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言情类】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色·戒 作者:张爱玲 <连载中> 收藏本帖到:QQ书签|百度搜藏|Google书签|新浪ViVi|雅虎收藏|和讯网摘|POCO网摘|CSDN网摘|鲜果收藏 张爱玲, 胡兰成, 色·戒, 都市, 连载

【都市言情类】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色·戒 作者:张爱玲   <连载中>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正是他们的旷世才情演绎了一曲缠绵悱恻，灵肉纠葛的倾城之恋。本书试图从两个人的人生经历着手，沿着他们相识、爱恋、分手的轨迹，寻觅他们的今生今世，爱恨情仇，全景展现一代才女张爱玲的魅力与哀愁，胡兰成的飞扬与落寞



[ 此贴被竹叶青在2007-11-19 18:20重新编辑 ]

色.戒

        
  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

  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易太太是在自己家里，没穿她那件一口钟，也仍旧“坐如钟”，发福了，她跟佳芝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那时候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了些时。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简出。
  易太太不免要添些东西。抗战后方与沦陷区都缺货，到了这购物的天堂，总不能入宝山空手回。经人介绍了这位麦太太陪她买东西，本地人内行，香港连大公司都要讨价还价的，不会讲广东话也吃亏。他们麦先生是进出口商，生意人喜欢结交官场，把易太太招待得无微不至。易太太十分感激。珍珠港事变后香港陷落，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佳芝也跑起单帮来，贴补家用，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到上海来卖。易太太一定要留她住在他们家。

  “昨天我们到蜀腴去——麦太太没去过。”易太太告诉黑斗篷之一。

  “哦。”

  “马太太这有好几天没来了吧？”另一个黑斗篷说。

  牌声劈啪中，马太太只咕哝了一声“有个亲戚家有点事”。

  易太太笑道：“答应请客，赖不掉的。躲起来了。”

  佳芝疑心马太太是吃醋，因为自从她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

  “昨天是廖太太请客，这两天她一个人独赢，”易太太又告诉马太太。“碰见小李跟他太太，叫他们坐过来，小李说他们请的客还没到。我说廖太太请客难得的，你们好意思不赏光？刚巧碰上小李大请客，来了一大桌子人。坐不下添椅子，还是挤不下，廖太太坐在我背后。我说还是我叫的条子漂亮！

  她说老都老了，还吃我的豆腐。我说麻婆豆腐是要老豆腐嘛！

  嗳哟，都笑死了！笑得麻婆白麻子都红了。”

  大家都笑。

  “是哪个说的？那回易先生过生日，不是就说麻姑献寿哩！”马太太说。

  易太太还在向马太太报道这两天的新闻，易先生进来了，跟三个女客点头招呼。

  “你们今天上场子早。”

  他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房间那头整个一面墙上都挂着土黄厚呢窗帘，上面印有特大的砖红凤尾草图案，一根根横斜着也有一人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西方最近兴出来的假落地大窗的窗帘，在战时上海因为舶来品窗帘料子缺货，这样整大匹用上去，又还要对花，确是豪举。人像映在那大人国的凤尾草上，更显得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

  “马太太你这只几克拉——三克拉？前天那品芬又来过了，有只五克拉的，光头还不及你这只。”易太太说。

  马太太道：“都说品芬的东西比外头店家好嘛！”

  易太太道：“掮客送上门来，不过好在方便，又可以留着多看两天。品芬的东西有时候倒是外头没有的。上次那只火油钻，不肯买给我。”说着白了易先生一眼。“现在该要多少钱了？火油钻没毛病的，涨到十几两、几十两金子一克拉，品芬还说火油钻粉红钻都是有价无市。”

  易先生笑道：“你那只火油钻十几克拉，又不是鸽子蛋，‘钻石’*獱，也是石头，戴*谑稚吓贫即虿欢?恕！*

  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

  易太太道：“不买还要听你这些话！”说着打出一张五筒，马太太对面的黑斗篷啪啦摊下牌来，顿时一片笑叹怨尤声，方剪断话锋。

  大家算胡子，易先生乘乱里向佳芝把下颏朝门口略偏了偏。

  她立即瞥了两个黑斗篷一眼，还好，不像有人注意到。她赔出筹码，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忽道：“该死我这记性！约了三点钟谈生意，会忘得干干净净。怎么办，易先生先替我打两圈，马上回来。”

  易太太叫将起来道：“不行！哪有这样的？早又不说，不作兴的。”

  “我还正想着手风转了。”刚胡了一牌的黑斗篷呻吟着说。

  “除非找廖太太来。去打个电话给廖太太。”易太太又向佳芝道：“等来了再走。”

  “易先生替我打着。”佳芝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了，约了个掮客吃咖啡。”

  “我今天有点事，过天陪你们打通宵。”易先生说。

  “这王佳芝最坏了！”易太太喜欢连名带姓叫她王佳芝，像同学的称呼。“这回非要罚你。请客请客！”

  “哪有行客请坐客的？”马太太说。“麦太太到上海来是客。”

  “易太太都说了。要你护着！”另一个黑斗篷说。

  她们取笑凑趣也要留神，虽然易太太的年纪做她母亲绰绰有余，她们从来不说认干女儿的话。在易太太这年纪，正有点摇摆不定，又要像老太太们喜欢有年青漂亮的女性簇拥的，众星捧月一般，又要吃醋。

  “好好，今天晚上请客，”佳芝说。“易先生替我打着，不然晚上请客没有你。”

  “易先生帮帮忙，帮帮忙！三缺一伤阴骘的。先打着，马太太这就去打电话找搭子。”

  “我是真有点事，”说起正事，他马上声音一低，只咕哝了一声。“待会还有人来。”

  “我就知道易先生不会有工夫，”马太太说。

  是马太太话里有话，还是她神经过敏？佳芝心里想。看他笑嘻嘻的神气，也甚至于马太太这话还带点讨好的意味，知道他想人知道，恨不得要人家取笑他两句。也难说，再深沉的人，有时候也会得意忘形起来。

  这太危险了。今天再不成功，再拖下去要给易太太知道了。

她还在跟易太太讨价还价，他已经走开了。她费尽唇舌才得脱身，回到自己卧室里，也没换衣服，匆匆收拾了一下，女佣已经来回说车在门口等着。她乘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下了车便打发他回去。

  时间还早，咖啡馆没什么人，点着一对对杏子红百折绸罩壁灯，地方很大，都是小圆桌子，暗花细白麻布桌布，保守性的餐厅模样。她到柜台上去打电话，铃声响了四次就挂断了再打，怕柜台上的人觉得奇怪，喃喃说了声：“可会拨错了号码？”

  是约定的暗号。这次有人接听。

  “喂？”

  还好，是邝裕民的声音。就连这时候她也还有点怕是梁闰生，尽管他很识相，总让别人上前。

  “喂，二哥，”她用广东话说。“这两天家里都好？”

  “好，都好。你呢。”

  “我今天去买东西，不过时间没一定。”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等你。你现在在哪里？”

  “在霞飞路。”

  “好，那么就是这样了。”

  片刻的沉默。

  “那没什么了？”她的手冰冷，对乡音感到一丝温暖与依恋。

  “没什么了。”

  “马上就去也说不定。”

  “来得及，没问题。好，待会见。”

  她挂断了，出来叫三轮车。

  今天要是不成功，可真不能再在易家住下去了，这些太太们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也许应当一搭上他就找个什么借口搬出来，他可以拨个公寓给她住，上两次就是在公寓见面，两次地方不同，都是英美人的房子，主人进了集中营。但是那反而更难下手了——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要来也是忽然从天而降，不然预先约定也会临时有事，来不成。打电话给他又难，他太太看得紧，几个办公处大概都安插得有耳目。便没有，只要有人知道就会坏事，打小报告讨好他太太的人太多。

  不去找他，他甚至于可以一次都不来，据说这样的事也有过，公寓就算是临别赠品。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

  “两年前也还没有这样哩，”他拥着吻着她的时候轻声说。

  他头偎在她胸前，没看见她脸上一红。

  就连现在想起来，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见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连邝裕民在内。

  只有梁闰生佯佯不睬，装作没注意她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演过不止一回的一小场戏，一出现在眼前立刻被她赶走了。

  到公共租界很有一截子路。三轮车踏到静安寺路西摩路口，她叫在路角一家小咖啡馆前停下。万一他的车先到，看看路边，只有再过去点停着个木炭汽车。

  这家大概主要靠门市外卖，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虽然阴暗，情调毫无。靠里有个冷气玻璃柜台装着各色西点，后面一个狭小的甬道灯点得雪亮，照出里面的墙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亮晶晶的凸凹不平；一只小冰箱旁边挂着白号衣，上面近房顶成排挂着西崽脱换下来的线呢长夹袍，估衣铺一般。

  她听他说，这是天津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出来开的。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面前一杯咖啡已经冰凉了，车子还没来。上次接了她去，又还在公寓里等了快一个钟头他才到。说中国人不守时刻，到了官场才登峰造极了。再照这样等下去，去买东西店都要打烊了。

  是他自己说的：“我们今天值得纪念。这要买个戒指，你自己拣。今天晚了，不然我陪你去。”那是第一次在外面见面。

  第二次时间更逼促，就没提起。当然不会就此算了，但是如果今天没想起来，倒要她去绕着弯子提醒他，岂不太失身份，煞风景？换了另一个男人，当然是这情形。他这样的老奸巨滑，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

  不是为钱反而可疑。而且首饰向来是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她不是出来跑单帮吗，顺便捞点外快也在情理之中。他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务必叫人捉摸不定。她需要取信于他，因为迄今是在他指定的地点会面，现在要他同去她指定的地方。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到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倒也好，不然在公寓里见面，一到了那里，再出来就又难了。除非本来预备在那里吃晚饭，闹到半夜才走——但是就连第一次也没在那里吃饭。自然要多耽搁一会，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

  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斜对面卡位上有个中装男子很注意她。也是一个人，在那里看报。比她来得早，不会是跟踪她。估量不出她是什么路道？戴的首饰是不是真的？不大像舞女，要是演电影话剧的，又不面熟。

  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

  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借港大的教室上课，上课下课挤得黑压压的挨挨蹭蹭，半天才通过，十分不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虽然同学多数家在省城，非常近便，也有流亡学生的心情。有这么几个最谈得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汪精卫一行人到了香港，汪夫妇俩与陈公博等都是广东人，有个副官与邝裕民是小同乡。邝裕民去找他，一拉交情，打听到不少消息。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不能说是学生，大都是学生最激烈，他们有戒心。生意人家的少奶奶还差不多，尤其在香港，没有国家思想。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

  几个人里面只有黄磊家里有钱，所以是他奔走筹款，租房子，借车子，借行头。只有他会开车，因此由他充当司机。

  欧阳灵文做麦先生。邝裕民算是表弟，陪着表嫂，第一次由那副官带他们去接易太太出来买东西。邝裕民就没下车，车子先送他与副官各自回家——副官坐在前座——再开她们俩到中环。

  易先生她见过几次，都不过点头招呼。这天第一次坐下来一桌打牌，她知道他不是不注意她，不过不敢冒昧。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虽然他这时期十分小心谨慎，也实在别狠了，蛰居无聊，心事重，又无法排遣，连酒都不敢喝，防汪公馆随时要找他有事。共事的两对夫妇合赁了一幢旧楼，至多关起门来打打小麻将。

  牌桌上提起易太太替他买的好几套西装料子，预备先做两套。佳芝介绍一家服装店，是他们的熟裁缝。“不过现在是旺季，忙着做游客生意，能够一拖几个月，这样好了，易先生几时有空，易太太打个电话给我，我去带他来。老主顾了，他不好意思不赶一赶。”临走丢下她的电话号码，易先生乘他太太送她出去，一定会抄了去，过两天找个借口打电话来探探口气，在办公时间内，麦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微雨，黄磊开车接她回来，一同上楼，大家都在等信。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已经下半夜了，邝裕民他们又不跳舞，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去吃及第粥也好，在毛毛雨里老远一路走回来，疯到天亮。

  但是大家计议过一阵之后，都沉默下来了，偶尔有一两个人悄声叽咕两句，有时候噗嗤一笑。

  那嗤笑声有点耳熟。这不是一天的事了，她知道他们早就背后讨论过。

  “听他们说，这些人里好像只有梁闰生一个人有性经验，”

  赖秀金告诉她。除她之外只有赖秀金一个女生。

  偏偏是梁闰生！

  当然是他。只有他嫖过。

  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

  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

  也不止这一夜。但是接连几天易先生都没打电话来。她打电话给易太太，易太太没精打彩的，说这两天忙，不去买东西，过天再打电话来找她。

  是疑心了？发现老易有她的电话号码？还是得到了坏消息，日本方面的？折磨了她两星期之后，易太太欢天喜地打电话来辞行，十分抱歉走得匆忙，来不及见面了，兼邀她夫妇俩到上海来玩，多住些时畅叙一下，还要带他们到南京去游览。想必总是回南京组织政府的计划一度搁浅，所以前一向销声匿迹起来。

  黄磊拖了一屁股的债。家里听见说他在香港跟一个舞女赁屋同居了，又断绝了他的接济，狼狈万分。

  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

  也甚至于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别具用心了。

  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珍珠港事变后，海路一通，都转学到上海去了。同是沦陷区，上海还有书可念。她没跟他们一块走，在上海也没有来往。

  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

在上海，倒给他们跟一个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一个姓吴的——想必也不是真姓吴——一听他们有这样宝贵的一条路子，当然极力鼓励他们进行。他们只好又来找她，她也义不容辞。

  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这咖啡馆门口想必有人望风，看见他在汽车里，就会去通知一切提前。刚才来的时候倒没看见有人在附近逗留。横街对面的平安戏院最理想了，廊柱下的阴影中有掩蔽，戏院门口等人又名正言顺，不过门前的场地太空旷，距离太远，看不清楚汽车里的人。

  有个送货的单车，停在隔壁外国人开的皮货店门口，仿佛车坏了，在检视修理。剃小平头，约有三十来岁，低着头，看不清楚，但显然不是熟人。她觉得不会是接应的车子。有些话他们不告诉她她也不问，但是听上去还是他们原班人马。——有那个吴帮忙，也说不定搞得到汽车。那辆出差汽车要是还停在那里，也许就是接应的，司机那就是黄磊了。她刚才来的时候车子背对着她，看不见司机。

  吴大概还是不大信任他们，怕他们太嫩，会出乱子带累人。他不见得一个人单枪匹马在上海，但是始终就是他一个人跟邝裕民联络。

  许了吸收他们进组织。大概这次算是个考验。

  “他们都是差不多枪口贴在人身上开枪的，哪像电影里隔得老远瞄准。”邝裕民有一次笑着告诉她。

  大概也是叫她安心的话，不会乱枪之下殃及池鱼，不打死也成了残废，还不如死了。

  这时候到临头，又是一种滋味。

  上场慌，一上去就好了。

  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她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微凉有棱，一片空茫中只有这点接触。再抹那边耳朵底下，半晌才闻见短短一缕栀子花香。

  脱下大衣，肘弯里面也搽了香水，还没来得及再穿上，隔着橱窗里的白色三层结婚蛋糕木制模型，已见一辆汽车开过来，一望而知是他的车，背后没驮着那不雅观的烧木炭的板箱。

  她捡起大衣手提袋，挽在臂上走出去。司机已经下车代开车门。易先生坐在靠里那边。

  “来晚了，来晚了！”他哈着腰喃喃说着，作为道歉。

  她只看了他一眼。上了车，司机回到前座，他告诉他“福开森路”。那是他们上次去的公寓。

  “先到这儿有爿店，”她低声向他说，“我耳环上掉了颗小钻，要拿去修。就在这儿，不然刚才走走过去就是了，又怕你来了找不到人，坐那儿傻等，等这半天。”

  他笑道：“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真来晚了——已经出来了，又来了两个人，又不能不见。”说着便探身向司机道：“先回到刚才那儿。”早开过了一条街。

  她噘着嘴喃喃说道：“见一面这么麻烦，住你们那儿又一句话都不能说——我回香港去了，托你买张好点的船票总行？”

  “要回去了？想小麦了？”

  “什么小麦大麦，还要提这个人——气都气死了！”

  她说过她是报复丈夫玩舞女。

  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

  她一扭身伏在车窗上往外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又一个Ｕ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的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一比更不起眼，橱窗里空无一物，招牌上虽有英文“珠宝商”字样，也看不出是珠宝店。

  他转告司机停下，下了车跟在她后面进去。她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他显然并不介意。她发现大个子往往喜欢娇小玲珑的女人，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欢女人高些，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若游龙游进玻璃门。

  一个穿西装的印度店员上前招呼。店堂虽小，倒也高爽敞亮，只是雪洞似的光塌塌一无所有，靠里设着唯一的短短一只玻璃柜台，陈列着一些“诞辰石”——按照生日月份，戴了运气好的，黄石英之类的“半宝石”，红蓝宝石都是宝石粉制的。

  她在手提袋里取出一只梨形红宝石耳坠子，上面碎钻拼成的叶子丢了一粒钻。

  “可以配，”那印度人看了说。

  她问了多少钱，几时有，易先生便道：“问他有没有好点的戒指。”他是留日的，英文不肯说，总是端着官架子等人翻译。

  她顿了顿方道：“干什么？”

  他笑道：“我们不是要买个戒指做纪念吗？就是钻戒好不好？要好点的。”

  她又顿了顿，拿他无可奈何似地笑了。“有没有钻戒？”

  她轻声问。

  那印度人一扬脸，朝上发声喊，叽哩哇啦想是印度话，倒吓了他们一跳，随即引路上楼。

  隔断店堂后身的板壁漆奶油色，靠边有个门，门口就是黑洞洞的小楼梯。办公室在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是个浅浅的阳台，俯瞰店堂，便于监督。一进门左首墙上挂着长短不齐两只镜子，镜面画着五彩花鸟，金字题款：“鹏程万里巴达先生开业志喜陈茂坤敬贺”，都是人送的。还有一只横额式大镜，上画彩凤牡丹。阁楼屋顶坡斜，板壁上没处挂，倚在墙根。

  前面沿着乌木栏杆放着张书桌，桌上有电话，点着台灯。

  旁边有只茶几搁打字机，罩着旧漆布套子。一个矮胖的印度人从圈椅上站起来招呼，代挪椅子；一张苍黑的大脸，狮子鼻。

  “你们要看钻戒。坐下，坐下。”他慢吞吞腆着肚子走向屋隅，俯身去开一只古旧的绿毯面小矮保险箱。

  这哪像个珠宝店的气派？易先生面不改色，佳芝倒真有点不好意思。听说现在有些店不过是个幌子，就靠囤积或是做黑市金钞。吴选中这爿店总是为了地段，离凯司令又近。刚才上楼的时候她倒是想着，下去的时候真是瓮中捉鳖——他又绅士派，在楼梯上走在她前面，一踏进店堂，旁边就是柜台。柜台前的两个顾客正好拦住去路。不过两个男人选购廉价宝石袖扣领针，与送女朋友的小礼物，不能斟酌过久，不像女人蘑菇。要扣准时间，不能进来得太早，也不能在外面徘徊——他的司机坐在车子里，会起疑。要一进来就进来，顶多在皮货店看看橱窗，在车子背后好两丈处，隔了一家门面。

  她坐在书桌边，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望楼下，只看得见橱窗，玻璃~*架都空着，窗明几净，连霓虹光管都没装，窗外人行道边停着汽车，看得见车身下缘。

  两个男人一块来买东西，也许有点触目，不但可能引起司机的注意，甚至于他在阁楼上看见了也犯疑心，俄延着不下来。略一僵持就不对了。想必他们不会进来，还是在门口拦截。那就更难扣准时间了，又不能跑过来，跑步声马上会唤起司机的注意。——只带一个司机，可能兼任保镖。

  也许两个人分布两边，一个带着赖秀金在贴隔壁绿屋夫人门前看橱窗。女孩子看中了买不起的时装，那是随便站多久都行。男朋友等得不耐烦，尽可以背对着橱窗东张西望。

  这些她也都模糊地想到过，明知不关她事，不要她管。这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在这小楼上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两条腿都有点虚软。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门口虽然没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上要抓住楼梯扶手，楼梯既窄又黑赳赳的。她听见他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则的咕咚嘁嚓声。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店主怔住了。他也知道他们形迹可疑，只好坐着不动，只别过身去看楼下。漆布砖上哒哒哒一阵皮鞋声，他已经冲入视线内，一推门，炮弹似地直射出去。店员紧跟在后面出现，她正担心这保镖身坯的印度人会拉拉扯扯，问是怎么回事，耽搁几秒钟也会误事，但是大概看在那官方汽车份上，并没拦阻，只站在门口观望，剪影虎背熊腰堵住了门。只听见汽车吱的一声尖叫，仿佛直耸起来，砰！关上车门——还是枪击？——横冲直撞开走了。

  放枪似乎不会只放一枪。

  她定了定神。没听见枪声。

  一松了口气，她浑身疲软像生了场大病一样，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点点头笑道：“明天。”又低声喃喃说道：“他忘了有点事，赶时间，先走了。”

  店主倒已经扣上独目显微镜，旋准了度数，看过这只戒指没掉包，方才微笑起身相送。

  也不怪他疑心。刚才讲价钱的时候太爽快了也是一个原因。她匆匆下楼，那店员见她也下来了，顿了顿没说什么。她在门口却听见里面楼上楼下喊话。

  门口刚巧没有三轮车。她向西摩路那头走去。执行的人与接应的一定都跑了，见他这样一个人仓皇跑出来上车逃走，当然知道事情败露了。她仍旧惴惴，万一有后门把风的不接头，还在这附近。其实撞见了又怎样？疑心她就不会走上前来质问她。就是疑心，也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她执行了。

  她有点诧异天还没黑，仿佛在里面不知待了多少时候。人行道上熙来攘往，马路上一辆辆三轮驰过，就是没有空车。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也跟他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

  小心不要背后来辆木炭汽车，一刹车开了车门，伸出手来把她拖上车去。

  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她正踌躇间，脚步慢了下来，一回头却见对街冉冉来了一辆，老远的就看见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青人，在这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见她挥手叫，踏快了大转弯过街，一加速，那小风车便团团飞转起来。

  “愚园路，”她上了车说。

  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

  三轮车还没到静安寺，她听见吹哨子。

  “封锁了。”车夫说。

  一个穿短打的中年人一手牵着根长绳子过街，嘴里还衔着哨子。对街一个穿短打的握着绳子另一头，拉直来拦断了街。有人在没精打采的摇铃。马路阔，薄薄的洋铁皮似的铃声在半空中载沉载浮，不传过来，听上去很远。

  三轮车夫不服气，直踏到封锁线上才停止了，焦躁地把小风车拧了一下，拧得它又转动起来，回过头来向她笑笑。

  牌桌上现在有三个黑斗篷对坐。新来的一个廖太太鼻梁上有几点俏白麻子。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回来了。”

  “看这王佳芝，拆滥污，还说请客，这时候还不回来！”

  易太太说：“等她请客好了！——等到这时候没吃饭，肚子都要饿穿了！”

  廖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手气好，说好了明天请客。”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不像你说话不算话，上次赢了不是答应请客，到现在还是空头支票，好意思的？想吃你一顿真不容易。”

  “易先生是该请请我们了，我们请你是请不到的。”另一个黑斗篷说。

  他只是微笑。女佣倒了茶来，他在茶杯碟子里磕了磕烟灰，看了墙上的厚呢窗帘一眼。把整个墙都盖住了，可以躲多少刺客？他还有点心惊肉跳的。

明天记着叫他们把帘子拆了。不过他太太一定不肯，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肯白搁着不用？

  都是她不好——这次的事不都怪她交友不慎？想想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异，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发动了，布置得这样周密，却被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

  不然他可以把她留在身边。“特务不分家”，不是有这句话？况且她不过是个学生。他们那伙人里只有一个重庆特务，给他逃走了，是此役唯一的缺憾。大概是在平安戏院看了一半戏出来，行刺失风后再回戏院，封锁的时候查起来有票根，混过了关。跟他一块等着下手的一个小子看见他掏香烟掏出票根来，仍旧收好。预先讲好了，接应的车子不要管他，想必总是一个人溜回电影院了。那些浑小子经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全都说了。

  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揿灭了香烟，抿了口茶，还太烫。早点睡——太累了一时松弛不下来，睡意毫无。今天真是累着了，一直坐在电话旁边等信，连晚饭都没好好地吃。

  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当然他也是不得已。日军宪兵队还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视内政部为骈枝机关，正对他十分注目。一旦发现易公馆的上宾竟是刺客的眼线，成什么话，情报工作的首脑，这么糊涂还行？

  现在不怕周找碴子了。如果说他杀之灭口，他也理直气壮：不过是些学生，不像特务还可以留着慢慢地逼供，榨取情报。拖下去，外间知道的人多了，讲起来又是爱国的大学生暗杀汉奸，影响不好。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易先生请客请客！”三个黑斗篷越闹越凶，嚷成一片。

  “那回明明答应的！”

  易太太笑道：“马太太不也答应请客，几天没来就不提了。”

  马太太笑道：“太太来救驾了！易先生，太太心疼你。”

  “易先生到底请是不请？”

  马太太望着他一笑。“易先生是该请客了。”她知道他晓得她是指纳宠请酒。今天两人双双失踪，女的三更半夜还没回来。他回来了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

  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他太太说话小心点：她那个“麦太太”是家里有急事，赶回香港去了。都是她引狼入室，住进来不久他就有情报，认为可疑，派人跟踪，发现一个重庆间谍网，正在调查，又得到消息说宪兵队也风闻，因此不得不提前行动，不然不但被别人冒了功去，查出是走他太太的路子，也于他有碍。好好地吓唬吓唬她，免得以后听见马太太搬嘴，又要跟他闹。

  “易先生请客请客！太太代表不算。”

  “太太归太太的，说好了明天请。”

  “晓得易先生是忙人，你说哪天有空吧，过了明天哪天都好。”

  “请客请各！请吃来喜饭店。”

  “来喜饭店就是吃个拼盆。”

  “嗳，德国菜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个冷盆。还是湖南菜，换换口味。”

  “还是蜀腴——昨天马太太没去。”

  “我说还是九如，好久没去了。”

  “那天杨太太请客不是九如？”

  “那天没有廖太太，廖太太是湖南人，我们不会点菜。”

  “吃来吃去四川菜湖南菜，都辣死了！”

  “告诉他不吃辣的好了。”

  “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

  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

  (一九五○年)

以下为     作者：夏世清　的作品　＜＜色　戒＞＞




　　第一章 传 奇喧嚣过后的苍凉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繁荣富贵之象。在这宁静繁华的外壳下，却处处隐藏着危机；变革的列车终于呼啸而来，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悲欢喜乐，都一同掩在这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中。

　　1920年初秋的上海，微雨乍凉、毫无生气。9月30日这一天，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是一栋还未从满清天朝的残梦中苏醒过来的官僚私寓。宅子的前主人身名显耀，其名门大户的声誉与影响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新生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这座公馆的迟暮之气，外部世界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仿佛从未与馆内的生活发生任何的交集。而这名女婴的命运，也如同这幢稀有的老宅一般，只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她日后的生活，亦如当日的天气，带着沁心沁脾的清新，也渗着沉哀的凉意。这名被父母唤作"小煐"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个从小被视为天才的女子，一个有着痛苦童年经历的女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了当红作家的女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依旧固守着自己的故事。高处不胜寒，面对外界，她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轻视，一个人孤傲地走在路上，直到胡兰成的出现--带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带着自己的才华横溢，带着对她的欣赏与剖析，带着自己的爱慕和坚持，怎能不令她怦然心动呢？于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一个爱字，她爱上了他，感觉自己变得很低很低。

　　然而，人但凡一出生便背负着自己的家庭--过去的历史或现在的境况，在世的或逝去的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无论这一切带来或将带来什么，成就或是摧毁都无从去怨恨。

　　身世显赫的年轻祖母与失意落魄的老祖父的结合，看似匪夷所思的姻缘竟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是御史大少，一个是军门千金，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竟是家世门第的捆绑。父亲的古板与沉郁，母亲的现代与疏朗，两种格格不入的因子注定成为家庭不幸的开始。而生于此间的张爱玲，如何能够脱逃千疮百孔的家所带来的伤？无论怎样追寻，仿佛命定的一般，真爱之于她，依旧那么远。

　　上苍给了她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却没有给她相称的境遇。如若不然，她或许就同所有旧时的官家小姐一样在深宅大院里安逸的度过自己不为世人知晓议论的一生。

　　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闻逸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起，但家世血缘对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也是不可能自觉到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字雨樵，同治年间曾当过安徽按察史。因为职务上的往来，与此后的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相识。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学，遂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辈，两家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854年，当父亲张印塘病故于任上时，佩纶才不过是7岁的幼童。由于他奋进好学，22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随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朝廷大考中考取了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常伴光绪左右。这也是张家从未享有过的荣耀。

　　张佩纶在京做官，时常愤慨激昂地批评时政，"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使他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与另一位军机要臣李鸿藻的赏识与器重。他为官清廉，虽然身为翰林院侍讲，做着高级文官，但仍然守着清粥白饭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华屋高堂、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们，无论是朝中贵族，还是镇边大将，要是犯了案子在他手里，只要证据确凿，参奏的折子就会递上去，笔锋犀利，条理明晰，颇受皇帝"嘉许"。

　　1884年，法国殖民军入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疆的基地，并且还窥伺台湾岛，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挑衅驻扎在当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张佩纶则被派往马尾一线主持战事。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赶赴福建，原以为经此一役可以实现报国的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人生的悲剧性转折点。

（３）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娶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过两位夫人。元配夫人朱芷芗，病逝于1879年，生子张志沧、张志潜，长子早夭；继室边粹玉，在张佩纶被流放期间病逝，没有留下子女；李菊耦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而李菊耦嫁入张氏家族，则带去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产与古董，其具体数额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但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8座花园洋房以及分布在安徽、天津、河北等地的大宗田产，而实际上，张爱玲父亲所获得的这些遗产只占当年李菊耦陪嫁资产中相当少的比例。毫无疑问，这段天降的姻缘无疑多少挽回了一些丰润张氏昔日的风光。

　　张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已长出一大截，而且还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而且论门弟、相貌、年龄，哪一样都称不上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瞧得起这位不得意的、跟着母亲身后吃嫁妆的父亲，幼年时的张爱玲就曾听姑姑替祖母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在念中学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原来爷爷也有名字，于是向姑姑穷追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那段佳话，在子女们的眼中早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世俗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所用的。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但好在这对老父少妻的组合感情很好，虽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许多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张李联姻后，张佩纶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就多为夫妻二人偕游的意趣，更令人惊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学也不让张佩纶，喜吟诗赋词，颇有女才子之称。一次她拿出藏于闺房的宋拓兰亭，张佩纶一见大喜。他原本也珍藏了一份兰亭，于是互相在兰亭上题咏，李菊耦慧心所至，马上铺纸研墨，挥毫题书"兰骈馆"三个字，叫人挂至书房，以此命名。

　　然而，张佩纶的仕途并未因此得到转机。虽然在婚后他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里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纵酒终日，不久便郁郁而终。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又使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了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张爱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而这一切，是她沉郁于失败感中的祖父无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国的张爱玲，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也不可见证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的厮守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还是来自于父母所组建的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生的儿子，女儿张茂渊就是后来同张爱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张佩纶于1903年郁郁而终后，李菊耦也心绪不佳，终日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就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在上海辞世。此时一双儿女都尚未成人，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不久兄妹俩就投奔到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家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在19岁时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和祖父张佩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冀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后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有功，渐升为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随后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９）


　　原本以为这次归来能挽救自己的家庭，然而封建遗少的习气早已深入丈夫的骨髓，想要改造眼前的这个男人，已是万万不能的了。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不要也罢！

　　根据张爱玲表哥黄德贻的说法，当时张爱玲的父亲并不想离婚，然而她的母亲则态度坚决，坚持要离。当初为了让妻子回国，张爱玲的父亲曾答应她两个条件：一条是赶走姨太太，另一条是"戒除鸦片"。但后者没有做到。他自知理亏，所以无可奈何。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她的父亲绕室徘徊，长叹一声之后，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他这个样子，就问女方是否要改变心意，然而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了句"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她父亲听了这话，才立刻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冥冥中，母亲对这段婚姻决绝的态度，亦传给了女儿。十多年后，张爱玲也因为男人那无可救药的本性，快刀斩乱麻，结束了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把爱与不爱的问题交给了那个苦苦徘徊挣扎的男人。这样的女人，注定是一场惊艳，一场浮华的旧梦，一个绝美的传奇吧。

　　尽管母亲勇敢地和父亲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但对于个性独立的母亲，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若干年之后，张爱玲讲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话。对于父母的离异，她也曾提到过自己的想法："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曾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

　　张爱玲的父母是协议离婚的。孩子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不过张爱玲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上坚持，女儿日后要进什么学校，必须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父亲方面承担。母亲的坚持，使女儿得以继续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再给她改过来。可母亲一直没有想起更好的名字，而随意想起的"张爱玲"这个名字，却在她以后的岁月中，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张爱玲的家从此变成了两个--父亲的家，母亲的家。按照离婚协议上的要求，母亲仍关心女儿的教育问题，尽管她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张爱玲也同样可以去看望母亲。这一点让她感到极大的满足。离婚后，母亲就很快同姑姑一起搬走，住进了赫德路公寓。父亲这边也搬到了一幢新洋房--康乐村10号。

　　尽管分居两地，张爱玲时常去母亲和姑姑那边玩，母亲公寓内的欧式装饰让她十分好奇和着迷。在那里，她生平第一次见到铺在地上的瓷砖、浴盆与煤气炉子，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喜爱："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相比较之下，父亲这边的家则完全是两样："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当小爱玲还陶醉在母亲家的快乐与新鲜感中的时候，母亲竟又要动身出国了。在临走前，母亲曾到黄氏小学去看望过她。她不愿当面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私语》中，她写道："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解决，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１０）


　　母亲这一走，父亲这边的家很快又变回了天津时的老样子：花园洋房，狗，一堆的仆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时间仍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溜走。她住在学校里，继续上着小学。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家里派来的司机来接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爱玲继续学习钢琴，还请了一位白俄老师授课，每周一次。但父亲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她向他要钱交学费时，父亲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给。可怜的爱玲"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钢琴课也就此断了。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有五十年历史的圣玛丽亚女校。此时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她面前展开。和一切刚刚走上人生之路的少女一样，她开始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画片，尽可能地把中国画的画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全世界，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寓所，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张爱玲的这些理想受着她母亲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这种理想还未及实行，家中又发生了一起"结结实实的，真的"事件--父亲又结婚了。

　　可以说，这件事预示着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正一点一滴地磨去她原本对家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她的第一次出逃，并渐趋独立面对外面的社会，真正的"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1901年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孙中山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孙宝琦，除了正室外还有4个妾，一共有24个子女，在女儿中，孙用蕃排行老七，当时已经36岁了，同时也是陆小曼的闺中密友。据说十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和处理家务。如此看来，她嫁给财势渐弱的张廷重，和她的兄弟姐妹比起来，似乎有点"下嫁"的意思，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阿芙蓉癖（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1934年的夏天，张爱玲父亲在礼查饭店进行订婚仪式，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了婚礼。张爱玲和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婚礼。那一年，她14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然而在整场婚礼上她都一直沉默着，面对父亲闹哄哄的喜事，她没有喜，也没有忧。对未来的生活，此时的她是否已预知到某种阴影正悄然靠近呢？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中揭示了她的这种隐忧：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不幸被她言中。由于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因为她所起到的作用，张爱玲日后的这段生活开始嵌进更深而终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下，曾经的那段橙红色的童年时代、充满优裕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同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她开始面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开始像大人那样思考。

　　后母进门后，对住房十分不满意，总觉得现在住的洋房太狭窄，不够气派，因而要求搬家。此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的名下，正好有一栋别墅空下来，一家人就搬了进去。别墅原本是李鸿章送给女儿的陪嫁，李菊耦还在世的时候，张爱玲的二伯父、父亲还有姑姑都住在那里。等祖母去世后，子女们分了家产，别墅归于二伯父名下。在她父亲谋得天津的职务迁居之后，她的二伯父觉得住在这样大的别墅里太过奢侈，也搬了出去，一直把房子租了出去。

　　这栋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与麦根路的交界处，挨着苏州河，能够望见河对面的闸北区。别墅是在清末民初时建的，仿欧式建筑。房间很多而且进深很大，后院还留有一圈房子供仆人居住，算起来总共有二十多间。一般而言，像这样大的房子，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住才划算，但张爱玲一家总共只有4个人而已，而且房租昂贵，他们根本没必要租住在这样宽阔豪华的房子里，可她的后母坚决不住那栋康乐村的房子。那里离她的舅舅家太近，而且后母一点也不喜欢她和弟弟总去舅舅家玩--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的事物，这位后母都不喜欢。

（１１）


　　张爱玲也不喜欢后母挑的新住处。她曾经出生在这栋房子里，现如今隔了十几年又回到这里，心中难免会有一种阴郁之感："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现在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高一女生的张爱玲，十分不喜欢这种沉闷而恹恹欲睡的气氛--越是有机会接触到新空气、新人物，这种不满就越深、越重地隐在她沉默寡言的外表之下。

　　不过在最初的两年里，张爱玲都在学校住宿，到了周六，家里派司机来接她回家。到了周一的早晨，又坐着父亲的汽车去学校。只有周末会在家里，因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因后母的出现发生强烈的变化。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她喜欢做的事。自己裁纸手绘圣诞卡与贺年卡，看电影看小说，照常去舅舅家谈天说地--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她喜欢去姑姑那里，喜爱她那的雅致、清新以及姑姑职业新女性的生活作风。当时她姑姑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随后又到电台做播音工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了。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多是出于礼节性的友好。在家过假期时，她偶尔也会与后母寒暄几句，谈谈天气，聊聊家常，甚至有一次竟让她的后母大为感动。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好后就跑到舅舅家去了，并没有收起来。后母无意中进到书房，看到了她的作文，着实被作文的内容感动了一番。这篇名为《后母的心》的作文，把一个后母的处境与心态都刻画得十分深入。后母以为这篇文章是张爱玲为她写的，所以凡是有亲友到家中来，后母都要把这件事说个不停，夸她文章写得好，人又懂事。而实际上张爱玲写这篇作文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比较了解，但既然因为妻子的"误解"而使家里有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他也就乐得随声附和。

　　然而总得来说，张爱玲与后母间的融洽只限于表面性的礼仪，她们内心都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就像从前因为姨太太的"贿赂"而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之后仍不能原谅自己对母亲的"背叛"。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同后母"一条心"，何况这中间隔着一个美丽的亲生母亲，一个从精神上魅惑她的偶像；而同样出身于大户人家，工于心计的后母决不会被这小姑娘的"伎俩"蒙骗过去。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多少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在她统掌张家经济大权后，丈夫前妻一双儿女的境遇可想而知。张爱玲只能拣着穿后母穿剩的衣服。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带给她的伤痛："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为家庭中的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敏感早熟，当她带着一颗童稚而易受损伤的心理被抛到人间感受世界的冷暖时,处处将被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使她感到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这些性格特点对张爱玲写作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她把这种人性里的仇恨、善变、嫉妒、鄙视、猜忌、虚伪，描述的淋漓尽致，不加任何冠冕堂皇的掩饰。爱与不爱，于她笔下所圈定的人物，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心始终孤寂、寒冷而又荒凉，弄不清自己真正的所在。

（１３）


　　一直以来与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父亲话中的"别人"当然是有所指的，而后母也不失时机地过来添油加醋："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实际上，早在她的母父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就明确地写着，有关张爱玲的学业问题，都需征求母亲的意见。显而易见，后母在借题发挥，将对自己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反感转移到张爱玲的身上。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当"后母一路锐叫着"向楼上的父亲奔去，深知父亲脾气的张爱玲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围的环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为无声的场景："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终于，她的父亲趿着拖鞋，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声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为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时的张爱玲，脑中一直闪现着母亲一句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她并没有想抵抗。暴怒的父亲上楼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张爱玲爬起来，独自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她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审视着自己身上的伤。她本想跑出去报警，可却被看大门的巡警拦住，并被告知门是锁着的，钥匙在父亲那儿。

　　"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父亲知道了女儿的意图，脾气比刚才更坏了。一等到她回到家里，就把一只大花瓶向女儿的头上砸去。这是怎样惊心的场面啊！然而张爱玲在记述这一段时却只写道："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亲走后，照顾她的何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顿时，长久以来憋闷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脑儿地都涌了出来，她抱住何干大哭了一场：刺痛自己的，是至亲的人；怜悯自己的，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伤心地抽泣。从小就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世界之于她，完全是个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爱是一种奢侈品，在她眼中，现实原来就是如此，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

　　因为替张爱玲担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日，张爱玲的姑姑就来替她说情。后母一见到她就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还没等她姑姑开口，她父亲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过去，这下"情"没说上，人先被打伤送进了医院。临走前，她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然而这终究是家中的丑事，并没有闹到巡捕房去。

（１４）


　　姑姑走后，张爱玲一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也充满了诗意："Beverley Nichols（通译作"贝弗利·尼科尔期"，英国作家）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张爱玲知道，父亲决不至于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她用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的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此刻，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中，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嘱道："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而实际上那些脱逃的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脑子。

　　还没等实施真正的脱逃计划，她却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还差一点死掉。然而父亲既没有为女儿请医生，也没给她抓药。躺在病床上的张爱玲，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又开始陷入莫名的伤感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她依然通过她那份独有的感官，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声，"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使在睡梦中也能够听见这声音，还有踩在煤屑路上的吱吱叫的脚步声。"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她一刻都没有忘记从这里逃出去。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终于，她从何干那里打听到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于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等到夜路上没有人，她就真的挨着墙一步一步地逃出去了！

　　张爱玲在忆起这段出逃经历时写道："--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在经历这件事之后，张爱玲基本上就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在她看来，父亲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如此待她，父女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在张爱玲痢疾越来越严重且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照顾她的何干惟恐她出事，自己会负连带责任，于是就趁她后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讲给她父亲听，并一再声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负任何责任。或许是考虑到万一出了人命，自己将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不好听，抑或是此时的怒气已消，而且对女儿除了这次的震怒之外，两人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注意到女儿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为女儿注射了几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后妻做的。之后，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张爱玲才得以恢复健康。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被她后母拿出去给人了，只当她死了。因为她的出走，父亲迁怒于何干，认为她也是女儿的同谋，就把她大骂了一顿。没几天，这位一直最关心张爱玲的老人收拾东西，离开张家回皖北老家去了。当时张爱玲已经投奔到母亲那边。何干临走之前，还偷偷收了一些纪念物给小主人送过去，主要是一些张爱玲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多年之后，她一直记得"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

　　曾经和弟弟一起在院子里追大白鹅的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张爱玲趁着夜色摸出父亲家大门的时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之际。她自我封闭的内心充满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她听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我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件事，使张爱玲感觉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母亲是封建家族里走出来的新潮女子，所选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这让幼时的张爱玲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渴慕，母亲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既有着书香之家的文笔风流，也脱不掉封建遗少的种种恶习，对家庭从未自觉出一种责任感，这让张爱玲既爱又恨。当她死里逃生地回到母亲身边时，等待她的，又不复是"柔和"的亲情了。

　　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生都无法逃离的宿命：抒发于文字间的浓郁的苍凉之色；于母亲处得来的对于感情的自恃，特别是对亲情的淡漠，从而也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种饥渴，希冀创造一种丰润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对胡兰成痴狂的爱恋，尚或有些笨拙，只是高傲的血统于她尚不致贻笑大方，但与文无关。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地迷乱于爱自失的过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在等待着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万年，千万人之中无可替代的那个人，却又因熟稔千万年，千万人普遍的规律而畏惧，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份量，惴惴于爱的降临。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是一双相互咬啮的小兽，存于她的灵肉之间。固然，与胡兰成之爱虽为悲剧，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风流、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着客观的成因。

　　第二章 韶 华胡村有子初长成

　　浙江嵊县下北乡的胡村，是一个山水环绕的美丽村庄。人口不多，只有几十户，但也被分成了倪家山、陆家坳、荷花塘和大桥头四处。胡村有条石头铺成的大路能够通到奉化，还可以经过三界、章镇到达绍兴，沿途的田地虽然有些贫瘠，但是由于这里的住户很分散，所以这个地方显得非常宽阔，让人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地理优势，胡村的人们接受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一个个不但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而且还善于经商，这里的商业活动有着八十多年的历史。

　　胡村的先祖是明朝人。起初，胡村还有倪、陆两姓人家。据说，有一天胡村的先祖贩牛经过那里，正好遇上大旱，他不小心一把火将田里的稻子都烧了，还赔上了自己的牛；就在这时，下了一场大雨，大旱反倒变成了大丰收，田里被烧的稻子全都活了过来。这位先祖自然成为丰收的大功臣，于是他就在这个地方安了家；而后来，倪、陆两姓人家逐渐迁离到了别的地方。胡姓人家越来越多，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胡村。

　　太平天国前后，胡村的商业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那个时候，各家各户都在养蚕、采茶、打桐油，销往海外，几乎每一家都很富裕。即使到了现在，胡村仍然保留着当时所建造的红墙瓦屋，在现在看来依然气势磅礴。

　　胡兰成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而江南的山水风物也孕育了众多的才子佳人，胡兰成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胡兰成，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六，即公元1906年2月28日，字蕊生。他的父亲胡秀铭娶过两房妻子，都属于旧式的包办婚姻。胡秀铭的第一个妻子宓氏，很早以前就因病去世了。之后，他续娶了吴氏，也就是胡兰成的母亲吴菊花。

　　虽说是旧式婚姻，而且还是二婚，但是胡秀铭和吴菊花之间的感情还算和睦。胡秀铭挣到钱之后，都会把钱交给吴菊花，吃饭的时候，他还会跟她说一些家里家外的事情。在生活中，他对妻子总是很和气，还带有敬重，而吴菊花也能立刻领会到丈夫对自己的情意。也许，这就是夫妻间的心灵相通。可惜，胡兰成却没有继承父母之间的相亲相爱，最终与他最爱的才情女子张爱玲劳燕分飞。

（２）


　　宓氏为胡秀铭生了两个儿子，积润、积忠；吴菊花生了四个儿子，积义、梦生和怀生，胡兰成是吴菊花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在兄弟当中他却排行第六；胡兰成4岁的时候，吴菊花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据说，胡兰成的父亲之所以给他取名"兰成"，是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功成名就，名扬四海，像兰花一般的将香气传回家中，光宗耀祖。

　　胡兰成出生的时候，父亲年岁已经很大了，而母亲也已经41岁了。对于他们夫妇俩来说，也算是中年得子，理应溺爱，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重视胡兰成。这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再多一个也不显得珍贵；另外，胡兰成出生的时候，胡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

　　所以，胡兰成并没有得到母亲过多地骄纵。在他小的时候，母亲很少抱他，宠爱他，反而经常打骂他。有的时候，胡兰成也会赖在母亲身边撒娇，每当这时，吴菊花就会说："这么大了还要抱，小孩要自己去玩，大人还要做事呢！"

　　胡村人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小孩到了四五岁就要帮着家里干活。胡兰成也不例外。但是，母亲也从不夸他，因为在他母亲的眼里，教育孩子的方法没有"夸奖"这一说。

　　胡兰成五六岁的时候，经常独自跑到溪边挖螃蟹。有一次，他沿着溪滩一路向前走去，等到他猛然看向四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山边的一个深水潭，大桥头的家门已经不见踪影了。高高的山挡住了阳光，深水潭四周一片昏暗。这时，一阵山风吹过，胡兰成顿时害怕起来，他赶紧往回走。心理的恐惧越来越深，他一边走，一边哭，身上只穿了一条青布裤衩，并且赤着脚，脊背也已经被晒得通红，手里面还拎着装了几只小螃蟹的蒲柳口袋。这让胡兰成第一次感到害怕，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害怕。

　　胡兰成7岁的时候，有一天与弟弟两人一起去屋后的竹园里玩耍。玩累了，胡兰成便背着弟弟穿过溪水，来到洗衣石边上。他先站到了石头上，然后让弟弟从岸上跳到他的背上。弟弟虽然矮小瘦弱，但是冲劲很大，结果，弟弟是跳到胡兰成背上了，却由于重心不稳，两人一起摔进了水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赶紧爬起来央求弟弟不要哭，更不要告诉母亲。可是衣裳已经湿了，回去肯定会被母亲打。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将自己的衣服和弟弟的衣服全都脱下来晾在溪滩上。但是，弟弟实在不愿等到衣服晾干再回家，于是就一人先往回走了，胡兰成也没有拦他。弟弟回家后，将整件事情都告诉了母亲，母亲有些生气，又有些吃惊。但是，她依然对着胡兰成笑着骂道："你这样犯贱，且这样的无知识！"那个时候的胡兰成不知道犯贱的含义，但是他隐约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对。穷人家的孩子虽然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但是也不轻贱生命。他当时心窍未开，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孩童的糊涂劲儿，不过或许他自己不觉是糊涂，而是稚朴吧。

　　每当看见渐要落山的夕阳，山上叫唤的羊，桥上行走的人，以及桥下湍急的流水，幼年的胡兰成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感。他曾这样说道："当我在郁岭墩采茶掘番薯，看见天际白云连山，山外便是绍兴，再过去就是杭州上海，心里就像有一样东西满满的，却也说不出来。若必说出来，就只能像广西民歌里的：唱歌总是哥第一，风流要算妹当头。出去高山打锣望，声鸣应过十二州。"那时的他，已经期盼着能够走出胡村，但是却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因此，他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之感。

　　那个时候的胡兰成，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汉奸而流浪在异国他乡。总之，路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胡兰成也不例外。1926年，胡兰成刚满20岁的时候，父亲胡秀铭因病去世了。1936年，母亲吴菊花也离开了人世。对于吴菊花而言，她一生操劳，最后儿孙满堂，也算人生之大幸。

　　胡兰成的父亲胡秀铭曾读过几年私塾，文章写的也算条理清晰，是非分明；但是，他并不以笔墨为生，也没把自己当成读书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