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的悲剧
  王  伟
　　2008年9月15日上午10:00，拥有158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转瞬间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传遍地球的各个角落。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如此明朗的情况下，德国国家发展银行10:10，居然按照外汇掉期协议的交易，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雷曼兄弟公司即将冻结的银行账户转入了3亿欧元。毫无疑问，3亿欧元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转账风波曝光后，德国社会各界大为震惊，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笔损失本不应该发生，因为此前一天，有关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消息已经满天飞，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应该知道交易的巨大风险的存在，并事先做好防范措施才对。销量最大的《图片报》，在9月18日头版的标题中，指责德国国家发展银行是迄今“德国最愚蠢的银行”。此事惊动了德国财政部，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发誓，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并严厉惩罚相关责任人。　　
　　人们不禁要问，短短10分钟里，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导致如此愚蠢的低级错误?一家法律事务所受财政部的委托，带着这个问题进驻银行进行全面调查。　　
　　法律事务所的调查员先后询问了银行各个部门的数十名职员，几天后，他们向国会和财政部递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并不复杂深奥，只是一一记载了被询问人员在这10分钟内忙了些什么。然则，答案就在这里面。看看他们忙了些什么——
　　
　　首席执行官乌尔里奇·施罗德：我知道今天要按照协议预先的约定转账，至于是否撤销这笔巨额交易，应该让董事会开会讨论决定。　　
　　董事长保卢斯：我们还没有得到风险评估报告，无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　　
　　董事会秘书史里芬：我打电话给国际业务部催要风险评估报告，可那里总是占线，我想还是隔一会儿再打吧。　　
　　国际业务部经理克鲁克：星期五晚上准备带上全家人去听音乐会，我得提前打电话预订门票。　　
　　国际业务部副经理伊梅尔曼：忙于其他事情，没有时间去关心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　　
　　负责处理与雷曼兄弟公司业务的高级经理希特霍芬：我让文员上网浏览新闻，一旦有雷曼兄弟公司的消息就立即报告，现在我要去休息室喝杯咖啡了。　　
　　文员施特鲁克：10:03，我在网上看到了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的新闻，马上就跑到希特霍芬的办公室，可是他不在，我就写了张便条放在办公桌上，他回来后会看到的。　　
　　结算部经理德尔布吕克：今天是协议规定的交易日子，我没有接到停止交易的指令，那就按照原计划转账吧。　　
　　结算部自动付款系统操作员曼斯坦因：德尔布吕克让我执行转账操作，我什么也没问就做了。　　
　　信贷部经理莫德尔：我在走廊里碰到了施特鲁克，他告诉我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消息，但是我相信希特霍芬和其他职员的专业素养，一定不会犯低级错误，因此也没必要提醒他们。　　
　　公关部经理贝克：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是板上钉钉的事，我想跟乌尔里奇·施罗德谈谈这件事，但上午要会见几个克罗地亚客人，等下午再找他也不迟，反正不差这几个小时。
　　
　　德国经济评论家哈恩说，在这家银行，上到董事长，下到操作员，没有一个人是愚蠢的，可悲的是，几乎在同一时间，每个人都开了点小差，加在一起结果就创造出了“德国最愚蠢的银行”。
　　演绎一场悲剧，短短10分钟就已足够。

办大学不是为了造富
  智效民
    2008年岁末，“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吸引了众人的眼球：北京大学因培养了35名亿万富豪问鼎榜首，浙江大学以23名位居第二，清华大学以22名排列第三。于是有人说：这是大学对社会的一大贡献，如今的名牌大学，都成了“亿万富豪的摇篮”！
　　英国有谚云：“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同理，如果出现“北京大学造了富，全国跟着跑”的局面，那么争当富豪就会成为年轻学子的理想，制造富豪也会成为大学的目标。这是对教育功能的严重扭曲！这一判断，来自蔡元培的教育理念。
　　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北大的学生因为受科举的影响，以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获得当官的资格。于是他们对来自官场的兼职教员刻意讨好，对专职教员不以为然；对应用专业很感兴趣，对基础专业十分冷淡。面对这种情况，蔡元培一上任就告诫大家：“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1918年11月，蔡先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进一步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
　　蔡元培之所以把研究学术视为大学的天职，并不断提醒大家不要有升官发财的思想，显然与以下三个原因有关。
　　第一，学术是国家精神的寄托、社会进步的希望。
　　1919年，蔡元培的助手和继任者蒋梦麟在《和平与教育》中说：中国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就好比一群羊——“羊肥了，牧民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文章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政治，即民权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进步，和平才有保障。这说明社会进步除了物质改善外，更需要精神改良。因此蒋梦麟强调：“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这就告诉我们，如果大学不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把培养富豪作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

　　第二，学术是个人自立、国家富强的根本。
　　1929年，正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参加了当年的毕业典礼。他对同学们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能研究学问，就难成大器。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始终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首先要每一个人自立。个人要自立，自古以来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研究学问！他的这种观点坚持了一辈子。直到晚年，他还在许多场合对青少年讲过类似的话。
　　第三，研究学术是追求真理、辨别是非的必由之路。
　　与上述三位相比，竺可桢也持有同样理念。1936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那年5月，他在就职典礼上批评了只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格培养的倾向后指出：“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他还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这说明，大学制造富豪与竺可桢的教育理想格格不入。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如今的大学生被讥为有知识没教养，究其原因，与他们缺乏追求真理的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有关。
　　近年来排行榜已经泛滥成灾。“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问世后，还有许多大学排行榜纷纷出笼。这就提醒我们，大学究竟是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还是把造富与排行作为目的，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造成更大的贫富差距。如此下去，建立和谐社会也许就会流于形式。

刘墉讲的故事
  彭广军
　　报纸正连载台湾作家刘墉的新著《世说心语》，据说都是源自生活的小故事，并讽喻其中美丑。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读着，今天就读到了两个很感兴趣的故事。
　　刘墉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常听说美国移民局四处抓非法移民。有时候因为前后门都被堵住了，非法移民甚至会跳楼，或藏在小小通风管里。但是美国政府明文规定，移民局不得去学校调学生的资料。虽然那是最好的方法，很容易由孩子的资料查到他非法移民的父母。因为那样做，会造成非法移民不敢把孩子送去上学，使无辜的孩子失去受教育的机会。移民局不能去学校查非法移民，学校不能透露非法移民的资料，不但是职业道德，而且是法律规定。
　　看了这段文字，我想起移民美国的朋友多多说的一句话：美国是大人的战场，孩子的天堂。朋友说的时候我也呵呵点头作理解状，其实心里很是疑惑，什么战场、什么天堂？哪里的日子也不见得好过。看了刘墉的文章，倒有些相互印证了似的。孩子享受教育权利真不是统计数据或者工作报告能反映得出来的。一方面说要普及义务教育，一方面又对学生入学制定诸多限制。当有些地方宣传本地区有几所“民工子弟学校”的时候，我就有些反感，尽管此法或者是当前体制下最好的办法，但无疑折射出了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公民，教育资源是全体公民共同拥有的，人为地划分区域，目的是要把非本区域的孩子排除在外。校方为了查清学生户籍资料，竟然深夜突然家访。如果有“非法移民”的话，他们的孩子会有什么后果呢？
　　成人是不是身处“天堂”我不知道，但很多孩子天天在上“战场”大约没有多少人会反对。而且，孩子们还得作为道具站在街边高喊“欢迎，热烈欢迎”，或者下雨天踮着脚给小官打伞啥的。而我从刘墉的文章中隐约看出这层意思，不管是总统的孩子，还是乞丐的后代，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非法移民，孩子都是无辜的。好一个“无辜”！教育公平是公平意识形成的基础，我相信这一点，也羡慕那儿的孩子。
--全文后半部见下，《读者》未摘录--
　　第二个故事。刘墉朋友的女儿，是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暑假找工作，先去长岛一位老法官的办公室，面谈之后，立刻被录用了。可她爸爸托朋友帮忙，又为她介绍了一份高等法院的工作。那可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呀，对今后发展帮助极大，但女孩说自己已经接了前一个工作，不能说话不算话，坚决不去做后一份工作。她妈妈请刘墉太太帮忙劝说，小女孩终于去了高等法院，但一进们就对管事人说：“我已经接了别的工作，是来告诉你们，我不能来了。”刘墉说：“我佩服她，她会是法律界的一个人才！”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女孩原来居然还是个“问题女孩”，上大学时功课很烂，天天沉湎于网络游戏，一玩就几十个小时不吃不喝，累了就倒头一觉睡上十几个小时。她妈妈看着问题太严重，就在寒假中送她回中国，让她去一艘长江游轮上打工。就在那个寒假中她被就读学校勒令退学了，妈妈拿着退学通知飞到大陆来找女儿，令女儿意外的是，妈妈一句没骂她，只是把她紧紧抱在怀里。此后，女孩儿像变了个人似的，转到另一所大学，参加法律会考取得了高分，接着就进入了法学院读书。
　　孩子的叛逆，我们都在说，但似乎都是停留在表面上，能采取的办法大约是犟驴子顺毛抹或者暴扁一顿。不知道有几人能够做到女孩妈妈那样，将做了错事的孩子搂在怀里？女孩重诺守信的品格，不但刘墉佩服，我也佩服。虽然“叛逆”不是重诺守信的前提，但这种品格实在是法律从业人员的前提。如果能够坚守，在她身上必定不会发生吃了原告吃被告之类的事情。

对历史说真话，才能对现实说真话
  柴  静
    一
　　有一天陆川的新电影约着去聊聊，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也在，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作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无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他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一个人的儿子。
    但听他说到在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象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郁愤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但为什么说起在我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与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是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就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本书给陆川，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纪录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包围圈等国际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的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初《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正在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在74岁的稻永仁的信里，他纪录一个当年的小学教师，就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会默许对这个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
    后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也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感谢士兵，感谢士兵，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他说，“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
    七
    《朝日新闻》在发表这些信件的时候，很多人写信给他们希望停止“我们正在极力将过去忘掉”“翻旧帐没有一点好处”···但《朝日新闻》的编辑说：“一个人忘掉过去可能有自我净化的作用，但一个国家的历史就不同了，尽量掩盖，假装这类事根本没有发生过，难道对我们民族的良知没有损害吗？”
    出版这本书的，是美国人。
    他解释他出版此书的用意：“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这些现在生活在和平中，守法的社会公民，怎么会象野兽一样行事？再看看我的国家，我自己那些总体上可称为良善之辈的同胞，又怎么与那些人----他们轰炸越南村庄，在惊惧中残杀朝鲜难民----扯在一起？”
    他说：“这些应该是有着足够道德良知的个体，为什么会落入集体性的狂热和盲从之中？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人，不妨都这样问问自己”
    八
    在这本书的最后，收录了一封17岁的高中学生小林范子的信：
    “记得学校课本里是这样讲的‘美国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战争在1945年8月15日结束…特攻队年轻的士兵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战争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再也不要发动战争。’我心里自然而然产生了疑问-----不该发生的战争发生了，是谁的责任？为什么让我们而不让那些随便发动战争的人反省？
    在阅读了这个专栏之后，我不再坐在教室里被动地接受别人灌输给我的东西了，而是主动地去了解战争。
    你们这些真正了解战争的人，请多告诉我们一些，你们有责任把你们知道的战争告诉我们，就象我们有责任去知道它，这样，当一代接一代，轮到我们向后代讲述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确信自己能完成这个责任。
    在我的朋友中间，许多人对战争转过身去假装没看见，但你不认为有一天我们终会面对它么？我们保证我们不会把它仅看作一件过去的事，而是作为你们的子孙，郑重地将这些经历传下去。”

那件没有机会穿的衣服
  杨  澜

    采访一位日本建筑师时，他对我说：“那些没有机会盖的楼，往往更能代表我自己的风格”。一想，很有道理。建筑设计师从不同的主顾那里承接工程，受到环境、周期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客户的审美观念与种种要求，到头来，那些能够落成的建筑往往是多方面因素相互妥协的结果。它们在主体精神上能够反映设计师的风格已是万幸，又怎能奢望构想完整地呈现呢？而那些被“枪毙”的作品，或许是由于预算过高，施工难度过大，或许是因为商业使用面积不足，主流审美观难以接受等原因，却可能是设计师最自由，最自我的表达。所以我想如果有一天，策展人能做一个建筑大师的未能实现的设计作品大展，一定会是一次充满想象力的视觉盛宴。      
    其实，女人与衣服的关系有时与之相当类似。你是不是与我一样，在衣橱里总吊着几件自己十分钟意却从没有穿出家门的衣服？我们曾经咬牙跺脚，狠着心花了一大笔预算把它们买下来，却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拿出来穿上身，在镜子前左照右看。
    大约10年前，我在纽约曼哈顿一家著名的百货店看中一件玫瑰红色的无吊带礼服，是那种既正又浓的玫瑰红色，它真丝质地，纱的内衬，使整个裙型挺括舒展。当我在试衣间穿上它时，兴奋得额头上竟沁出细汗来。身旁一位五十开外的女售货员透过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若有所思地上下打量着镜中的我说：“丫头，如果一个女人一生只能有一件礼服，就应该是它了。”我头脑一热，立马就付了钱。        
    可一晃10年过去了，我竟然没有一次在公开场合中穿过它。有时是因为场合不够隆重，它会显得有点“过”；有时是因为舞台背景颜色相近，它会被淹没其间；有时与搭档的衣服颜色“冲”了；有时嫌自己胖了些，想想不如减肥以后再穿吧。它在我心目中是一件完美的衣服，我总在等待一个完美的日子，但那个日子总遥遥无期。每当我在衣橱里看到它，就象与一位老朋友打过招呼。只见它一尘不染，风姿依旧，倒象是一面时光的镜子，照出自己的种种变化。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她的艳丽和张扬会让我胆怯，就越发不敢穿它了。倒是旁边那些黑的、白的、银的、金的颜色，长的、短的、不长不短的式样轮番变化着。今年喜欢的，明年不流行了。唯独它，永不过时，安安静静地等待自己的出场。        
    一件从未穿出门的衣服可以代表女人内心最深处的幻想，或许人的一生的最佳注释就是你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有一次《天下女人》请来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保姆。她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一直成绩优秀，本以为可以顺利地考上大学，但母亲遭遇的一场车祸让她只能选择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来到北京的一户人家，主要负责照顾家中刚考上大学的男孩。两个年纪相仿的青年不同的机遇，没有让她轻慢自己的工作。她说：“也许我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可我毕竟有过那样的梦想，它让我在内心里与众不同。等我再攒一些钱，我要开一家小店，我相信我会把它经营得很好。”      
    这世上到底由什么来决定我们是谁？我认为大概有三类事：一、完成的事——世人以此来估量我们的成就与价值；二、不做的事——后人以此来评价我们的操守与底线；三、想做却没有做成的事——这常常是只有自己最了解、最在乎的事，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的认定。正如建筑师的空中楼阁，又如我的玫瑰色的礼服，还如小保姆内心的倔强与尊严。      
    它们，才是我们的最爱。

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那种幸福
  朱德墉
　　每个人都有一次童年，我却已经度过两次。
　　我的第一次童年，是在呆看着教室窗外的云、翻找着院子角落的虫和对抗着大人世界的许多规矩里度过的；陪伴我的是一个小孩的孤独和想象。
　　我的第二次童年，是在我自己的小孩爬在地板上的玩玩具声、他一边走路一边编故事的喃喃自语声和他怎么也搞不清楚大人世界规矩的麻烦声里度过的；陪伴我的是我的小孩为我这个三十岁以上的大人突然带来的他的世界的许多想象，以及我对我自己还是个小孩的那个世界的许多回忆。我的第一次童年和第二次童年相隔了二十年，世界改变如此之大，我自己改变更大。但在陪我自己的小孩再度过一次童年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上惟一不会改变的，是小孩子的那个想象世界。
　　原来，我们大人一直以为：幸福是由各种看得见的东西构成的。我们每天忙着处理各种看得见的事务，我们每天忙着购买各种看得见的物品，辛苦堆砌起我们认为可以得到的幸福，结果大部分时候，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我们自己建构起来的现实世界。
　　其实，真正的幸福是由很多看不见的东西组成的，就像小孩的想象世界那样。只要和小孩们在一起一整天，你会发现，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都能一转眼把世界变得很好玩、很好笑。小孩的心是真正长着想象的翅膀，很简单地就能飞进幸福的感觉里去。可惜的是，我们这个大人的世界已经愈来愈物质化，当很多小孩长大以后，他们也开始追求起那些看得见的幸福，而忘记了他们童年时拥有的，那些看不见的更巨大、简单的幸福。
　　我常常幻想我的童年一直存在另一个时空，我可以乘着时光机器回到我童年的家。我会从清晨就在院子里探险，看看经过了一夜，哪些花苞开了，哪些叶子落了，哪个墙角又多了几只六脚邻居；然后，等那个童年的小男孩的我出现在我身边，咧着嘴冲着我傻笑，我会紧紧拥抱他，感谢他给了我那么多变成大人后还能拥有的幸福回忆。

安身立命与自我救赎
  黄俊杰
      一位中国学者在博客中写过一个故事，他一位从事中国研究的挪威朋友对中国人的生活感到非常奇怪，她发现一个中国家庭移民美国后，长期以来只是关心以买房子、买车子为目标的物质世界，从不参加谈论人生的社交活动，也从不去阅读在国内难有机会接触的书籍。中国学者向这位路德教出身的挪威女士解释，中国人对自我的拯救方式不是宗教，而是在世俗中“安身”。
　　身家过千万的义乌商人，依然保持着小商品市场关门之后就回家睡觉的生活习惯；朝九晚五的香港人，晚上还思量着进修些有助于将来升迁的课程；在深圳奋斗的飘一代，在这座移民城市开展“安身竞赛”，把与“安身”无关的活动剔除；上海女生考虑男女关系，将来的安身之处是必须考虑的问题，能将她们带往异国他乡的老外可以重点考虑……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作者孙隆基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这是生活沦丧的内因。
　　有学者认为中国已进入M型社会，中产阶级减少，“穷忙”与“富闲”族群分别增加，“穷忙族”为了养家活口，没有时间投资自己，变成恶性循环，最终丧失斗志——台湾有调查显示，男性时薪所得前10%的“富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减少了8小时，时薪不断增加；男性时薪所得最后10%的“穷人组”，25年来每周工时不减反增，时薪换算下来才80元台币。
　　百度百科在“穷忙族”的词条下面，加入了一条“结构性危机”的注释，以解释中国人穷忙的真正原因：“户籍、收入分配、教育等诸多领域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精英寡头化和底层人固化，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流动困难。”在发出“洗把脸重新来过，拿出你的气魄来”的豪言壮语前，穷忙族先遭遇了十面埋伏：就业机会缺乏的经济环境、福利保障未健全的社会体系、垄断资源的官僚体制、带来庞大压力与资源紧缺的城市发展模式……这个社会还需要时间，找到一个脑力与体力的价值平衡点、一种个人的透明上升渠道，一个积极的多元文化、一个人人公平参与财富分配的机会轮盘。
　　这是生活沦丧的外因。
　　心态也是创造力，生活也是生产力。生活方式多元化，能促进经济——营销学专家认为，一个中等规模的族群足以支撑起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的生存利基；一旦工作没有愉悦感，缺乏有效的生活调节，很难想象人们可以为GDP贡献多少创意经济的份额。
　　生活需自我救赎。不能做到大隐隐于市，至少做到大隐隐于心。卡奴或房奴从沦为“奴隶”的那一刻起，也获得大部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其实可以不抱怨；SOHO族和御宅族互为反义词，一个在家工作，一个在家不工作，都在逃避复杂的社会关系，其实可以活得更开朗——去学习更积极的生活方式吧，“忙碌，只是偷懒的一种形式，那是因为你懒得思考和分辨自己的行动”，美国一位摆脱了穷忙的前辈费里斯如是说。
　　在日剧《工作狂》中，JIDAI杂志社里的编辑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约会、婚姻、梦想、生活总因工作的关系被无限搁置。其中，一位摄影师的理想是用镜头曝光社会的黑暗面，现实中却成了跟拍明星绯闻的狗仔队，工作是日夜在明星同居处的楼下蹲点——但他从未有过怨言，只是在每筒胶卷的头尾张，都习惯性地拍摄着蓝色的天空。
　　穷忙族最大的损失是生活，最可怕的损失是理想。一位工作狂朋友说：“天空即使没有人感谢，还是永远留在那里……虽然我们没有做常人认为了不起的工作，虽然我们的工作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我们仍然想看着天空。为了记住它，为了不再迷茫。”

医患关系的人文透视
  王开岭
    一
    患病，乃一种特殊境遇。无论肉体、意志和灵魂，皆一改常貌而坠入一种孤立、紊乱、虚弱、消耗极大的低迷状态。一个生病的人，心理体积会缩小，会变异，会生出很多尖锐细碎的东西，像老人那样警觉多疑，像婴儿那样容易自伤……他对身体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熨贴和温馨的感觉，俨然侵入了异质，一个人的肉体被辟作了两瓣——污染的和清洁的，有毒的和安全的，忠实的与背叛的……他和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俨然一个分裂着的国家。
    求医，正是冲此“统一大业”而来。
    相对白衣人的优越与从容，患者的弱势一开始即注定了。他扮演的是一被动的羔羊角色，对自身近乎无知，束手无策，被肉体的秘密蒙在鼓里——而底细和真相却攥在人家手中。身体的“过失”使之像所有得咎者那样陷入欲罢不能的自卑与焦虑，其意志和力量天然地被削弱了，连人格都被贬谪了。他敬畏地看着那些威风凛凛的白衣人——除了尊重与虔诚，还混含着类似巴结、讨好、恭维、攀附等意味。他变了，变得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惶惶，对白衣人的每道指令、每一抹表情都奉若神明。那是些多有力量的人啊，与自个完全不同，他们代表医学，操控着生命的方程和密码。
    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他是习以为常、乐然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勿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应首先被视作一个“合格”的生命，而非一个被贬低了的客体。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于心于职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谙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表象下却潜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希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亟需回报，容不得犹豫和躲闪，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方能不辜负之。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描述？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须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悉并思考如何善待它。
    “弱势”在良知一方总能激起高尚的同情和超量回报。但在另一类那里，情势就不妙了——
    走进挂有门诊牌号的格子，随时可见这样的两位“交谈者”：一方正努力陈述痛苦，显露出求助的不安，同时不忘递上恭维；一方则满脸冷漠，皱着眉头，一副轻描淡写、厌倦不耐的样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接见”，如贵族之于乞丐，官宦之于芥民。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这涉关“生死大计”的接见维持不了几分钟即草草收场了，更像是个照面。若患者对轻易挥就的那寸小纸片不放心，还巴望着多磨蹭会儿，白衣人便道：“先试试看，再说……”其实，这话大有端倪，也就是说，此次诊断只是个演习，乃试验性的，他已提前透支了一道权力——一次允许犯错误的机会。
    细想一下那些粗鲁的医学行为，若稍加警觉，许多细节皆令人不寒而悚。
    一名正实习或上岗伊始的医生常有这样的体会：当病人径直朝自己走来——一点亦不嫌弃自己的年轻、在冷冷清清的案前坐下时，自己的内心会激起多么大的亢奋和感动啊，他定会比前辈们表现出更大的热忱与细致，会倾其所有、使尽浑身解数以答谢这位可敬的病人……遗憾的是，随着光阴流逝，随着日复一日的积习，这份珍贵的精神印象便和其他青春记忆一起，在其脑海中褪色了……
    常闻病人家属向大夫送“红包”之事，亦曾目睹有人在医生面前苦苦央求乃至下跪一幕，那时我想，我们的医职人员何以让患者“弱”到了此等不堪呢？那“包”和“跪”里装的是什么？是人家对你的恐惧，是对你人格的不信任，是走投无路的灵魂跌撞与挣扎……

    二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正式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
    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心理和生命关怀力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视为“合理”——这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是背道而驰的。
    从诞生之日起，医学即注册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她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必须救活他”——假如医学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她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还回忆了一桩终生难忘的事：
    一位年轻的实习大夫，在目睹自己的一名患者死去时，竟失声痛哭。作者尤其指出，那死并非“事故”所致。也就是说，按通常理解，医方并无过失。可一个并无过失之人何以伤心到“必须哭泣”的地步呢？
    意义即在此，境界即在此，信仰即在此。
    我想，那一刻，促使年轻人流泪的除了悲悯之外，还有赖于另一项更重要的刺激，即一个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医学之无能！医学对一个生命的辜负和遗弃！他见证了这一幕，他感到震惊，感到害怕，感到疼痛和悲愤，感到了内心的“罪感”……
    习惯死亡是可怕的。倘若连一颗心脏的骤停——这样巨大的事实都唤不起情感的颤动，这说明什么呢？麻木与迟钝岂不是比昏迷更可怕的植物心态？在所有的医疗事故中，同情心的死亡乃最恐怖的一种。
    让我们与托马斯一道，向这份珍贵的哭泣致敬！它来自一名年轻人献给这世界最干净的礼物：痛苦和自责的勇气。
    做一名白衣人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都可能在某个忧郁的日子里来见您。他走了那么远的路，捱了那么久的煎熬，打听了那么多门牌和号码，费尽周折，终于站在了您——一个有力量的人面前。他强打精神，满怀期待，献上感激，指着自己的心脏、胸口或某个沉重的部位：这儿，这儿……
    他选中了您，也就把身体的支配权给了您，亦把巨大的荣誉和信赖给了您，仰仗您能挽救他，留住未来的时日和幸福。总之，他是怀着朝圣的心情来见您的。无论一个平素多么轩昂和自恃有力的人，此时，其眼眸深处都跳跃着一粒颤抖的火苗：请，救救我……
    可是，尊敬的白衣人，您准备好了吗？

一个夜晚的赌注
  朱玉成
    很久没有人这样信任他了，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那一晚，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五年前，他因为抢劫未遂锒铛入狱。现在刑满释放，从监狱里出来已经好几个月了，还是没有找到工作。一天在一个建筑工地上，他无意间看到了他的中学同学蚊子。蚊子是工地上的一个小包工头，还算有些权力，就安排他当了一个力工，吃住都在工地上。“先干着吧，等以后有了好去处再说。”蚊子说。他和蚊子其实不算熟，上学的时候都没怎么说过话。蚊子知道他犯过事，但什么也没说，就让他留了下来。他就这样安顿下来，他很感激蚊子，想着开了工钱一定要请蚊子去饭馆好好吃一顿。
　　那天，蚊子拿了5000块钱回来，说是管老板要了半年才要回来的。此时天色已晚，回家的客车已经没有了，蚊子要在他的棚子里将就一宿。蚊子弄来了花生米、香肠和几瓶啤酒。两个人聊起上学时候的事情，后来蚊子有些不胜酒力，喝了两瓶酒就有些摇晃了。
　　他那些藏在心底的“恶”又蠢蠢欲动起来。在监狱里改造了５年，他以为那些“恶”已经被连根拔除了，没想到它们还在心底偷偷生长着。他不时地瞟一眼蚊子的包。他想，如果现在下手，蚊子没有防备，会很容易得手的。他又给蚊子起了一瓶酒，想让他醉得彻底些，那样他的成功率会更高些。蚊子又喝了一大口，然后就嚷嚷着要睡觉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蚊子睡觉前竟然把自己的包塞到了他的怀里，对他说：“我喝多了，你替我拿着吧，我对自己不放心。”然后倒在床上，脸冲里呼呼大睡起来。
　　天赐良机！他这样想道。握着那鼓鼓囊囊的包，他的内心翻腾不已。这５千块钱对他的诱惑太大了。这时天已经全黑了，他转眼之间就可以逃之夭夭。他试着起身开门，蚊子没有反应，依然鼾声如雷。
　　他很快融入到夜色里，却忽然停住了脚步。心底的“恶”有些退缩了。他想到，这几个月里他受尽人们的白眼，没有一个人信任他，只有蚊子帮了他一把，而且如此信任他，如果自己真的拿走了这５千块钱，就是给唯一信任自己的人当头泼了一身冷水，他该多寒心啊。“做人不能这样。”他这样想着，就折回身，重新回到棚子里，躺倒在蚊子身边。蚊子的鼾声依旧排山倒海，气势非凡。
　　“不过，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躺在那里，他的“恶”依然不断怂恿着他。那一夜，他被这５千块钱折磨得疲惫不堪，感觉心底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沉重无比。但他终究没有拿走那５千块钱。
　　早上他把包递给蚊子的时候，感到从心底里长松了一口气。因为一夜没有合眼，他的眼睛红红的。蚊子问他怎么了，他撒谎说怕钱丢了，一夜没合眼地看着它。蚊子忙说：“对不起啊，害你遭罪了。”
　　时光一晃而过。10年之后，他从一无所有的劳改犯跃身成为很有名望的民营企业家，他的经历可谓传奇。他的事迹常常是当地报纸的头条，人们茶余饭后不厌的谈资。他的商品从不掺假，他被人称道的品质就是诚信。与人谈起自己成功的经历时，他总是毫不避讳地谈起自己曾经阴暗的心路历程，包括那一个让他辗转反侧的夜晚。他说，那个夜晚真正改变了他的命运。那夜之后，他就决定要靠自己的能力奋斗下去。因为一个人的信任让他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有用的人，他不能辜负这个人的信任。他感激那个人，会一辈子记住他的名字：朱德文。
　　“朱德文！”我捧着报纸对父亲喊道，“难道他要感谢的是您吗？”父亲微笑着对我点点头。“您可从来没有和我们提过这件事情啊？快说说，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忽然对父亲无比好奇起来。父亲说：“我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好。其实当时我并不信任他，毕竟他曾经是个坐过牢的人，我只是在做一次冒险的赌博。因为在喝酒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眼神中有贪婪，我就知道他在打这些钱的主意。我的钱和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我决定赌一次。我把钱给他，如果他拿走了，我也认了，毕竟自己还留了一条命；如果他不拿走，那就是万幸。那一夜，我故意装做睡得很死，其实他的每一个动作我都知道。”
　　“事实证明，我赢了。”父亲继而纠正道，“不，应该说那一晚没有输家，我们两个都赢了。”
　　是的，那一晚的赌注，他们两人都赢了—— 一个人赢回了钱和生命，一个人赢得了新生和此后精彩的人生。

我的灵魂我的书
  梁道文
    气质，就是品质散发出来的味道。
    有一年，一个美国小伙子考上了哈佛大学，学工程。哈佛大学第一年有一个核心课程。所谓核心课程，就是新学生进校不是上专业课，而是上全体学生都必须要上的公共课。这些课的内容可能千奇百怪，什么都有。学校认为这些是任何一个哈佛学生都应该涉猎的知识领域。于是，这个学生就选了一门课，但选完之后他非常后悔。因为他选的是“中古英文文学”。肯定非常痛苦。
    更要命的是，代课教授年纪大，说话慢，讲课风格老派，听着很闷，所以他经常逃课。好不容易上完了一学期的课，放暑假了，他很高兴。他要打工挣钱，于是就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旧书店找了份兼职。
    干什么呢？这种书店常常接到电话，被叫去别人家里收一些旧书回来，然后出售——他就干这个。
    有一天，老板派他去哈佛大学旁边的一户人家里收书。他去了，一个老太太开的门。老太太看上去一脸忧伤。自我介绍后他发现，老太太竟是那位教他“中古英文文学”课教授的夫人。原来这位教授上完这学期的课后没多久就死了，死后留下了一屋子的书。老太太觉得这些书让她睹物思人，所以决定把它们卖掉，于是就给这家旧书店打了电话，恰好是这个小伙子被派来收书。这时，小伙子才意识到，原来他刚上完的那门课是这位教授一生当中的最后一门课，他是这位教授一生中最后一批学生之一。虽然他不喜欢这位教授，但他的心情也很沉重。当他去看这些书该怎么搬时，他发现在教授书房的一整面墙的书柜里全是廉价的侦探小说。这个学生就笑了，他想，这个老家伙平时上课很严肃，原来最爱看的是侦探小说。他竟然有这种兴趣！小伙子越想越觉得好笑。这个书房后面是一扇大玻璃门，出去后是一个小花园，非常漂亮。老太太说：“我丈夫生前最大的嗜好就是种花剪草。”
    玻璃门旁边还有两个书柜，里面放的全是园艺书。看了半天，这个学生就做了决定：不搬这些书了！
    于是他回去对老板说：“老板，我自己想把这位教授的书都买下来。”老板说：“你全要！价钱你付得起吗？”学生说：“那薪水我就不要了。”老板说：“那也不够。”学生说：“那这样吧，我接下来几个暑假都来你这里打工，薪水全给你，行吗？”
    老板问：“你为什么要买这些书？”这个学生说，以前上课时，他只觉得这位教授很沉闷、很学术，原来这只反映了教授的一面。当他去了教授的家、看了他的书房和藏书之后，他才发现了教授完整的人格。这位教授喜欢廉价版本的侦探小说、还在小说里面还画线做笔记——笔记里面还有粗话。这位教授还喜欢种花草，洒水器刚洒过的草坪上还有水珠。这些都是教授生前最爱的东西。   
    爱好、兴趣，甚至癖好，都彻底地浮现在教授的书房里面。当时这个学生有种很强烈的感觉：如果把这些书搬回旧书店，就得把它们分散，分门别类地放在旧书店的书架上，然后再去卖。这样一来，教授所有的藏书就崩溃了、解体了。而现在，当这些书在它们主人的书房里面安身时，它们是完整的。完整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些书完整地表达了它们主人的人格、灵魂。所以这个学生觉得，只要教授的藏书还在，只要这些书仍然是完整地在一起，这位教授就还没有死，他的灵魂就还在这些书里面。
    他觉得他应该让这位教授的灵魂完整地保留下来，所以决定把它们买下来，不拆散它们！这个老板听了他的话后说：“算了，这些书我6折卖给你，你在我这里打3年工就够了。”于是他在这里打了3年的工。
    这个故事是真的。一个人的书房，一个人看什么书，一个人拥有哪些书，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全部，就是这个人。

跟随一只知更鸟
  李浅予
  
　　1912年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一位年近半百的教授正在哈佛大学讲课，突然一只知更鸟飞落在教室的窗台上不停地欢叫。教授停下来出神地打量着小鸟，这是一只蓝知更鸟，除了淡黄和纯白相间的胸毛外，身体的其余部分几乎全是蓝色，美丽得让人不敢直视……许久，教授才转向学生，轻轻地说：“对不起，同学们，失陪了，我与春天有个约会。”说完，他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出教室，跟在知更鸟的后面走出了校门……
　　这位教授就是被钱锺书先生归入“五位近代最有智慧的人”之列的西班牙著名哲学家、诗人、小说家及文学评论家乔治·桑塔亚那。
　　桑塔亚那1863年出生于西班牙，9岁时随父亲移居美国，1882年入哈佛大学读书，188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长达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桑塔亚那一直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在事业上可谓硕果累累，而哈佛的教职亦可保证他过上无忧无虑的中产阶级生活，可他为什么突然决定离开令人向往的美国、离开大名鼎鼎的哈佛呢，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深思熟虑？当然是后者。
　　促使桑塔亚那辞别哈佛和美国的主要原因有两点：首先，桑塔亚那对哈佛素无好感。在他看来，哈佛教育的目的就是为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这与他的教育宗旨极不吻合。其次，桑塔亚那对美国也一直心怀不满。1898年，美国通过与西班牙的战争吞并菲律宾，将古巴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对于在西班牙度过童年、至今仍保留着西班牙国籍的桑塔亚那来说，无疑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伤害。
　　就这样，桑塔亚那在1912年春天的那个并非偶然的日子，跟随着一只知更鸟，离开了哈佛、离开了美国。他的第一站是西班牙，可当他回到祖国后，却发现自己早年生活过的土地已变得非常陌生，而亲友们也早已将他当作了“外国人”。无奈，桑塔亚那只好前往浪漫之都巴黎。
　　1914年7月底，桑塔亚那结束并不浪漫的巴黎生活来到伦敦。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桑塔亚那因战争带来的交通阻隔而滞留英伦，并一住就是5年。这期间，他拒绝了剑桥、牛津等大学的任教邀请，埋首于巨著《英伦独语》的写作。英伦那特有的朦胧雾霭曾让桑塔亚那沉醉，不过敏感的他却渐渐感受到了英国也已慢慢美国化，于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
　　1925年，在漂泊了十几年后，桑塔亚那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栖居地——意大利的罗马！在桑塔亚那看来，罗马是一座“永恒的城市”，在这里可以让他感到“离自己的过去更近了，离整个世界的过去和未来更近了”。在这里，他开始了安静、祥和的晚年生活，并写下了一部部传世之作。1952年，在罗马的一所修道院的寓所里，桑塔亚那离开了人世，享年89岁。
　　桑塔亚那终生未婚，他的一生是孤独的，但却享受到了无限的自由。他用毕生的精力在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奔走，但他的理想－自然主义并不是一个摇摆于自然和理想之间的点，而是一条发于自然、指向理想的射线。“我们完全可以依靠本能过上理性的生活，我们也完全可以在大自然的引导下进入祥和之境。”这是桑塔亚那为我们指引的一条通向闲适享乐，同时又是智慧高尚的人生之路。
　　春天就在窗外，每个人都可以走出去与迷人的自然女神相约。

一刻钟
  刘心武
    下午忽然接到尼娜的电话，问能不能来我家“打扰一下”，虽有些吃惊，我还是答应了。
    尼娜是她在公司的“叫名”，真名是王爱红。她的父亲是我的中学同窗。我是看着尼娜长大的。尼娜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一家美国金融机构做事，前年已获中层职衔。偶尔应邀去尼娜家与王兄晤面。开始我也并没多想，但是有一次，在他们家客厅的落地窗前，俯瞰万家灯火，我就禁不住有些惭愧了。自己的儿子不过是介乎白领、蓝领之间的打工仔，哪能提供这种“法式情调、英式管理”的空间来让我独自待客！不过回到自己家里，也就自我安慰：人各有运，知足常乐，他们过得固然极好，我也并不糟，祝福他们，也祝福自己。
    尼娜飘然而至。“你要出远门？”她是跟名牌拉箱一起进屋的，我不由得如此发问。还不只是拉箱，她还提着一个大纸袋，那样的纸袋本是装名牌服装的，现在鼓鼓囊囊，似乎乱塞着一些零碎物品。“叔叔，我不出门，我一会儿回家去。我想求您——这些东西暂存您家。”我莫名其妙，她却又说：“我先用一下您家的卫生间好吗？”“当然可以！”她匆匆进了卫生间，那临时搁在我家茶几边的纸袋歪倒了，里面有东西滑落出来，我拾起两个小镜框，一个里面是她妈妈的照片，一个里面是尼娜和儿子佳佳的照片。又拾起一个银制小奖杯，上面錾着英文，应该是他们公司为表彰她的业绩颁给她的。我把滑落的东西往纸袋里放妥。尼娜从卫生间出来，又问：“能不能喝杯热茶？”我知道她是习惯喝咖啡的，我一边冲咖啡一边问她：“怎么回事？”她把自己的身体抛进沙发，简洁地说：“我刚经历了人生中最恐怖的一刻钟！”
    原来，她所在的公司全球同步裁员，尼娜两点一刻接到被裁通知。当时她还正忙着。她也用不着跟谁交接，公司规定，自接到裁员通知后，一刻钟内必须撤离。她想用座机往外打个电话，但她那部电话已经被撤销；想再用电脑发封“伊妹儿”，局域网已经不允许她进入；她赶紧收拾私人用品离开办公区，到了走廊，想进入茶水间喝杯咖啡放松一下，发现自己手里的钥匙卡已经无法开启那门；想进入卫生间，也一样；到前台，交回钥匙卡，从此她再也无法进入几年来所熟悉的空间了……“这太不人道了啊！”针对我的说法，她惨然一笑：“很人道的，我看见医务室的门大开，很显然是为了及时救助个别无法承受这一刻钟的被裁人士。路过那里时我没有停步，但一瞥之间，看见高大的姜森——他比我高一级，金发碧眼，平时很威严，正在那里面一张躺椅上抽泣，周围两个医生也不知是在进行药物治疗还是心理干预……”
    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尼娜。但她喝了几口热咖啡后，镇定下来，冷静地对我说：“尽管我们早知道公司会有裁员的大动作，也知道所谓‘一刻钟撤离’的游戏规则，不过事到临头，还是有些发懵。”我问：“你下一步怎么办？”她一时沉吟不答，我就说：“如果你有困难，叔叔虽然不特别富裕，总还能……”她没等我说完，抬起头笑了：“我们这种人，遇到的问题，不是没饭吃，而是今后能不能换个小碗吃饭，可是，一旦过惯了这样的生活，放下架子来，那不是一桩简单的事！”她告诉我，公司裁员，按合同会给她这样级别的雇员一定的补偿，但是，“别的不算，光我那房子的月供，一个月就得两万……把大房子换小，从技术上来说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心理上说，纵使我承受得了，老爸现在住我那儿，他能马上接受这样的事实吗？他能接受了，佳佳呢？过去开福特接他，他都觉得‘没面子’，现在如果把本田再换成福特甚至QQ，不敢想！我只能缓冲一下，把这些东西暂存您这儿，起码一周之内，还能天天开车离家做上班状！”
    尼娜告别后，我想，于她那样的人而言，人生中的这一刻钟，是既狼狈而又宝贵的。

匠气
  何永康
　　不知你在阅读时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当读到某一个字、某一个词、某一句话时，会突然有所触动，会脸红、气紧、分神，会把书报丢在一边发一阵愣。譬如小偷读到“贼”，偷情者读到“奸”，腐败者读到“贿”。而我最怕读到一个“匠”字，哪怕是“匠心独运”、“文艺巨匠”的褒义词。因为我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做过多种匠人，少时失学，当过砖瓦匠，玩了几天泥巴，提过几天瓦桶；学过几天篾匠，主要是编篾扇卖，据说是出口非洲——那里太热；插队时在农业基建队干了一年多，主要是打石头修水渠，算是石匠吧；后来到县农机厂当了一年多锻工——其实就是打铁匠；再后来当教师——教书匠；再再后来做文字编辑——编稿匠……哈哈，可谓一身匠气，两手茧巴。
　　当然，我上面说的“匠”，是我自己解嘲，并未有人喊过，真正被人直呼过的是“画匠”。我当年插队当农民的地方，对画画的人，不称画家、画师，而称画匠；不说画画，而说画图。下乡之前我学过几天中国画，还小有名气，就常被请去画几笔，如公社办墙报画个刊头，配合宣传在外墙画几幅宣传画。更多的是被贫下中农请去画嫁妆，哪家打发女儿，木匠做好了柜子、箱子、桌椅，要在上面画点喜庆吉祥的图画，再上油漆。这时，就有人来请我——何画匠。画的内容不外乎年年有鱼（余）、花开富贵、多子多福之类。
　　记得第一次，是相邻公社的一个生产队长亲自来请的，请得慎重，我也得慎重对待，一是因为队长大小也是个官；二是第一炮一定要打响，便做了充分的准备，画笔、颜调、色盘，还带了一些参考的美术资料，譬如芥子园画谱。一路上还不断地打腹稿。
　　到队长家一看，没几样东西，掂量半天即可画完，因为我学的是短平快的画法——写意。打完幺台——当地的习俗，客人来了，不论啥时候，哪怕马上就该吃饭了，也要先打幺台，不外乎一碗煎蛋面或几个醪糟鸡蛋，开始干活，在四方桌面上画两条活蹦乱跳的红鲤鱼。在柜子的立面画几只长脚丹顶的仙鹤，在箱子盖上画登枝闹梅的喜鹊，在床头的靠板上画几朵盛开的牡丹……画得意气洋洋，旁若无人，挥洒自如，且是流水作业，不到半天就全部完成。洗了手，收拾好行头就要告辞。队长把我拉住，硬塞给我五毛钱，还要留我吃夜饭。钱，我坚决不收，虽然那是我五六天的工分值（劳动一天只挣8分钱），但我是来拜贫下中农为师接受再教育的，哪能收老师的钱，传出去我吃不消。队长面有难色，说何同志能不能再修改一下。修改？我一下蒙了。我自认为用心在画，已经不错了啊。他说，梅花的树枝咋是断的、破的？我说断的是意到笔不到，破的是飞白，用笔去填就失去了神韵，会显得死板。队长一脸茫然，很难堪地把钱放在桌上就出去了。我没拿那钱，也悻悻地往回走，心中很不是滋味。
　　过了几天，我们生产队队长找我谈话，先是表扬我为贫下中农服务不收报酬的好思想，接着提醒我要虚心，不要骄傲，要珍重人家的意见，尽可能按人家的要求去画，因为你是在为人家做活路。这最后一句话把我点醒了，我是画匠而不是画家，是“画图”而不是画画，按现在的说法，人家是我的客户我的上帝。再说，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审美观和审美需求也不尽相同，不能把自己小资产阶级情调和曲高和寡的艺术表现带到农村来。我扎扎实实地在灵魂深处把自己狠狠批了一通，然后，给自己定位成一个手艺人，等同于泥水匠、木匠、剃头匠，属于引车卖浆之辈。这样一来，我心中释然了，有数了，也就轻松了许多。
　　然而，在以后的画匠生涯中，“客户”还是提出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为啥只画一只喜鹊？（那一只在画外）
　　仙鹤的脚趾呢？（泡在水里了）
　　牡丹不是红的吗？咋个画朵白的，不吉利吧？（缘于对色彩丰富和色调对比的考虑）
　　为啥画两条大鱼一条小鱼，会不会是暗示人家未婚生子？（真纳闷了）
　　一只鸟咋几笔就画完了，细致点吧。（写意啊！）
　　如此等等……
　　一位伟人说过：“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聪明起来。”的确如此。我开始认真地站在“客户”的角度思考问题，彻底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并落实在行动上。
　　在色彩关系上，我过去一般不红绿搭配，“红配绿，丑得哭”嘛，但大红大绿的确洋溢出喜气和生机，因而红、绿成了我的基本色；仙鹤的颈项和尾巴都是黑色的，为吉利起见，画成墨绿色；鸟也罢，鱼也罢，走兽也罢，一律成双成对，相亲相爱……
　　除此之外，我还进行改革创新。譬如突出审美主体，把荷花的花朵画得比荷叶还大，譬如梅花开花是没有叶子的，我就在枝干上点若干绿色的小圆点。美其名曰：点苔。最受赞赏的是我在四方桌面上的创意——中间画一盘烧熟的红色鲤鱼，四方各画两双筷子和两个酒杯——现实主义加实用主义。前不久，约了几个插友回知青点看看，山河依旧，面貌并无大的改观。在一户农家吃午饭，桌子上画的筷子、酒杯还依稀可见，似乎在见证人世沧桑。当年的新郎已垂垂老矣，认不出我了——我也怕被认出。
　　由于我的入乡随俗和有求必应且全尽义务，我有了很好的口碑，方圆几十里都来请我。寒冬腊月，农闲，又要杀年猪，是嫁女的好时节，我也落得大饱口福，画画时在女方要吃几天——慢功出细活——我已经由龙飞凤舞的写意转为精雕细刻的工笔了，结婚时，女方还邀请我去男方吃酒，还要坐上席。吃不了还要兜着走——带点肥肉块回去熬油炒菜。所以，我的日子过得很滋润，因此引来许多知青窜来吃大户，我也因此结识了许多知青朋友。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在农村画嫁妆至少带来了两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一是县机械厂招工，在全县数千知青中招十人，一时神走神路，鬼走鬼路，开后门，找关系，挤得个不亦乐乎。该厂厂长是个南下干部，在此地无亲无故，文化不高，但人很正直。他对县领导说，我要留一个名额，要招一个真正有用的“人才”，其余九个我一概不管。听说有一个知青很会“画图”，厂长大喜——厂里正缺一个画图的，便把我点招进厂。殊不知他要的画图的是画机械用图，比如三视图什么的，我一窍不通。厂长摇摇头，说，你个子大有气力，到锻工班打铁去吧——我因此又多了一门手艺。
　　二是回城后，我画出的作品受到了冷遇和批评。老师和画友给了一个统一的评语：匠气。
　　从此告别丹青。

爱情是什么
  郦  波
　　你肯定用杯子喝过水，但你有没有注意过杯子和水之间的故事呢？
　　有这么一只寂寞的空杯子，它非常渴望水的到来。他向爱神许了一个愿，说只要水能来到他的身边，他的怀里，哪怕最终死去，它也心甘情愿。　　
　　他许的愿很灵验，爱情如期而至，一杯滚烫的热水倒进了这个空杯子里。水很热，杯子感到自己快被融化了，杯子开心极了，他心里想，感谢上苍，这就是传说中伟大的爱情吧。过了一会儿，水变温了，杯子感觉很舒服，杯子想，这就是生活的温暖感觉吧。又过了一会儿，水变凉了，杯子害怕了，怕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心里充满了疑惑，爱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水凉透了，杯子绝望了，虽然他说不出来，可是他在心里呐喊：“我再也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毫无生气，毫无温暖，这简直就是人间的地狱。如果再这样过下去，我宁愿去死！”
　　冰凉的水压在杯子的心里，让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行尸走肉。于是他奋力地晃动，想要摆脱这样的生活。他解脱了，在从桌子边摔到地上的1.13秒的时间里，水终于离开了杯子，杯子好开心。然后他掉在了地上，碎了，死了。　　
　　临死前，他突然看见，他身体的每一个碎片上都有水的痕迹，这时他才知道，他是爱水的，他永远也抹不去水在他心底的印迹。杯子哭了，一滴泪和水溶在了一起……　　
　　这叫什么？我以为，这就叫做爱情！当然，这更像男人的爱情。　　
　　那么女人的爱情又是什么样的呢？　　
　　一堆火爱上了墙角的一根木头，她内心洋溢着爱的冲动，却羞红了脸，难以诉说。她只是深情地望着木头，满是热情的目光忽闪忽闪地跳动。在火的热恋的目光下，木头释然地说:“我知道你爱我，来，抱我吧！”　　
　　于是，火拥抱了木头，可木头因此却消失了。
　　火，哭了，泪水潸然而下，于是，火，熄了。　　
　　木火成“焚”，爱欲为何？为什么所有真心的付出只能换来伤心的回报？这大概是女人在爱情中最常有的困惑了！　　
　　当然，你可能不同意我对爱情的这种解读。但就像古希腊的哲人说的那样：“你终究会遇上他们的，一个叫做爱情，另一个叫做死亡！”　　
　　幸好，我们都还没遇见那个叫死亡的家伙，否则也不会在此刻畅想爱情了。但你是不是已经遇见过那个叫爱情的家伙了？如果你遇见过，你一定知道，那是生命里最奇妙的东西！有一种说法是说上帝把人一劈两半，扔到人群里，就是让你去寻找你的另一半的。关键是，你找到了吗？是不是找到过，又丢失了呢？如果是，我以为那也不必悲哀，因为爱情就是这样，如“一树一树的花开”，却也有花败的时候；如“燕在梁间的呢喃”，却也有劳燕分飞的时候；如“人间的四月天”，却也有“人间四月芳菲尽”的时候。关键是虽不能天长地久，但却曾深情拥有，那样的爱就如漫漫长夜里的一点星光，从宇宙的深处，从时间之河的深处，跨越了千万光年的距离，终将会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会说话的藏刀
  丁立梅
　　导游洛桑，是个迷人的康巴汉子，浓眉大眼，身材槐梧，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是我们游香格里拉的地陪。一上车，他就给我们来了一个九十度的大鞠躬，浑身是笑：“欢迎大家来我们香格里拉做客！你看，天多蓝，云多白！我爱我的家乡！扎西德勒！”
　　我们很快喜欢上这个年轻率真的康巴汉子。一路上，他一直滔滔不绝着，说当地的风土人情，讲茶马古道的故事，学藏獒叫，唱藏族小曲。他喉咙一展开，我们立即吓了一大跳，那声音简直是金属的，金光灿烂，亮闪闪一片。我们说，若是他去做歌星，保管走红，原生态嘛，现在都热衷这个。洛桑听了，很认真地回答：“不，我爱我的家乡，我就愿呆在这儿，哪也不去。”
　　我们听不懂他唱的藏语，他就用汉语字正腔圆一句一句翻译，当翻译到一句：“草原上的姑娘卓玛”时，我们中有人笑：“洛桑呀，你有没有你的好姑娘？”
　　洛桑哈哈乐了，眼睛瞪大，一本正经答：“有啊，我的好姑娘，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他告诉我们，他的好姑娘，也是个导游。他们带不同的旅游团，在同一片天空下转着，却难得相见。洛桑说这些时，嘴边一直飞着笑，表情柔和且安静，让人感动。我们于是都在想像他的卓玛，梳很多小辫子垂挂着，穿镶花边系绣花腰带的藏袍，有漆黑得如深潭的眸。问洛桑：“是这样吗？”洛桑频频点头：“是的是的。”
　　停车吃饭，一眨眼不见了洛桑。出门，却发现他蹲在人家水池边，就着一块磨刀石，正专注地磨着他佩的藏刀。问他：“带藏刀干吗呢？”他解释：“这是藏人服饰中的一块，藏人着装，是要佩了藏刀，才算着好装了。这是流传下来的习俗，藏人最初是用它来防身和切肉吃的。”我们要他示范一下他的刀快不快。洛桑就找了一根铁钉，削了下去。铁钉当即被削断。
　　即便是这样的锋利，洛桑一有空闲，还是取下他的藏刀磨。这让我们大大不解。洛桑轻轻插刀进鞘，说：“我这刀是有灵气的，我把我手上的温度，磨进刀里去，它就会说话。”我们知道他是开玩笑，都跟着一乐。
　　车过一峡谷，洛桑看着窗外，突然变得很兴奋，洛桑问我们：“可以停一下车吗？就五分钟。”我们都伸头往窗外看去，就看到与我们相向的一辆旅游车，停在路边，一些游客散在路旁，正对着峡谷拍照。大家好像明白了什么，都一齐说：“我们也下去拍照吧。”洛桑一弯腰，冲我们感激地说：“谢谢大家了，扎西德勒！”
　　洛桑是第一个跳下车的，他刚跳下车，我们就见到一个藏族姑娘，从那边车旁奔过来，黑黑的脸庞，胖乎乎的身材，穿着红底子碎花的藏袍，没系绣花腰带。这应该是洛桑的卓玛了，很一般的样子。我们一行人，都有些失望。
　　接下来看到的，却让我们感动无言。洛桑和姑娘面对面站着，对着傻笑。后来，她取下她的藏刀，他取下他的藏刀，他们互相交换了藏刀，伸手按按对方的刀鞘，仿佛在看，那刀是不是在对方的刀鞘里安妥了。她理理他的衣领，他拍拍她的肩，然后回头，招呼各自的游客上车。
　　车上，洛桑说：“那是我的姑娘。”我们点头：“知道。”洛桑就笑了，问：“我的姑娘漂亮吧？”我们说：“是，漂亮极了。”洛桑听了，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们，两人长期在外带团，见面少，他们就想了这个法子，每次遇到，就交换一下藏刀，因为对方的温度，会留在刀上。
　　想来，她在一有空时，也一定取出藏刀，不停地磨啊磨。她把她的情和暖，也磨进刀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