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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高陶事件"风声淡了之后，汪精卫致电蒋介石继续劝他主持议和，以使中日能实现全面停战，这样可以使日本能够给中国开出更好的条件，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汪精卫自己开始了汪伪政府的组织工作，他身边的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职位忙得不亦乐乎，可谓丑态百出。周佛海、李士群、丁默村、罗君强等汪精卫手下的组织干将这时纷纷活跃起来，摘取那些部长高参之职。而胡兰成这时却受到了冷落，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一阶段汪伪集团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前期宣传为主的活动转到如今竭力组建汪伪政府机关这个大摊子了，现在需要的是熟悉官场运作的官僚，而不是只会摇旗作势的笔杆文人，这时的胡兰成地位已不向先前那么重要。而且由于他出道不久为官根底尚浅，既不懂得怎么玩弄政治手腕，又以文人雅士自居，不屑于耍手腕，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显赫的位子被别人抢走。
受到冷落的胡兰成一肚子不平，也不掩饰，就直接表现出来，于是故意称病几天不到汪公馆。后来汪精卫也察觉到此事，便找了个机会叫来胡兰成，亲自安抚。胡兰成一来，他就开始嘘寒问暖，先是问他身体是否好些，随即上楼取出1000元给胡兰成作医药之用，以一种朋友般的关怀，让胡兰成感受到温暖。然后又说道："这几天忙于人事调配，只因为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一早拟就了而未说出。"于是说出三个职位让他选择，分别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这次闹情绪只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做了大官而自己遭受冷落，现在汪精卫对他这么动之以情、许之以高官，他反而有一种释然，便还选了自己拿手的笔杆子工作，做了宣传部政务次长，同时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职位分配得差不多时，这些人就穿上戏袍粉墨登场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公元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及就职典礼。与会众人仍遥奉林森为主席，选举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礼堂里面悬挂着有"和平、反共、建国"黄条青天白日旗，文官一律穿蓝袍黑褂，武官一律穿军装，胡兰成看着这群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又看看"国旗"，顿时心中觉得可笑，甚至想讽刺一番，但猛然间看到了汪精卫，才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于是赶紧收敛自己的情绪，装作一脸严肃地倾听奏乐。
奏乐完毕，汪精卫发表说，其大致内容是：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北上经过日本时提出的主张，新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媾和乃是秉承孙先生的遗愿而做；新南京国民政府要以"收拾旧山河，拯救天下苍生"为宏愿。
汪精卫讲话完毕，典礼也宣告结束，全体人员在礼堂门口合了一张影，然后又一同去中山陵谒陵。到了中山陵之后又到了明孝陵。在胡兰成眼里，明孝陵比中山陵要好，他认为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太刻意，没有明孝陵的那般山河同一，岁月无痕。
当天下午众人一起去中山门，胡兰成和古泳今坐在同一辆车中。古泳今当时官为宣传部秘书长，是胡兰成属下。古泳今在车中提起了德军在欧洲战场的大胜，很是兴奋，胡兰成却泼凉水说德国要败。古泳今不同意，但也没有反驳，只是作为朋友提醒胡兰成说这种话对他说说不要紧，对别人则不能乱开口。胡兰成却没有借坡下驴，仍不管不顾地说，并接着提起前些天当着德国外交参赞官的面他也直面断言德军渡不过英伦海峡一事。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还幸灾乐祸地拿话激古泳今说："日本在亚洲的称霸与汪先生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古泳今听了这话大为动气，就教训胡兰成，说他既投身此和平运动，就不应该是这样的消极态度。胡兰成见古泳今真生了气，便不再去辩驳，但心里对他的话还是颇不以为然。
他对于日本素无好感，作为汪精卫比较欣赏的主力笔杆子，后又委以宣传部政务次长重任，胡兰成那次虽然没有参加汪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但他常听汪精卫提及那次谈判的情形，也得知由于汪派代表的底气不足而遭遇的近乎污辱性的遭遇。他心里很是忿忿不平，因此，没事时他也常想发发日本的牢骚。有一次，他在部门碰到了周佛海，就问他说："周先生当时着全力于组府时，曾撰文说，中日间的交涉不比外交的谈判，而是自己人的商量，是自家事。但现在看来，自家人的事情好像不像你当时说得那么好办吗？"周佛海无法否认，只得坦诚相告，叹息道："我当时确实没料到日本人竟是这样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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