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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金融机构
第五章 其他金融组织
第三节 交易所
1915年开始，青岛人利用位于馆陶路本是河北人、山东人同乡会的齐燕会馆，作为货币兑换场所。兑换商人每天拂晓聚集于此，由馆内登记当事人姓名和交易额，汇集当日上市的银钱数量，按照供求关系决定行情。后来增加汇票交易，在此决定申汇行市。会员之间的交易不收费，但须每天交会费2元。
日本第一次侵占青岛后，日钞交易逐渐活跃，中日商人提议成立取引所。1920年2月，经日本军方批准成立了青岛取引所，定为官营，由民政署事务官兼任主事，下设书记及检查员。同年9月正式营业，分物产、钱钞、证券三个部，另组信托会社办理交割、担保及垫款事务。信托会社额定资本金800万元，分为16万股，每股50元，先收200万元，中日商人平均认股。各部均设取引委员会，委员中日各半，但负责人均由日本人担任。物产交易以花生米、花生油、豆油为限;钱钞交易以正金银行所发行钱票为限;证券交易指定24种，皆为日本人在青岛各株式会社的股票。青岛原有的物产、钱钞交易市场，自此大部分纳入取引所，证券交易目的仅为提高日商股价，便利日资企业资金周转。
青岛取引所开业第一年，现货、期货交易兴旺，财势日增。日本大阪财阀松井与日军勾结，企图攫取管理权。1921年3月，日本军方宣布取引所改为商办，将营业权交与信托会社，改称株式会社青岛取引所。大阪财阀在争权中未达目的，即纠合青岛巨商另立企业公司，与信托会社经营同样业务，设定同额资本，但16万股份中，大阪方面先分去9万股，其余7万股分与华人者不过3万余股。后来大阪财阀又策划与中日资本平均的信托会社合并。合并后的青岛取引所，额定资本增至1600万元，实收400万元，但中日双方股权已由各占一半变为日方占65%、中方占35%。当时中日奸商以本所收押本所股票的方式，约押10万余股，每股押洋30元，局外人不知底细，将实收12.5元的股票涨至44～45元。此中黑幕暴露后，股价迅速下落至20元，仍无人问津，以至每股落至2元左右。经此风潮，该所资本空虚，濒临停业。经过清理整顿，额定资本减至180万元，实收54万元，证券交易取消，改为只作土产、货币交易。
1928年，在馆陶路建成三层取引所大楼，除作为交易市场外，还出租给外国公司、银行、商店作办公室。在大港有地80亩，办理土产堆储和仓库业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由于东北局势日趋紧张，日本人在东北的取引所均告停业，青岛取引所变为活跃，土产、货币交易有经纪人80人。经纪人领取牌号，缴纳保证金2000元，由取引所给予周息8厘，于歇业时发还。货币交易以金票为主，每日上下午各开盘一次，交易单位以1万元计，每万元收手续费2.4元，交割期限定在月半至月底。由于行情变化较大，利益丰厚，1932年交易额达72390余万元。后来迫于反日侵华呼声日高，中方经纪人全部退出，交易萧条。其后勉强维持至1942年7月，终于解散。
1931年9月，青岛商民要求维持本国商权，反对取引所独占青岛市场，在Gov的支持下，在馆陶路齐燕会馆创设了青岛物品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交易所)。主要经营土产、纱布期货交易，额定资本60万元，先由创办人垫付筹备费。1933年领取正式营业执照，次年增设证券业务。
青岛交易所创办后，华商纷纷退出取引所，转入交易所，因此生意兴隆，收益日增。对此，日本人心怀嫉恨，先是对创办人屡加胁迫，试图阻挠成立交易所;后又雇佣打手，袭击参加交易的商号代表。青岛交易所为避免日本人的骚扰，将交易市场迁至北京路。
1935年币制改革后，取引所交易更显清淡，取引所日商又寻衅闹事，扬言要火烧交易所在天津路新建的交易大楼。并提出无理要求:以后两方收入合并总计，将所有盈余四六分成(交易所四成，取引所六成)。市政当局恐生不测，只好委屈求全，白白送给取引所六成收益。
1937年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侵略者以交易所是青岛人抗日排日之机关为借口，在日本海军登陆后占据交易所大楼。将内部所有设备及器具文件等毁坏或搬走，并将交易所金库存款及银行存款等项共36万余元全部扣押没收。交易所被迫停业。
附录
对私营金融业的初级阶段改造
对私营行庄的初级阶段改造 建国前夕，青岛有私营银行、钱庄24家。建国后，根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申请复业的有上海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国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山左银行、东莱银行等7家银行在青岛的分支机构和孚民、天合、裕昌、义成、福顺德、福兴祥等6家钱庄，共有职工356人;此外，还有汇丰银行青岛分行。这些私营金融业复业后，业务逐月增加。1949年末，私营行庄放款占全市私营工商业借款总额的90%左右，1950年末仍占60%。在国家银行尚无能力同私营工商业广泛建立信用关系的情况下，青岛的私营行庄在信用领域中发挥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在部分私营行庄中，仍沿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不仅从事金银、外币和市场紧俏商品的投机倒把活动，而且还资助或勾结部分私营企业做投机买卖，放款中60～70%用途不当。根据国家对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本着严格管理和业务疏导相结合的方针，既允许其获得一定利润，又打击其投机倒把和危害国民生计的活动，青岛市把这些私营行庄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根据《华东区管理私营银钱业暂行办法》规定，私营行庄只准经营与私营工商业有关的存、放、汇业务，不准经营金银、外币和兼营商业或代客买卖股票;不准收存公款;不准签发本票;不准搞信用透支和汇兑贴水;不准设立暗帐等。对违反金融管理者，一般以教育为主，对教而不改的违法户勒令停业检查。
解放初期，青岛的私营行庄利率原无统一规定，一般视本身头寸松紧和市场暗息高低随时浮动，利率不但与国家银行相差悬殊，而且行庄之间差别亦大。为加强管理，1949年11月，由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牵头，私营行庄、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联合会参加，组成青岛市利率委员会，根据向低利率的上海看齐的精神，合理确定私营行庄的利率。1950年9月以后，统一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规定的利率标准。
青岛解放后，为积极引导私人资本投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和合作社的生产发展，1950年5月，动员12家私营行庄组织起来，成立“青岛市私营银钱业联合放款处”，在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的领导下，有目的地扶持生产。
青岛市对私营行庄的初级阶段改造，经历了由分散到集中，由资本主义私营到国家资本主义公私合营的发展过程。私营行庄复业后，随着市场的恢复，业务逐月增加。1950年3月政务院作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之后，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市场游资减少，投机收敛，币值趋稳，而在通货膨胀中畸形发展起来的私营行庄，随着金融物价的稳定，投机商业的倒闭，业务清淡，不少行庄发生了亏损，无法维持。同年5月起，山左银行，裕昌、孚民、天合、义成、福兴祥、福顺德等钱庄相继停业。1951年5月，汇丰银行青岛分行也自动申请歇业。
1951年9月，上海、金城、大陆、国华、中国实业等5家银行在青岛的分支机构，分别被批准为公私合营，与原公私合营新华银行共同成为在国家银行领导下与私营工商业进行业务联系的助手。1951年末，贷款余额为338万元，占全市对私贷款总余额的50%左右，外汇业务占全市的60%左右。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后，各合营银行业务普遍萧条，月总收入为3万元，而费用开支为5万元，亏损2万元。费用开支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浮于事和待遇偏高，其职员与工友比例为2∶1，而人行青岛市分行则为8∶1;上海银行青岛分行人均月工资为166元，而人民银行青岛市分行人均月工资为50元。
1953年1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关于《坚决淘汰私营行庄，彻底改造合营银行》的指示精神，将上海、金城、大陆、国华、中国实业、东莱等6家银行在青岛的分支机构，连同原公私合营新华银行，合并为“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当时共有人员221人，其中留用127人、转业9人、退休25人、清退60人。
1953年4月公私合营银行青岛分行成立后，该行接办中国银行青岛分行私人业务和部分外贸单位业务;5月份又接办人行青岛市分行市南区办事处的私人业务;11月份代理储蓄业务。1955年2月，与人行青岛市分行储蓄部合并。至此，青岛市全面完成了对资本主义金融业的初级阶段改造。
对私营保险业的初级阶段改造 青岛解放后，经青岛市军管会金融部批准复业的私营保险公司有:太平、长城、大安、永中等4家保险公司在青岛的分支机构。外商保险公司只有太古洋行保险部(代理英商伦蓝保险公司)1家。根据华东区财经委员会金融处训令，青岛市对私营和外商保险公司严禁滥放折扣竞争业务，严禁套取资金进行投机活动，严禁私自出立外币保险单，实施统一的保险条款、费率、规章和统一的经纪人佣金。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市分公司经常派员检查其业务活动，帮助改善经营管理，指导其合法地开展各项保险业务。根据1950年底全市保险费总收入统计，国营保险公司占98.75%，私营保险公司占1.21%，外商保险公司占0.047%。
1951年私营太平保险公司改为公私合营，私营长城、永中保险公司青岛支公司因公司非法经营被勒令停业。1952年私营大安保险公司因业务减少，开支费用大，申请歇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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