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 月
    我把话筒放回座机，久久凝望着它。阿夫拉图的吠声吓了我一跳，我这才意
识到房间变得多么安静。索拉雅消掉了电视的声音。

    “你脸色苍白，阿米尔。”她说，坐在沙发上，就是她父母当成我们第一套
房子的乔迁之礼的沙发。她躺在那儿，阿夫拉图的头靠在她胸前，她的脚伸在几
个破旧的枕头下面。她一边看着公共电视台关于明尼苏达濒危狼群的特别节目，
一边给暑期学校的学生改作文——六年来，她在同一所学校执教。她坐起来，阿
夫拉图从沙发跳下。给我们这只长耳软毛猎犬取名的是将军，名字在法尔西语里
面的意思是柏拉图，因为，他说，如果你长时间观察那只猎犬朦胧的黑眼睛，你
一定会发现它在思索着哲理。

    索拉雅白皙的下巴稍微胖了些。逝去的十年使得她臀部的曲线变宽了一些，
在她乌黑的秀发渗进几丝灰白。然而她仍是个公主，脸庞圆润，眉毛如同小鸟张
开的翅膀，鼻子的曲线像某些古代阿拉伯书籍中的字母那样优雅。

    “你脸色苍白。”索拉雅重复说，将那叠纸放在桌子上。

    “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

    她当即站起来：“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厉害。”我说着这话的时候内心绞痛。

    “叔叔以前的合伙人吗？”她从未见过拉辛汗，但我提及过他。我点点头。

    “哦，”她说，“我很难过，阿米尔。”

    “过去我们很要好。”我说，“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被我当成
朋友的成年人。”我描述起来，说到他和爸爸在书房里面喝茶，然后靠近窗户吸
烟，和风从花园带来阵阵蔷薇的香味，吹得两根烟柱袅袅飘散。

    “我记得你提到过。”索拉雅说。她沉默了一会，“你会去多久？”

    “我不知道，他想看到我。”

    “那儿……”

    “是的，那儿很安全。我会没事的，索拉雅。”她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十
五年的琴瑟和鸣让我们变得心有灵犀。“我想出去走走。”

    “要我陪着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

    我驱车前往金门公园，独自沿着公园北边的斯普瑞柯湖边散步。那是个美丽
的星期天下午，太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旧金山清新的和风吹
拂中漂行。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着一个男人将橄榄球扔给他的儿子，告诉他
不可横臂投球，要举过肩膀。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拖着蓝色的长尾
巴。它们越过公园西端的树林，越过风车。

    我想起挂电话之前拉辛汗所说的一句话。他不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
熟虑。我闭上眼，看见他在嘈杂的长途电话线那端，看见他歪着头，嘴唇微微分
合。再一次，他深邃莫测的黑色眼珠中，有些东西暗示着我们之间未经说出的秘
密。但是此刻我知道他知道。我这些年来的怀疑是对的。他知道阿塞夫、风筝、
钱，还有那个指针闪光的手表的事情。他一直都知道。

    “来吧。这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挂电话之前说了这句话。不
经意间提起，却宛如经过深思熟虑。

    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我回到家中，索拉雅在跟她妈妈打电话。“不会太久的，亲爱的妈妈。一个
星期吧，也许两个……是的，你跟爸爸可以来陪我住……”

    两年前，将军摔断了右边髋骨。那时他的偏头痛又刚刚发作过，他从房间里
出来，眼睛模糊昏花，被地毯松脱的边缘绊倒。听到他的惨叫，雅米拉阿姨从厨
房跑出来。“听起来就像是一根扫把断成两半。”她总是喜欢那么说，虽然大夫
说她不太可能听到那样的声音。将军摔断髋骨之后出现了诸多并发症状，有肺炎、
败血症，在疗养院度过不少时日，雅米拉阿姨结束长期以来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
怜自艾，而开始对将军的病况喋喋不休。她遇到人就说，大夫告诉他们，他的肾
功能衰退了。“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阿富汗人的肾，是吧？”她骄傲地说。至
于将军住院的那些日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雅米拉阿姨如何在将军身边轻轻哼
唱，直到他人眠，在喀布尔的时候，那些歌谣也曾从爸爸那个嘶嘶作响的破旧变
频收音机里传出来。

    将军的病痛——还有时间——缓和了他和索拉雅之间的僵局。他们会一起散
步，周六出去下馆子，而且，将军偶尔还会去听她讲课。他身穿那发亮的灰色旧
西装，膝盖上横摆着拐杖，微笑着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他有时甚至还做笔记。

    那天夜里，索拉雅和我躺在床上，她的后背贴着我的胸膛，我的脸埋在她秀
发里面。我记得过去，我们总是额头抵额头躺着，缠绵拥吻，低声呻吟，直到我
们的眼睛不知不觉间闭上，细说着她那纤细弯曲的脚趾、第一次微笑、第一次交
谈、第一次散步。如今我们偶尔也会这样，不过低语的是关于学校、我的新书，
也为某人在宴会穿了不得体的衣服咯咯发笑。我们的性生活依然很好，有时甚至
可以说是很棒。但有的夜晚，做完爱之后，我的全部感觉只是如释重负：终于做
完了，终于可以放任思绪飘散了，至少可以有那么一时半会儿，忘记我们适才所
做的竟然是徒劳无功。虽然她从没提起，但我知道有时索拉雅也有这样的感觉。
在那些夜晚，我们会各自蜷缩在床的两边，让我们的恩人来解救我们。索拉雅的
恩人是睡眠，我的永远是一本书。

    拉辛汗打电话来那晚，我躺在黑暗中，眼望月光剌穿黑暗、在墙壁上投射出
来的银光。也许快到黎明的某一刻，我昏昏睡去。梦见哈桑在雪地奔跑，绿色长
袍的后摆拖在他身后，黑色的橡胶靴子踩得积雪吱吱响。他举臂挥舞：为你，千
千万万遍！

    一周之后，我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两
个地勤人员把挡住机轮的东西搬开。飞机滑行，离开航站楼，很快，我们腾空而
上，刺穿云层。我将头靠在窗子上，徒劳地等着入眠。

　

我乘坐的航班在白沙瓦着陆三个小时之后，我坐在一辆弥漫着烟味的的士破
旧的后座上。汗津津的司机个子矮小，一根接一根抽着烟，自我介绍说他叫戈蓝。
他开起车来毫无顾忌，横冲直撞，每每与其他车辆擦身而过，一路上滔滔不绝的
话语片刻不停地从他口中涌出来：
    “……你的祖国发生的一切太恐怖了，真的。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就像兄
弟，我告诉你，穆斯林必须帮助穆斯林，所以……”

    我不搭腔，带着礼貌点头称是。1981年，爸爸和我在这里住过几个月，脑海
里依然认得白沙瓦。现在我们在雅姆鲁德路往西开着，路过兵站，还有那些高墙
耸立的豪宅。这喧嚣的城市匆匆后退，让我想起记忆中的喀布尔，比这里更繁忙、
更拥挤，特别是鸡市，哈桑和我过去常常去那儿，买酸辣酱腌过的土豆和樱桃水。
街路上挤满了自行车、摩肩接踵的行人，还有冒出袅袅蓝烟的黄包车，所有这些，
都在迷宫般的狭窄巷道穿来插去。拥挤的小摊排成一行行，留着胡子的小贩在地
面摆开一张张薄薄的褥子，兜售兽皮灯罩、地毯、绣花披肩和铜器。这座城市喧
闹非凡，小贩的叫卖声、震耳欲聋的印度音乐声、黄包车高喊让路的叫声、马车
的叮叮当当声，全都混在一起，在我耳边回荡。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香的臭的，
炸蔬菜的香辣味、爸爸最喜爱的炖肉味、柴油机的烟味，还有腐烂物、垃圾、粪
便的臭味，纷纷飘进车窗，扑鼻而来。

    驶过白沙瓦大学的红砖房子之后不久，我们进入了一个区域，那个饶舌的司
机称之为“阿富汗城”。我看到了糖铺、售卖地毯的小贩、烤肉摊，还有双手脏
兮兮的小孩在兜售香烟，窗户上贴着阿富汗地图的小餐馆，厕身其中的是众多救
助机构。“这个地区有你很多同胞，真的。他们做生意，不过多数很穷。”他
“啧”了一声，叹了口气，“反正，我们就快到了。”

    我想起最后一次见到拉辛汗的情景，那是在1981年。我和爸爸逃离喀布尔那
晚，他前来道别。我记得爸爸和他在门廊拥抱，轻声哭泣。爸爸和我到了美国之
后，他和拉辛汗保持联系。他们每年会交谈上那么四五次，有时爸爸会把听筒给
我。最后一次和拉辛汗说话是在爸爸去世后不久。死讯传到喀布尔，他打电话来。
我们只说了几分钟，电话线就断了。

    司机停在一座房子前，这房子位于两条蜿蜒街道的繁忙交叉路口。

    我付了车钱，提起仅有的一个箱子，走进那雕刻精美的大门。这座建筑有木
板阳台和敞开的窗户，窗外多数晾着衣服。我踩上吱嘎作响的楼梯，登上二楼，
转右，走到那昏暗走廊最后一扇门。我看看手里那张写着地址的信纸，敲敲门。

    然后，一具皮包骨的躯体伪装成拉辛汗，把门打开。

    圣荷塞州立大学有位创作老师经常谈起陈词滥调：“应该像逃瘟疫那样避开
它们。”然后他会为自己的幽默笑起来。全班也跟着他大笑，可是我总觉得这种
对陈词滥调的指责毫无价值。因为它们通常准确无误。但是因为人们把这些说法
当成陈词滥调，它们的贴切反而无人提及。例如，“房间里的大象”[ 指大家都
知道，但避而不谈的事情] 这句话，用来形容我和拉辛汗重逢那一刻再也贴切不
过了。

    我们坐在墙边一张薄薄的褥子上，对面是窗口，可以看到下面喧闹的街道。
阳光照进来，在门口的阿富汗地毯上投射出三角形的光影。两张折叠椅倚在墙上，
对面的屋角摆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壶。我从它里面倒出两杯茶。

    “你怎么找到我？”我问。

    “在美国要找一个人并不难。我买了张美国地图，打电话查询北加利福尼亚
城市的资料。”他说，“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感觉真是又奇怪又美好。”

    我微笑，在自己的茶杯中放了三块方糖。我记得他不喜欢加糖。

    “爸爸来不及告诉你我十五年前就结婚了。”真相是，当其时爸爸脑里的肿
瘤让他变得健忘，忽略了。

    “你结婚了？和谁？”

    “她的名字叫索拉雅·塔赫里。”我想起她在家里，替我担忧。我很高兴她
并非孤身一人。

    “塔赫里……她是谁的女儿？”

    我告诉他。他眼睛一亮：“哦，没错，我想起来了。塔赫里将军是不是娶了
亲爱的沙利夫的姐姐？她的名字叫……”

    “亲爱的雅米拉。”

    “对！对！”他说，微笑着。“我在喀布尔认识亲爱的沙利夫，很久以前了，
那时他还没搬去美国。”

    “他在移民局工作好多年了，处理了很多阿富汗案子。”

    “哎，”他叹气说，“你和亲爱的索拉雅有孩子吗？”

    “没有。”

    “哦。”他啜着茶，不再说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拉辛汗总是最能识破人
心那个。

    我向他说了很多爸爸的事情，他的工作，跳蚤市场，还有到了最后，他如何
在幸福中溘然长辞。我告诉我上学的事情，我出的书——如今我已经出版了四部
小说。他听了之后微微一笑，说他对此从未怀疑。我跟他说，我在他送我那本皮
面笔记本上写小故事，但他不记得那笔记本。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塔利班[Taliban，阿富汗政治组织，主要由普什图人组
成，1994年在坎大哈成立，推行原教旨主义，禁止电视、录像、音乐、跳舞等，
随后于1996年执政，直到2001年被美国军队击溃。为了行文简洁和阅读方便起见，
译文同时用塔利班来指称塔利班组织和塔利班常人].
    “不是我听到的那么糟糕吧？”我说。

    “不，更糟，糟得多。”他说，“他们不会把你当人看。”他指着右眼上方
的伤疤，弯弯曲曲地穿过他浓密的眉毛。“1998年，我坐在伽兹体育馆里面看足
球赛。我记得是喀布尔队和马扎里沙里夫[Mazar-e-Sharif ，阿富汗西部城市]
队，还记得球员被禁止穿短衣短裤。我猜想那是因为裸露不合规矩。”他疲惫地
笑起来。“反正，喀布尔队每进一球，坐在我身边的年轻人就高声欢呼。突然间，
一个留着胡子的家伙向我走来，他在通道巡逻，样子看起来最多十八岁。他用俄
制步枪的枪托撞我的额头。‘再喊我把你的舌头割下来，你这头老驴子！’他说。”
拉辛汗用骨节嶙峋的手指抹抹伤疤。“我老得可以当他爷爷了，坐在那里，血流
满面，向那个狗杂碎道歉。”

　


    我给他添茶。拉辛汗说了更多。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则没听说过。他告诉
我，就像他和爸爸安排好那样，自1981年起，他住进了爸爸的屋子——这个我知
道。爸爸和我离开喀布尔之后不久，就把房子“卖”给拉辛汗。爸爸当时的看法
是，阿富汗遇到的麻烦是暂时的，我们被打断的生活——那些在瓦兹尔·阿克巴
·汗区的房子大摆宴席和去帕格曼野炊的时光毫无疑问会重演。所以直到那天，
他把房子交给拉辛汗托管。

    拉辛汗告诉我，在1992到1996年之间，北方联盟[Northern alliance，主要
由三支非普什图族的军事力量于1992年组成，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1996
年被塔利班推翻] 占领了喀布尔，不同的派系管辖喀布尔不同的地区。“如果你
从沙里诺区走到卡德帕湾区去买地毯，就算你能通过所有的关卡，也得冒着被狙
击手枪杀或者被火箭炸飞的危险，事情就是这样。实际上，你从一个城区到另外
的城区去，都需要通行证。所以人们留在家里，祈祷下一枚火箭别击中他们的房
子。”他告诉我，人们如何穿墙凿壁，在家里挖出洞来，以便能避开危险的街道，
可以穿过一个又一个的墙洞，在临近活动。在其他地区，人们还挖起地道。

    “你干吗不离开呢？”我说。

    “喀布尔是我的家园。现在还是。”他冷笑着说，“还记得那条从你家通向
独立中学旁边那座兵营的路吗？”

    “记得。”那是条通往学校的近路。我记得那天，哈桑和我走过去，那些士
兵侮辱哈桑的妈妈。后来哈桑还在电影院里面哭了，我伸手抱住他。

    “当塔利班打得联军节节败退、撤离喀布尔时，我真的在那条路上跳起舞来。”
拉辛汗说，“还有，相信我，雀跃起舞的不止我一个。人们在夏曼大道、在德马
赞路庆祝，在街道上朝塔利班欢呼，爬上他们的坦克，跟他们一起摆姿势拍照片。
人们厌倦了连年征战，厌倦了火箭、炮火、爆炸，厌倦了古勒卜丁[Gulbuddin Hekmatyar
（1948～），1993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理] 和他的党羽朝一切会动的东西开枪。
联军对喀布尔的破坏比俄国佬还厉害。他们毁掉你爸爸的恤孤院，你知道吗？”

    “为什么？”我说，“他们干吗要毁掉一个恤孤院呢？”我记得恤孤院落成
那天，我坐在爸爸后面，风吹落他那顶羔羊皮帽，大家都笑起来，当他讲完话，
人们纷纷起立鼓掌。而如今它也变成一堆瓦砾了。那些爸爸所花的钱，那些画蓝
图时挥汗如雨的夜晚，那些在工地悉心监工、确保每一块砖头、每一根梁子、每
一块石头都没摆错的心血……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罢了，”拉辛汗说，“你不忍知道的，亲爱的阿米尔，
那在恤孤院的废墟上搜救的情景，到处是小孩的身体碎片……”

    “所以当塔利班刚来的时候……”

    “他们是英雄。”拉辛汗说。

    “至少带来了和平。”

    “是的，希望是奇怪的东西。至少带来了和平。但代价是什么呢？”拉辛汗
剧烈地咳嗽起来，瘦弱的身体咳得前后摇晃。他掏出手帕，往里面吐痰，立刻将
它染红。我想这当头，说一头汗流浃背的大象跟我们同在这小小的房间里面，那
再也贴切不过。

    “你怎么样？”我说，“别说客套话，你身体怎样？”

    “实际上，来日无多了。”他用沙哑的声音说，又是一轮咳嗽。手帕染上更
多的血。他擦擦嘴巴，用袖子从一边塌陷的太阳穴抹向另一边，抹去额头上的汗
珠，匆匆瞥了我一眼。他点点头，我知道他读懂了我脸上的疑问。“不久了。”
他喘息着。

    “多久？”

    他耸耸肩，再次咳嗽。“我想我活不到夏天结束。”他说。

    “跟我回家吧。我给你找个好大夫。他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新疗法。那边有新
药，实验性疗法，我们可以让你住进……”我知道自己在信口开河。但这总比哭
喊好，我终究可能还是会哭的。

    他发出一阵咔咔的笑声，下排牙齿已经不见了。那是我有生以来听到最疲累
的笑声。“我知道美国给你灌输了乐观的性子，这也是她了不起的地方。那非常
好。我们是忧郁的民族，我们阿富汗人，对吧？我们总是陷在悲伤和自恋中。我
们在失败、灾难面前屈服，将这些当成生活的实质，甚至视为必须。我们总是说，
生活会继续的。但我在这里，没有向命运投降，我看过几个很好的大夫，他们给
的答案都一样。我信任他们，相信他们。像这样的事情，是真主的旨意。”

    “只有你想做和不想做的事情罢了。”我说。

    拉辛汗大笑。“你刚才的口气可真像你父亲。我很怀念他。但这真的是真主
的旨意，亲爱的阿米尔。这真的是。”他停下。“另外，我要你来这里还有另一
个原因。我希望在离开人世之前看到你，但也还有其他缘故。”

    “什么原因都行。”

    “你们离开之后，那些年我一直住在你家，你知道吧？”

    “是的。”

    “那些年我并非都是一人度过，哈桑跟我住在一起。”

    “哈桑？”我说。我上次说出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那些久远的负疚和罪恶
感再次剌痛了我，似乎说出他的名字就解除了一个魔咒，将它们释放出来，重新
折磨我。刹那间，拉辛汗房间里面的空气变得太厚重、太热，带着太多街道上传
来的气味。

    “之前我有想过写信给你，或者打电话告诉你，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听。我
错了吗？”

    而真相是，他没有错。说他错了则是谎言。我选择了模糊其词：

    “我不知道。”

    他又在手帕里面咳出一口血。他弯腰吐痰的时候，我看见他头皮上有结痂的
疮口。“我要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有些事情想求你。我想求你替我做些事情。但
在我求你之前，我会先告诉你哈桑的事情，你懂吗？”

    “我懂。”我低声说。

    “我想告诉你关于他的事，我想告诉你一切。你会听吗？”

    我点点头。

    然后拉辛汗又喝了几口茶，把头靠在墙上，开始说起来。

　

1986年，有很多原因促使我到哈扎拉贾特寻找哈桑。最大的一个，安拉原谅
我，是我很寂寞。当时，我多数朋友和亲人若不是死于非命，便是离乡背井，逃
往巴基斯坦或者伊朗。在喀布尔，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城市，我再也没几个熟
人了。大家都逃走了。我会到卡德帕湾区散步——你记得吗，过去那儿经常有叫
卖甜瓜的小贩出没，看到的都是不认识的人。没有人可以打招呼，没有人可以坐
下来喝杯茶，没有人可以说说话，只有俄国士兵在街头巡逻。所以到了最后，我
不再在城里散步。我会整天在你父亲的房间里面，上楼到书房去，看看你妈妈那
些旧书，听听新闻，看看电视上那些宣传。然后我会做午祷，煮点东西吃，再看
看书，又是祷告，上床睡觉。早上我会醒来，祷告，再重复前一天的生活。
    因为患了关节炎，照料房子对我来说越来越难。我的膝盖和后背总是发痛—
—早晨我起床之后，至少得花上一个小时，才能让麻木的关节活络起来，特别是
在冬天。我不希望你父亲的房子荒废，我们在这座房子有过很多美好的时光，有
很多记忆，亲爱的阿米尔。你爸爸亲自设计了那座房子，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除此之外，他和你前往巴基斯坦的时候，我亲口应承他，会把房子照料好。如今
只有我和这座房子……我尽力了，我尽力每隔几天给树浇水，修剪草坪，照料花
儿，钉牢那些需要固定的东西，但，就算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不再是个年轻人
了。

    可是即使这样，我仍能勉力维持。至少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吧。但当我听到你
爸爸的死讯……在这座屋子里面，我第一次感到让人害怕的寂寞。还有无法忍受
的空虚。

    于是有一天，我给别克车加油，驶向哈扎拉贾特。我记得阿里从你家离开之
后，你爸爸告诉我，说他和哈桑搬到一座小村落，就在巴米扬城外。我想起阿里
在那儿有个表亲。我不知道哈桑是否还在那儿，不知道是否有人认识，或者知道
他在哪里。毕竟，阿里和哈桑离开你爸爸的家门已经十年了。1986年，哈桑已经
是个成年人了，应该是22岁，或者23岁，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是这样的——俄
国佬，但愿他们因为在我们祖国所做的一切，在地狱里烂掉，他们杀害了我们很
多年轻人。这些我不说你也知道。

    但是，感谢真主，我在那儿找到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我所做的，不
过是在巴米扬问了几个问题，人们就指引我到他的村子去。我甚至记不起那个村
子的名字了，也不知道它究竟有没有名字。但我记得那是个灼热的夏天，我开车
驶在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上，路边除了被晒蔫的灌木、枝节盘错而且长着刺的树干、
稻秆般的干草之外，什么也没有。我看见路旁有头死驴，身体开始发烂。然后我
拐了个弯，看到几间破落的泥屋，在右边那片空地中间，它们后面什么也没有，
只有广袤的天空和锯齿似的山脉。

    在巴米扬，人们说我很会很容易就找到他——整个村庄，只有他住的屋子有
垒着围墙的花园。那堵泥墙很短，有些墙洞点缀在上面，围住那间小屋——那真
的比一间破茅舍好不不了多少。赤着脚的孩子在街道上玩耍，用棒子打一个破网
球，我把车停在路边，熄了火，他们全都看着我。我推开那扇木门，走进一座院
子，里头很小，一小块地种着干枯的草莓，还有株光秃秃的柠檬树。院子的角落
种着合欢树，树阴下面摆着烤炉，我看见有个男人站在旁边。他正在把生面团涂
到一把木头抹刀上，用它拍打着烤炉壁。他一看到我就放下生面团，捧起我的手
亲个不停。

    “让我看看你。”我说。他退后一步。他现在可高了——我踮起脚尖，仍只
是刚刚有他下巴那么高。巴米扬的阳光使他的皮肤变得更坚韧了，比我印象中黑
得多，他有几颗门牙不见了，下巴上长着几撮稀疏的毛。除此之外，他还是那双
狭窄的绿眼睛，上唇的伤痕还在，还是那张圆圆的脸蛋，还是那副和蔼的笑容。
你一定会认出他的，亲爱的阿米尔，我敢肯定。

    我们走进屋里。里面有个年轻的哈扎拉女人，肤色较淡，在屋角缝披肩。她
显然怀孕了。“这是我的妻子，拉辛汗。”哈桑骄傲地说，“她是亲爱的法莎娜。”
她是个羞涩的妇人，很有礼貌，说话声音很轻，只比耳语大声一点，她淡褐色的
美丽眼睛从来不和我的眼光接触。但她那样看着哈桑，好像他坐在皇宫内的宝座
上。

    “孩子什么时候出世？”参观完那间泥砖屋之后，我问。屋里一无所有，只
有磨损的褥子，几个盘子，两张坐垫，一盏灯笼。

    “奉安拉之名，这个冬天，”哈桑说，“我求真主保佑，生个儿子，给他取
我父亲的名字。”

    “说到阿里，他在哪儿？”

    哈桑垂下眼光。他告诉我说，阿里和他的表亲——这个屋子是他的——两年
前被地雷炸死了，就在巴米扬城外。一枚地雷。阿富汗人还有其他死法吗，亲爱
的阿米尔？而且我荒唐地觉得，一定是阿里的右脚——他那患过小儿麻痹的废脚
——背叛了他，踩在地雷上。听到阿里去世，我心里非常难过。你知道，你爸爸
和我一起长大，从我懂事起，阿里就陪伴着他。我还记得那年我们都很小，阿里
得了小儿麻痹症，差点死掉。你爸爸整天绕着屋子走来走去，哭个不停。

    法莎娜用豆子、芜青、土豆做了蔬菜汤，我们洗手，抓起从烤炉取下的新鲜
馕饼，浸在汤里——那是我几个月来吃过的最好的一顿。就在那时，我求哈桑搬
到喀布尔，跟我住一起。我把屋子的情况告诉他，跟他说我再也不能独力打理。
我告诉他我会给他可观的报酬，让他和他的妻子过得舒服。他们彼此对望，什么
也没说。饭后，我们洗过手，法莎娜端给我们葡萄。哈桑说这座村庄现在就是他
的家，他和法莎娜在那儿自食其力。

    “而且离巴米扬很近，我们在那儿有熟人。原谅我，拉辛汗。我请求你的原
谅。”

    “当然，”我说，“你不用向我道歉，我知道。”

    喝完蔬菜汤又喝茶，喝到一半，哈桑问起你来。我告诉你在美国，但其他情
况我也不清楚。哈桑问了很多跟你有关的问题。你结婚了吗？你有孩子吗？你多
高？你还放风筝吗？还去电影院吗？你快乐吗？他说他跟巴米扬一个年老的法尔
西语教师成了朋友，他教他读书写字。如果他给你写一封信，我会转交给你吗？
还问我，你会不会回信？我告诉他，我跟你爸爸打过几次电话，从他口里得知你
的情况，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接着他问起你爸爸。我告诉他时，他双手掩
着脸，号啕大哭。那天晚上，他像小孩一样，抹了整夜的眼泪。

    他们执意留我过夜。我在那儿住了一晚。法莎娜给我弄了个铺位，给我一杯
井水，以便渴了可以喝。整个夜里，我听见她低声跟哈桑说话，听着他哭泣。

    翌日早晨，哈桑跟我说，他和法莎娜决定搬到喀布尔，跟我一起住。

    “我不该到这里来，”我说，“你是对的，亲爱的哈桑，这儿有你的生活。
我到这里来，要求你放弃一切，真是太冒失了。需要得到原谅的人是我。”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放弃的，拉辛汗。”哈桑说，他的眼睛仍是又红又肿。
“我们会跟你走，我们会帮你照料屋子。”

　


    “你真的想好了吗？”

    他点点头，把头垂下。“老爷待我就像父亲一样……真主保佑他安息。”

    他们把家当放在几块破布中间，绑好那些布角。我们把那个包袱放在别克车
里。哈桑站在门槛，举起《可兰经》，我们都亲了亲它，从下面穿过。然后我们
前往喀布尔。我记得我开车离开的时候，哈桑转过头，最后一次看了他们的家。

    到了喀布尔之后，我发现哈桑根本没有搬进屋子的意思。“可是所有这些房
间都空着，亲爱的哈桑，没有人打算住进来。”我说。但他不听。他说那关乎尊
重。他和法莎娜把家当搬进后院那间破屋子，那个他出生的地方。我求他们搬进
楼顶的客房，但哈桑一点都没听进去。“阿米尔少爷会怎么想呢？”他对我说，
“要是战争结束，有朝一日阿米尔少爷回来，发现我鸠占鹊巢，他会怎么想？”
然后，为了悼念你的父亲，哈桑穿了四十天黑衣服。

    我并不想要他们那么做，但他们两个包办了所有做饭洗衣的事情。哈桑悉心
照料花园里的花儿，松土，摘掉枯萎的叶子，种植蔷薇篱笆。他粉刷墙壁，把那
些多年无人住过的房间抹干净，把多年无人用过的浴室清洗整洁。好像他在打理
房间，等待某人归来。你记得你爸爸种植的那排玉米后面的那堵墙吗，亲爱的阿
米尔？你和哈桑怎么称呼它？“病玉米之墙”？那年初秋某个深夜，一枚火箭把
那墙统统炸塌了。哈桑亲手把它重新建好，垒起一块块砖头，直到它完整如初。
要不是有他在那儿，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年深秋，法莎娜生了个死产的女婴。哈桑亲吻那个婴儿毫无生气的脸，我
们将她葬在后院，就在蔷薇花丛旁边，我们用白杨树叶盖住那个小坟堆。我替她
祷告。法莎娜整天躲在小屋里面，凄厉地哭喊。母亲的哀嚎。我求安拉，保佑你
永远不会听到。

    在那屋子的围墙之外，战争如火如荼。但我们三个，在你爸爸的房子里，我
们自己营造了小小的天堂。自1980年代晚期开始，我的视力就衰退了，所以我让
哈桑给我读你妈妈的书。我们会坐在门廊，坐在火炉边，法莎娜在厨房煮饭的时
候，哈桑会给我念《玛斯纳维》或者《鲁拜集》。每天早晨，哈桑总会在蔷薇花
丛那边小小的坟堆上摆一朵鲜花。

　

1990年年初，法莎娜又怀孕了。也是在这一年，盛夏的时候，某天早晨，有
个身披天蓝色长袍的女人敲响前门，她双脚发抖，似乎孱弱得连站都站不稳。我
问她想要什么，她沉默不语。
    “你是谁？”我说。但她一语不发，就在那儿瘫下，倒在车道上。我把哈桑
喊出来，他帮我把她扶进屋子，走进客厅。我们让她躺在沙发上，除下她的长袍。
长袍之下是个牙齿掉光的妇女，蓬乱的灰白头发，手臂上生着疮。她看上去似乎
很多天没有吃东西了。但更糟糕的是她的脸。有人用刀在她脸上……亲爱的阿米
尔，到处都是刀痕，有一道从颧骨到发际线，她的左眼也没有幸免。太丑怪了。
我用一块湿布拍拍她的额头，她睁开眼。“哈桑在哪里？”她细声说。

    “我在这里。”哈桑说，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住。

    她那只完好的眼打量着他。“我走了很久很远，来看看你是否像我梦中见到
那样英俊。你是的。甚至更好看。”她拉着他的手，贴近她伤痕累累的脸庞。
“朝我笑一笑，求求你。”

    哈桑笑了，那个老妇人流出泪水。“你的笑是从我这里来的，有没有人告诉
过你？而我甚至没有抱过你。愿安拉宽恕我，我甚至没有抱过你。”

    自从莎娜芭1964年刚生下哈桑不久就跟着一群艺人跑掉之后，我们再也没人
见过她。你从来没见过她，阿米尔，但她年轻的时候，她是个美人。她微笑起来
脸带酒窝，步履款款，令男人发狂。凡是在街上见到她的人，无论是男的还是女
的，都会忍不住再看她一眼。而现在……

    哈桑放下她的手，冲出房子。我跟着他后面，但他跑得太快了。我看见他跑
上那座你们两个以前玩耍的山丘，他的脚步踢起阵阵尘土。我任他走开。我整天
坐在莎娜芭身边，看着天空由澄蓝变成紫色。夜幕降临，月亮在云层中穿梭，哈
桑仍没回来。莎娜芭哭着说回来是一个错误，也许比当年离家出走错得更加厉害。
但我安抚她。哈桑会回来的，我知道。

    隔日早上他回来了，看上去疲累而憔悴，似乎彻夜未睡。他双手捧起莎娜芭
的手，告诉她，如果她想哭就哭吧，但她不用哭，现在她在家里了，他说，在家
里和家人在一起。他抚摸着她脸上的伤疤，把手伸进她的头发里面。

    在哈桑和法莎娜照料下，她康复了。他们喂她吃饭，替她洗衣服。我让她住
在楼上一间客房里面。有时我会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哈桑和他母亲跪在院子里，
摘番茄，或者修剪蔷薇篱笆，彼此交谈。他们在补偿所有失去的那些岁月，我猜
想。就我所知，他从来没有问起她到哪里去了，或者为什么要离开，而她也没有
说。我想有些事情不用说出来。

    1990年冬天，莎娜芭把哈桑的儿子接生出来。那时还没有下雪，但冬天的寒
风呼啸着吹过院子，吹弯了苗圃里的花儿，吹落了树叶。我记得莎娜芭用一块羊
毛毯抱着她的孙子，将他从小屋里面抱出来。她站在阴暗的灰色天空下，喜悦溢
于言表，泪水从她脸上流下，刺人的寒风吹起她的头发，她死死抱着那个孩子，
仿佛永远不肯放手。这次不会了。她把他交给哈桑，哈桑把他递给我，我在那个
男婴耳边，轻轻唱起《可兰经》的经文。

    他们给他起名索拉博，那是《沙纳玛》里面哈桑最喜欢的英雄，你知道的，
亲爱的阿米尔。他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甜蜜得像糖一样，而性子跟他爸爸毫无二
致。你应该看看莎娜芭带那个孩子，亲爱的阿米尔。他变成她生活的中心，她给
他缝衣服，用木块、破布和稻秆给他做玩具。他要是发热，她会整晚睡不着，斋
戒三天。她在锅里烧掉一本回历，说是驱走魔鬼的眼睛。索拉博两岁的时候，管
她叫“莎莎”。他们两个形影不离。

    她活到他四岁的时候，然后，某个早晨，她再也没有醒来。她神情安详平静，
似乎死得无牵无挂。我们在山上的墓地埋了她，那座种着石榴树的墓地，我也替
她祷告了。她的去世让哈桑很难过——得到了再失去，总是比从来就没有得到更
伤人。但小索拉博甚至更加难过，他不停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找他的“莎莎”，
但你知道，小孩就是那样，他们很快就忘了。

    那时——应该是1995年——俄国佬已经被赶走很久了，喀布尔依次落在马苏
德[Ahmad Shah Massoud （1953～2001），20世纪80年代组织游击队在阿富汗潘
杰希尔谷地抗击苏联游击队，1996年后为北方联盟擎天柱之一] 、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 （1940～），阿富汗政治家，1992年至1996年任阿富汗总统] 和人民圣
战者组织手里。不同派系间的内战十分激烈，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一天结
束。我们的耳朵听惯了炮弹落下、机枪嗒嗒的声音，人们从废墟爬出来的景象也
司空见惯。那些日子里的喀布尔，亲爱的阿米尔，你在地球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
像地狱的地方了。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没有遭受太多的袭击，所以我们的处境
不像其他城区一样糟糕。

    在那些炮火稍歇、枪声较疏的日子，哈桑会带索拉博去动物园看狮子“玛扬”，
或者去看电影。哈桑教他射弹弓，而且，后来，到了他八岁的时候，弹弓在索拉
博手里变成了一件致命的武器：他可以站在阳台上，射中院子中央水桶上摆放着
的松果。哈桑教他读书识字——以免他的儿子长大之后跟他一样是个文盲。我和
那个小男孩越来越亲近——我看着他学会走路，听着他牙牙学语。我从电影院公
园那边的书店给索拉博买童书——现在它们也被炸毁了——索拉博总是很快看完。
他让我想起你，你小时候多么喜欢读书，亲爱的阿米尔。有时，我在夜里讲故事
给他听，和他猜谜语，教他玩扑克。我想他想得厉害。

    冬天，哈桑带他儿子追风筝。那儿再也没有过去那么多风筝大赛了——因为
缺乏安全，没有人敢在外面待得太久——但零星有一些。哈桑会让索拉博坐在他
的肩膀上，在街道上小跑，追风筝，爬上那些挂着风筝的树。你记得吗，亲爱的
阿米尔，哈桑追风筝多么在行？他仍和过去一样棒。冬天结束的时候，哈桑和索
拉博会把他们整个冬天追来的风筝挂在门廊的墙上，他们会像挂画像那样将它们
摆好。

    我告诉过你，1996年，当塔利班掌权，结束日复一日的战争之后，我们全都
欢呼雀跃。我记得那晚回家，发现哈桑在厨房，听着收音机，神情严肃。我问他
怎么了，他只是摇摇头：“现在求真主保佑哈扎拉人，拉辛汗老爷。”

    “战争结束了，哈桑，”我说，“很快就会有和平，奉安拉之名，还有幸福
和安宁。再没有火箭，再没有杀戮，再没有葬礼！”但他只是关掉收音机，问我
在他睡觉之前还需要什么。

    几个星期后，塔利班禁止斗风筝。隔了两年，在1998年，他们开始在马扎里
沙里夫屠杀哈扎拉人。

　

拉辛汗慢慢地伸开双腿，斜倚在光秃秃的墙上，他的举止是那样小心翼翼，
仿佛每个动作都会带来剧痛。外面有头驴子叫起来，有人用乌尔都语不知道喊了
些什么。太阳开始下山，那些摇摇欲坠的房子的裂缝中，渗出闪闪的红色斜晖。
    我在那年冬天、以及随后那个夏天所犯下的罪恶，再次向我袭来。那些名字
在我脑海回荡：哈桑、索拉博、阿里、法莎娜，还有莎娜芭。听着拉辛汗提起阿
里的名字，恍如找到一个尘封多年的老旧唱机，那些旋律立即开始演奏：你今天
吃了谁啊，巴巴鲁。你吃了谁啊，你这个斜眼的巴巴鲁？我努力想起阿里那张冰
冷的脸，想真的见到他那双安详的眼睛，但时间很贪婪——有时候，它会独自吞
噬所有的细节。

    “哈桑现在仍住那间屋子吗？”

    拉辛汗把茶杯举到他干裂的唇边，啜了一口，接着从他背心的上袋掏出一封
信，递给我。“给你的。”

    我撕开贴好的信封，里面有张宝丽莱相片，和一封折叠着的信。我盯着那张
照片，足足看了一分钟。

    一个高高的男子，头戴白色头巾，身穿绿色条纹长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一
扇锻铁大门前面。阳光从左边射下，在他那张圆脸投下半边阴影。他眯眼，对着
镜头微笑，显示出缺了两个门牙。即使在这张模糊的宝丽莱照片上，这个带着头
巾的男人也给人自信、安适的感觉。这可以从他站立的样子看出来：他双脚微微
分开，手臂舒适地在胸前交叉，他的头稍微有些倾向太阳。但更多的是体现在他
的微笑上。看着这张照片，人们一定会想，这个男人认为世界对他来说很美好。
拉辛汗说得对：如果我碰巧在街头见到他，一定能认出他来。那个小男孩赤足站
着，一只手抱着那男人的大腿，剃着短发的头靠在他爸爸的臀部上。他也是眯眼
微笑着。

    我展开那封信。用法尔西语写的，没有漏写的标点，没有遗忘的笔画，没有
模糊的字词——字迹整洁得近乎孩子气。我看了起来：以最仁慈、最悲悯的安拉
之名我最尊敬的阿米尔少爷：

    亲爱的法莎娜、索拉博和我祈望你见信安好，蒙受安拉的恩宠。请替我谢谢
拉辛汗老爷，将这封信带给你。我希望有朝一日，我能亲手捧着你的来信，读到
你在美国的生活。也许我们还会有幸看到你的照片。我告诉亲爱的法莎娜和索拉
博很多次，那些我们过去一起长大、玩游戏、在街上追风筝的事情。听到我们过
去的恶作剧，他们会大笑起来！

    阿米尔少爷，你少年时的那个阿富汗已经死去很久了。这个国度不再有仁慈，
杀戮无从避免。在喀布尔，恐惧无所不在，在街道上，在体育馆中，在市场里面；
在这里，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阿米尔少爷。统治我们祖国的野蛮人根本不顾人类
的尊严。有一天，我陪着亲爱的法莎娜到市场去买土豆和馕饼。她问店主土豆多
少钱，但他充耳不闻，我以为他是个聋子。所以她提高声音，又问了一句。突然
间有个年轻的塔利班跑过来，用他的木棒打她的大腿。他下手很重，她倒了下去。
他朝她破口大骂，说“道德风化部”禁止妇女高声说话。她腿上浮出一大块淤肿，
好几天都没消，但我除了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妻子被殴打之外，还能
做什么呢？如果我反抗，那个狗杂碎肯定会给我一颗子弹，并洋洋自得。那么我
的索拉博该怎么办？街头巷尾已经满是饥肠辘辘的孤儿，每天我都会感谢安拉，
让我还活着，不是因为我怕死，而是为了我的妻子仍有丈夫，我的儿子不致成为
孤儿。

    我希望你能见到索拉博，他是个乖男孩。拉辛汗老爷和我教他读书识字，所
以他长大成人之后，不至于像他父亲那样愚蠢。而且他还会射弹弓！有时我带索
拉博到喀布尔游玩，给他买糖果。沙里诺区那边仍有个耍猴人，如果我们到他那
儿去，我会付钱给他，让猴子跳舞给索拉博看。你应该见到他笑得多么开心！我
们两个常常走上山顶的墓地。你还记得吗，过去我们坐在那儿的石榴树下面，念
着《沙纳玛》的故事？旱灾令山上变得很干，那株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但
索拉博和我仍坐在树下，我给他念《沙纳玛》。不用说你也知道，他最喜欢的部
分是他名字的来源，罗斯坦和索拉博的故事。很快他就能够自己看书了。我真是
个非常骄傲和非常幸运的父亲。

    阿米尔少爷，拉辛汗老爷病得很重。他整天咳嗽，他擦嘴的时候，我见到他
袖子上有血迹。他消瘦得厉害，亲爱的法莎娜给他做米饭和蔬菜汤，我希望他能
多吃一些，但他总是只吃一两口，即使这样，我相信也是出于他对亲爱的法莎娜
的尊重。我很为这个令人敬爱的男人担忧，每天为他祷告。再过几天，他就要去
巴基斯坦看医生了，奉安拉之名，他会带着好消息归来。亲爱的法莎娜和我告诉
索拉博，说拉辛汗老爷会好起来。我们能做什么呢？他只有十岁，对拉辛汗老爷
十分敬爱。他们两个很要好。拉辛汗老爷过去经常带他去市场，给他买气球和饼
干，但他现在太虚弱了，再也做不来。

    后来我常常做梦，阿米尔少爷。有些是噩梦，比如说梦到足球场上挂着腐烂
的尸体，草地血迹斑斑。我会很快惊醒，喘着气，浑身大汗。但是，我梦到的事
情多数是美好的，为此得感谢安拉。我梦到拉辛汗老爷身体好起来了。我梦到我
的儿子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好人，一个自由的人，还是一个重要人物呢。我梦到
花儿再次在喀布尔街头盛开，音乐再次在茶屋响起，风筝再次在天空飞翔。我梦
到有朝一日。你会回到喀布尔，重访这片我们儿时的土地。如果你回来，你会发
现有个忠诚的老朋友在等着你。

    愿安拉永远与你同在。

    哈桑

　

我将这封信看了两次，把信纸折好，拿起照片，又看了一分钟。我把它们放
进口袋，“他现在怎样？”我问。
    “信是半年前写的，我到白沙瓦去之前几天。”拉辛汗说，“离开之前我用
宝丽莱拍了这张照片。到达白沙瓦一个月后，我接到一个喀布尔邻居的电话。他
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我离开之后不久，有个谣言迅速传开，说一个哈扎拉家庭独
自住在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豪宅里面，大约是塔利班放出的风声。两个塔利
班官员前来调查，逮捕了哈桑。哈桑告诉他们，他跟我住在一起，虽然有很多邻
居作证，包括打电话给我那个，但他们指控他说谎。塔利班说他像所有哈扎拉人
那样，是骗子，是小偷，勒令他全家在天黑之前搬离那座房子。哈桑抗议。但我
的邻居说那些塔利班的党羽觊觎那座大房子，就像——他怎么说来着？——是了，
就像‘饿狼看见羊群’。他们告诉哈桑，为了保障它的安全，他们会搬进来，直
到我回去。哈桑又抗议。所以他们将他拉到街上……”

    “不。”我喘气说。

    “……下令他跪下……”

    “不！天啦，不。”

    “……朝他后脑开枪。”

    “不。”

    “……法莎娜尖叫着跑出来，扑打他们……”

    “不。”

    “……也杀了她。自我防卫，他们后来宣称……”

    但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又一次地低声说着：“不。不。不。”

    我想着1974年那天，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哈桑刚刚做完补唇手术。爸爸、拉
辛汗、阿里和我围在哈桑床前，看着他举起一面镜子，察看他的新嘴唇。如今，
除我之外，那个房间的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即将死去。

    接着我还看到其他东西：一个男人穿着人字型背心，将他那把俄制步枪的枪
口抵在哈桑脑后。枪声在我父亲房子那条街道上回荡。哈桑扑倒在柏油路上，他
那不求回报的忠贞生命，像他以前经常追逐的断线风筝那样，从他身上飘走。

    “塔利班搬进了那座房子，”拉辛汗说，“他们托词赶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的人，杀害哈桑和法莎娜被法庭当成自我防卫，宣布无罪。没有人说一句话。我
想主要是出于对塔利班的恐惧。但也是因为，不会有人为了一对哈扎拉仆人去冒
什么风险。”

　


    “他们怎么处置索拉博？”我问。我觉得劳累不堪，精疲力竭。一阵咳嗽袭
击了拉辛汗，持续了好长时间。当他最终抬起头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双眼充血。
“我听说他在卡德帕湾区某个恤孤院里面。亲爱的阿米尔……”接着他又咳起来。
咳嗽停止后，他看上去比刚才要老一些，似乎每声咳嗽都催他老去。“亲爱的阿
米尔，我呼唤你到这里来，因为我在死之前想看看你，但这并非全部。”

    我一语不发。我想我已经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我要你到喀布尔去，我要你把索拉博带到这里。”他说。

    我搜肠刮肚，寻找恰当的词汇。我还来不及接受哈桑已然死去的事实。

    “请听我说。我认识一对在白沙瓦的夫妇，丈夫叫约翰，妻子叫贝蒂·卡尔
德威。他们是基督徒，利用私人募捐来的钱，开设了一个小小的慈善机构。他们
主要收容和抚养失去双亲的阿富汗儿童。那儿又干净又安全，儿童得到很好的照
料，卡尔德威先生和太太都是好人。他们已经告诉我，欢迎索拉博到他们家去，
而且……”

    “拉辛汗，你不是说真的吧？”

    “儿童都很脆弱，亲爱的阿米尔。喀布尔已经有太多身心残缺的孩子，我不
希望索拉博也变成其中之一。”

    “拉辛汗，我不想去喀布尔，我不能去！”我说。

    “索拉博是个有天分的小男孩。在这里我们可以给他新的生活、新的希望，
这里的人们会爱护他。约翰老爷是个善良的人，贝蒂太太为人和善，你应该去看
看她如何照料那些孤儿。”

    “为什么是我？你干吗不花钱请人去呢？如果是因为经济问题，我愿意出钱。”

    “那和钱没有关系，阿米尔！”拉辛汗大怒，“我是个快死的人了，我不想
被侮辱！在我身上，从来没有钱的问题，你知道的。至于为什么是你？我想我们
都知道，为什么一定要你去，是吗？”

    我不想明白他话中的机锋，但是我清楚，我太清楚了。“我在美国有妻子、
有房子、有事业、有家庭。喀布尔是个危险的地方，你知道的，你要我冒着失去
一切的危险，就为了……”我停住不说。

    “你知道吗，”拉辛汗说，“有一次，你不在的时候，你爸爸和我在说话。
而你知道他在那些日子里最担心的是什么。我记得他对我说，‘拉辛，一个不能
为自己挺身而出的孩子，长大之后只能是个懦夫。’我在想，难道你变成这种人
了吗？”

    我垂下眼光。

    “我所哀求的，是要你满足一个老人的临终遗愿。”他悲伤地说。

    他把宝押在那句话上，甩出他最好的牌。或者这仅是我的想法。他话中带着
模棱两可的意思，但他至少知道说些什么。而我，这个房间里的作家，仍在寻找
合适的字眼。最终，我吐出这样的句子：“也许爸爸说对了。”

    “你这么想让我很难过，阿米尔。”

    我无法看着他，“你不这样想吗？”

    “如果我这么想，我就不会求你到这儿来。”

    我拨弄着指上的结婚戒指：“你总是太过抬举我了，拉辛汗。”

    “一直以来，你对自己太严苛了。”他犹疑着说，“但还有些事情，还有些
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拜托，拉辛汗……”

    “莎娜芭不是阿里的第一个妻子。”

    现在我抬起头。

    “他之前结过一次婚，跟一个雅荷里来的哈扎拉女人。那是早在你出生之前
的事情。他们的婚姻持续了三年。”

    “这跟什么事情有关系吗？”

    “三年后，她仍没生孩子，抛弃了阿里，去科斯特跟一个男人结婚。她给他
生了三个女儿。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

    我开始明白他要说什么，但我实在不想听下去了。我在加利福尼亚有美好的
生活，有座带尖顶的漂亮房子，婚姻幸福，是个前程远大的作家，岳父岳母都很
爱我。我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阿里是个不育的男人。”拉辛汗说。

    “不，他不是的。他跟莎娜芭生了哈桑，不是吗？他们有哈桑……”

    “不，哈桑不是他们生的。”

    “是的，是他们生的！”

    “不，不是他们，阿米尔。”

    “那么是谁……”

    “我想你知道是谁。”

    我觉得自己好像堕入万丈深渊，拼命想抓住树枝和荆棘的藤蔓，却什么也没
拉到。突然之间天旋地转，房间左摇右晃。“哈桑知道吗？”这话仿佛不是从我
口中说出来的。拉辛汗闭上眼睛，摇摇头。

    “你这个混蛋，”我喃喃说，站起来，“你们这群该死的混蛋！”我大叫，
“你们全部，你们这群该死的说谎的混蛋！”

    “请你坐下。”拉辛汗说。

    “你们怎么可以瞒着我？瞒着他？”我悲愤地说。

    “拜托你想想，亲爱的阿米尔。这是丢人的事情，人们会说三道四。那时，
男人所能仰仗的全部就是他的声誉、他的威名，而如果人们议论纷纷……我们不
能告诉任何人，你一定也知道。”他伸手来摸我，但我推开他的手，埋头奔向门
口。

    “亲爱的阿米尔，求求你别走。”

    我打开门，转向他，“为什么？你想对我说什么？我今年三十八岁了，我刚
刚才发现我一辈子活在一个他妈的谎言之下！你还想说些什么，能让事情变好？
没有！没有！”

    我扔下这些话，嘭嘭冲出公寓。

　

太阳已经快下山了，天空布满紫色的、红色的晚霞。我沿着那条繁忙而狭窄
的街道步行，将拉辛汗的寓所撇在后面。那条街是嘈杂的小巷，和那些迷宫似的
深巷里闾交织在一起，挤满了行人、自行车和黄包车。它的拐角处竖着各式各样
的布告牌，粘贴着可口可乐和香烟的广告；还有罗丽坞[Lollvwood，指巴基斯坦
拉合尔的电影业] 的电影海报，展示着一片开满万寿菊的原野，卖弄风情的女演
员和古铜色皮肤的英俊男人翩翩起舞。
    我走进一间烟雾弥漫的茶室，要了一杯茶。我朝后仰，让折叠椅的前脚离地，
双手抹着脸。如坠深渊的感觉渐渐消失，但取而代之的是，我好像睡在自己的家
中，一觉醒来，发现所有的家具都被重新摆设过，原先习以为常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处裂缝，现在全然陌生了。我茫然失措，只好重新审时度势，重新找到自己
的方向。

    我怎会如此熟视无睹呢？自始至终，迹象一直都在我眼前，它们现在飞回来
了：爸爸请库玛大夫修补哈桑的兔唇。爸爸从来不会忘记哈桑的生日。我想起我
们种郁金香那天，我问爸爸他能否考虑请新的仆人。哈桑哪里都不去！他勃然作
色，他就在这儿陪着我们，他属于这里。这里是他的家，我们是他的家人。当阿
里宣布他和哈桑要离开我们时，他流泪了，流泪了！

    服务生把一个茶杯摆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桌脚交叉成X 状的地方有一圈胡桃
大小的铜球，有个铜球松了，我弯下腰，把它拧紧。我希望我也能这般轻而易举
地拧紧自己的生活。我喝了一口数年来喝过的最浓的茶，试图想着索拉雅，想着
将军和亲爱的雅米拉阿姨，想着我未完成的小说。我试图看着街上过往的车辆，
看着行人在那些小小的糖铺进进出出。试图听着临桌客人收音机播放的伊斯兰教
音乐。任何东西都可以。但我总是想起我毕业那天晚上，爸爸坐在那辆他刚买给
我的福特车上，身上散发着啤酒的气味，他说，要是哈桑今天跟我们在一起就好
了！

    这么多年来，他怎么可以一直欺骗我？欺骗哈桑？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
抱我坐在他的膝盖上，眼睛直勾勾看着我，并说，世间只有一种罪行，那就是盗
窃……当你说谎，你剥夺了某人得知真相的权利。难道他没有亲口对我说那些话
吗？而现在，在我葬了他十五年之后，我得知爸爸曾经是一个贼！还是最坏那种，
因为他偷走的东西非常神圣：于我而言，是得知我有兄弟的权利；对哈桑来说，
是他的身份。他还偷走了阿里的荣誉。他的荣誉。他的尊严。

    我不禁想起这些问题：爸爸如何能够面对阿里的眼睛？阿里倘若得知他的妻
子被他的主人以阿富汗人最不齿的方式侮辱，他如何能够每天在屋子里进进出出？
爸爸穿着那身棕色旧西装、踏上塔赫里家的车道、向索拉雅提亲的形象在我脑海
记忆犹深，我如何才能将它和这个新形象结合起来？

    这儿又有一句为我的创作老师所不屑的陈词滥调：有其父必有其子。但这是
真的，不是吗？结果证明，我和爸爸的相似超乎原先的想像。我们两个都背叛了
愿意为我们付出生命的人。我这才意识到，拉辛汗传唤我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
洗刷我的罪行，还有爸爸的。

    拉辛汗说我一直太过苛求自己。但我怀疑。是的，我没有让阿里的右脚踩上
地雷，没有把塔利班的人带到家里，射杀哈桑。可是我把阿里和哈桑赶出家门。
若非我那么做，事情也许会变得全然不同，这样的想法不算太牵强吧？也许爸爸
会带着他们到美国。也许在那个没有人在意他是哈扎拉人、人们甚至不知道哈扎
拉人是什么意思的国度，哈桑会拥有自己的家、工作、亲人、生活。也许不会。
但也许会。

　


    我不能去喀布尔。我刚才对拉辛汗说，我在美国有妻子、房子、事业，还有
家庭。但也许正是我的行为断送了哈桑拥有这一切的机会，我能够这样收拾行囊、
掉头回家吗？

    我希望拉辛汗没有打过电话给我。我希望他没有把真相告诉我。但他打了电
话，而且他所揭露的事情使一切面目全非。让我明白我的一生，早在1975年冬天
之前，回溯到那个会唱歌的哈扎拉女人还在哺乳我的时候，种种谎言、背叛和秘
密，就已经开始轮回。

    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他说。

    一条终结轮回的路。

    带上一个小男孩。一个孤儿。哈桑的儿子。在喀布尔的某个地方。

    我雇了黄包车，在回拉辛汗寓所的路上，我想起爸爸说过，我的问题是，总
有人为我挺身而出。如今我三十八岁了，我的头发日渐稀疏，两鬓开始灰白，最
近我发现鱼尾纹开始侵蚀我的眼角。现在我老了，但也许还没有老到不能为自己
挺身而出的地步。尽管最终发现爸爸说过很多谎言，但这句话倒是实情。

    我再次看着宝丽莱照片上的圆脸，看着阳光落在它上面。我弟弟的脸。哈桑
曾经深爱过我，以前无人那样待我，日后也永远不会有。他已经走了，但他的一
部分还在。在喀布尔。

    等待。

    我发现拉辛汗在屋角做祷告。我只见到在血红色的天空下，一个黑色的身影
对着东方朝拜。我等待他结束。

    然后我告诉他要去喀布尔，告诉他明天早上给卡尔德威打电话。

    “我会为你祷告，亲爱的阿米尔。”他说。

　

再次晕车。当时我们驶过一块带着弹孔的标牌，上面写着“开伯尔隘口欢迎
你”，我的嘴里开始冒水，胃里有些东西翻滚绞动。司机法里德冷冷看了我一眼，
眼里毫无同情。
    “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吗？”我问。

    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另外一只手仅有的两根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他黑色
的眼睛仍望着前方，弯下腰，拿起放在脚边的螺丝刀，递给我。我把它插进车门
的一个小洞里面，那里原先有个摇柄，把我这边的车窗摇下来。

    法里德又鄙夷地看着我，眼中的嫌恶不加掩饰，然后收回目光，继续抽烟。
自从我们离开雅姆鲁德堡垒以来，他跟我说的，只有寥寥数语。

    “谢谢。”我低声说，把头伸出车窗，让午后的寒风猎猎吹过我的脸庞。马
路穿过开伯尔隘口的部落领地，蜿蜒在页岩和石灰岩的悬崖峭壁间，一如我记得
的那样——1974年，爸爸和我曾驾车驶过这片崎岖的地带。那些贫瘠而壮丽的山
脉坐拥深沟大壑，峰峦高高耸起。峭壁之上，有座座泥墙砌成的堡垒，年久失修，
崩塌倾颓。我试图让眼光盯牢在北方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 Mountains ，东
起帕米尔高原南缘，向西南经巴基斯坦延伸至阿富汗境内。山势雄伟，有“阿富
汗的脊梁”之称] 白雪皑皑的峰顶，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卡车便来个转
弯，让我又是一阵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对晕车很有效。”法里德说，“每次开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谢谢你。”我说。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就够我反胃的了。
法里德冷冷一笑，“它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我知道，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
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要是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给我
一些。”

    他从后座抓起一个纸袋，拿出半个柠檬。我咬一口，等上几分钟。“你说得
对，我感觉好多了。”我说谎。身为阿富汗人，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我
挤出孱弱的微笑。

    “古老的土方，用不上玄妙的药丸。”他说，语气不再乖戾。他弹去烟灰，
自我感觉良好地从观后镜看着自己。他是塔吉克人，皮肤黝黑，高高瘦瘦，满脸
风霜；他肩膀不宽，脖子细长，转头的时候，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突
起的喉结。他穿得跟我一样多，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他穿着一件背
心和灰色的棉袍，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他头戴棕色的毡帽，稍微斜
向一旁，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
希尔[Panjsher ，阿富汗中部峡谷] 雄狮”。

    在白沙瓦，拉辛汗介绍我认识法里德。他告诉我，法里德二十九岁，不过他
那机警的脸满是皱纹，看上去要老二十岁。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在那儿生活，
直到十岁那年，他父亲举家搬到贾拉拉巴特。十四岁，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
战者组织，抗击俄国佬。他们在潘杰希尔峡谷抗战了两年，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
他父亲炸成碎片。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有五个小孩。“他过去有七个小孩。”
拉辛汗眼露悲哀地说，但在早几年，就在贾拉拉巴特城外，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
个最小的女儿；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在那之后，
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自沙瓦。

    “关卡。”法里德不满地说。我稍稍瘫在座位上，双臂抱胸，暂时忘却了眩
晕的感觉。但我不用担心，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
匆匆看了一眼车内，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汗和我准备的清单中，法里德是第一项，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
达[Kaldar ，巴基斯坦货币名称] 和阿富汗尼钞票，我的长袍和毡帽——讽刺的
是，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哈桑和索拉博的
宝丽莱合影，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一副黑色假胡子，长及胸膛。表示对伊
斯兰教——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的友好。拉辛汗认得白沙瓦几个精
于此道的家伙，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汗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计划得更详尽些。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
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寝食难安，寻找理
由，说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
会趟进这条大河，让自己遗忘，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将我
冲走，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冲离哈桑，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冲
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至于索
拉雅，我没有告诉她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如果我那么做，她会给自己订票，
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在路的两旁，我看见村落一座连
一座，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散落在岩石间；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无非是
四根木柱，加上屋顶的破布。我看见衣不蔽体的孩子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再过
几里路，我看到有群男人弓身蹲坐，如同一群乌鸦，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
坦克，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猎猎作响。他们身后，有个穿着棕色长袍
的女子，肩膀上扛着大陶罐，沿着车辙宛然的小径，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我说。

    “什么？”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我说。路边有个牧人，领着
几只干瘦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扔掉烟蒂，“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永远会这么认为。”我说，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
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说，打着方向盘，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
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我想知道。你干吗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你想知道？”他嗤之以
鼻，“我来想像一下，老爷。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有个漂亮
的后院，你的园丁给它种满花草和果树。当然，门都锁上了。你父亲开美国车。
你有仆人，估计是哈扎拉人。你的父母请来工人，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好
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而我敢拿我大儿子
的眼睛打赌，这是你第一次戴毡帽。”他朝我咧嘴而笑，露出一口过早蛀蚀的牙
齿，“我说的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他回嘴说。他指着一个衣裳褴褛的老人，背着装满柴草
的麻袋，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汗人，老爷，那才是我认识
的阿富汗人。你？在这里，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汗警告过我，在阿富汗，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会给我好脸色看。
“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我说，“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他摇摇头说，“为什么无论如何，你们总是要回
到这里呢？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把钱放进口袋，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我说。

    他叹气，又点一根烟，一语不发。

    “停车。”

    “什么？”

    “停车，该死。”我说，“我要吐了。”车还没在路边的沙砾上停稳，我就
吐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地形变了，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
翠绿的田园风光。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穿过新瓦里地区，直达蓝地卡纳。我们
从托尔坎[ 蓝地科托（Landi Kotal ）、新瓦里（Shinwari）、蓝地卡纳（Landi
Khana ）和托尔坎（Torkham ）均是开伯尔隘口沿途小镇] 进入阿富汗。夹道相
送的柏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但在经历开伯尔隘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再次看
到树木，还是神情一振。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特，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我
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特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这座城市是楠格哈尔省
[Nangarhar，阿富汗省份] 的首府，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法里德驶过
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
堵没有屋顶的墙壁、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我从他的车上溜
出来，伸展拳脚，深深吸了一口气。从前，和风拂过贾拉拉巴特富饶的平原，农
民种满甘蔗，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我闭上眼睛，搜索香味，可是没有
找到。
    “我们走吧。”法里德不耐烦地说。我们踏上那条土路，经过几株光秃秃的
白杨和一排残破的泥墙。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露出海蓝色的眼睛。她先看到我，
身子一缩，然后看到法里德，眼睛亮起来。“你好，法里德叔叔。”

    “你好，亲爱的玛丽亚。”法里德回答说，给了她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
西：一个温暖的微笑。他亲了她的额头。少女让出路，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
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四面泥墙空空如也，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草席盖住
地面，我们脱掉鞋子，踏上去。三个年轻的男孩盘膝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下
面铺着卷边的毛毯。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法里德和他拥
抱，亲吻彼此的脸颊。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希德，是他哥哥。“他从美国来。”
他对瓦希德说，翘起拇指指着我，然后丢下我们，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希德和我倚着墙，坐在那些男孩对面，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爬上他的肩
膀。尽管我一再推辞，瓦希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以便我坐得舒服些，
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问起路过开伯尔隘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他说。与开伯尔隘口同样远近闻名的是，
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我还没有回答，他就眨眨眼，大声说：“当
然，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
地，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那孩子咯咯大笑，双脚乱踢。“最少我还有
一辆车，”法里德气喘吁吁地说，“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法里德回敬说。他们全都笑起来，我也笑了。我听见
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玛丽亚和蒙着
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茶。那女人年纪较大，应
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老爷？”瓦希德问。

    “我是个作家。”我说，法里德听到之后轻声一笑。

    “作家？”瓦希德说，显然颇有好感。“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我写过，但现在没有。”我说。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待
成追忆》[ 原文为A Season for Ashes，这里为意译] ，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
故事，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追随一群吉卜赛人而去。这本书不错。
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人胜”这样的评语。但
突然之间，它让我很难为情。我希望瓦希德不会问起它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瓦希德说，“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
为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我不是……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瓦希德说，点点头，有点脸红，“你知道得最清楚，当然。我不该
建议你……”

    就在那时，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端着一个小盘子，上面有茶壶和两
个茶杯。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弯身鞠躬。“你好。”我说。

    那妇女放下面纱，遮住下半边脸，也鞠躬。“你好。”她的声音细不可闻。
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她倒茶水的时候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放在我面前，退出房间。离开的时候，她赤裸的双
脚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坐下，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瓦希德终于打破那之后令
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亲爱的哥哥？”法里德说，他在跟瓦
希德说话，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瓦希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法里德说，“卖掉土地，卖掉房子，收钱，像老鼠那
样跑开。回到美国去，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瓦希德咆哮。他的孩子，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

    “你的礼貌哪里去了？这是我的房子！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我不容
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几乎就要说出些什么，想了想又没说出来。他颓然倚着墙，
无声说着些什么，将那只残废的脚放在完好的脚上面，鄙薄的眼光一直盯着我。

    “原谅我们，阿米尔老爷。”瓦希德说，“打小时候起，我弟弟的嘴巴就比
脑袋快两步。”

    “那是我的错，真的。”我说，试图在法里德的逼视之下露出笑脸。“我没
觉得被冒犯了。我应该把我到阿富汗来的任务跟他说。我不是来卖田产的，我要
去喀布尔找个小男孩。”

    “小男孩？”瓦希德重复说。

    “是的。”我从衬衣的口袋掏出宝丽莱照片。再次看到哈桑的照片，再次让
我的心因为他的死揪痛起来。我不得不将眼光移开，把它递给瓦希德。他端详着
那张照片，抬眼望望我，又看回去。“这个男孩？”

    我点点头。

    “这个哈扎拉男孩？”

    “是的。”

    “他对你很重要吗？”

    “他的父亲对我来说很重要，就是照片中那个男人，现在他死了。”

    瓦希德眨眨眼：“他是你的朋友？”

    我内心想说是，仿佛在心灵深处，我想保守爸爸的秘密。可是谎言已经足够
多了，“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压制着情绪说，又加上一句，“我的私生
弟弟。”我转过茶杯，把弄着杯柄。

    “我不是想要剌探你的隐私。”

    “你没有。”我说。

    “你会怎么安置他呢？”

    “把他带到白沙瓦，那儿有人会好好照料他。”

    瓦希德把照片还给我，厚厚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你是条让人尊敬的汉子，
阿米尔老爷。一个真正的阿富汗人。”

    我暗自汗颜。

    “你今晚来我家做客，让我很骄傲。”瓦希德说。我跟他客气了几句，偷眼
看向法里德。现在他低着头，玩弄着草席残破的边缘。

    隔了一会，玛丽亚跟她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还有两片面包。
“很抱歉，没有肉。”瓦希德说，“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我说，它确实很棒。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但瓦希德说
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手抓面包，浸在蔬菜汤里面，
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我看着瓦希德的儿子，他们三个都很瘦，脸上脏兮兮的，棕色的
头发剪得很短，戴着无边草帽，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最小那个在他哥哥
耳边说了些什么，他哥哥点点头，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最大那个男孩——
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摇晃着身体，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吃完之后，玛丽
亚端来一陶罐水，我洗过手，问瓦希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给他儿子。他不许，但
我执意要送，他勉强同意了。我把手表脱下来，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他怯
生生地说了句“谢谢”。

    “它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我告诉他。孩子们礼貌地点点头，
将手表传来传去，轮流试戴。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法里德后来说。瓦希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我
们两个躺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

    “你到阿富汗的原因。”他的声音没有了那种自遇到他以来一直听到的锋芒。

    “你没问。”我说。

    “你应该告诉我。”

    他翻过身，脸朝着我，屈手垫在头下。“也许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男孩。”

    “谢谢你，法里德。”我说。

    “我错了，不该瞎猜。”

    我叹气：“别烦了。你是对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粗粗的绳索勒进他的手腕，黑布蒙住他的眼睛。他跪在
街头，跪在一沟死水边上，他的头耷拉在两肩之间。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他祷
告，身子摇晃，鲜血浸透了裤子。天色已近黄昏，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砾上来回晃
动。他低声说着什么。我踏上前。千千万万遍，他低声说，为你，千千万万遍。
他来回摇晃。他扬起脸，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并非只有我们两个。

    我先是看到枪管，接着看到站在他身后那个人。他很高，穿着人字型背心和
黑色长袍。他低头看着身前这个被蒙住眼睛的男人，眼中只有无尽的空虚。他退
后一步，举起枪管，放在那个跪着的男人脑后。那时，黯淡的阳光照在那金属上，
闪耀着。

    来复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顺着枪管向上的弧形，看见枪口冒着袅袅烟雾，看见它后面那张脸。我就
是那个穿着人字型背心的人。

    我惊醒，尖叫卡在喉咙中。

    我走到外面。明月半弯，银光黯淡，我伫立，抬头望着星辰遍布的夜空。蟋
蟀隐身黑暗中啾啾鸣叫，风拂过树梢。我赤裸的脚下大地寒凉，刹那间，自我们
穿过国境后，我初次感到我回来了。度过所有这些年月，我又回来了，站在祖辈
的土地上。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曾祖父在去世前一年娶了第三个妻子。1915
年那场横扫喀布尔的霍乱要了他的命。最后，她给他生了前两个妻子所未能生出
的：一个儿子。正是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跟纳迪尔国王一起狩猎，射杀一头
鹿。我妈妈死在这片土地上。也是在这片土地上，我曾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苦苦奋
斗。

    我倚着那屋子的一堵泥墙坐下。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
相连……这让我很吃惊。我的离开很久远了，久远得足以遗忘，也足以被遗忘。
我在大地某处有个家，对于那些睡在我倚着这面墙那边的人们来说，那地方或许
遥远如另外一个星系。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但是我没忘。而且，在皎洁的
月光中，我感到在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

    我朝西望去，觉得真是奇妙，在峰峦那边的某处，喀布尔依然存在。它真的
存在，不只是久远的记忆，不只是《旧金山纪事报》第十五版上某篇美联社报道
的标题。西方的山脉那边某个地方有座沉睡的城市，我的兔唇弟弟和我曾在那里
追过风筝。那边某个地方，我梦中那个蒙着眼的男人死于非命。曾经，在山那边，
我作过一个抉择。而如今，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正是那个抉择让我重返这片土
地。

    我正打算回去，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我认得有个是瓦希德的嗓音。

    “……没有什么留给孩子吃的了。”

    “我们是很饿，但我们不是野蛮人！他是客人！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的声
音很疲累。

    “……明天去找些东西，”她哭泣着说，“我拿什么来养……”

    我蹑手蹑脚走开。现在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男孩对手表毫无兴趣了。他们根本
就不是在看着手表，他们看着的是我的食物。

    我们在隔日早上道别。就在我爬上陆地巡洋舰之前，我谢谢瓦希德的热情招
待。他指着身后那座小小的房子。“这里是你的家。”他说。他三个儿子站在门
口，看着我们。最小那个戴着手表——它在他瘦小的手腕上荡来荡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侧视镜。瓦希德被他的儿子环绕着，站在一阵车轮
卷起的尘雾中。我突然想起，要是在另外的世界，这些孩子不会饿得连追逐汽车
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早些时候，我确信无人注意，做了一件二十六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
将一把皱皱的钞票塞在草席下面。

　

法里德警告过我。他警告过，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白费唇舌。
    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
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
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
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
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
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
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
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
它。

    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自从我们
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他的话多起来了。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说话的时候
看着我。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
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
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
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
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
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
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
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
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
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
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巳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
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
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
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
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
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
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
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
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多斯敦[Abdul Rashid
Dostum（1954～），北方联盟擎天柱之一] 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
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
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
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
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
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
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
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
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
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
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
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
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
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
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
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
“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
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
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先顶 在慢慢看……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
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
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
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
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
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
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
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
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
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
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
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
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
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
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
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
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
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
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
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
“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但用法里语写作，通常
被当成阿富汗诗人。原书作：Beydel，有误] 、雅米[Ahmad Jami （1048～1141），
古代波斯诗人] 、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
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
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Sufism ，伊斯兰教一个塞行神秘丰义的派
别] 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
’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
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
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
话。”

    “那是什么？请告诉我。”爸爸每次向我提起妈妈，总是很含混，比如“她
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但我一直渴望知道细节，比如：她的秀发在阳光下是什么
样子，她最喜爱的冰淇淋是什么口味，她最喜欢哼唱的歌是哪一首，她也咬指甲
吗？爸爸关于妈妈的记忆，已经随着他长埋地下。也许提起她的名字会唤起他心
中的负疚，为她死后他犯下的事情。抑或是因为失去她的伤痛太深，他不忍再度
提及。也许两种原因都有。

    “她说，‘我很害怕。’我问，‘为什么？’她说，‘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快
乐，拉索尔博士，快乐成这样，真叫人害怕。’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他们只
有准备要剥夺你某种东西的时候，才会让你这么快乐。’我说，‘快别胡说。这
种想法太蠢了。’”

    法里德拉我的手臂。“我们该走了，阿米尔老爷。”他轻声说。我将手臂挣
脱出来，“还有呢？她还说什么了？”

    老人露出柔和的神情。“我希望我能替你记起来。可是我不记得了。你妈妈
走得太久了，我的记忆四散崩塌，像这些房子。对不起。”

    “可是哪怕一件小事也好，任何事情都好。”

    老人微笑，“我会想想看。这是承诺，记得回来找我。”

    “谢谢你。”我说，“太谢谢你了。”我是说真的。现在我知道妈妈曾经喜
欢涂了蜂蜜的杏仁蛋糕，还有热红茶，知道她用过“深深地”这个词，知道她曾
为快乐烦恼过。我对妈妈的了解，从这个街头老人身上得到的，甚至比从爸爸身
上知道的还要多。

    露宿街头的老乞丐恰好认识我妈妈，这在多数非阿富汗人眼里，也许会是匪
夷所思的巧合，但我们对此只字不提，默默走回那辆汽车。因为我们知道，在阿
富汗，特别是在喀布尔，这样的荒唐事情司空见惯。爸爸过去说过：“把两个素
昧平生的阿富汗人关在同一间屋子里，不消十分钟，他们就能找出他们之间的亲
戚关系。”

    我们离开了坐在那座房子台阶上的老人。我原想带他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看
他能否想起更多关于我妈妈的事情。但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我们发现新恤孤院在卡德察区北边，紧邻干涸的喀布尔河河堤。那是一座平
房，军营式建筑，墙上有裂缝，窗户用木板封上。前去的途中，法里德告诉我说，
在喀布尔各个城区中，卡德察区受战争破坏最严重，而当我们下车，证据太明显
了。立在满是弹坑的街道两旁的，只有比废墟好不了多少的破落建筑，以及久无
人烟的房子。我们走过一具锈蚀的轿车残骸，看到一台半截埋在碎石堆里面、没
有荧屏的电视机，一堵涂着黑色“塔利班万岁”标语的墙壁。

    应门的是个秃顶男人，矮矮瘦瘦，留着蓬松的灰白胡子。他穿着旧斜纹呢夹
克，戴着无边便帽，眼镜挂在鼻尖上，有块镜片已经碎裂。眼镜后面，黑豆似的
眼珠在我和法里德身上扫来扫去。“你好。”他说。

    “你好，”我说，把宝丽莱照片给他看，“我们在找这个男孩。”

    他匆匆瞥了一眼照片，“对不起，我从没见过他。”

    “你还没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呢，老弟，”法里德说，“为什么不好好看看呢？”

    “麻烦你。”我补上一句。

    门后的男人接过相片，端详着，把它还给我。“不，对不起。我只认得这所
机构里面的每一个孩子，但这个看起来很面生。现在，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我
得去工作了。”他关上门，上栓。

    我用指节敲门：“老爷，老爷，麻烦你开门。我们对他没有恶意。”

    “我跟你说过，他不在这里。”门那边传来他的声音，“现在，请你们走开。”

    法里德上前几步，把前额贴在门上。“老弟，我们没带塔利班的人来。”他
小心翼翼，低声说，“这个男人是想把那孩子带到安全的地方。”

    “我从白沙瓦来。”我说，“我有个好朋友认识一对美国夫妇，在那儿开设
恤孤院。”我感到那人就在门后。知道他站在那儿，倾听着，犹豫不决，在希望
和怀疑之间来回挣扎。“你看，我认识索拉博的父亲，”我说，“名字叫哈桑。
他妈妈的名字叫法莎娜。他管他奶奶叫莎莎。他能读书写字，弹弓打得很好。那
儿有孩子的希望，老爷，一条生路。麻烦你开门。”

    门后只有沉默。

    “我是他伯伯。”我说。

    隔了一会儿，传来开锁的声音，门缝又露出那张窄窄的脸。他看看我和法里
德，对我说：“有件事你说错了。”

    “哪件？”

    “他的弹弓射得很了不起！”

    我笑了。

    “那东西跟他形影不离。他无论走到那儿，都会将它塞在裤带上。”

    那人放我们进去，自我介绍，他叫察曼，恤孤院的负责人。“我带你们去我
的办公室。”他说。

　

我们跟着他，穿过阴暗污秽的走廊，孩子们穿着残破的羊毛衫，赤着脚走来
走去。我们走过一些房间，没有一间铺着地毯，窗子蒙着塑料膜。房间塞满铁床，
但多数没有被褥。
    “这里有多少个孤儿？”法里德问。

    “多到我们都装不下了，大概两百五十个。”察曼回头说，“但他们并非全
都无亲无故。有很多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亲，母亲无法抚养他们，因为塔利班不
许女人工作。所以她们把孩子送到这里。”他用手做了抹眼泪的动作，伤心地补
充道：“这个地方总比街头好，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座房子本来就不是给人住的
——它过去是仓库，用来存放地毯。所以这里没有热水器，他们留下的井也干了。”
他放低声音，“我求过塔利班，跟他们要钱，用来掘一眼更深的井，次数多得记
不清了，他们只是转动念珠，告诉我他们没有钱。没有钱。”他冷笑。

    他指着墙边的一排床铺。“我们的床不够，已经有的床也缺少褥子。更糟糕
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毛毯。”他让我们看着一个在跳绳的女孩，有两个孩子陪
着她。“你们见到那个女孩吗？上个冬天，孩子们不得不共用毛毯。她哥哥被冻
死了。”他继续走，“上次我检查的时候，发现仓库里面只有不到够一个月吃的
大米了，等用完之后，这些孩子的早饭和晚饭只有面包和红茶可吃了。”我注意
到他没提起午饭。

    他站住，转向我：“这里提供的庇护少得可怜，几乎没有食物，没有衣服，
没有干净的水。我这里大量过剩的是那些失去童年的孩子。但可悲的是，这些孩
子算是幸运的了。我们负荷过重，每天我都要拒绝带着孩子到这里来的母亲。”
他朝我走上一步，“你说索拉博还有希望？我祈望你没有说谎，老爷。可是……
也许你来得太迟了。”

    “什么意思？”

    察曼移开眼光。“跟我来。”

    负责人的办公室是这么一间房子：四面空荡荡的开裂墙壁，一张地毯，一张
桌子，两张折叠椅。察曼和我坐下的时候，我看见一只灰色的老鼠从墙洞探出头
来，窜过房间。它嗅嗅我的鞋子，我身体一缩，接着它去嗅察曼的鞋子，这才奔
出洞开的门。

    “你刚才说太迟了是什么意思？”我说。

    “你们想喝茶吗？我可以去弄一些。”

    “不了，谢谢。我们还是谈谈。”

    察曼身子倒在座椅上，双臂抱胸，“我要告诉你的是不愉快的事情，更别提
可能还很危险。”

    “谁危险？”

    “你，我。当然还有索拉博，如果还不算太迟的话。”

    “我需要知道。”

    他点点头：“好的。但我首先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多渴望想找到你的侄儿？”

    我想起童年时代，我们在街头和人打架，每次都是哈桑为我挺身而出，一个
打两个，有时是三个。我畏缩旁观，心里想帮忙，但总是望而却步，总是被不知
道什么东西拉退。

    我望着走廊，看见一群孩子，围成一圈跳舞。有个小女孩，左腿从膝盖以下
不见了，她坐在破旧的垫子上观望，微笑着，和其他孩子一起拍着手。我看见法
里德也在看着那些孩子，他残废的手就挂在身边。我想起瓦希德的儿子……我恍
然省悟：如果没有找到索拉博，我绝不离开阿富汗。“告诉我他在哪儿。”我说。

    察曼凝望着我，然后他点点头，捡起一枝铅笔，在手指间转动。“别说是我
告诉你的。”

    “我答应你。”

    他用铅笔敲桌子，“尽管你答应了，我想我也许会后悔一辈子，不过，也许
那样也好。反正我很该死。但如果能帮到索拉博什么……我会告诉你，因为我相
信你。看起来你像个负责任的人。”他沉默了好久。“有个塔利班官员，”他低
声说，“他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带着钱，虽然不多，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好。”
他滑溜溜的眼睛看着我，又转开，“通常他会带走一个女孩，但不总是这样。”

    “你居然同意？”法里德在我身后说。他冲向桌子，接近察曼。

    “我能有什么选择呢？”察曼回嘴说，他推着桌子站起来。

    “你是这里的负责人。”法里德说，“你的工作是照料这些孩子。”

    “我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它发生。”

    “你卖掉孩子！”法里德大怒。

    “法里德，坐下！让他说！”但已经太迟了，因为突然间法里德跳上桌子。
他纵身而下，将察曼的椅子踢飞，把他按倒在地。察曼在法里德身下挥舞着手，
发出声声闷叫。他的脚踢掉一个抽屉，纸片散落在地面。

    我跑到桌子那边，这才发现察曼的叫声为何闷住：法里德扼住他的脖子。我
双手抓住法里德的肩膀，使劲拉。他挣脱我。“够了！”我大喊。但法里德的脸
涨得通红，张口狂叫：“我要杀了他！你不能阻止我！

    我要杀了他！“他冷笑。

    “放开他！”

    “我要杀了他！”他的叫声让我明白，如果我不尽快采取行动，就只好目睹
有生以来见到的第一场谋杀了。

    “孩子们在看着，法里德。他们在看着。”我说。他肩膀的肌肉在我手中缩
紧，那当头，我以为他不管怎样都会扼着察曼的脖子不放。然而他回头，看到了
孩子们。他们默默站在门外，手拉手，有的还哭起来。我觉得法里德的肌肉松弛
了，他放手站起来，低头看着察曼，在他脸上吐了一口口水。然后他走到门边，
把门关上。

    察曼挣扎着站起身，用袖子去擦血淋淋的嘴唇，擦掉脸上的口水。

    他咳嗽，喘息，戴好便帽和眼镜，看到两块镜片都破了，又把眼镜摘下。他
双手掩脸。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

    “一个月前，他带走了索拉博。”终于，察曼哽咽着说。手仍掩着脸。

    “你还说自己是负责人？”

    察曼放下手：“我已经有六个月没有收入了。我破产了，因为我毕生的积蓄，
都投在这个恤孤院。我卖掉一切财产和遗产，来维持这个凄凉的地方。你以为我
没有家人在巴基斯坦和伊朗吗？我完全可以像其他人那样一走了之。但我没有，
我留下。我留下来，全是为了他们。”他指着门，“如果我拒绝给他一个孩子，
他会带走十个。所以我让他带走，让安拉来作决定。我忍气吞声，拿过他那些该
死的、肮脏的臭钱，然后到市场去，给孩子买食物。”法里德垂下眼睛。

    “被他带走的孩子会怎样？”我问。

    察曼用食指和拇指揉揉眼睛：“有时他们会回来。”

    “他是谁？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他？”

    “明天到伽兹体育馆去，中场休息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他就是那个戴着黑色
太阳镜的人。”他捡起他的破眼镜，在手里翻转，“我要你们现在就离开，孩子
吓坏了。”

    他送我们出去。

    车开走的时候，我从侧视镜看到察曼，他站在门口，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
拉着他松开的衬衣下摆。我看见他戴上那副破眼镜。

　

我们过河，向北驶去，穿过拥挤的普什图广场，从前爸爸常带我到那儿的开
伯尔餐馆吃烤肉。那屋宇依然挺立，只是大门上了挂锁，窗户破裂，招牌上不见
了“K ”和“R ”两个字母。
    在餐馆附近，我见到一具尸体。那儿行过绞刑，有个年轻人被吊起来，绳索
末端绑在横梁上，他脸庞青肿，寿终那日，他穿着残破的衣服，染着血迹。人们
对他视而不见。

    我们默默驶过广场，直奔瓦兹尔·阿克巴·汗区。我目光所及，见到的总是
一座尘雾笼罩的城市，还有生砖垒成的建筑。在普什图广场往北几条街，法里德
指着两个男人，他们在繁忙的街角相谈甚欢。其中有个金鸡独立，他另外那条腿
从膝盖以下不见了，怀里抱着一根义肢。

    “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就那条腿讨价还价呢。”

    “他要卖掉他的腿？”

    法里德点头：“在黑市可以卖个好价钱，足以喂饱你的孩子好几个星期。”

    让我意外的是，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房子多数依然有屋顶，墙壁依然完
整。实际上，它们保存完好。墙头仍有树枝伸出来，街道也不像卡德察区那样，
到处是废墟垃圾。褪色的指路牌虽说偶有弯曲和弹孔，仍指引着方向。

    “这儿不算太糟。”我评论说。

    “别奇怪，现在多数重要人物住在这里。”

    “塔利班？”

    “他们也是。”法里德说。

    “还有谁？”

    我们驶上一条宽广的街道，两边是相当干净的人行道，还有高墙耸立的住宅。
“塔利班背后的人，Gov的真正首脑，你也可以这么叫他们：阿拉伯人，车臣人，
巴基斯坦人。”法里德说，他指着西北方向：“那边的十五号街叫迎宾大道。他
们在这儿的尊号就是这个，宾客。我想有朝一日，这些贵宾会在地毯上到处撒尿。”

    “我想就是它！”我说，“在那边！”我指着一处地标，小时候，我常靠着
它认路。如果你迷路了，爸爸过去说，记得在我们街道的尽头，有一座粉红色的
房子。从前，附近只有这座屋顶高耸的房子是粉红色的。现在还是这样。

    法里德转上那条街。我立即看到爸爸的房子。

    我们在院子里的蔷薇花丛后面找到那只小乌龟。我们不知道它怎么会在那里，
而我们太高兴了，顾不上关心这个。我们把它涂成鲜红色，哈桑的主意，也是个
好主意：这样，我们永远不会在灌木丛中找不到它。我们扮成两个孤胆英雄，在
某处遥远的丛林，发现一只巨大的史前怪兽，我们将它带回来，让世人开开眼界。
去年冬天，阿里造了一辆木车，送给哈桑当生日礼物。我们假装它是巨大的铁笼，
将乌龟放在上面。抓住那只喷火的怪兽了！我们在草丛中游行，背后拖着木车，
周围是苹果树和樱桃树，它们变成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人头从成千上万的窗户
探出来，争睹楼下的奇观。我们走过爸爸在无花果树林边上搭建的那座小拱桥，
它变成连接城市的巨大吊桥；而它下面的小水塘则是波涛汹涌的大海。烟花在壮
观的桥塔上方绽放，两边有荷枪实弹的士兵朝我们敬礼，还有巨大的桥索射向天
空。小乌龟在车上颠来颠去，我们拖着木车，沿红砖车道穿出锻铁大门，全世界
的擎天柱起立鼓掌，我们报以敬礼。我们是哈桑和阿米尔，著名的冒险家，无人
可以匹敌的探险家，正要接受一枚表彰我们丰功伟绩的勋章……

    我小心翼翼地走上那条车道，太阳晒得砖块色泽黯淡，砖缝之间杂草丛生。
我站在我爸爸房子的大门外面，形同路人。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栅上，回忆起儿
童年代，为了一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
万次跑过这扇大门。我望进去。

    车道从大门伸进院子，当年夏天，我和哈桑就在这里轮流学骑自行车，先后
摔倒，它看起来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宽。柏油路裂开闪电状的缝隙，从中长出更多
的野草。多数白杨树已经被伐倒——过去哈桑和我常常爬上那些树，用镜子将光
线照进邻居家，那些仍伫立着的树如今叶子稀疏。病玉米之墙仍在那儿，然而我
没有看到玉米，无论病的还是健康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有数处已然整块掉下。
草坪变成棕色，跟弥漫在这座城市上空的尘雾一样，点缀着几处裸露的泥土，上
面根本没有东西生长。

    车道上停了一辆吉普，看上去全然错了：爸爸的黑色野马属于那儿。很多年
前，野马的八个气缸每天早晨轰轰作响，将我唤醒。我看见吉普下面漏着油，滴
在车道上，活像一块大大的墨渍。吉普车后面，一辆空空的独轮车侧倾倒地。车
道左边，我看不到爸爸和阿里所种的蔷薇花丛，只有溅上柏油的泥土和杂草。

    法里德在我背后揿了两次喇叭。“我们该走了，老爷。我们会惹人疑心。”
他喊道。

    “再给我一分钟就好。”我说。

    房子本身远不是我自童年起便熟悉的宽敞白色房子。它看上去变小了，屋顶
塌陷，泥灰龟裂。客厅、门廊，还有楼顶客房的浴室，这些地方的窗户统统破裂，
被人漫不经心地补上透明的塑料片，或者用木板钉满窗框。曾经光鲜的白漆如今
黯淡成阴森的灰色，有些已经蜕落，露出下面层层砖块，前面的台阶已经倾颓。
和喀布尔其他地方如此相似，我爸爸的房子一派繁华不再的景象。

    我看到自己那间旧卧房的窗户，在二楼，房间的主楼梯以南第三个窗户。我
踮起脚，除了阴影，看不见窗户后面有任何东西。二十五年前，我曾站在同一扇
窗户后面，大雨敲打窗片，我呼出的气在玻璃上结成雾。我目睹哈桑和阿里将他
们的行囊放进爸爸轿车的后厢。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又喊了。

    “我来了。”我回他一句。

    发疯似的，我想进去。想踏上前门的台阶，过去阿里经常在那儿，要我和哈
桑脱掉雪靴。我想走进门廊，闻闻橙皮的香味，阿里总是将它们扔到炉里，跟锯
屑一起燃烧。我想坐在厨房的桌子边，喝茶，吃一片馕饼，听哈桑唱古老的哈扎
拉歌谣。

　


    又是一声喇叭。我走回停在路边的陆地巡洋舰。法里德在车里吸烟。

    “我得再去看一件东西。”我跟他说。

    “你能快点吗？”

    “给我十分钟。”

    “那么，去吧。”接着，我正要转身离开，“都忘了吧，让它容易一些。”

    “让什么容易一些？”

    “活下去。”法里德说，他将烟蒂弹出车窗，“你还要看多少东西？让我替
你省下麻烦吧。你记得的东西，没有一件存下来。最好都忘了。”

    “我不想再遗忘了，”我说，“等我十分钟。”

    当我们爬上爸爸房子北边那座山的时候，我们，我和哈桑，几乎一点汗都没
出。我们在山顶奔走嬉闹，彼此追逐，或者坐在倾斜的山脊上，在那儿可以将远
处的机场尽收眼底。我们看着飞机起降，又嬉闹起来。

    如今，当我爬上崎岖的山顶，气息粗重，仿佛要喷出火来，脸上汗水直流。
我站着喘了好一会，身子一阵刺痛。然后我去看那废弃的墓园，没费多少时间就
找到了，它仍在那儿，那株苍老的石榴树也在。我再次倚着墓园的灰色石门，哈
桑就在里面埋葬了他母亲。过去那扇折叶松脱的铁门已经不见了，浓密的杂草已
经占领这片土地，几乎将墓碑全然掩埋。两只乌鸦栖息在墓园低矮的围墙上。

    哈桑在信中提到，石榴树已经多年没有结果实了。看着那枯萎凋零的树木，
我怀疑它是否能够再次开花结果。我站在它下面，想起我们无数次爬上去，坐在
枝桠上，双腿摇晃，斑驳的阳光穿越过树叶，在我们脸上投射出交错的光和影。
我嘴里涌起强烈的石榴味道。

    我屈膝蹲下，双手抚摸着树干。我见到我所要找的，刻痕模糊，几乎全然消
退，但它仍在：“阿米尔和哈桑，喀布尔的苏丹。”我用手指顺着每个字母的笔
画，从那些细微的裂缝刮下一点点树皮。

    我盘膝坐在树下，朝南眺望这座我童年的城市。曾几何时，家家户户的围墙
都有树梢探出来，天空广袤而澄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晾衣线挂满衣物。如果
你仔细听，兴许你甚至能听到来自瓦兹尔·阿克巴·汗区的叫卖声，兜售水果的
小贩高喊：樱桃！杏子！葡萄！日暮时分，你还可以听到钟声，来自沙里诺区的
清真寺，召唤人们前去祷告。

    我听见喇叭声，看到法里德朝我招手。是该走的时候了。

    我们又朝南驶去，回到普什图广场。我们和好几辆红色的皮卡擦身而过，车
斗上挤满荷枪实弹、留着大胡子的年轻人。每次遇到他们，法里德都会低声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