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穿上外科刷手衣和橡皮手套，拿着盒子进入了埃博拉套间的3级中间整备区，然后他打开了盒子，一块泡沫露了出来。他从泡沫之中捞出了一个金属圆筒，这个圆筒是用胶带密封的，并且标记了生物危害符号。一排不锈钢柜子沿着中间整备区的墙边摆开，几双橡皮手套伸到柜子里面。这是4级生物安全橱柜。当你的双手戴着橡皮手套在柜子内处理高危病毒时，柜子可以封锁起来并与外界隔绝。这里的橱柜被设计得很巧妙，可以避免人类直接接触“大自然”。约翰逊旋开几个蝶形螺帽，打开橱柜的一扇门，把金属圆筒放到里面去。他关上柜门，然后旋紧了螺帽。


　　接着，他给双手戴上手套，拾起圆筒，然后透过一扇窗口边做边看，剥去了圆筒上的胶带。胶带粘住了他的橡皮手套，而且他不能把它弄下来。该死！他诅咒着自己。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他绝对不会回家了。他终于打开了圆筒。里面是一卷浸泡了消毒液的纸巾。他展开纸巾，看到一个“密保诺”封口袋。袋子里面装着几个附有螺旋盖的塑料试管。他旋开试管，抖出了两个极其微小的塑料瓶，瓶子里盛着金黄色的液体：彼得?卡迪纳尔的血清。


　　这个男孩的父母在肯尼亚为一个丹麦救济组织工作，他们居住在金索莫镇上的一个房子里，位于维多利亚湖附近。彼得是丹麦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那年八月份，去世前的几星期，他去非洲探望他的父母和姐姐。姐姐在内罗毕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她和彼得十分亲密，当彼得探望肯尼亚的家人时，这两个少年在一起度过了大多数时光——兄弟姐妹，最好的朋友。


　　彼得过来后，卡迪纳尔一家出去度假了，他们驾车穿越肯尼亚旅行——他的父母想让他见识一下非洲的美丽和可爱。他们游览蒙巴萨岛，住在海边的旅馆里，就在这时，彼得的眼睛变红了。他的父母带他去医院，那里的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身体，结论是他染上了疟疾。他的母亲不相信这是疟疾。她渐渐察觉到儿子就要死了，于是她变得精神狂乱。她坚持把他送往内罗毕进行治疗。“飞行医生”——属于一种航空医疗服务——载上卡迪纳尔，直奔内罗毕医院，在那里他由戴维?西尔维斯坦医生照料，当年查尔斯?莫奈把黑色呕吐物喷到穆舒克医生的眼睛里以后，西尔维斯坦也曾照料过穆舒克。

　1987年9月2日，大约晚饭时间，华盛顿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尤金?约翰逊，这位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民间生化防疫专家，站在海关口外面的候客区。他正等候着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航空公司的航班，这趟航班载着一名来自肯尼亚的乘客。一个提着行李袋的人走过了海关，他与约翰逊互相点头致意。（“我想略去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只说他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我信任的一个人，”约翰逊对我解释说。）这个人在约翰逊的脚边放下行李袋，然后拉开行李袋的拉链，拿出一块包裹着什么东西的浴巾。他扯下浴巾，一个没有标记的缠着胶带的纸盒展现在眼前。他把盒子递给约翰逊。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说什么话。约翰逊提着盒子走出了机场大厅，把盒子放到他的汽车旅行箱里，然后驶向研究院。这个盒子里盛放着一个十岁丹麦男孩的血清，男孩名叫彼得?卡迪纳尔。大约一天前，在内罗毕医院里，这个男孩死于极端症状的并发，而这些极端症状暗示了一种未经确认的4级病毒。


　　驶往研究院的途中，约翰逊盘算着怎样处理这个盒子。他倾向于在烤箱中对其消毒，然后焚烧掉。干脆煮了它，烧了它，然后忘了它。进入研究院的绝大多数样品——血液和组织样本经常从世界各地运来——都不包含任何不寻常的东西，都没有让人感兴趣的病毒。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样品只不过是假警报。对于是否花时间去分析这个男孩的血清，约翰逊还不太确定，倘若一无所获呢，而十有八九就是这样。而驶入迪特里克港的大门时，他已经决定开始干了。他知道这项工作会让他坚持到深夜，但是它必须立即完成，赶在血清变质之前。

卡迪纳尔


　　1987年9月


　　与埃博拉病毒一样，马尔堡病毒的隐秘的藏身之所也不为人们所知。自从在查尔斯?莫奈和闪?穆舒克身上爆发后，马尔堡就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没有人知道它去哪里了。似乎它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然而病毒从来不曾离去，它们只是藏起来了，马尔堡就在非洲的某些动物或昆虫身上继续循环着。

“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马英嘉对医生说。


　　“不要胡说。你不会死的。”伊萨克森医生回答道。


　　马英嘉出血之初，血液从她的嘴巴和鼻子里流出来。没有出现喷血的情况，污血只是一滴滴地落下来，四处流淌着，不肯停止，也不肯凝结。这是一种出血性鼻出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才肯停息。伊萨克森医生最终给她输了三次全血，用于替换鼻出血损失的血液。马英嘉保持着清醒和沮丧，直到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的心脏急速地跳动着。埃博拉已经进入了她的心脏。马英嘉能够感觉到她的心脏在胸腔内渐渐肿胀起来，这让她无法形容地害怕。那天晚上，她死于心脏病发作。


　　她的病房里沾染了血迹，两名修女的病房也是如此，它们依旧锁着，血迹斑斑。伊萨克森医生对医护人员们说，“我现在对你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她拿来水桶和拖把，然后把病房清洗干净了。


　　医疗小组在金沙萨散开，分头寻找那三十七个人的位置，在马英嘉徘徊于城市中的那段时间里，那三十七个人曾与她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他们在医院里搭起了两顶生物隔离帐篷，把那些人囚禁了几个星期。他们用浸泡过化学药剂的床单包裹了两名修女和马英嘉护士的尸体，然后把尸体装进双层塑料袋里，抬到密封的棺材中，拧紧棺盖，在医生们的守护下，他们在医院里举行了葬礼。


　　卡尔?约翰逊始终没有收到本巴上游的医生勘察小组的任何消息，他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于是臆测这种病毒将在这座城市中继续燃烧下去。他组织了一个水上流动医院，将船只停泊在刚果河中。这是一艘为医生们准备的隔离船。这座城市将会成为高危地带，而浮船将会是灰色地带，也会是医生们的庇护所。当时大约有一千名美国人生活在扎伊尔。在美国本土，陆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继续处于戒备状态，一旦第一批埃博拉病例开始出现在这座城市之中，他们就会立即从空中撤出美国公民。然而，令扎伊尔和全世界感到惊讶和安慰的是，病毒没有在这座城市中继续燃烧。它在埃博拉河的上游源头就消退了，返回到它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这种埃博拉病毒似乎在面对面接触中没有传染性。似乎它不能通过空气传播。没有人从马英嘉护士身上感染病毒，即使她曾至少与三十七个人近距离接触过。她曾和某个人共享过一瓶汽水，尽管如此，那个人却没有生病。危机结束了。

　雨昼夜不停地下着。医院和教堂周围生长着美丽的热带树木。樟木和柚木的树顶盘绕交叉着，伴随雨点轻轻地发出声响，而每当成群结队的猴子从中间穿过时，树木就会像遇到一阵风一样弯腰而摇晃。这些猴子从一个树顶跳跃到另一个树顶，叫喊着它们的不可翻译的语言。第二天，坐在他们的越野车上，医生们又开始了深入森林的旅程。他们接触到了感染病毒的村庄，发现茅屋中的人们正渐渐死去。其中的一些受害者已经被送到村庄边缘的茅屋中进行隔离——这是非洲的一种对付天花的古老方法。一些有人死过的茅屋已经被烧为平地。病毒似乎已经逐渐消失了，它如此迅速地纵横穿梭于本巴，以至于绝大多数会死的人已经活不到今天。一丝情绪在乔尔?布雷曼的脑中翻滚着，凭着医生的睿智，他意识到自己忽然之间调查到了事件的核心，他意识到这些受害者是从医院感染病毒的。这种病毒在修女们的身上扎下根基，然后袭击那些向她们寻求帮助的人。在某个村庄里，他检查了一个感染了埃博拉的垂死的病人。这个人坐在椅子上，按着腹部，痛苦地向前探着身子，他的牙齿上流着血。


　　他们尝试着通过无线电联系上金沙萨，告诉卡尔?约翰逊和其他人，这次流行病的高峰已经过去。一个星期后，他们还在试图进行无线电通信，然而他们仍旧不能连通。于是他们返回到本巴镇，在河边等候着。一天，一架飞机在头顶嗡嗡作响。它在镇子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降落了，他们快步跑了过去。


　　在金沙萨的恩加利马医院，马英嘉护士已经被安置到一间私人病房里，这间病房可以由一块灰色地带进入，护士和雇员被要求在进入之前穿上生化防护服。马英嘉由一位名叫玛格瑞莎?伊萨克森的南非医生照料，这位医生起初戴了一个军用防毒面具，但在热带的高温下，这样变得越来越不舒服。她自思自想，我不能忍受它了，总之，要是我从这面具里活着出去了，我自己都会惊讶的。这让伊萨克森医生不禁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她想，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不需要为他们负担很大的责任了。于是她摘掉了面具，面对面地治疗这个生命垂危的女孩。


　　伊萨克森医生竭尽所能挽救马英嘉，但是她在这种微生物面前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就像中世纪的医生们面对黑死病一样。（“这不像艾滋病，”她后来回忆说。“艾滋病与这比起来简直太容易了。”）她让马英嘉含住冰块，这样有助于减轻她喉咙的痛苦，还给她服用了安定片，试图使她避开对前途的忧惧。

　现场勘察小组朝北推进到埃博拉河。


　　此时正是雨季，“道路”就是一行被流水截断的污水坑。引擎嚎叫着，车轮翻滚着，在绵绵阴雨和极度闷热中，他们以步行的速度在森林里前进。偶尔会途经村庄，而在每个村庄他们都遭遇到了倒下的树木做成的路障。经历了天花病毒的数个世纪后，村庄里的年长者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方法来控制病毒，根据他们公认的智慧，这种方法就是切断他们所在的村庄与外界的联系，保护他们的村民躲避瘟疫的肆虐。这种做法是相反隔离，非洲的一种古老经验，在疾病流行期间，村庄会把陌生人挡在外面，并赶走出现的外来者。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 在树木栅栏的后面，他们朝越野车叫喊着。


　　“我们是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最终，人们会清除树木，而小组会继续前进深入到森林中。在一天漫长而绝望的旅行中，他们从刚果河出发，穿越了五十英里，而最后，接近黄昏时，他们来到了一排圆形的非洲房子附近，这些房子的屋顶是用茅草覆盖的。房子尽头的森林中央矗立着一座白色的教堂。教堂的附近有两个英式足球场，他们注意到其中一个足球场的中央有一堆焚烧过的床垫。再行过两百码，他们到达了扬布库教会医院，这是几幢低矮的粉白的建筑物，水泥砌成的墙壁，波浪形的锡制屋顶。


　　这个地方像坟墓一样寂然无声，似乎早已荒废了。一张张病床只剩下铁质的或木头的床架，没有床垫——浸透了血液的床垫已经在足球场上被焚烧了——地板上很干净，没有污迹，显然是冲洗过了。小组发现了三名幸存的修女和一名牧师，还有几位忠实的非洲护士。在病毒消灭所有其他人之后，他们就把脏乱的病房打扫干净了，这些人现在正忙于用杀虫剂给病房喷雾，希望这样或许能够驱散病毒。医院里还有一间病房没有打扫。人们，甚至是修女，都没有勇气进入这间产科病房。当乔尔?布雷曼和小组成员们走进去时，他们发现了许多废弃的带着血迹的注射器，还发现了几盆污水。这个房间在分娩的过程中就被遗弃了，临死的母亲们在此处流产感染埃博拉的婴儿。勘察小组在天涯海角发现了病毒王后的红色宫殿，这种生命形态利用母亲和她们未出生的孩子而疯狂地扩大化。

　陪同约翰逊飞往扎伊尔的另一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乔尔?布雷曼，成为了现场勘察小组的一名成员。现场勘察小组登上了驶往内陆的飞机，前去探察本巴正在发生的事件。这架C-130型布法罗军用运输机，是一架美国制造的的军用飞机，隶属于扎伊尔空军。它恰巧也是蒙博托总统的个人专机，配备有豹皮椅、折叠床和小吧台，堪称总统的空中宫殿。这架飞机平时载着总统和他的家人到瑞士度假，然而现在却载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前往高危地带，沿着刚果河向北偏东飞行。他们坐在豹皮椅子上，凝视着窗外的无尽的热带雨林土地和褐色的河流，平坦的地面偶有起伏，那是泛着微光的牛轭湖，而依稀可见的道路上排列着一串串像珠子一样的圆形小屋。布雷曼倚靠在机窗旁边，观察着地形渐渐伸展到非洲的心脏，他也渐渐对着陆感到恐惧了。空中是绝对安全的，远远地高过那无边无际的森林，但是降落到那里的话……去本巴自寻死路的感觉渐渐逼近他。作为一名政府的流行病学家，他最近被指派到密歇根州，却突然又被征召到了非洲。他已经告别了远在家乡密歇根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一根牙刷，并设法往袋子里塞进了一些纸质的外科口罩、外科大褂和橡皮手套。他没有真正的设备来对付高危微生物。布法罗飞机开始下降，本巴镇出现在视野中，刚果河沿岸铺开一个腐朽的热带港口。


　　布法罗飞机降落在郊外的一条飞机跑道上。飞机上的扎伊尔籍成员非常恐惧，他们害怕呼吸这里的空气。他们使飞机的螺旋桨空转着，推搡着医生们走下舷梯，跟在后面举着包裹出来。当布法罗飞机加速起飞时，医生们发现自己置身于飞机的气浪中。


　　在镇上，他们会见了本巴区的地方长官。他是当地的一名政客，此时正心烦意乱。他早已发现自己的处境堪忧了，而且是深陷于困境之中。“我们倒霉了，”他对医生们说。“我们得不到食盐和食糖。”他的声音颤抖着，几乎要落泪了，然后补充道，“我们甚至得不到啤酒。”


　　小组里的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样处理这种情形。他摆出一副夸张的姿势，把一个黑色的航空飞行员的包裹拿到桌子上。然后他把包裹倒过来，几叠钞票从中掉了出来，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让众人眼前一亮。“长官，或许这个会让情况好一点，”他说道。


　　“你在干什么？”布雷曼对这个比利时人嚷道。


　　比利时人耸耸肩。“你看，这里办事的方式就是这样。”


　　这名长官捧起钞票，发誓他会通力合作，提供在他的管辖之下的全部的政府资源——他还借给他们两辆“兰德?路华”越野车。

　“你担心威胁物种生存的事件吗？”


　　他盯着我看。“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一种可以消灭我们的病毒。”


　　“哦，我想它可能发生。当然它还没有发生。我并不担心。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可以减少我们百分之九十人口的病毒。”


　　“十个人中的九个被杀死？而你还不烦恼。”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快意。“病毒使一类物种变得稀疏，这对物种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他说。


　　一声尖叫刺破天空。听起来不像是人发出的。


　　他把目光从水面移开，四处张望着。“听见那只野鸡了吗？那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可爱的巨角河，”他说。


　　“你觉得病毒美丽吗？”


　　“哦，当然，”他轻声说，“当你凝视着眼镜蛇的眼睛时，恐惧之中还有它的另一面，这不是真的吗？当你渐渐看见美丽的本质时，恐惧感就减轻了。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埃博拉就像观赏一座华美而精致的冰城。它是这样的寒冷。这样的纯洁无瑕。”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国际小组在金沙萨集合了，卡尔?约翰逊成为了这个小组的领袖。

　约翰逊，这位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在钓鱼的时候比较喜欢谈论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我们的优先权，”他向我解释说。）于是我飞往蒙大拿，花了几天时间在巨角河上陪他垂钓褐鳟。时值十月，天气渐渐清朗，河岸边的棉白杨的树叶变黄了，在南风中瑟瑟作响。约翰逊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水面平滑而多变。他戴着太阳镜，嘴角叼着一支香烟，手中握着假蝇钓鱼竿。水面被渔线撕开一条缝，约翰逊在上游释放了一个鱼钩。他身材瘦削，留着胡须，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我不得不迎风倾听。在人类追逐病毒的历史上，他是一位伟人，曾经发现并命名了这颗星球上最危险的一些生命形态。“我很乐意地看到大自然不是仁慈的，”他谈论道。他观察着水面，向下游走了一小步，又放下一个鱼钩。“但在今天这样的一天里，我们可以假称大自然是仁慈的。一切妖怪猛兽都有仁慈的时候。”


　　“扎伊尔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我们到达金沙萨时，那地方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座精神病院，”他说。“本巴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没有无线电通信。我们知道那儿的情况很糟糕，也知道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一种新的东西。然而我们不清楚这种病毒能否通过空气中悬浮的小液滴而传播，就像流感一样。假如埃博拉轻易地通过空气传播，这个世界如今又是另一幅光景了。”


　　“那么会怎样？”


　　“我们人类的数量将会少很多。假如这种病毒含有较多的与呼吸有关的成分，那么要想牵制它们将会是极其困难的。我确实考虑过，倘若埃博拉是安德罗美达菌株——不可思议的致命而且通过微滴感染而传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了。与其在伦敦的歌剧院里被感染，还不如在中心地带工作呢。”

　第二天，帕特丽夏?韦伯对病毒进行了一些测试，发现它对作用于马尔堡或其它已知病毒的任何测试都不起反应。因此，它是一种未知的微生物，一种新兴病毒。她和同事们分离出毒株，证明了它是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赢得了给这种生物体命名的权利。卡尔?约翰逊将它命名为“埃博拉”。


　　卡尔?约翰逊后来离开了疾病控制中心，如今他的大量时间忙于蒙大拿州垂钓鲑鱼。他从事着各种事务的顾问工作，其中包括设计加压的高危地带。听说通过蒙大拿的大斯凯市的一个传真号码可以联系上他，于是我就给他发了一封传真信件。我在信中表示对埃博拉病毒很着迷。对方收到了我的传真，然而没有回复。于是我等待了一天，又给他发了一封传真。依然是石沉大海。这个人肯定是太忙于钓鱼，觉得回信太麻烦了。而当我已经不抱希望时，我的传真机突然冒出这条回复：


　　普雷斯顿先生：


　　试试面对面地注视一条晃动着的眼镜蛇的眼睛，如果你不把由此而生的感情算进去，那么“着迷”可不是我对埃博拉的感觉。吓得屁滚尿流怎么样？


　　卡尔?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首次分离了埃博拉病毒，两天后，他在另两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的陪同下前往非洲，他们携带着十七个装满设备的箱子，试图组织一次努力去阻止扎伊尔和苏丹的病毒（苏丹的蔓延仍在继续）。他们最先飞到日内瓦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而在那里他们发现世卫组织对蔓延的情况所知甚少。于是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们布置了他们自己的设备，把更多的箱子包装起来，准备赶往日内瓦机场，他们将在那里起飞，飞往非洲。然而就在那时，就在最后可能的关头，其中一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恐慌了。据说，他是被指派去苏丹的医生，他害怕前进哪怕一小步。这并非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形。就像卡尔?约翰逊向我解释的那样，“我曾亲眼见过年轻的医生们逃离这些出血性的病毒，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不具备在爆发期间工作的能力。他们甚至拒绝走下飞机。”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样本中塞满了病毒颗粒。干燥的液体被某种细线状的东西扫荡了。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气。他心想，马尔堡。他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马尔堡病毒。


　　墨菲蓦然站起身，一阵奇怪的感觉袭来。那间用于准备这些样本的实验室——那间实验室是高度危险的。那间实验室与地狱一样危险。他走出显微镜室，关上身后的门，然后赶紧沿着走廊来到了研究原料的那间实验室。他拿起一瓶次氯酸钠消毒液，彻底地擦净房间，用消毒液清洗工作台面和水槽，清洗所有的东西。他真正地擦洗了那个地方。接着，他找到帕特丽夏?韦伯，告诉她自己在显微镜中所看到的。帕特丽夏打电话给她丈夫说，“卡尔，你最好赶快到实验室里来。佛瑞德看到一个样品，他看到‘蠕虫’了。”


　　他们凝视着这些蠕虫，试图把形状归类。他们看见了爬蛇、辫子、树枝、类似于希腊字母Υ的叉状物，他们还注意到了类似小写字母g的花体，弯曲得像字母U一样的曲线，以及一圈圈6。他们还注意到了一种起初称作“牧羊人的曲柄棍”的经典形状。埃博拉专家们最初把这种曲线称作“吊环螺栓”，以一种螺栓命名，这种螺栓在五金店里就可以找到。这种形状也被描述为“带着长长尾巴的燕麦圈”。


　　（图片）


　　一个具有明显“牧羊人的曲柄棍”形状的埃博拉病毒颗粒——这里是一个缠结的双柄。这是埃博拉的最早照片之一。1976年10月13日由当时在疾病控制中心C.D.C.工作的弗雷德里克?墨菲拍摄。颗粒上块状的类似绳索的特征是具有神秘结构的蛋白质。它们围绕在一条RNA单链上，后者是病毒的遗传密码。放大率为112，000倍。

　血样立即空运到比利时和英国的国家实验室，后者是位于威尔特郡的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机构”。两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开始了鉴别这种微生物的竞赛。同时，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科学家们感觉被置身事外了，他们仍在积极争取，希望能将修女的少许血样拿到手，不停地打电话到非洲和欧洲到处恳求血样。


　　疾病控制中心有一个专门研究未知的新兴病毒的部门。它被称作“特殊病原部”。在1976年，扎伊尔爆发期间，这个部门的主管是一位名叫卡尔?约翰逊的医生，他是一个病毒搜索者，以中非和南非的热带雨林为家。（他与民间病毒搜索者吉恩?约翰逊没有亲戚关系，也与病理学家托尼?约翰逊中校没有亲戚关系。）卡尔?约翰逊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们几乎对扎伊尔上游发生的事件闻所未闻——他们所知的只是扎伊尔的人们正死于一种表现“普通症状”的“热病”——他们没有获知来自丛林或者医院的详情。然而这个事件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约翰逊打电话给波顿唐的英国实验室的一位朋友，据说他告诉这位朋友，“只要你有哪怕一点点渣滓来分让那名修女的血液，我们都愿意瞧一瞧。”这个英国人答应分给他一些，而他收到的差不多就是渣滓。


　　修女的血样来到了疾病控制中心，它们盛放在玻璃试管中，而试管盛放在摆满干冰的箱子里。这些试管在装运途中破裂了，新鲜而腐烂的血液在箱子里流得到处都是。一位名叫帕特丽夏?韦伯的病毒学家——她当时嫁给了约翰逊——打开了箱子。她发现包裹被血粘住了。血液看起来像焦油一样。黑色，胶粘，就像土耳其咖啡。她戴上了橡皮手套，但是除此之外，她在处理血液时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防护。她设法轻轻地把这些黑色材料敷到棉球上，接着用指尖挤压棉球，于是她收集了几滴血样，这就足够测试其中的病毒了。


　　帕特丽夏?韦伯将一些黑色的血滴滴入盛有猴细胞的长颈瓶中，不久这些细胞就生病了，并渐渐死亡——它们破裂了。这种未知的微生物会感染猴细胞并且裂开它们。


　　在疾病控制中心，另一位研究未知病毒的医生是弗雷德里克?墨菲，一位曾经协助证认马尔堡病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他当时是，现在也是，世界顶尖的拍摄病毒的电子显微镜摄影师之一。（由他拍摄的病毒的照片一直陈列在艺术博物馆里。）墨菲意欲近观那些正在坏死的细胞，看看能否给它们之中的病毒拍摄一张照片。10月13日——也就是马英嘉护士坐在金沙萨各家医院候诊室里的同一天——他把一滴来自细胞的液体置于一块小片玻璃上风干，然后放到他的电子显微镜中进行观察。

　第二天，10月13日，她感觉病情加重了，可是她依旧没去报到上班，而是又进城去了。这一次，她搭乘一辆出租车到了金沙萨最大的医院，麻麻叶磨医院。此时此刻，她头痛得丧失了理智，胃痛也加剧了，她肯定是恐惧万分。为什么她没去恩加利马医院寻求治疗呢？她在那里工作，医生们也会照顾她。这很可能是一例“心理否认”病例。即使对她自己也不愿承认她已经被传染了。大概是碰到了疟疾，她希望如此。于是她去了麻麻叶磨医院，城市的穷人们常去的医院，花了数小时在救护病房中等候，而那里挤满了贫民和小孩。


　　我的脑中浮现出她的样子——马英嘉护士，美国陆军冷藏柜里的病毒源。她是一个愉悦而文静、年轻而漂亮的非洲女人，二十岁左右，正值生命的青春年代，怀揣着未来与梦想，希望那些不知何故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没有发生。人们说，她的父母深深地爱着她，她是他们的掌上明珠。此刻，她正坐在麻麻叶磨医院的救护病房里，挤在疟疾病人们中间，挤在大肚子的穿着破衣裳的孩子们中间，而且没人注意到她，因为她表现出的症状只是头痛和眼红。或许是她正在哭泣的事实使她的眼睛变红了。一位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对付疟疾的药物，劝告她应该接受隔离检疫。但是麻麻叶磨医院的隔离病房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她离开了这家医院，又招唤了一辆出租车。她让司机带她到另一家医院，大学医院，那里的医生们或许能治疗她的病。然而当她来到大学医院后，医生们似乎不能找出她身上的毛病，除了可能有一些疟疾的征兆。她的头痛渐渐加剧。她坐在这家医院的候诊室里，当我尝试着想象她在那里的情景时，我几乎敢肯定她在哭泣。最后，她别无选择了。她回到了恩加利马医院，要求以病人的身份被接纳。他们把她送到一间私人病房，在那里她渐渐无精打采，而她的脸部僵硬得如同面具一样。


　　作为恩加利马医院中第一个患病的修女，米里亚姆修女躺在病床上即将死去，她的医生们决定对她进行所谓的“濒死活体检查”。这是在死亡前一刻完成的快速的组织取样，而不是完整的尸体解剖。米里亚姆修女是一个禁止验尸的宗教组织的成员，然而医生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她体内繁殖着。当临终休克和痉挛发生时，他们在她的上腹部插入了一个针头，吸出了一定量的肝脏。她的肝脏已经开始液化，而针头很大，于是这名修女的相当一部分肝脏进入了针头内，填满了活体检查注射器。大概就是在这个濒死活体检查的过程中，她的血液喷到了墙壁上。医生们还从她的手臂上获得了一些血液样本，然后放进玻璃试管中。这名修女的血液极度宝贵，因为它包含了这种未知的高危微生物。

　　扬布库医院有一位护士，现在被人们称呼为“米里亚姆修女”。她患上了“流行病”——他们起初就是这样称呼这种病的——而且病得很重。扬布库的一位神父决定设法带她到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市，以便让她得到更好的治疗。他和另一位名叫“埃德蒙达修女”的护士，驾驶“兰德?路华”越野车，带着米里亚姆修女前往本巴镇。这座镇上的煤渣砖墙和木头窝棚杂乱地堆挤在刚果河畔。他们赶往本巴的机场，租了一架小型飞机飞往金沙萨，而抵达这座城市后，他们把米里亚姆修女送往恩加利马医院，这是一家由瑞典护士开办的私人医院，他们在医院里给她安排了一间单独的病房。在那里，她忍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把她的灵魂托付给耶稣基督。


　　一切都已结束后，在米里亚姆修女的病房里，地板、椅子和墙上都沾染了血迹。某个曾经目睹过这个房间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把她的尸体运走并埋葬（用许多床单包裹着）后，医院里没有人能够忍受到房间里打扫卫生。护士们和医生们都不愿意接触到墙上的血迹，坦率地说也很害怕呼吸房间里的空气。因而人们紧闭并锁上这间病房的房门，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好些天。修女死后，她的病房的景象或许会让一些人想到一两个关于上帝本质的问题，或者，对于不倾向神学的人来说，墙壁上的血迹可能是大自然本质的暗示吧。


　　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杀害了这名修女，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是一种复制的微生物，这种疾病的征兆和症状让人难以镇静地思考。阻碍冷静思考的还有从丛林中传出来的流言，人们从流言蜚语中得知，这种微生物消灭了刚果河上游的全部村庄。而这些流言并不是真实的。病毒有选择地袭击家庭，但是来自上游的一条条消息被封锁了，因而没有人了解到这一点。金沙萨医院的医生们审查了这名修女的病例，渐渐怀疑她可能死于马尔堡或者类似马尔堡的病毒。


　　埃德蒙达修女，这名与米里亚姆修女一起坐车到本巴、又一同乘飞机到金沙萨的修女，也感染上了这种所谓的“流行病”。他们把她安置在这家医院的一间私人病房里，在那里她出现了与米里亚姆修女相同的征兆和症状，渐渐失去了生命。


　　恩加利马医院里有一位名叫“马英嘉?恩色卡”的年轻护士（她的名是马英嘉，姓是恩色卡。）米里亚姆修女在血迹斑斑的病房里死去时，马英嘉护士一直照料着她。她大概是沾染了这名修女的血液或者黑色呕吐物。无论如何，马英嘉护士渐渐感到头痛和疲劳。她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状况。她来自一个贫寒而有志气的家庭，曾获得奖学金到欧洲上大学。她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病重了，将不会被允许出国旅行。当头痛侵袭她时，她离开了医院的工作岗位，然后失踪了。她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两天。在那段时间里，她跑进城里，希望在明显生病之前办好出境旅游通行证。失踪的第一天里——日期是1976年10月12日——她花了一天时间排队等候在扎伊尔外交部的办公室门口，试图办好她的证件。

　他们驾车折返，学校教师回到家后，他的妻子炖了羚羊肉，家里的每个人都吃了肉。第二天早晨，他觉得不舒服，于是赶在去学校教书报到之前，他在教堂另一侧的扬布库医院停留了片刻，让修女们给他打一针。


　　每天一早，扬布库医院的修女们会在一张桌子上陈列五支皮下注射器，而她们整天就用它们给病人们打针。她们每天使用五个针头给医院门诊和产科门诊的数百人进行注射。修女和医护人员们偶尔会在注射后用一盆热水清洗针头，以去除针头上的血迹，然而更为经常的情形则是，她们一针接着一针地注射而没有清洗针头，她们的针头从一只手臂转移到另一只手臂，混合一个人的血到另一个人的血。由于埃博拉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加之血液间接触的五到十个病毒颗粒就足以在新的宿主中发动极度的扩张，这样做显然为微生物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接受注射几天后，这名教师便与埃博拉-扎伊尔交恶了。他是埃博拉-扎伊尔的第一例已知病例，然而他很可能是在医院里打针时，从脏针头那儿感染了病毒，这意味着某个染有埃博拉病毒的其他人可能先前造访过医院，并在那天早些时候从同一个针头上接受了注射，而这个针头后来又用到了这名教师身上。那个不知其名的人很可能就站在等候打针的队列中，排在这名教师的前面。或许是那个人点燃了埃博拉在扎伊尔的蔓延。完全类似于苏丹的情形，理论上可能环游地球的某种生命形态的出现，归根结底起始于一个被感染的人。


　　这种病毒在医院附近的五十五个村庄里同时爆发。最初它杀害了那些接受注射的人们，然后它转移到家庭，杀死家庭成员，尤其是女人，因为在非洲，是女人们为死者准备葬礼。它横扫扬布库医院的护理人员，杀死了绝大多数护士，然后击中了比利时修女们。与埃博拉交恶的第一个修女是一名接生了死产胎儿的助产士。母亲垂死于埃博拉，并将病毒带给了她未出生的孩子。胎儿显然已经崩溃了，在母亲的子宫内出血而亡。于是这位母亲自发流产了，而协助这次异常接生的修女离开时双手沾着血。母亲和胎儿的血液是高度危险的，大概这个修女手上的皮肤有小小的伤口。她的感染爆炸性地发展着，不到五天后就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