他低声说。

    遵从传统风习，索拉雅没出场。

    大家谈了几句，就随意闲聊起来，随后将军假咳了几声。房间变得安静，每
个人都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以示尊重。将军朝爸爸点点头。

    爸爸清清喉咙。他开口说话，然而总要停下来喘气，才能把话说完整。“将
军大人，亲爱的雅米拉……今天，我和我的儿子怀着敬意……到你家来。你们是
……有头有面的人……出身名门望族……血统尊荣。我今天带来的，没有别的，
只有无上的崇敬……献给你，你的家族，还有……对你先人的缅怀。”他歇了一
会儿，等呼吸平息，擦擦额头。“亲爱的阿米尔是我惟一的儿子……惟一的儿子，
他一直是我的好儿子。我希望他……不负你的慈爱。我请求你赐亲爱的阿米尔和
我以荣幸……接纳我们成为你的亲人。”

    将军礼貌地点点头。

    “像你这样的男人的儿子成为我们的家人，我们很荣幸。”他说，“你声誉
卓著，在喀布尔，我就是你谦卑的崇拜者，今天也是如此。你家和我家结成姻亲，
这让我们觉得荣幸。”

    “亲爱的阿米尔，至于你，我欢迎你到我的家里来，你是我们的女婿，是我
掌上明珠的丈夫。今后我们休戚与共。我希望你能够将亲爱的雅米拉和我当成你
的父母，我会为你和亲爱的索拉雅祷告，愿你们幸福。我们祝福你们俩。”

    每个人鼓起掌来，在掌声中，人们把头转向走廊。那一刻我等待已久。

    索拉雅在那端出现。她穿着酒红色的传统阿富汗服装，长长的袖子，配着黄
金镶饰，真是惊艳夺目。爸爸紧紧抓着我的手。塔赫里太太又哭了。索拉雅慢慢
地向我们走来，身后跟着一群年轻的女性亲戚。

    她亲了亲爸爸的手。终于坐在我身边，眼光低垂。

    掌声响起。

　

根据传统，索拉雅家里会举办订婚宴会，也就是所谓“食蜜”仪式。之后是
订婚期，一连持续几个月。随后是婚礼，所有费用将由爸爸支付。
    我们全部人都同意索拉雅和我省略掉“食蜜”仪式。原因大家都知道，虽然
没人真的说出来：爸爸没几个月好活了。

    在筹备婚礼期间，索拉雅和我从无独处的机会——因为我们还没有结婚，甚
至连订婚都没有，那于礼不合。所以我只好满足于跟爸爸一起，到塔赫里家用晚
餐。晚餐桌上，索拉雅坐在我对面。我想像着她把头放在我胸膛上，闻着她的秀
发，那该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像着亲吻她，跟她做爱。

    为了婚礼，爸爸花了三万五千美元，那几乎是他毕生的积蓄。他在弗里蒙特
租了个很大的阿富汗宴会厅，老板是他在喀布尔的旧识，给了他优惠的折扣。爸
爸请来了乐队，给我挑选的钻石戒指付款，给我买燕尾服，还有在誓约仪式要穿
的传统绿色套装。

    在为婚礼之夜所做的全部乱糟糟的准备一幸好多数由塔赫里太太和她的朋友
帮忙——中，我只记得屈指可数的几件事。

    我记得我们的誓约仪式。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坐下，索拉雅和我穿着绿色的衣
服——伊斯兰的颜色，但也是春天和新起点的颜色。我穿着套装，索拉雅（桌子
上惟一的女子）蒙着面，穿长袖衣服。爸爸、塔赫里将军（这回他穿着燕尾服）
还有索拉雅几个叔伯舅舅也坐在桌子上。索拉雅和我低着头，表情神圣而庄重，
只能偷偷斜视对方。毛拉向证人提问，读起《可兰经》。我们发誓，在结婚证书
上签名。索拉雅的舅舅，塔赫里太太的兄弟，来自弗吉尼亚，站起来，清清他的
喉咙。索拉雅曾告诉过我，他在美国生活已经超过二十年。他在移民局工作，娶
了个美国老婆。他还是个诗人，个子矮小，鸟儿似的脸庞，头发蓬松。他念了一
首献给索拉雅的长诗，那是草草写在酒店的信纸上。“哇！哇！亲爱的沙利夫！”
他一念完，每个人都欢呼起来。

　


    我记得走向台上的情景，当时我穿着燕尾服，索拉雅蒙着面，穿着白色礼服，
我们挽着手。爸爸紧挨着我，将军和他太太在他们的女儿那边，身后跟着一群亲
戚，我们走向宴会厅。两旁是鼓掌喝彩的宾客，还有闪个不停的镜头。我和索拉
雅并排站着，她的表弟，亲爱的沙利夫的儿子，在我们头上举起《可兰经》。扬
声器传来婚礼歌谣，慢慢走，就是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那天晚上，玛希帕检查站
那个俄国兵唱的那首。

    将清晨化成钥匙，扔到水井去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让朝阳忘记从东方升起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我记得我们坐在沙发上，舞台上那对沙发好像王位，索拉雅拉着我的手，大
约三百位客人注视着我们。我们举行另外的仪式。在那儿，人们拿给我们一面镜
子，在我们头上覆上一条纱巾，留下我们两个凝望彼此在镜子中的容颜。看到镜
子中索拉雅笑靥如花，我第一次低声对她说我爱她。一阵指甲花般的红晕在她脸
庞绽放。

    我记得各色佳肴，有烤肉，炖肉饭，野橙子饭。我看见爸爸夹在我们两个中
间，坐在沙发上，面带微笑。我记得浑身大汗的男人围成一圈，跳着传统舞蹈，
他们跳跃着，在手鼓热烈的节拍之下越转越快，直到有人精疲力竭，退出那个圆
圈。我记得我希望拉辛汗也在。

    并且，我还记得，我寻思哈桑是不是也结婚了。如果是的话，他蒙着头巾，
在镜子中看到的那张脸是谁呢？他手里握着那涂了指甲花的手是谁的？

    2 点左右，派对从宴会厅移到爸爸的寓所。又上一轮茶，音乐响起，直到邻
居叫来警察。一直到了很晚，离日出不到一个小时，才总算曲终人散，索拉雅和
我第一次并排躺着。终我一生，周围环绕的都是男人。那晚，我发现了女性的温
柔。

    索拉雅亲自提议她搬过来，跟我和爸爸住在一起。

    “我还以为你要求我们住到自己的地方去。”我说。

    “扔下生病的叔叔不顾？”她回答说。她的眼睛告诉我，那并非她为人妻之
道。我亲吻她：“谢谢你。”

    索拉雅尽心照料我的爸爸。早上，她替他准备好面包和红茶，帮助他起床。
她递给他止痛药，浆洗他的衣服，每天下午给他读报纸的国际新闻报道。她做他
最爱吃的菜，杂锦土豆汤，尽管他每次只喝几勺子。她还每天带着他在附近散步。
等到他卧床不起，她每隔一个小时就帮他翻身，以免他得褥疮。

    某天，我去药房给爸爸买吗啡回家。刚关上门，我看见索拉雅匆匆把某些东
西塞到爸爸的毛毯下面。“喂，我看见了。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说。

    “没什么。”索拉雅微笑说。

    “骗人。”我掀起爸爸的毛毯。“这是什么？”我说，虽然我刚一拿起那本
皮面的笔记本，心里就知道了。我的手指抚摸着那挑金线的边缘。我记得拉辛汗
把它送给我那夜，我13岁生日那夜，烟花嘶嘶升空，绽放出朵朵的火焰，红的，
绿的，黄的。

    “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会写这些东西。”索拉雅说。

    爸爸艰难地从枕上抬起头：“是我给她的，希望你别介意。”

    我把笔记本交回给索拉雅，走出房间。爸爸不喜欢见到我哭泣。

    婚礼之后一个月，塔赫里夫妇、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还有索拉雅几个阿
姨到我们家吃晚饭。索拉雅用白米饭、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晚饭后，大家都喝
着绿茶，四人一组打扑克牌。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旁边
就是沙发，爸爸躺在上面，盖着毛毯。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看着索拉雅和
我勾指头，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辽阔
如同喀布尔的夜空，那些白杨树沙沙响、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

    快到午夜，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
膀上，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我们把他放低，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叫我们弯
下身，分别亲了我们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带几片吗啡，亲爱的叔叔。”索拉雅说。

    “今晚不用了。”他说，“今晚不痛。”

    “好的。”她说。她替他盖好毛毯。我们关上门。

    爸爸再也没有醒来。

    他们填满了海沃德清真寺的停车场。在那座建筑后面光秃秃的草坪上，乱七
八糟地停放着众多轿车和越野车。人们不得不朝清真寺以北开上三四条街，才能
找到停车位。

    清真寺的男人区是个巨大的正方形房间，铺着阿富汗地毯，薄薄的褥子井然
有序地排列着。男人们把鞋脱在门口，鱼贯进入房间，盘膝坐在褥子上。有个毛
拉对着麦克风，诵读《可兰经》的章节。根据风俗，我作为死者的家人坐在门边。
塔赫里将军坐在我身边。透过洞开的大门，我看见轿车越停越多，阳光在它们的
挡风玻璃上闪耀。从车上跳下乘客，男人穿着黑色的西装，女眷身穿黑色的衣服，
头部则笼罩白色面纱。

    《可兰经》的经文在屋子里回荡，我想起爸爸在俾路支赤手空拳和黑熊搏斗
那个古老的传说。爸爸毕生都在和熊搏斗。痛失正值芳年的妻子；独自把儿子抚
养成人；离开他深爱的家园，他的祖国；遭受贫穷、屈辱。而到了最后，终于来
了一只他无法打败的熊。但即便这样，他也绝不妥协。

    每轮祷告过后，成群的哀悼者排着队，他们在退出的时候安慰我。我尽人子
之责，和他们握手。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我素未晤面。我不失礼节地微笑，感谢他
们的祝愿，倾听他们提到爸爸时的言语。

    “……帮我在泰曼尼盖了房子……”

    “……保佑他……”

    “……我走投无路，他借钱给我……”

    “……他与我一面之缘，帮我找到工作……”

    “……他就像我的兄弟……”

    听到这些，我才明白自己的生活、身上的秉性有多少是来自爸爸，才知道他
在人们的生命中留下的烙印。终我一生，我是“爸爸的儿子”。如今他走了。爸
爸再也不会替我引路了，我得自己走。

    想到这个，我不由害怕。

    早些时候，在公共墓地那块小小的穆斯林墓区，我看着他们将爸爸放到墓穴
里面。毛拉和另外一个男人开始争论，在下葬的时候究竟该引用哪段《可兰经》
经文才算正确。若非塔赫里将军插手，他们一定闹得不可开交。毛拉选了一段经
文，将其颂读出来，鄙夷地望着那个人。我看着他们将第一铲泥土丢进爸爸墓穴，
然后走开。我走到墓园的另一边，坐在一株红枫树的阴影下面。

    最后一批哀悼者已经致哀完毕，清真寺人去楼空，只有那个毛拉在收起麦克
风，用一块绿布裹起《可兰经》。将军和我走进黄昏的阳光中。我们走下台阶，
走过一群吸烟的男人。我零星听到他们谈话，下个周末在尤宁城有场足球赛，圣
克拉拉新开了一家阿富汗餐厅。生活已然在前进，留下爸爸在后面。

　

“你怎么样，我的孩子？”塔赫里将军说。
    我咬紧牙齿，将忍了一整天的泪水咽下。“我去找索拉雅。”我说。

    “好的。”

    我走进清真寺的女人区。索拉雅和她妈妈站在台阶上，还有几个我似乎在婚
礼上见过的女士。我朝索拉雅招招手。她跟母亲说了几句话，向我走来。

    “可以陪我走走吗？”

    “当然。”她拉起我的手。

    我们沿着一条蜿蜒的碎石路，默默前行，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篱笆。我们坐在
长凳上，看见不远处有对年老夫妇，跪在墓前，将一束雏菊放在墓碑上。“索拉
雅？”

    “怎么了？”

    “我开始想他了。”

    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爸爸的戒指在她手上闪闪发亮。我能看到，在她身
后，那些前来哀悼爸爸的人们驾车离开，驶上传教大道。很快，我们也会离开，
第一次，也是永远，留下爸爸孤独一人。

    索拉雅将我拉近，泪水终于掉下来。

    由于我和索拉雅没有经历过订婚期，我对塔赫里一家的了解，多半是来自婚
后。例如，将军患有严重的偏头痛，每月发作一次，持续将近一个星期。当头痛
难忍的时候，将军到自己的房间去，脱光衣服，关掉电灯，把门锁上，直到疼痛
消退才走出来。他不许任何人进去，不许任何人敲门。他终究会出来，穿着那身
灰色的西装，散发着睡眠和床单的气味，血红的双眼浮肿。我从索拉雅口中得知，
自她懂事起，将军就和塔赫里太太分房睡。我还知道他有时很小气，比如说他妻
子把菜肴摆在他面前，他会尝一口，就叹着气把它推开。“我给你做别的。”塔
赫里太太会说。但他不理不睬，阴沉着脸，只顾吃面包和洋葱。这让索拉雅很恼
怒，让她妈妈哭起来。索拉雅告诉我，说他服用抗抑郁的药物。我了解到他靠救
济金生活，而他到了美国之后还没工作过，宁愿用Gov签发的支票去换现金，也
不愿自贬身份，去干那些与他地位不配的活儿。至于跳蚤市场的营生，在他看来
只是个爱好，一种可以跟他的阿富汗朋友交际的方式。将军相信，迟早有一天，
阿富汗会解放，君主制会恢复，而当权者会再次征召他服役。所以他每天穿上那
身灰色套装，捂着怀表，等待时来运转。

    我了解到塔赫里太太——现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尔时，一度以
美妙的歌喉闻名。虽然她从不曾得到专业训练，但她有唱歌的天赋——我听说她
会唱民歌、情歌，甚至还会唱“拉格”，[Raga ，印度的一种传统音乐] 这可通
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尽管将军非常喜欢听音乐——实际上，他拥有大量阿富
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经典情歌磁带，他认为演唱的事情最好还是留给那些地位低
下的人去做。他们结婚的时候，将军的条款之一就是，她永远不能在公开场合唱
歌。索拉雅告诉我，她妈妈本来很想在我们的婚礼上高歌一曲，只唱一首，但将
军冷冷地盯了她一眼，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买一次彩票，每晚看强
尼·卡森[Johnny Carson（1925-2005 ），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的节目。
白天她在花园里劳动，照料她的蔷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结婚之后，花草和强尼·卡森不再那么受宠了。我成了雅米拉阿
姨生活中的新欢。跟将军防人之心甚强的外交手腕——我继续喊他“将军大人”，
他甚至都没纠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饰她有多么喜欢我。首先，她细
数身上病痛的时候，我总是专心聆听，而将军对此充耳不闻。索拉雅告诉我，自
从她母亲中风之后，每次心悸都是心脏病，每一处关节疼痛都是风湿关节炎发作，
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风。我记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给我看她脖子上的肿块。“明
天我会逃课，带你去看医生。”我说。将军笑着说：“那么，你干脆退学不去上
课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历就像鲁米的著作，厚厚好几册呢。”
    但她发现，我不仅是听她诉说病痛的好听众。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来复
枪杀人越货，也依然能得到她对我毫不动摇的怜爱。因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
我使她免受折磨，摆脱了每个阿富汗母亲最大的恐惧：没有门户光彩的人来向她
的女儿提亲。那她的女儿就会独自随着年华老去，无夫无子，无依无靠。凡是女
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杀了她唱歌的天赋。

    并且，从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亚发生的事情的细节。

    我们去参加婚礼。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儿子娶
了个纽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礼举行的宴会厅，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
好的地方。我们站在一群宾客之中，看着新娘从新郎家人手中接过戒指。其时我
们听到两个中年妇女在谈话，她们背对着我们。

    “多么可爱的新娘啊，”她们中一个说，“看看她，那么美丽，就像月亮一
般。”

    “是的，”另外一个说，“而且还纯洁呢，品德良好，没有谈过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诉你，男孩最好别和他表姐那样的女人结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声大哭。我把福特驶向路边，停在弗里蒙特大道的一盏
路灯下面。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撩拨着她的秀发，“谁在乎呢？”

    “这太他妈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们的儿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寻欢作乐，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
没有人会说半句闲话。哦，他们只是找乐子的男人罢了。我不过犯了一次错，而
突然之间，所有人都开始谈论清白和尊严，我一辈子将不得不背负这个罪名，抬
不起头来。”

    我伸出拇指，从她下巴抹去一颗泪珠，就在她的胎记上方。

    “我没跟你说，”索拉雅说，眼里泛着泪花，“那天夜里，我爸爸掏出一把
枪。他告诉……那人……说枪膛里有两颗子弹，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枪打死他，
然后自杀。我尖叫着，用各种各样的话骂我爸爸，跟他说他无法将我锁上一辈子，
告诉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来，泪水沾满嘴唇。“我真的对他那么说，说
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带回家时，我妈妈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来了。她在说话，可是我
一句也没听清，因为她口齿不清，说话含混。于是我爸爸将我带回我的房间，令
我坐在化妆镜前面，给我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叫我把头发都剪下来。我剪的时
候，他就在旁边看着。”

    “一连好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出门。而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无论走到哪里，
我都能听到有人窃窃私语，或者那是想像出来的。四年过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
三千英里，而我还能听到这些话。”

    “让他们去死。”我说。

    她破涕为笑，说：“提亲那夜，我在电话里把事情告诉你，原以为你会改变
主意。”

    “没有什么能改变，索拉雅。”

    她微笑起来，握住我的手。“能够找到你我真幸运。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
人都不同。”

    “让我们永远别提这个了，好吗？”

    “好的。”

    我亲亲她的脸颊，驶离路边。我边开车边寻思自己何以与众不同。也许那是
因为我在男人堆中长大，在我成长的时候，身旁没有女人，从未切身体会到阿富
汗社会有时对待女人的双重标准。也许那是因为爸爸，他是非同寻常的阿富汗父
亲，依照自己规则生活的自由人士，他总是先看社会规范是否人情入理，才决定
遵从还是拒绝。

    但我认为，我不在乎别人的过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自己也有过去。
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后不久，索拉雅和我搬进弗里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离将军和雅米
拉阿姨的寓所只有几条街。索拉雅的双亲给我们买了棕色的沙发，还有一套日本
产的三笠瓷器[Mikasa ，日本出产的高档瓷器品牌] ，作为乔迁之礼。将军还额
外送我一份礼物，崭新的IBM 打字机。他用法尔西语写了一张字条，塞在箱子里
面：
    亲爱的阿米尔：

    我希望你从这键盘上发现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里将军

    我卖掉爸爸的大众巴士，时至今日，我再也没回到跳蚤市场去。每逢周五，
我会开车到墓地去，有时，我发现墓碑上摆着一束新鲜的小苍兰，就知道索拉雅
刚刚来过。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变得波澜不兴，像例行公事。我们共用牙刷和袜子，
交换着看晨报。她睡在床的右边，我喜欢睡在左边。她喜欢松软的枕头，我喜欢
硬的。她喜欢像吃点心那样干吃早餐麦片，然后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圣荷塞州立大学的录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维尔找
到一份保安工作，轮班看守太阳谷某家家具仓库。工作极其无聊，但也带来相当
的好处：下午六点之后，人们统统离开，仓库的沙发堆至天花板，一排排盖着塑
料覆膜，阴影爬上它们之间的通道，我掏出书本学习。正是在家具仓库那间弥漫
着松香除臭剂的办公室，我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本小说。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着进了圣荷塞州立大学，主修教育，这令她父亲大为光
火。

    “我搞不懂你干吗要这样浪费自己的天分，”某天用过晚饭后，将军说，
“你知道吗，亲爱的阿米尔，她念高中的时候所有课程都得优秀？”他转向她，
“像你这样的聪明女孩，应该去当律师，当政治科学家。并且，奉安拉之名，阿
富汗重获自由之后，你可以帮忙起草新的宪法。像你这样聪明的年轻阿富汗人大
有用武之地。他们甚至会让你当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缩，绷紧了脸。“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结了婚的
妇女。还有，他们也需要教师。”

    “谁都可以当教师。”

    “还有米饭吗，妈妈？”索拉雅说。

    在将军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后，雅米拉阿姨试着安慰索拉雅。“他没
有恶意，”她说，“他只是希望你出人头地。”

    “那么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说他有个当律师的女儿。又是一个军功
章。”索拉雅说。

    “胡说八道！”

    “出人头地，”索拉雅不屑地说，“至少我不喜欢他，当人们跟俄国佬干仗，
他只是坐在那儿，干等尘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机而入，去要回他那个一点也不高
贵的官职。教书也许清贫，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爱的，顺便说一下，它
比领救济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说还休：“要是他听到你这么说，以后再也不会跟你搭腔了。”

    “别担心，”索拉雅不耐烦地说，将纸巾丢在盘子里，“我不会伤害他那宝
贝的尊严。”

    1988年夏季，俄国人从阿富汗撤军之前约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小说，讲述
父与子的故事，背景设在喀布尔，大部分是用将军送的打字机写出来的。我给十
几家出版机构寄去征询信。8 月某天，我打开信箱，看到有个纽约的出版机构来
函索取完整的书稿，我高兴得呆住了。次日我把书稿寄出。索拉雅亲了那包扎妥
当的书稿，雅米拉阿姨坚持让我们将它从《可兰经》下穿过。她说要是我书稿被
接受，她就会替我感谢真主，宰一头羊，把肉分给穷人。

    “拜托，别宰羊，亲爱的阿姨。”我说，亲了亲她的脸颊。“只要把钱分给
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别杀羊。”

    隔了六个星期，有个叫马丁·格林瓦特的家伙从纽约给我打电话，许诺当我
的出版代表。我只告诉了索拉雅：“仅仅有了代理机构，并不意味着我的书能够
出版。如果马丁把小说卖掉，我们到时再庆祝不迟。”

    一个月后，马丁来电话，说我就要成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小说家。我告诉索
拉雅，她尖叫起来。

    那天晚上，我们做了丰盛的晚饭，请来索拉雅的父母，以示庆祝。雅米拉阿
姨做了瓤饭团——米饭包着肉丸——和杏仁布丁。将军眼里泛着泪花，说他为我
感到骄傲。塔赫里将军和他妻子离开之后，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买的昂贵干红葡
萄酒，索拉雅和我举杯相庆。将军不赞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时候索拉雅滴酒不沾。

    “你让我感到很骄傲，”她说，举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会为你骄
傲。”

    “我知道。”我说，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灵。

　

等到夜阑人静，索拉雅入睡——酒精总是让她睡意蒙咙——之后，我站在阳
台，吸着冰凉的夏夜空气。我想起拉辛汗，还有那鼓励我写作的字条，那是他读
了我写的第一个故事之后写下的。我想起哈桑。总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会成
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经说。全世界的人都会读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过这么多
美好的事情，这么多幸福的事情，我寻思自己究竟哪点配得上这些。
    小说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让我到五个城市签售。就在
那年，俄国佬的军队从阿富汗撤得干干净净。那本来应该是阿富汗人的光荣。可
是，战乱继续，这次是内战，人民圣战者组织[Muiahedin，1979年在美国的帮助
下成立的民族激进组织，抗击苏联军队；后来成长为阿富汗重要的政治势力] 和
纳吉布拉[Mohamed Najibullah （1947～1996），1987年出任阿富汗人民民主共
和国总统，1992年辞职] 傀儡政权之间的斗争。阿富汗难民依旧如潮水般涌向巴
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在所有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遗
忘。而塔赫里将军，俄国人撤军曾让他燃起希望，又开始给他的怀表上发条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个孩子。

    想到自己要当父亲，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开心，又沮丧又兴
奋。我在想，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父亲呢？我既想成为爸爸那样的父亲，又希望
自己一点都不像他。

    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随着月经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来越沮
丧，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烦恼。等到那时，原先只是旁敲侧击的雅米拉阿姨也变
得不耐烦了。“好啦！我什么时候能给我的孙子唱摇篮曲啊？”将军永远不失普
什图人风范，从来不过问——提起这些问题，意味着试探他女儿和一个男人的性
生活，尽管这个男人跟他女儿结婚已经超过四年之久。但每当雅米拉阿姨问起孩
子，让我们难为情的时候，他总是眼睛一亮。

    “有时生孩子需要花一点时间。”某天夜里我对索拉雅说。

    “一年了，可不是一点时间，阿米尔！”她冷冷说，声音完全像变了一个人，
“肯定有问题，我知道。”

    “那么我们去看看大夫。”

    罗森大夫大腹便便，脸蛋圆润，一口细牙齿相当整齐，说话稍微带点东欧口
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对火车情有独钟——他的办公室到处都是跟铁路历史有
关的书籍、火车头模型，还有各种照片：铁轨上的火车穿过如黛青山或者桥梁。
他的桌子上方悬挂着一条标语：生命如火车，请上车。

    他替我们出谋策划。我先做检查。“男人简单些。”他说，手指在红木办公
桌上轻轻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头脑：简单，很少出入意外。你们女士就
不同了……这么说吧，上帝造你们的时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怀疑他是不是碰到
每对夫妇，都要扯这套管道理论。

    “我们真幸运。”索拉雅说。

    罗森大夫大笑，不过笑声听上去很假。他给我一张测试纸和一个塑料罐，要
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检。我们握手作别。“欢迎上车。”他说，请我们出去。

    我通过了测试。

    接下来几个月，索拉雅不断做检查：基础体温，抽血检查每一种所能想像得
到的荷尔蒙，某种叫“子宫黏液测试”的检查，超声波，更多的血检，更多的尿
检。索拉雅还接受了“宫腔镜”检查——罗森大夫将显微镜插进索拉雅的阴道，
进行检视，他没发现异常。“管道很干净。”他一边脱掉橡胶手套，一边宣布。
我希望他别这样称呼——我们又不是浴室！检查统统结束之后，他解释说他无法
解释为什么我们怀不上小孩。而且，很显然，这并不罕见。这叫“原因不明性不
孕症”。

    接下来是治疗期。我们服用一种叫“克罗米芬”的药物，索拉雅还定期给自
己注射“尿促性素”。这些全没效，罗森大夫建议我们考虑体外受孕。我们收到
一封来自“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美国的预付费
医疗组织，最初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之间，1973年美国通过《健康维护法案》，
自此这种医疗保障制度得到全国性的法律支持。参与HMO 的人通常预先支付若干
费用，即可得到免费医疗和康复服务，但某些特殊的病情除外，如小说中的体外
受孕] 的信函，措辞礼貌，祝我们好运，并说恕不替我们支付那笔费用。

    我们动用我那本小说的预付金支付了治疗费用。体外受孕繁琐冗长，令人沮
丧，最终也没有成功。好几个月在候诊室翻阅诸如《时尚好管家》、《读者文摘》
之类的杂志之后，穿过无数纸袍、走进一间间点着荧光灯的冰冷无菌检查室之后，
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谈论我们性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之后，无数次注射、
探针和采集精子之后，我们回去找罗森大夫和他的火车。

    他坐在我们对面，用手指敲着桌子，第一次用了“收养”这个字眼。索拉雅
一路上哭着回家。

　

我们最后一次去拜访罗森大夫之后那个周末，索拉雅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
父母。我们坐在塔赫里家后院的烧烤椅子上，烤着鳟鱼，喝着酸奶。那是1991年
3 月的某个黄昏。雅米拉阿姨已经给她的蔷薇和新种的金银花浇过水，它们的芳
香混杂着烤鱼的味道。她已经两次从椅子上伸出手，去抚摸索拉雅的头发。“只
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许事情不是这样的。”
    索拉雅一直低头看着她的双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厌倦了这一切。“大夫说
我们可以收养一个。”她低声说。

    听到这个，塔赫里将军抬起头来，给烤炉盖上盖子。“他真的这么说？”

    “他说那是个选择。”索拉雅说。

    在家里我们已经就收养交换过意见，索拉雅并不想那么做。“我知道这很蠢，
也许还有些虚荣，”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说，“可是我止不住这个念头。我
总是梦想，我可以把孩子拥在怀里，知道我用血水养了他九个月，我梦想有一天，
我看着他的眼睛，吃惊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梦想那婴儿会长大成人，笑起来
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没有……这有错吗？”

    “没有。”我说。

    “我很自私吗？”

    “不，索拉雅。”

    “因为如果你真的想那么做”……“

    “不，”我说，“如果我们打算那么做，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有任何动摇，并
且，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要不然对孩子不公平。”

    她把头靠在车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发。

    当时将军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关于收养……这件事，我不知道对我们
阿富汗人来说是否合适。”索拉雅疲惫地看着我，幽幽叹气。“首先，他们长大
成人，想要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他说，“你们对此不能抱怨。你们操劳多年，
所做全为了他们，有时候，他们会离家出走，去寻找给他们生命的人。血缘是最
重要的，我的孩子，千万不能忘记。”

    “我不想再谈论这个话题了。”索拉雅说。

    “我再说一件事。”他说。我察觉到他激动起来了，我们听到将军的一番高
谈阔论：“这里就拿亲爱的阿米尔来说吧。我们都认得他的父亲，我在喀布尔之
时，便认得他的祖父是什么人，还认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们问起，我可以坐下
来，细数他好几代祖先。这就是为什么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来提
亲，我不假思索就应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历
史，也不会要你当他的媳妇。血缘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们收养别人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将谁的血带进家门。”

    “现在，如果你们是美国人，这不成问题。这里的人们为了爱情结合，家族
和祖辈根本不起作用。他们收养孩子也是这样的，只要婴儿健康，每个人都很高
兴。但我们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鱼烤好了吗？”索拉雅说。塔赫里将军眼睛盯着她，他拍拍她的膝盖。
“高兴点吧，就为你身体健康，还有个好丈夫。”

    “你怎么想呢，亲爱的阿米尔？”雅米拉阿姨问。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面一排天竺葵滴着水。“我同意将军大人的看法。”

    将军很满意，点点头，走回烤架去。

    我们都有不收养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将军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
是：也许在某个地方，有某个人，因为某件事，决定剥夺我为人父的权利，以报
复我曾经的所作所为。也许这是我的报应，也许这样是罪有应得。也许事情不是
这样的。雅米拉阿姨说。或者，也许事情注定是这样的。

    几个月后，我们用我第二部小说的预付款作为最低首期付款，买下一座漂亮
的维多利亚式房子，有两个卧房，位于旧金山的巴诺尔山庄。它有尖尖的屋顶，
硬木地板，还有个小小的后院，尽头处有一个晒台和一个火炉。将军帮我重新擦
亮晒台，粉刷墙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们搬得这么远，开车要一个半小时，特别
是她认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爱护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怜悯让
索拉雅难以承受，这才决定搬家。

    有时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听着纱门在和风吹拂下开开关关，
听着蟋蟀在院子里鸣叫。我几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宫里的虚空，它好像是个活着
的、会呼吸的东西。它渗进我们的婚姻，那虚空，渗进我们的笑声，还有我们的
交欢。每当夜阑人静，我会察觉到它从索拉雅身上升起，横亘在我们之间。像新
生儿那样，睡在我们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