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夜晚的赌注
  朱玉成
    很久没有人这样信任他了，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那一晚，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五年前，他因为抢劫未遂锒铛入狱。现在刑满释放，从监狱里出来已经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一天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他无意间看到了他的中学同学蚊子。蚊子是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还算有些权力，就安排他当了一个力工，吃住都在工地上。“先干着吧，等以后有了好去处再说。”蚊子说。他和蚊子其实不算熟，上学的时候都没怎么说过话。蚊子知道他犯过事，但什么也没说，就让他留了下来。他就这样安顿下来，他很感激蚊子，想着开了工钱一定要请蚊子去饭馆好好吃一顿。
　　那天，蚊子拿了5000块钱回来，说是管老板要了半年才要回来的。此时天色已晚，回家的客车已经没有了，蚊子要在他的棚子里将就一宿。蚊子弄来了花生米、香肠和几瓶啤酒。两个人聊起上学时候的事情，后来蚊子有些不胜酒力，喝了两瓶酒就有些摇晃了。
　　他那些藏在心底的“恶”又蠢蠢欲动起来。在监狱里改造了５年，他以为那些“恶”已经被连根拔除了，没想到它们还在心底偷偷生长着。他不时地瞟一眼蚊子的包。他想，如果现在下手，蚊子没有防备，会很容易得手的。他又给蚊子起了一瓶酒，想让他醉得彻底些，那样他的成功率会更高些。蚊子又喝了一大口，然后就嚷嚷着要睡觉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蚊子睡觉前竟然把自己的包塞到了他的怀里，对他说：“我喝多了，你替我拿着吧，我对自己不放心。”然后倒在床上，脸冲里呼呼大睡起来。
　　天赐良机！他这样想道。握着那鼓鼓囊囊的包，他的内心翻腾不已。这５千块钱对他的诱惑太大了。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他转眼之间就可以逃之夭夭。他试着起身开门，蚊子没有反应，依然鼾声如雷。
　　他很快融入到夜色里，却忽然停住了脚步。心底的“恶”有些退缩了。他想到，这几个月里他受尽人们的白眼，没有一个人信任他，只有蚊子帮了他一把，而且如此信任他，如果自己真的拿走了这５千块钱，就是给唯一信任自己的人当头泼了一身冷水，他该多寒心啊。“做人不能这样。”他这样想着，就折回身，重新回到棚子里，躺倒在蚊子身边。蚊子的鼾声依旧排山倒海，气势非凡。
　　“不过，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躺在那里，他的“恶”依然不断怂恿着他。那一夜，他被这５千块钱折磨得疲惫不堪，感觉心底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无比。但他终究没有拿走那５千块钱。
　　早上他把包递给蚊子的时候，感到从心底里长松了一口气。因为一夜没有合眼，他的眼睛红红的。蚊子问他怎么了，他撒谎说怕钱丢了，一夜没合眼地看着它。蚊子忙说：“对不起啊，害你遭罪了。”
　　时光一晃而过。10年之后，他从一无所有的劳改犯跃身成为很有名望的民营企业家，他的经历可谓传奇。他的事迹常常是当地报纸的头条，人们茶余饭后不厌的谈资。他的商品从不掺假，他被人称道的品质就是诚信。与人谈起自己成功的经历时，他总是毫不避讳地谈起自己曾经阴暗的心路历程，包括那一个让他辗转反侧的夜晚。他说，那个夜晚真正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夜之后，他就决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奋斗下去。因为一个人的信任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他不能辜负这个人的信任。他感激那个人，会一辈子记住他的名字：朱德文。
　　“朱德文！”我捧着报纸对父亲喊道，“难道他要感谢的是您吗？”父亲微笑着对我点点头。“您可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过这件事情啊？快说说，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忽然对父亲无比好奇起来。父亲说：“我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其实当时我并不信任他，毕竟他曾经是个坐过牢的人，我只是在做一次冒险的赌博。因为在喝酒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眼神中有贪婪，我就知道他在打这些钱的主意。我的钱和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我决定赌一次。我把钱给他，如果他拿走了，我也认了，毕竟自己还留了一条命；如果他不拿走，那就是万幸。那一夜，我故意装做睡得很死，其实他的每一个动作我都知道。”
　　“事实证明，我赢了。”父亲继而纠正道，“不，应该说那一晚没有输家，我们两个都赢了。”
　　是的，那一晚的赌注，他们两人都赢了—— 一个人赢回了钱和生命，一个人赢得了新生和此后精彩的人生。

医患关系的人文透视
  王开岭
    一
    患病，乃一种特殊境遇。无论肉体、意志和灵魂，皆一改常貌而坠入一种孤立、紊乱、虚弱、消耗极大的低迷状态。一个生病的人，心理体积会缩小，会变异，会生出很多尖锐细碎的东西，像老人那样警觉多疑，像婴儿那样容易自伤……他对身体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熨贴和温馨的感觉，俨然侵入了异质，一个人的肉体被辟作了两瓣——污染的和清洁的，有毒的和安全的，忠实的与背叛的……他和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俨然一个分裂着的国家。
    求医，正是冲此“统一大业”而来。
    相对白衣人的优越与从容，患者的弱势一开始即注定了。他扮演的是一被动的羔羊角色，对自身近乎无知，束手无策，被肉体的秘密蒙在鼓里——而底细和真相却攥在人家手中。身体的“过失”使之像所有得咎者那样陷入欲罢不能的自卑与焦虑，其意志和力量天然地被削弱了，连人格都被贬谪了。他敬畏地看着那些威风凛凛的白衣人——除了尊重与虔诚，还混含着类似巴结、讨好、恭维、攀附等意味。他变了，变得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惶惶，对白衣人的每道指令、每一抹表情都奉若神明。那是些多有力量的人啊，与自个完全不同，他们代表医学，操控着生命的方程和密码。
    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他是习以为常、乐然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勿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应首先被视作一个“合格”的生命，而非一个被贬低了的客体。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于心于职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谙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表象下却潜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希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亟需回报，容不得犹豫和躲闪，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方能不辜负之。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描述？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须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悉并思考如何善待它。
    “弱势”在良知一方总能激起高尚的同情和超量回报。但在另一类那里，情势就不妙了——
    走进挂有门诊牌号的格子，随时可见这样的两位“交谈者”：一方正努力陈述痛苦，显露出求助的不安，同时不忘递上恭维；一方则满脸冷漠，皱着眉头，一副轻描淡写、厌倦不耐的样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接见”，如贵族之于乞丐，官宦之于芥民。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这涉关“生死大计”的接见维持不了几分钟即草草收场了，更像是个照面。若患者对轻易挥就的那寸小纸片不放心，还巴望着多磨蹭会儿，白衣人便道：“先试试看，再说……”其实，这话大有端倪，也就是说，此次诊断只是个演习，乃试验性的，他已提前透支了一道权力——一次允许犯错误的机会。
    细想一下那些粗鲁的医学行为，若稍加警觉，许多细节皆令人不寒而悚。
    一名正实习或上岗伊始的医生常有这样的体会：当病人径直朝自己走来——一点亦不嫌弃自己的年轻、在冷冷清清的案前坐下时，自己的内心会激起多么大的亢奋和感动啊，他定会比前辈们表现出更大的热忱与细致，会倾其所有、使尽浑身解数以答谢这位可敬的病人……遗憾的是，随着光阴流逝，随着日复一日的积习，这份珍贵的精神印象便和其他青春记忆一起，在其脑海中褪色了……
    常闻病人家属向大夫送“红包”之事，亦曾目睹有人在医生面前苦苦央求乃至下跪一幕，那时我想，我们的医职人员何以让患者“弱”到了此等不堪呢？那“包”和“跪”里装的是什么？是人家对你的恐惧，是对你人格的不信任，是走投无路的灵魂跌撞与挣扎……

    二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正式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
    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心理和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从诞生之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在目睹自己的一名患者死去时，竟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
    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信仰即在此。
    我想，那一刻，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项更重要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辜负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他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疼痛和悲愤，感到了内心的“罪感”……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停——这样巨大的事实都唤不起情感的颤动，这说明什么呢？麻木与迟钝岂不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植物心态？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让我们与托马斯一道，向这份珍贵的哭泣致敬！它来自一名年轻人献给这世界最干净的礼物：痛苦和自责的勇气。
    做一名白衣人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久的煎熬，打听了那么多门牌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期待，献上感激，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沉重的部位：这儿，这儿……
    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亦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未来的时日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恃有力的人，此时，其眼眸深处都跳跃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可是，尊敬的白衣人，您准备好了吗？

安身立命与自我救赎
  黄俊杰
      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客中写过一个故事，他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发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商品市场关门之后就回家睡觉的生活习惯；朝九晚五的香港人，晚上还思量着进修些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在深圳奋斗的飘一代，在这座移民城市开展“安身竞赛”，把与“安身”无关的活动剔除；上海女生考虑男女关系，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她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可以重点考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M型社会，中产阶级减少，“穷忙”与“富闲”族群分别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活口，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变成恶性循环，最终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男性时薪所得前10%的“富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减少了8小时，时薪不断增加；男性时薪所得最后10%的“穷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不减反增，时薪换算下来才80元台币。
　　百度百科在“穷忙族”的词条下面，加入了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以解释中国人穷忙的真正原因：“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在发出“洗把脸重新来过，拿出你的气魄来”的豪言壮语前，穷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带来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个社会还需要时间，找到一个脑力与体力的价值平衡点、一种个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轮盘。
　　这是生活沦丧的外因。
　　心态也是创造力，生活也是生产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进经济——营销学专家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足以支撑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生存利基；一旦工作没有愉悦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调节，很难想象人们可以为GDP贡献多少创意经济的份额。
　　生活需自我救赎。不能做到大隐隐于市，至少做到大隐隐于心。卡奴或房奴从沦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也获得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为反义词，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活得更开朗——去学习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一位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
　　在日剧《工作狂》中，JIDAI杂志社里的编辑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约会、婚姻、梦想、生活总因工作的关系被无限搁置。其中，一位摄影师的理想是用镜头曝光社会的黑暗面，现实中却成了跟拍明星绯闻的狗仔队，工作是日夜在明星同居处的楼下蹲点——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只是在每筒胶卷的头尾张，都习惯性地拍摄着蓝色的天空。
　　穷忙族最大的损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损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说：“天空即使没有人感谢，还是永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做常人认为了不起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想看着天空。为了记住它，为了不再迷茫。”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那种幸福
  朱德墉
　　每个人都有一次童年，我却已经度过两次。
　　我的第一次童年，是在呆看着教室窗外的云、翻找着院子角落的虫和对抗着大人世界的许多规矩里度过的；陪伴我的是一个小孩的孤独和想象。
　　我的第二次童年，是在我自己的小孩爬在地板上的玩玩具声、他一边走路一边编故事的喃喃自语声和他怎么也搞不清楚大人世界规矩的麻烦声里度过的；陪伴我的是我的小孩为我这个三十岁以上的大人突然带来的他的世界的许多想象，以及我对我自己还是个小孩的那个世界的许多回忆。我的第一次童年和第二次童年相隔了二十年，世界改变如此之大，我自己改变更大。但在陪我自己的小孩再度过一次童年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惟一不会改变的，是小孩子的那个想象世界。
　　原来，我们大人一直以为：幸福是由各种看得见的东西构成的。我们每天忙着处理各种看得见的事务，我们每天忙着购买各种看得见的物品，辛苦堆砌起我们认为可以得到的幸福，结果大部分时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现实世界。
　　其实，真正的幸福是由很多看不见的东西组成的，就像小孩的想象世界那样。只要和小孩们在一起一整天，你会发现，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能一转眼把世界变得很好玩、很好笑。小孩的心是真正长着想象的翅膀，很简单地就能飞进幸福的感觉里去。可惜的是，我们这个大人的世界已经愈来愈物质化，当很多小孩长大以后，他们也开始追求起那些看得见的幸福，而忘记了他们童年时拥有的，那些看不见的更巨大、简单的幸福。
　　我常常幻想我的童年一直存在另一个时空，我可以乘着时光机器回到我童年的家。我会从清晨就在院子里探险，看看经过了一夜，哪些花苞开了，哪些叶子落了，哪个墙角又多了几只六脚邻居；然后，等那个童年的小男孩的我出现在我身边，咧着嘴冲着我傻笑，我会紧紧拥抱他，感谢他给了我那么多变成大人后还能拥有的幸福回忆。

那件没有机会穿的衣服
  杨  澜

    采访一位日本建筑师时，他对我说：“那些没有机会盖的楼，往往更能代表我自己的风格”。一想，很有道理。建筑设计师从不同的主顾那里承接工程，受到环境、周期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客户的审美观念与种种要求，到头来，那些能够落成的建筑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相互妥协的结果。它们在主体精神上能够反映设计师的风格已是万幸，又怎能奢望构想完整地呈现呢？而那些被“枪毙”的作品，或许是由于预算过高，施工难度过大，或许是因为商业使用面积不足，主流审美观难以接受等原因，却可能是设计师最自由，最自我的表达。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天，策展人能做一个建筑大师的未能实现的设计作品大展，一定会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视觉盛宴。      
    其实，女人与衣服的关系有时与之相当类似。你是不是与我一样，在衣橱里总吊着几件自己十分钟意却从没有穿出家门的衣服？我们曾经咬牙跺脚，狠着心花了一大笔预算把它们买下来，却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上身，在镜子前左照右看。
    大约10年前，我在纽约曼哈顿一家著名的百货店看中一件玫瑰红色的无吊带礼服，是那种既正又浓的玫瑰红色，它真丝质地，纱的内衬，使整个裙型挺括舒展。当我在试衣间穿上它时，兴奋得额头上竟沁出细汗来。身旁一位五十开外的女售货员透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镜中的我说：“丫头，如果一个女人一生只能有一件礼服，就应该是它了。”我头脑一热，立马就付了钱。        
    可一晃10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一次在公开场合中穿过它。有时是因为场合不够隆重，它会显得有点“过”；有时是因为舞台背景颜色相近，它会被淹没其间；有时与搭档的衣服颜色“冲”了；有时嫌自己胖了些，想想不如减肥以后再穿吧。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件完美的衣服，我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日子，但那个日子总遥遥无期。每当我在衣橱里看到它，就象与一位老朋友打过招呼。只见它一尘不染，风姿依旧，倒象是一面时光的镜子，照出自己的种种变化。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她的艳丽和张扬会让我胆怯，就越发不敢穿它了。倒是旁边那些黑的、白的、银的、金的颜色，长的、短的、不长不短的式样轮番变化着。今年喜欢的，明年不流行了。唯独它，永不过时，安安静静地等待自己的出场。        
    一件从未穿出门的衣服可以代表女人内心最深处的幻想，或许人的一生的最佳注释就是你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有一次《天下女人》请来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保姆。她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一直成绩优秀，本以为可以顺利地考上大学，但母亲遭遇的一场车祸让她只能选择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来到北京的一户人家，主要负责照顾家中刚考上大学的男孩。两个年纪相仿的青年不同的机遇，没有让她轻慢自己的工作。她说：“也许我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我毕竟有过那样的梦想，它让我在内心里与众不同。等我再攒一些钱，我要开一家小店，我相信我会把它经营得很好。”      
    这世上到底由什么来决定我们是谁？我认为大概有三类事：一、完成的事——世人以此来估量我们的成就与价值；二、不做的事——后人以此来评价我们的操守与底线；三、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这常常是只有自己最了解、最在乎的事，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的认定。正如建筑师的空中楼阁，又如我的玫瑰色的礼服，还如小保姆内心的倔强与尊严。      
    它们，才是我们的最爱。

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
  柴  静
    一
　　有一天陆川的新电影约着去聊聊，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作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在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象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郁愤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纪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后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七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帐没有一点好处”···但《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吗？”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八
    在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17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我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为什么让我们而不让那些随便发动战争的人反省？
    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象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么？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

刘墉讲的故事
  彭广军
　　报纸正连载台湾作家刘墉的新著《世说心语》，据说都是源自生活的小故事，并讽喻其中美丑。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读着，今天就读到了两个很感兴趣的故事。
　　刘墉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常听说美国移民局四处抓非法移民。有时候因为前后门都被堵住了，非法移民甚至会跳楼，或藏在小小通风管里。但是美国政府明文规定，移民局不得去学校调学生的资料。虽然那是最好的方法，很容易由孩子的资料查到他非法移民的父母。因为那样做，会造成非法移民不敢把孩子送去上学，使无辜的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移民局不能去学校查非法移民，学校不能透露非法移民的资料，不但是职业道德，而且是法律规定。
　　看了这段文字，我想起移民美国的朋友多多说的一句话：美国是大人的战场，孩子的天堂。朋友说的时候我也呵呵点头作理解状，其实心里很是疑惑，什么战场、什么天堂？哪里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看了刘墉的文章，倒有些相互印证了似的。孩子享受教育权利真不是统计数据或者工作报告能反映得出来的。一方面说要普及义务教育，一方面又对学生入学制定诸多限制。当有些地方宣传本地区有几所“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我就有些反感，尽管此法或者是当前体制下最好的办法，但无疑折射出了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公民，教育资源是全体公民共同拥有的，人为地划分区域，目的是要把非本区域的孩子排除在外。校方为了查清学生户籍资料，竟然深夜突然家访。如果有“非法移民”的话，他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呢？
　　成人是不是身处“天堂”我不知道，但很多孩子天天在上“战场”大约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而且，孩子们还得作为道具站在街边高喊“欢迎，热烈欢迎”，或者下雨天踮着脚给小官打伞啥的。而我从刘墉的文章中隐约看出这层意思，不管是总统的孩子，还是乞丐的后代，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非法移民，孩子都是无辜的。好一个“无辜”！教育公平是公平意识形成的基础，我相信这一点，也羡慕那儿的孩子。
--全文后半部见下，《读者》未摘录--
　　第二个故事。刘墉朋友的女儿，是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暑假找工作，先去长岛一位老法官的办公室，面谈之后，立刻被录用了。可她爸爸托朋友帮忙，又为她介绍了一份高等法院的工作。那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呀，对今后发展帮助极大，但女孩说自己已经接了前一个工作，不能说话不算话，坚决不去做后一份工作。她妈妈请刘墉太太帮忙劝说，小女孩终于去了高等法院，但一进们就对管事人说：“我已经接了别的工作，是来告诉你们，我不能来了。”刘墉说：“我佩服她，她会是法律界的一个人才！”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女孩原来居然还是个“问题女孩”，上大学时功课很烂，天天沉湎于网络游戏，一玩就几十个小时不吃不喝，累了就倒头一觉睡上十几个小时。她妈妈看着问题太严重，就在寒假中送她回中国，让她去一艘长江游轮上打工。就在那个寒假中她被就读学校勒令退学了，妈妈拿着退学通知飞到大陆来找女儿，令女儿意外的是，妈妈一句没骂她，只是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此后，女孩儿像变了个人似的，转到另一所大学，参加法律会考取得了高分，接着就进入了法学院读书。
　　孩子的叛逆，我们都在说，但似乎都是停留在表面上，能采取的办法大约是犟驴子顺毛抹或者暴扁一顿。不知道有几人能够做到女孩妈妈那样，将做了错事的孩子搂在怀里？女孩重诺守信的品格，不但刘墉佩服，我也佩服。虽然“叛逆”不是重诺守信的前提，但这种品格实在是法律从业人员的前提。如果能够坚守，在她身上必定不会发生吃了原告吃被告之类的事情。

办大学不是为了造富
  智效民
    2008年岁末，“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北京大学因培养了35名亿万富豪问鼎榜首，浙江大学以23名位居第二，清华大学以22名排列第三。于是有人说：这是大学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如今的名牌大学，都成了“亿万富豪的摇篮”！
　　英国有谚云：“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同理，如果出现“北京大学造了富，全国跟着跑”的局面，那么争当富豪就会成为年轻学子的理想，制造富豪也会成为大学的目标。这是对教育功能的严重扭曲！这一判断，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学生因为受科举的影响，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获得当官的资格。于是他们对来自官场的兼职教员刻意讨好，对专职教员不以为然；对应用专业很感兴趣，对基础专业十分冷淡。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诫大家：“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1918年11月，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蔡元培之所以把研究学术视为大学的天职，并不断提醒大家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显然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
　　第一，学术是国家精神的寄托、社会进步的希望。
　　1919年，蔡元培的助手和继任者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中说：中国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就好比一群羊——“羊肥了，牧民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政治，即民权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平才有保障。这说明社会进步除了物质改善外，更需要精神改良。因此蒋梦麟强调：“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大学不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把培养富豪作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

　　第二，学术是个人自立、国家富强的根本。
　　1929年，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参加了当年的毕业典礼。他对同学们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研究学问，就难成大器。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始终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首先要每一个人自立。个人要自立，自古以来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研究学问！他的这种观点坚持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他还在许多场合对青少年讲过类似的话。
　　第三，研究学术是追求真理、辨别是非的必由之路。
　　与上述三位相比，竺可桢也持有同样理念。1936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那年5月，他在就职典礼上批评了只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格培养的倾向后指出：“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他还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这说明，大学制造富豪与竺可桢的教育理想格格不入。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如今的大学生被讥为有知识没教养，究其原因，与他们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关。
　　近年来排行榜已经泛滥成灾。“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问世后，还有许多大学排行榜纷纷出笼。这就提醒我们，大学究竟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还是把造富与排行作为目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如此下去，建立和谐社会也许就会流于形式。

十分钟的悲剧
  王  伟
　　2008年9月15日上午10:00，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转瞬间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如此明朗的情况下，德国国家发展银行10:10，居然按照外汇掉期协议的交易，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雷曼兄弟公司即将冻结的银行账户转入了3亿欧元。毫无疑问，3亿欧元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转账风波曝光后，德国社会各界大为震惊，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笔损失本不应该发生，因为此前一天，有关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消息已经满天飞，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应该知道交易的巨大风险的存在，并事先做好防范措施才对。销量最大的《图片报》，在9月18日头版的标题中，指责德国国家发展银行是迄今“德国最愚蠢的银行”。此事惊动了德国财政部，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发誓，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并严厉惩罚相关责任人。　　
　　人们不禁要问，短短10分钟里，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导致如此愚蠢的低级错误?一家法律事务所受财政部的委托，带着这个问题进驻银行进行全面调查。　　
　　法律事务所的调查员先后询问了银行各个部门的数十名职员，几天后，他们向国会和财政部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并不复杂深奥，只是一一记载了被询问人员在这10分钟内忙了些什么。然则，答案就在这里面。看看他们忙了些什么——
　　
　　首席执行官乌尔里奇·施罗德：我知道今天要按照协议预先的约定转账，至于是否撤销这笔巨额交易，应该让董事会开会讨论决定。　　
　　董事长保卢斯：我们还没有得到风险评估报告，无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董事会秘书史里芬：我打电话给国际业务部催要风险评估报告，可那里总是占线，我想还是隔一会儿再打吧。　　
　　国际业务部经理克鲁克：星期五晚上准备带上全家人去听音乐会，我得提前打电话预订门票。　　
　　国际业务部副经理伊梅尔曼：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时间去关心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　　
　　负责处理与雷曼兄弟公司业务的高级经理希特霍芬：我让文员上网浏览新闻，一旦有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就立即报告，现在我要去休息室喝杯咖啡了。　　
　　文员施特鲁克：10:03，我在网上看到了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新闻，马上就跑到希特霍芬的办公室，可是他不在，我就写了张便条放在办公桌上，他回来后会看到的。　　
　　结算部经理德尔布吕克：今天是协议规定的交易日子，我没有接到停止交易的指令，那就按照原计划转账吧。　　
　　结算部自动付款系统操作员曼斯坦因：德尔布吕克让我执行转账操作，我什么也没问就做了。　　
　　信贷部经理莫德尔：我在走廊里碰到了施特鲁克，他告诉我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消息，但是我相信希特霍芬和其他职员的专业素养，一定不会犯低级错误，因此也没必要提醒他们。　　
　　公关部经理贝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是板上钉钉的事，我想跟乌尔里奇·施罗德谈谈这件事，但上午要会见几个克罗地亚客人，等下午再找他也不迟，反正不差这几个小时。
　　
　　德国经济评论家哈恩说，在这家银行，上到董事长，下到操作员，没有一个人是愚蠢的，可悲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开了点小差，加在一起结果就创造出了“德国最愚蠢的银行”。
　　演绎一场悲剧，短短10分钟就已足够。

挂在树上的茶壶
  琴  台
    有个笑话，说的是一个人偶然得了把紫砂壶，非常喜欢。睡觉时，他把茶壶放在床头的小柜子上，梦里一个翻身，紫砂壶的盖子不慎跌落。被惊醒后，他又心疼又气急败坏，没有盖子的紫砂壶还有什么用处？于是一甩手将茶壶扔到窗外。第二天起床，却发现茶壶盖子完好无损的落在拖鞋上。
    想起已经丢到窗外的茶壶，他又悔又恼，飞起一脚把盖子踩碎！吃完早饭，扛着锄头出工，一眼看到窗外的石榴树上，那把没盖子的茶壶，正完好无损地挂在树杈上。
    那人欲哭无泪，让观者即是惋惜又是感叹——谁的人生里，没有过一把挂在树杈上的茶壶呢？
    一个年轻人，到城里做工，投奔到一个做大学教授的亲戚门下。他不过初中毕业，找份工作不容易，东奔西跑地忙了一个月，工资没发，家里突然来个电话：父亲病重，急需用钱。穷途末路之际，他在亲戚家偷了500块钱寄回去。忐忑不安的从邮局回来，扒着门缝看到亲戚正在打电话，隐约说到钱和自己的名字。他马上慌了神，揣测着偷钱的事情已经败露，心乱如麻，于是慌不择路的冲进去把亲戚杀害了。
    后来这个人被捕归案，事情的真相却令他大出意外。原来那个亲戚并不知道他偷钱的事情，他打电话给另外一个亲戚，他听说了年轻人父亲的病，正和对方商量给年轻人家里寄点钱过去。
    紫砂壶的主人以为盖子掉在地上必然碎了，所以，把完好的紫砂壶也丢掉了。偷钱的年轻人以为偷盗败露必然受罚，所以，先下手为强，杀了无辜的亲戚。而生活的丰富与歧义在于许多表面上貌似的必然，其结果却往往是非然的。许多时候，只有坚持到了最后一步，生活的真相才会水落石出。
    一个真实的故事。一老一少两个朋友，误入深山老林，几乎弹尽粮绝。夜里，年轻人正在昏昏欲睡，突然看到老者悄悄在石头上磨匕首。他一下惊在那里，想起了过去听说过，人饿到一定程度，会吃掉同类。一阵凉气从心底冒出来，死亡的恐惧之外，如今又增加了被杀的危险。年轻人不想坐以待毙，于是，他也开始一有时间就磨自己的匕首。水和干粮越来越少，两个人开始不避讳磨匕首的急迫，偶尔年轻人看了一眼老者，发现对方正若有所思的看着自己，他就更加紧地磨起自己的匕首来，一边磨一边想：什么时候动手合适，我一定要抢在他前面下手。当最后一块干粮吃浄之后，年轻人看着睡在另外一侧的老者，悄悄的举起匕首。老者却突然一个翻身，跑出了山洞。年轻人正在犹豫着是不是该追出去，突然听到老人惊喜的呼叫，“有人来救咱们了。”年轻人跑出去一看，一小队探险队员正从丛林深处走来。
    得救的年轻人把匕首远远的抛出去，没想到老者亲自给他捡了回来，他拉着年轻人的手颇为动感情的说的说：“我知道你的想法，但是，你这么年轻，怎么可以自杀来成全我，实在万不得已，我会先你动手杀掉我自己，让你有充足的食物。”
    在这个故事中，如果没有及时出现的探险队，年轻人的匕首将会犯下多大的罪恶！幸运的是，他们没有死，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是，老者并非年轻人想得那样歹毒，他是准备自杀来成全年轻人。
    和挂在树上的茶壶相比，迷失在深山的年轻人是幸运的，因为他等来了真相，少了一份为盲目莽撞所付出的代价。其实，真想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只要你肯眼见为实后再做出决断。

思君令人老
  山  思
    李大钊10岁那年，就由家人操持完婚了。新娘是大他6岁的乡下少女赵纫兰。她缠着小脚，不识字，嫁到李家后，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把这个家打理好，让李大钊的前途似锦。
    赵纫兰虽不识字，却晓得读书的重要性。李大钊的祖父去世后，家里经济十分困窘，李大钊的所有生活费用都靠赵纫兰东挪西借典当支持。就这样，挨到李大钊在天津读完书。
    这期间，李大钊对政治发生浓厚的兴趣，毕业后没有谋职养家，而是去北京谋求出过的机会。本来赵纫兰苦熬这些年已是不易，得知丈夫要出国内心虽是不舍，还是问他需要多少钱，她想办法。
    李大钊去日本留学，一走三年，赵纫兰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照顾年幼的孩子，为生活奔波。晚上，她想起李大钊就会彻夜难眠。好在李大钊终于回来在北京谋职，每回与她在乡下见面，都很匆忙。赵纫兰因日夜思念，竟生了场大病，这才让在北京忙碌的李大钊回来陪伴她两个月。病好后，他们开始商量把家迁到北京。毕竟李大钊的事业在北京。
    到北京后，为了让妻子更适应，李大钊这个留学回来的学者，竟给家里搞了个大炕，与农村家里的一模一样，这样在冬天，赵纫兰就可以坐在热炕上做活了。
    他虽是留学归来的人，一点也没嫌弃过她。每回客人来，他必然会领她见客，帮她整理衣服和头发。
他们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李大钊参加革命运动，远赴苏联。赵纫兰就在北京等他，他不想回乡下，知道他的事业在北京，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她都希望他能看见有个温暖的家。
    一个月后，李大钊从苏联回来，赵纫兰又激动有欣喜。“三一八”惨案，李大钊被通缉，她跟着他又是一阵担惊受怕的日子。一年后，他们一家人被捕。
    在法庭上，她与他见面，他只说：“这是我的妻子，他们什么也不懂，一切都与他们没关系。”她见他饱受折磨的样子，痛苦的差点儿晕倒。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她与孩子被释放回家的那天，她得知他被处以绞刑。
    这年，他38岁，他们结婚28年。她哭昏过去，恨不得也随他去了。只是在她清醒后，她知道自己还不能就此去了，他的灵柩未安葬，几个年幼的孩子需要她。但是她却不能在北京再待下去了，她怕在这里日日想到他。她以为回到乡下这一切就会好起来，却不然。她依然想念他，想念到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足足等待6年，她才在北京大学的帮助下，以示威游行的形式，将李大钊的灵柩安葬。这次安葬又是一场血腥镇压，但她没有任何惧怕。
    完成这件心内最重的事情，她的体力也耗尽了。一个月后，与他相伴在九泉之下，永远不再分开。

百年画坛钩沉
  斯舜威
　　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吴昌硕委托他一位姓陈的朋友从简办理丧事。几位同道挚友和施氏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吃了一顿豆腐饭，就命儿子扶施氏灵柩返回故乡，葬于安吉县鄣吴村附近的凤麟山上。
　　丧事过后，那位姓陈的朋友交给吴昌硕一份奠仪单。吴昌硕说：“我不是说过一律谢绝吗?怎么还有这些奠仪?”再一看，奠仪中有一元、二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礼的大都是亲戚、挚友，还有一些左邻右舍，却没有过去曾向他要过书画的达官权贵的名字。
　　为了感谢亲朋挚友的吊唁和馈送的奠仪，照当时的做法，应当去书店买来“谢唁帖”，填上名字，按奠仪单每人一张作为回谢。但是，吴昌硕却拿来宣纸，亲笔用工楷书写谢唁。然后一一送上门去。吴昌硕的书法，特别是他的工楷，在当时已是难得的珍宝。所以接到“谢唁帖”的，个个喜不自禁，互相传诵。那些达官权贵深悔自己没有在施氏夫人的治丧中送上一份“奠仪”，有的甚至想补送。
　　—天，那位姓陈的朋友跑来对他说：“昌硕兄，丧事办完。但仍有几个人想要送奠仪，你看如何处置?”吴昌硕笑着说：“你去对他们说，这次不必事后补送了，就等以后我死了一起送吧!”

　　1932年6月19日，画家瞿世玮于贫病交加中在济南正宗坛与世长辞，终年57岁。他本人的绘画成就或许并不足以在绘画史上留下一笔，但是，令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足以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彪炳千秋的儿子瞿秋白。
　　他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他的长子瞿秋白正在上海过着隐居避难的生活。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尧在乡友的帮助下，将他安葬在济南南郊江苏第二公墓，并立一石碑。此碑“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
　　他曾做过私塾教师，生命中的最后10年，则担任山东私立美术学校山水画教师，这所学校由俞剑华等人创办。他在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即正宗救济会)租了一处房子居住，除了在美术学校教学，还靠卖画维持生活，景况十分困窘。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知道他是瞿秋白父亲的人，连他的画也不敢买。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士”的清高，再难也不向人求告，不吃嗟来之食。此前。瞿秋白的母亲已经不堪承受生活的磨难而自尽。

　　1939年夏季的一天，蔡威廉痛苦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当时他们经济十分拮据，为了节省费用，没有去医院，而是在家中生产。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此为其绝笔。两天以后，这位中国著名的女画家因难产流血过多而英年早逝。
　　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墙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他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

　　1954年秋天，溥心畲寒玉堂的一只黑色哈巴狗走失了，夫人李墨云大光其火，溥心畲安慰道：“今儿个早上，有人想买一张画，说是五百块钱，我尚未应许呢!我看就用这个钱登报悬赏好了。”
　　溥心畲对钱是没有概念的，平时从不过问，他以为一只宠物起码五百元才行，实际上五百元已经相当于一位中等公务员的月薪了。他看到夫人没有反对，马上给《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详细地写明狗的品种、毛色、体型以及悬赏办法、详细地址。阮毅成安排第二天的报纸见报，溥心畲看到后，发现赏格只登了“愿酬以书画”，没有“或酬五百元”的内容，急得再给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要求补上内容重登一次。原来阮毅成觉得溥心畲不解俗事，一只小狗何须五百元。便删去了这一内容。第二封手札刚送出，哈巴狗就被人送回来了。于是，溥心畲再致阮毅成一信，表示感谢。
　　阮毅成平时极爱溥心畲书画，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这次因为一只小狗走失，连得三封手札，大喜过望，视若珍宝。后来溥心畲回归道山之后，阮毅成在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回忆文章，登出三封手札，传为艺坛趣话。

耿飚：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
  沈  翀
　　耿飚，1909年8月生于湖南  陵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入团，1928年入党，乃一员文武双全的将帅之才。曾经一位北大学者评价：“耿飚是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的人物。放到古代，就是赵子龙、秦叔宝。”此言不虚。
    耿飚完全继承了父亲能工巧匠的遗传“基因”。乐观向上的他多才多艺，什么都会。他会吹笛子、弹月琴、画画、刻图章，还会修表，长征路上谁的表坏了都找他修。耿飚也喜欢摄影，他在长征路上拍了一路，随身还带着冲洗器材。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访问延安时，借走了耿飚长征时期的摄影作品，《西行漫记》里就有耿飚拍摄的照片。后来斯诺托丁玲归还，但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早在红军时代，他就能“优孟衣冠”，登台演戏。因为身材高高瘦瘦，所以，他和红军将领罗瑞卿便成了扮演蒋介石的最佳人选。不过，耿飚轻易不上台。但是后来张爱萍写了个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的话报剧，耿飚就没法拒绝了。他和罗瑞卿配合默契，把台下的观众逗的不亦乐乎。
    第三次反“围剿”时，耿飚任红军三军九师参谋长，奉黄埔出身的师长徐彦刚之命，带领特务连在河上架桥。徐师长只是扔给耿飚一本《工程学》，让其边学边干。至上过私塾和工人夜校的耿飚硬着头皮啃书本，困难可想而知。经过个把月的训练，耿飚翻烂了那本《工程学》，大家的架桥技术也提高了，于是开展架桥、拆桥的反复演习。百十米宽的小河，只要个把小时就能架起一座可供部队通行的浮桥。学会架桥，对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十分有利。3年后，面对湍急的乌江，“架桥专家”耿飚再一次一展长技，架设竹排浮桥。刘伯承对耿飚设计的“竹排浮桥”方案十分欣赏：一要设法使几百个竹排固定在激流中，必须有大量的锚；二要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以做桥轴线并辅助作业；三要解决竹排与竹排之间的连接问题......后来，毛泽东走上乌江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夸奖说：“真了不起啊！真了不起啊!”36个小时建成了横跨乌江的浮桥，难怪毛泽东如此感慨！更主要的是，出身寒门的耿飚幼时虽说只读过两年的私塾，但聪明好学，背过诗文，成绩斐然。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有一次拍着耿飚的肩膀开玩笑说：“你是小学着，将来等革命胜利了，还要留洋、当工程师哩，我教你英文吧！”除了一般用语外，毛泽覃教的英文单词，耿飚印象最深的是party（党）和communism（共产主义）。无论是毛泽覃，还是耿飚自己，都没有料想到，27年后这些英文还真的用上了。
    甘肃陇东“凤城”庆阳，那是发生过刘巧儿故事的地方。1941年7月5日，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三五八旅政委甘渭汉、赵文兰夫妇暗中撮合下。王五八旅副旅长兼副政委、参谋长耿飚与18岁的庆川县女子小学教师赵兰香结婚。婚礼就在庆阳女小一个教室里举行。32岁的新郎当时还是庆阳城防司令。因为前妻所生的女儿耿莹寄养在赵兰香家，耿飚经常去探望，一来二去，1岁的女儿耿莹也成了耿飚与赵兰香的牵线人。小学毕业的赵兰香是独生女，原先就读于庆阳女小，后来在延安派来的女干部的启发教育下，成了庆阳县城第一个走出家门参加社会工作的女性，他教庆阳女小一年级的国文和美术。在庆阳驻军的时候，耿飚借了全套的中学课本，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学。年轻的夫妇俩就在如豆的油灯下苦读。在延安中央党校，耿飚也非常勤奋，还自学《孙子兵法》《七子兵略》《太白阴经》等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在延安，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毛泽东发出“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军民太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当时每个人都有生产指标。耿飚就拿出他的钳工手艺，为赵兰香制作了一部手摇纺车。每到周日，小两口就在中央党校宿舍前的空地上劳作。那时三五八旅在庆阳东北的子午岭的大山里开荒，那一带野兽很多。不但糟蹋粮食，而且还经常伤害人畜。耿飚就组织战士打猎，打了很多豺狼虎豹。后来耿飚养了一条军犬，那是打太原时从阎锡山的老屋里缴获的一条品种优良的日本狼狗。打宁夏时，部队就靠这条军犬传递消息。赵兰香写了信，就栓在军犬的脖子上。它能够冒着枪林弹雨，凭着嗅觉找到耿飚。耿飚也写个小条子让军犬带回来。耿飚的小儿子病了，这条军犬就趴在床前一动不动地看着。一位蒙古族的王爷看上了这条军犬，为了执行民族的政策，耿飚仍痛割爱。没想到这条军犬又立了大功。王爷感动之余，把国民党逃跑时埋藏的电台说了出来。耿飚说：“这些电台全是印有USA的新产品，功率相当大......”

门孔
  余秋雨
    一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去找。
　　二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会想。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三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在60岁“成熟”，确实是晚了一点。但是，到了60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闪现。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火苗，然后思考着如何让它们真正燃烧起来，点亮全民族的心灵。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在电影院的黑暗空间里经历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1949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
　　当代年轻的电影艺术家即便有再高的成就也不能轻忽“谢晋”这两个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年轻艺术家的长辈和老师，都从他那里汲取过美，并构成遗传。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四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有这个想法的，可能不止我一个人。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只是饥渴，没完没了地饥渴。在这一点上他像一个最单纯、最执著的孩子，一定要做一件事，骂他，损他，毁他，都可以，只要让他做这件事，他立即可以破涕为笑。
　　他越来越要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他的精力充沛、步履轻健。他由于耳朵不好，本来说话就很大声，现在更大声了。他原来就喜欢喝酒，现在更要与别人频频比赛酒量了。
　　有一次，他跨着大步走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不知怎么突然踉跄了。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不久后一次吃饭，我又委婉地说起了老话题。
　　他知道月台上的踉跄被我们看到了，因此也知道我说这些话的原因。他朝我举起酒杯，我以为他要用干杯的方式来接受我的建议，没想到他对我说：“秋雨，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真正善饮的吗？我告诉你，第一，端杯稳；第二，双眉平；第三，下口深。”
　　说着，他又稳又平又深地一连喝了好几杯。
　　是在证明自己的酒量吗？不，我觉得其中似乎又包含着某种宣示。
　　即使毫无宣示的意思，那么，只要他拿起酒杯，便立即显得大气磅礴，说什么都难以反驳。
　　后来，有一位热心的农民企业家想给他资助，开了一个会。这位企业家站起来讲话，意思是大家要把谢晋看作一个珍贵的品牌，进行文化产业的运作。但他不太会讲话，说成了这样一句：“谢晋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个人名，而且还是一种有待开发的东西。”
　　“东西？”在场的文化人听了都觉得不是味道。
　　一位喜剧演员突然有了念头，便大声地在坐位上说：“你说错了，谢晋不是东西！”他又重复了一句：“谢晋不是东西！”
　　这是一个毫无恶意的喜剧花招，全场都笑了。
　　我连忙扭头看谢晋导演，不知他是泱泱不乐，还是蔼然而笑。没想到，我看到的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这句话，只是像木头一样呆坐着，毫无表情。
　　他毫无表情的表情，把我震了一下。他不想只做品牌。他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完全变成了一个品牌，丢失了亲自创造的权利，那谢晋真的“不是东西”了。
　　从那次之后，我改变了态度，开始愿意倾听他一个又一个的创作计划。
　　这是一种滔滔不绝的激情，变成了延绵不绝的憧憬。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
　　看到我愿意倾听，他就针对我们以前的想法一吐委屈：“你们都说我年事已高，应该退居二线，但是我早就给你说过，我是六十岁才成熟的，那你算算……”
    五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1946年至1956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六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伤心。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他身边传来工作人员低低的抽泣声。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的遗嘱很简单：把自己和两个弟弟葬在一起。他知道爸爸太有名，会葬在一个显目的地方，自己没资格进去。他只要求，由自己远远的带着两个弟弟，让爸爸、妈妈休息的好一些。
　　谢衍是2008年9月23日下葬的。第二天，9月24日，杭州的朋友就邀请谢晋去散散心，说住多久都可以。接待他的，是一位也刚刚丧子的杰出男子，叫叶明。
　　两人一见面就抱住了，嚎啕大哭。他们两人，前些天都为自己的儿子哭过无数次，但还要找一个机会，不刺激妻子，不为难下属，抱住一个人，一个经得起用力抱的人，痛快淋漓、回肠荡气地哭一哭。那天谢晋导演的哭声，像虎啸，像狼嚎，像龙吟，像狮吼，把他以前拍过的那么多电影里的哭，全都收纳了，又全都释放了。那天，秋风起于杭州，连西湖都在呜咽。
　　他并没有在杭州住长，很快又回到了上海。这几天他很少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前方。有时也翻书报，却是乱翻，没有一个字入眼。
　　突然电话铃响了，是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的，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故宅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举行，这天晚上他在旅馆吃了点冷餐，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这天是2008年10月18日，离他85岁生日，还有1个月零3天。
　　七
　　他老家的屋里，有我题写的四个字：“东山谢氏”。
　　那是几年前的一天，他突然来到我家，要我写这几个字。
    东山谢氏？好生了得！我看着他，抱歉地想，认识了他那么多年，也知道他是绍兴上虞人，却没有把他的姓氏与那个遥远而辉煌的门庭联系起来。
　　他的远祖，是公元四世纪那位打了“淝水之战”的东晋宰相谢安。这仗，是和侄子谢玄一起打的。而谢玄的孙子，便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谢安本来是隐居会稽东山的，经常与大书法家王羲之一起喝酒吟诗，他的侄女谢道蕴也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而才学又远超丈夫。谢安后来因形势所迫再度做官，这使中国有了一个“东山再起”的成语。
　　正因为这一切，我写“东山谢氏”这四个字时非常恭敬，一连写了好多幅，最后挑出一张，送去。
　　谢家，竟然自东晋、南朝至今，就一直定居在东山脚下？别的不说，光那股积累了1600年的气，已经非比寻常。谢晋对此极为在意，却又不对外说。他在意的，是这山、这村、这屋、这姓、这气。
　　我想，就凭着这种无以言表的深层皈依，他会一个人回去，在一大批庄严的远祖面前，划上人生的句号。
    八
　　此刻，他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

徐志摩：一个精心打造的天才
  韩石山
　　当今之世，说某人是个天才，未见得全是夸赞，然而，对于徐志摩，却只能这么说。
    这样一个天才人物，却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他的父亲，一位精明的中国商人精心打造成的，至少起始的时候是这样。
　　徐申如，徐志摩的父亲，清末民初时期浙江海宁县硖石镇的首富，长期担任该镇商会的会长。徐先生一生最大的贡献，该是联合本县乡绅，将本来要经过桐乡县的沪杭铁路，拐了一个不小的弯儿，经过他的家乡硖石镇，为家乡人民谋了多少辈子的福祉（海宁县城后来迁到硖石镇），同时也让他自己由一镇的首富成为一县的首富。若有人去浙江旅行，留心一下该会发现，这个弯儿，现在还在那儿硬硬地拐着。
　　改善投资环境，才能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精明的徐申如先生，将这一经商方略用于独生儿子的培养，不期然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说到培养，上最好的学校，这不用说了，正常的念书之外，还要给他聘请最好的老师。这话说起来容易，做到怕就不那么容易了。且看徐先生为儿子聘请的是什么样的课外老师。小学毕业，为了让儿子的毛笔字有所长进，父亲领着儿子到上海，投师于名声最响的书法家郑孝胥名下，其时郑孝胥还没有去东北当他的伪满州国总理，还在上海作寓公鬻字为生。此事在《郑孝胥日记》中有记载。上大学上了北京大学，仍不满足，为了儿子将来能跻身上流社会，又以一千大洋的贽礼，让儿子拜在梁启超门下，成为声名显赫的梁任公的入室弟子。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进的都是第一流的大学。北京大学上预科而不上本科，是因为预科乃清末编译馆的底子，更注重外语的运用。包括学法律而不学什么国学，都是为了尽快地放洋。果然预科毕业一年后，便赴美留学。初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历史学系，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获硕士学位。旋即渡海赴英，在伦敦大学混了半年，进入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研习政治经济学。课余时间，还参加英国工党的选举活动。
　　在英国两年，上的是一流大学，结交的也都是一流的人物。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狄更生。正是这位狄更生先生，将他介绍进剑桥大学王家学院。且看他送给狄先生的礼品是什么，一套雕版印制的《唐诗别裁集》，扉页上写着这样的话：“书虽凋蠹，实我家藏，客居无以为赆，幸先生莞尔纳此，荣宠深矣。”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加上天生的聪明伶俐，也就难怪，不长的时间，这个中国年轻的留学生，便成为剑桥大学的名人。连王家学院的门房先生，多年后，都还记得那个和气而又阔绰的徐先生。再后来，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去英国留学的大陆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说一个世纪以来，成年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很难融入欧美社会。当他对徐志摩的情况做过一番研究后，不得不修订自己的看法，说，就他所知，徐志摩是唯一的例外。
　　按徐志摩的心性，依徐申如的期望，徐志摩本来还可以在英国和欧陆混下去，弄个博士不是难事。然而，当林徽因的倩影在眼前一晃，又倏忽而逝的时候，这位富裕的浪荡子，在多雾的英伦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便收拾行装，匆匆回国。他的这一轻率的行动，后来曾被他的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嘲笑，此人叫金岳霖，晚年人都糊涂了，还记得徐志摩离开伦敦时唱了两句戏词，前一句他忘了，后一句是：“销魂今日进燕京！”
　　林徽因不过是个诱饵，实则国内，有伟大的事业在等着这个不世出的天才。
　　出国前已拜在梁启超门下，一九二二年十月，徐志摩回到上海，双脚一离开轮船的甲板，即踏入中国上流社会的厅堂。到了北京，就住在梁启超当馆长的松坡图书馆里。松坡者，再造共和之名将蔡锷也。
　　历史老人，像是预先安排好了似的，五四运动刚刚过去，此后几年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将要蓬勃发展的一个时期。
　　这样一个非常时期，也就需要一个非常人物来呼风唤雨，叱咤风云。
　　徐申如先生的长期投资，又来了一个丰厚的回报。如果说沪杭铁路拐的那个弯儿，只是造福桑梓，对邻县却有损害的话，那么这一次的回报，造福的乃是中化民族世世代代的子孙。
　　20世纪20年代，注定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骤变的时期。一件一件的史实不必缕述，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发展，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社团与流派，历来是推动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古今中外，概莫有外。为了推进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长足发展，在徐志摩回国前，已出现了两个颇具声势的文学社团，一个是一九二一年年初在北京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一个是同年七月在东京成立，很快就移师上海的创造社。这两个文学社团，可说都是五四运动精神催生的。成立之初，都起过相当的作用，文学研究会的广结人缘，创造社的骁勇善战，都是不可抹杀的功绩。然而，毕竟有着它们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文学研究会以国产作家学者为主，敦厚有余而魄力不足，难当领导新文化运动的大任。创造社清一色的留日学生，人人英雄，个个好汉，只是气量狭窄，格局太小，难孚众望。真正赓续五四精神，影响广披，建树卓著的，还要数1923年徐志摩首倡成立的这个新月社。
    而新月社的成立，起初只能说如同儿戏。
　　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访问，先到上海，再到北京。知道泰戈尔到了北京，定然要来松坡图书馆访谈，其时居住在馆内的徐志摩，为了讨老诗人喜欢，便在他住所的门外，挂了一个小小的木牌，用毛笔写了三个不会很大的墨字：“新月社”。想来该是个正午，人们都休息的时分，二十七岁的年轻人，悄悄地挂上这个小木牌后，定然还羞怯地四下看看。
　　然而，就是这一挂，一个以留学英美为知识背景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团体，就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
    真正显示它的群体威力，还要等到1927年，多数成员啸聚上海，成立新月书店，创办《新月》月刊之后。初成立的这三四年间，它的主要功能是联络同道，蓄积力量。这期间，最具风采，最见业绩的，是徐志摩个人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算学事件，圈点事件，观剧事件，音乐事件，一个接一个的论战，不管赢了还是输了，得到的都是名声。
    确也是把好手，且有梁启超的情面，徐志摩很快便执掌了《晨报副刊》的编辑权。几个回合下来，便将这个“研究系”的报纸副刊，办成了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坚固阵地。在有限的版面上，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在对世界趋势与中国国情的认识上，连胡适都逊他一筹。
　　梁实秋回国迟，基本上没有参与北京时期的活动，而在上海时期，他却是新月派的中坚分子，曾一度出任《新月》的主编。这个刻薄的批评家，晚年回忆起年轻时的朋友，不无深情地说，“新月书店的成立，当然是志摩奔走最力”。又说，“胡（适）先生当然是新月的领袖，事实上志摩是新月灵魂”。
　　领袖要的是德高望重，应者云从，而灵魂即是生命，有他在，不管人多人少，这一轮新月升起落下，落下升起，运转自如，没了他，这轮新月只会落下，不复升起。事实上也确是如此，1931年11月，徐志摩飞机失事遇难后，标志着新月派活力的《新月》月刊，虽经叶公超等人艰难支撑，终是气数已尽，不久便寿终正寝。
　　一个年轻人，回国不到十年的时间，接连几起婚恋风波，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却还能闹中取静，静中发力，跃马挥枪，几个回合下来，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顶级的诗人，又是几个回合，便组建起一个功绩卓著的文学社团，开书店，办刊物，形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这样的人，不是上苍着意怜爱的天才，又是什么？
　　天才云云，不过是一种极而言之的说法。公允地说，徐志摩是20世纪之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交合鼓荡下产生的一个宁馨儿。最终受惠的，还是他苦难的家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