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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奥会上夺金的周洋因为不是代表委员，所以并没有出现在两会上。不过，有委员就认为她在夺金后只感谢父母有点问题，应该是先谢国家再谢爹娘。于是，周洋这个名字连同先谢谁的问题成为两会期间的一个话题。不过，马上就又有委员出来澄清说，没有人指责过周洋不先谢国家，大家其实对周洋的一片孝心就挺感动的。就在同一天，周洋在做客一家网站的时候改口，说在她要感谢的名单中，国家排第一，父母排最后。
针对周洋改口这件事，央视评论员白岩松认为，一个18岁的孩子已经学会挑好听的说，自己很难过。他在评论文章中说，很多年前是有过夺冠后大谈爱国的，也没什么错，大家都那么说，就正常。可现在，国家自信得可以，不必天天听人民夸国家，否则就不好玩了。运动员，为父母、为自己而努力，一点没错。放心地说，自由地做，这是他们的权利。
评论员李勇觉得，对国家的感谢不必要挂在嘴上。国家首先是投资者，在运动员身上花了不菲的资金。从这个层面来说，要求运动员感谢国家还是有些道理的。然而，从投资回报的角度来说，周洋也给予了投资者合理的回报，因为投资者需要的就是金牌，这是对国家最恰当的报答，要不要机械地直接说感谢其实不重要。
专栏作家五岳散人分析了感恩顺序背后的社会逻辑，他不相信一个连自己父母都不能摆在第一位的人能够精忠报国。把国家排在个人的父母之上，看上去正气凛然，但实际上是在抹杀了最根本的人性基础上谈所谓的“爱国”，而这种爱国是没有根基的。在他看来，一个人热爱他的国家，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这里是我们的“父母之邦”，而不是超越这个概念去空谈爱国。把爱国抽象出来，超越所有具体而真实的感情，这种所谓的“爱国”除了假大空之外，也不会有别的内涵。
评论员李琼则反思了所谓运动员德育的问题，认为运动员当然不能没有德育教育，但德育教育内容应当指向哪里则是另一回事。拿当前问题最多的足坛来说，反赌打黑中落网的运动员、裁判员和管理者的数量都令人惊讶，各级管理者分析众多，总结也不少，但在运动员如何遵守和坚持公平的规则、如何保持这种体育的基本原则和操守上，就没有见到“加强德育教育”这类的反思。
参加两会的政协委员倪萍也谈到了爱国的问题，她在被问及是否行使过否定的权利时回答:“在大的会议上举手表决时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或弃权过”，因为“我是（考虑）国家利益的，我热爱这个国家”。
作为倪萍粉丝的评论者穗穗一点都不掩饰她“对倪大姐的好感”:她写的那本《日子》一直摆在自家书架上；看电影《美丽的大脚》时，自己还为乡村女教师张美丽的死掉了眼泪……这位粉丝说自己不怀疑倪大姐作为政协委员的爱国精神，但爱国不应只停留在“不添乱”的浅层次。从人民利益出发，充分行使法律赋予自己的表决权，包括对自认为不够完善的提议干脆利落地反对或弃权，才是一个胸怀大局的政协委员职责所在。
评论者王艳明认为，在全国两会的会场上，负责任的异见并不是“添乱”，相反，体现的是代表委员的责任、良知以及政治价值。更重要的是，作为民意代言人的代表委员，其背后是诉求纷呈的民意期待，到底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并不应该取决于代表委员个人的权衡和选择，而应该是履职过程中所倾听到的最基层的民众声音，让民众在代表委员行使权利过程中，能够找到自己意见的影子。
代表委员对于国家的方针大计，不管自己懂与不懂，也不管自己是否赞成，都一律表示赞成，这正是对国家很不负责的表现，何谈爱国？评论者殷国安在他的文章中问道，难道那些投了反对票、弃权票的人都是不爱国？事实上，在“两会”上提出批评建议，包括投反对票和弃权票，和汶川地震后捐款100万一样，都是崇高的爱国行动。
在众多批评的声音中，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直指对倪萍的指责经不起推敲。他认为，倪萍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投什么票是她的权利，谁也无权逼她非投反对票不可。可以看出，她投赞成票是发自内心的，最重要的就是这种真实表达。参政议政不是比谁胆大敢反对，倪萍说得好:不是反对就一定更有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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