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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四 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纺业一瞥
(一)回顾青岛华新纱厂的历程
青岛商埠经过三代帝国主义的统治，德国、日本均系直接占领;美国则系通过国民党间接统治。在此期间，青岛华新纱厂几经挫折，最后成为青岛最大的华商企业，决非偶然。在德管时代，时值辛亥革命，我祖父(周馥，字玉山)以前清封疆大吏，避居青岛，我父(周学熙，字缉之，别号止庵)随同侍养。因我父在北洋办新政，对兴办工业，别具兴趣，遂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适有德国亲王在沧口办缫丝厂失败，我父遂备价将全部厂基、机器买下，计拥地数百亩，厂房、仓库、宿舍数百间。鉴于前人缫丝失败，乃改为棉纺厂，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但货未到而欧占起，日本出兵围攻青岛，我家全部迁津。在欧战期间，英商和记洋行擅自占用厂房，募华工赴欧。嗣战事结束，厂房迄未归还，我父延请英国律师甘博士几经交涉，始无偿退出。
当时天津华新纱厂成立，拟在青岛办第二厂，我父因以全部厂产作价三十万元作为青岛华新厂资本，并另醵资，凑足一百二十万元资本。原订纱机因瑞记洋行停业，改向美商美兴公司订购美国怀丁厂纱机，先为一万五千锭，后续加五千锭。当时日本人占领青岛，对我方办厂百般刁难，我们有事就通过商会会长傅炳昭(黄县人，幼在日本经商)联系。原来青岛无棉纺织厂，由于日本人对我拖延，遂使日商内外棉纱厂成为青岛第一家开工的纱厂。
青岛华新纱厂创办初期，由我父主持，我和堂兄周叔8共同襄助。嗣因我父年高，周叔8又调往唐山华新纱厂，遂由我个人主持青厂事宜。后来鲁案交涉解决，日本退出青岛，由胶澳商埠督办王正延接收。当时日本有意捣乱，招来崂山土菲孙百万、马文龙入驻市内三升店设总部，门口由土匪荷枪实弹站岗，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准备于接收日起事。那时我住厂内，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后来孙、马均接受改编，日人阴谋未能得逞。但中国接收的只是行政方面，至于经济方面，胶济铁路、鲁大公司煤矿、青岛电厂仍由日人控制。我们华新纱厂办事处处困难，幸而当时纱厂不多，竞争尚不剧烈。后来日商纱厂源源兴建，先是四方的大康纱厂、隆兴纱厂，继而为沧口的富士纱厂、公大纱厂、宝来纱厂，以及水清沟的丰田纱厂、上海纱厂，最后为板桥坊的同兴纱厂，连同内外棉纱厂共九厂五十余万锭。我们华新纱厂以一敌九，备受排济。尤其北伐时期，日本出兵青岛攫我主权，使我们华商工业历尽艰苦。我们在外交上既不能受Gov的保护，反而备受军阀Gov的摧残。尤其奉系军阀毕庶澄驻青岛最久，敲诈勒索，无所不为。我们避免与他接触，一切通过商会会长宋雨田，但按经济比重摊派，我厂仍属首份。
查青岛的市政，初期由王正延、熊炳琦、龚积炳等相继主持，以后赵琪任职较久。自国民党北伐后，由吴思豫、葛敬恩、马福祥等先生在青岛主政，但均为时不久。我们送往迎来，不胜其烦。后来经过胡若愚一段时期，至沈鸿烈历时最久。沦陷时期，当地汉奸政权以姚作宾为首，那时华新纱厂已经关闭。抗战后掌握青岛政权的为李先良、龚学遂，最后为秦德纯。当时成立工业联合会，由冀鲁针厂尹致中任主席。我们工厂在青系首屈一指，但不出头露面与反动政权过于接近，此乃数十年一贯的做法，故能立于不败之地。
我们办厂的方针是集中精力在内部进行整顿，改善经过管理，增产节约、积累资金、逐步扩充设备。至抗战前，拥有五万纱锭、五百台布机，并有全套印染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因此，备受日厂的垂涎。日本驻华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每次到青，即托人向我们谈判合作或转售，均被我们严词拒绝。
为维持青岛的唯一华商纱厂，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及抗占军兴，看到覆巢之下无完卵，乃决定拆运一部分机器(二万余锭约合全厂五万锭的半数)，我由天津回青岛，包租船只南下，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西上，转运重庆设厂，已与华西公司签约合作，但因国民党Gov放弃京沪，江运中断，只好留沪，在租界内设信和纱厂，机器作价出售，另招新股开办。至于青岛产业，则售与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并由西人驻守。原冀借重美国势力保护，对抗日本，不料日军登陆后，首先将平安公司华经理顾志恒押在宪兵队，虽通过平安公司总经理美国律师爱温斯几经交涉，不能获释，最后在暴力协迫下，由平安公司将厂产售给宝来纱厂。盖在我方撤退时，青岛日本纱厂均被炸毁，及日军登陆，各厂另行建设恢复，唯有宝来因系小厂，无此资力，故由日军强制以贱价攫取我厂。当时我在上海召开华新股东会，将股东投资全部发还，至我个人及新友投资则转投于信和纱厂。青岛华新纱厂前一段经历至此告一段落。
(二)从青岛华新纱厂联系到华新总公司的成败和华北棉纺业的兴衰
青岛华新纱厂本属华新纺织总公司的第二厂，因此叙述青岛华新纱厂，就不能不联系到华新纺织总公司及华北棉纺织业的总趋势。华新总公司的成败，实与华北棉纺业的兴衰又有密切联系。
在中国近代工业中，棉纺织业较有基础。早在清光绪年间，李鸿章在上海建纺织局，张之洞在湖北办棉麻纺织厂，已开风气之先。但在英国、印度棉布倾销之下，迄无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外货中断，中国的棉纺织工业始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最初只是在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海方面发展，在华北尚无动静。是时我父以北方实业界领袖身份出任财政总长，除以私人资本与无锡人杨寿楣在无锡创办广勤纱厂外，并授意王锡彤、马4等人具呈创办华新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便发展华北棉纺织业。时为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当时计划甚大，拟在直、鲁、豫三省投厂，资本一千万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股本年息八厘，请Gov保息五年(八厘是固定股息，不足之数由Gov补足，以资提倡。当时Gov为辅助振兴工业，有此办法，盈余较多时，加分红利)。呈到财政部，经当时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委我叔父周学辉为督办。第一次官商股份各筹四分之一，官股系由长芦盐商应还大清银行旧欠一项指拨，商股则由我父领导的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中主要股东、财团与北洋官僚军阀投资(如徐世昌、田中玉、陈光远、孟恩远等等)。
华新第一厂设在天津，通过美商慎昌洋行购买美国沙可老尔厂纱机二万五千锭。当时天津除地方官办的模范纱厂仅五千锭外，另无其他纱厂。自华新创办以后，对北方的棉纺织业起了推动作用。因此倪幼丹的裕元纱厂、王克敏的裕大纱厂、刘柏森的宝成纱厂、天津八大纱号合办的北洋纱厂先后继起。曹锟、曹锐兄弟亦投资合并模范纱厂改为恒源纱厂，遂奠定了天津纺织业的基础。同时潘复在济南创办鲁丰纱厂，后来苗海南办成通纱厂，马伯声办仁丰纱厂，在济南成鼎足之势。故华新纱厂的兴办标志着北方棉纺织业的发展。
但华新的创办，实经过一番波折，在欧战中机器迟到，建筑又延期，我父又去财政部，遂有人欲攫为官办(浙人陶兰泉运动财政部，将委陶为督办)。股东讯大哗，星夜集会决议醵资将官股退回，改为纯商办，取消督办，推我父为总理，无锡人杨寿v(味云)为协理，共同主持。杨为无锡纱厂世家(他们兄弟有业勤纱厂，亦中国老纱厂之一)，因招无锡匠工来津，漏夜安装，限期完成。最初用包工办法，由无锡人殷廷良任工务长承办，每件纱规定工缴若干元，工资的大小，用料的省费，公司不问，厂内用人行政之权，亦归承包人。所谓剥削之中又有剥削，加重了工人的负担。当时纱贵花贱，盈余甚丰。后来逐步取消承包，改为直接管理经营，同时议建第二厂于青岛。当时华新虽名为总公司，但各厂资本独立，盈亏自负，用人行政亦归各厂董事会负责，有较大的企业自主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止以前，是中国纱厂的黄金时代。华新二厂尚未办妥，即筹办第三厂于唐山，第四厂于河南卫辉，各订英国赫色林敦厂机器一万二千锭。当时因受德国潜艇威胁，机器久未达到，并以一万二千锭规模太小，因将英机合并唐山厂为二万四千锭。另将已拟办模范厂的美机一万锭(文素厂出品)归卫辉厂，再加订一万锭(当时我父任全国棉业督办，曾拟在山东临清办模范厂，因款绌中止，遂将机器连同厂址让归卫厂)，共为两万锭。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停，外汇暴涨，机价锐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机价贵而外汇贱，纱机每锭合美元四十余元，但美金一元只合华币七角余。停战后，汇价逐步上升一二倍，机价则跌去一半，上海许多纱厂如聂云台的大中华纱厂、王正廷的华丰纱厂，均因外汇未结，赔累不堪，被迫转手(华丰厂归日本人，大中华即现在的永安纱厂)。华新亦大受影响，唐、卫两厂亦有搁浅之虞。
当时华新各厂自负盈亏，自顾不暇。唐、卫两厂有滦厂投资(我父创办滦州煤矿为了抵制英商开平煤矿，后来不为清廷支持，被迫走向联合管理，因在合同中规定，十年之后滦矿可以备价赎回英商开平矿权。当时滦矿获利甚厚，曾规定股息不能超过每股二元四角，多余之数发给新事业存款摺，以为将来赎回开平矿权之用，但当时不能赎矿，逐以此款投资唐、卫厂及创办辉华玻璃厂之用)，唐厂因与启新洋灰公司毗邻，故得启新支持，渡过难关，开工获利。卫厂虽有滦矿投资，仍未解决困难。当时我父已退休，经股东决议组织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推我父主持，对两厂金融运筹调拨。卫厂向银行接洽，发行月息一分二厘公司债(年息一分四厘四)一百八十万元，以全部财产作抵，由中国实业银行提保还本复付息，由中南、金城等银行包销。当时银行界均集中于北洋Gov公债库券销售，对包销公司债券实属创举(启新公司过去曾发行公司债，但不是银行包销)。中国实业银行担保问题，经过反应磋商，几致破裂，赖以我父以银行创办人身份从中斡旋，勉强通过。后来卫厂开工，因产棉销纱地点优胜，河南全省只有彰德广益纱厂，并且管理不善，生产不正常，卫厂棉纱遂得行销全省。到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公司债全部还清，唐、卫两厂联合管理处已经取消，同时四厂协商。各自彻底独立，取消总公司，另加地名注册(如天津华新、青岛华新等)，从此分道扬镳。
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魔爪下，各厂都未能幸免。首先唐山华新纱厂在殷汝耕冀东伪政权统治之下，受尽压迫，同时北戴河为日商走私集中之地，大批棉纱、白糖整船运销，唐厂无力与之竞争，最后经当地势力指定与东洋棉纺织株式会社合作，改为中日合办。后来天津华新纱厂因亏赔不堪，股东意见分歧，急于脱手，于一九三六年八月以一百二十万元售与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当时裕元纱厂已在同年出售与钟渊纱厂。至于裕大纱厂因原欠日本贷款，则于一九三五年为日本东洋拓殖会社接收。宝成纱厂则于一九三六年为日本纺织株式会社所合并。仅余北洋、恒沅两厂亦负债累累，由金城、中南两银行组织通成公司北洋收买，恒沅作为债权管理，成为硕果仅存的华商纱厂。
查日本对中国纺织业的侵略本集中于上海，第二个中心则为青岛，至于天津，自华新创办以来，为华商清一色的局面。但在七七事变以前，已经风云变色，天津各厂相继为日厂所吞并，只青岛华新尚在艰难挣扎中。及至芦沟桥事变突起，蒋Gov持不抵抗主义，我们民族工商业明知无法保全，青岛华新纱厂遂一面拆迁，一面借中立国保护，但终未能脱离魔爪。后来日军进入河南，卫辉华新纱厂亦被迫与日商合作。同时济南鲁丰纱厂、成通纱厂、仁丰纱厂亦相继在日军压迫下或与日商合作，或者出售，华北微弱的棉纺织业遂被一网打尽。
(三)青岛华新纱厂沦陷前历届大事记
青岛华新纱厂自创办至公私合营，历时四十年，在沦陷时期中断八年，故抗战以前与抗战胜利以后，截然划为两节，是两个不同的公司。旧公司系在沦陷初期清算结束，新公司则在抗战胜利后另行醵资创办。自胜利以来，帐册俱在，有案可稽，兹不详述。至于抗战以前，则于搬迁之际，将所有图表、帐册、档案尽行焚毁，以免为敌人所得，至今已无从查考。幸于败簏中觅得二十年大事记，可见梗概，兹抄录于下:
一九一九年，向上海美兴公司购美国怀丁式纺纱机全付(套)14688锭，价美金531000元整。
一九二○年，向上海美兴公司加购怀丁式纺纱机4500锭，价美金148030元整。
一九二一年，向上海华昌贸易公司加购美国文素式纺纱机11968锭(纺细支纱)，价美金295203元整。
一九二六年，加合股线机两部，以资调剂营业，先作试办性质。
一九二七年，加合股线机十部、并简机五部、粗梳机六部、并卷机一部，纺42支等以上及60支各项细纱，价折华币116900元。
一九二八年，又添怀丁式细纱机五部共1920锭，价美金10000余元。
一九三二年，改大牵伸后，粗纱有余，又向上海信昌洋行添购英国斯迈雷式细纱机二十二部共8832锭，价7843英镑。
一九三四年，因陆续添购线机十余部，出线日多，遂加办法国烧毛机一部，纺六十支烧毛纱线，机价42000余法朗，嗣又添德国烧毛机一部。
一九三五年，办布厂，购英国哈特雷斯布机250台，织二十磅细布、哔叽、斜纹等，机价8400英镑。嗣又添自动步机250台，又筹办蔡家庄轧花厂，推广值棉。
一九三六年，办染厂，向德国、日本购洗布机、丝光机、安尼林机、轧光机、并向上海沅兴昌、兴鸿昌等厂订购煮罐、染槽、烘干机等，开始漂染阴丹士林及各种色布、漂白布。
一九三七年春，添印花机及一切附属设备(自设雕刻间刻制铜花筒)，出售印花哔叽、贡呢等。
(附注)查本厂创办之际，当地仅一家纱厂，既无营业竞争之苦，故市价常比他处为高，当时营业颇为顺利，股息红利甚优。嗣后各外厂勃兴如雨后春笋，财力丰富，锭数较多，本厂规模既小，夹处其中，营业困难，远非局外人所能预测，故一九二四年度竟无余利可分。嗣后研究翻新花样，改纺细纱股线，于一九二六年首先试办二部，不敢遽作大量投资。嗣经研究成功，遂于一九二七年正式添办线厂，纺销细货。但嗣后各厂亦渐趋细纱，竞争较剧，故本厂顺应潮流，逐年进步，于一九三二年改用大牵伸，增加细纱机八千余锭，减轻工费，营业复有起色，正红利至一分。嗣后世界不景气潮流波及东亚，所有南北各纱厂均感亏赔，停工歇业者不计其数。本厂在此环境之中，苦心孤诣，筹化奋斗，遂由常务董事周志俊出国考察、历至英、美、德、法等国，首先添办烧毛机、丝光轧光机、刮绒机等，归来之后，遂办布厂，俾纺织连锁，互相补充，同时提倡植棉，创办轧花厂，改良斯字美种棉，颇见成效。至一九三六年夏筹办漂染印花厂，所有设备完全，在华北首屈一指。当时花色布销路普遍南北，蒸蒸日上，不意抗战突起，局势骤变，二十年之功，毁于一旦。
以上为抗战前所作大事记，盖历年设备的扩充，从最初一万四千余纱锭，逐年加至四万四千余纱锭，八千余线锭、五百台布机，精梳烧毛等特殊设备为当地日本厂所未有，并加以全套漂染、印花、整理设备，成为纺织印染的全能厂。最初动力为蒸气引擎，中间并曾改装瑞士卜朗比厂的蒸气透平，由我侄周伯鼎主持改用电力马达传动，并安装高压锅炉，加装省煤器、加热器、鼓风机等，以提高效率，节约能源。尤其是由周伯鼎设计的新式软水机，延长了锅炉寿命。盖对于机器的扩充，设备的革新，固始终不懈，因此能立足于竞争之场，而处于不败之地。
我厂原本资本一百二十万元，在一九二一年扩充为二百一十四万元，一九二四年扩充为二百七十万元，以后迄未增资。但逐年扩充设备，积极发展，所需资金均从积累中来。统计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六年共十八年，计分红利一分八厘者一次，一分四厘者一次，一分二厘者二次，一分者二次，九厘者一次，七厘者一次，五厘者二次，四厘者一次，二厘者三次，无息者四次，平均十八年为年息六厘左右。在当时分配息率计算，在各纱厂中可谓最保守者。成以初开创数年，为纱厂黄金时代，一般纱厂均大分股息花红，而青岛华新纱厂最多只分一分余股息。至于帐面公积折旧，到一九三六年为二百万元，但实际不止此数，盖平日在帐目处理上，许多资产性开支列入消耗方面，作为纱布制造成本，降低盈余数字，无形中增加了产业价值。故在一九三六年帐上，固定资产约五百万元，实际资产价值远在此数之上。在当时余父子主持此厂，常受一般股东责难，甚至谓大股东把持，不恤小股东困难，但以青厂环境特殊，为公司长远利益计，不得不尔。
(四)青岛华新纱厂胜利后的赎回
青岛华新纱厂在沦陷期间售归美商中华平安公司，后又转手售于日商宝来纱厂，本无赎回之望。但当时国民党Gov明文规定，凡沦陷区被迫出售及售价不及原价一半的，可以申请赎回。青岛华新纱厂系沦陷后被迫售出，并且售价远在资产价值之下，因此，我径上呈文于当时的经济部长翁文灏，请求赎回，并托翁友人齐耀琳、翁部下张滋?等说项，但迄无结果，盖当时重大事件取决于宋子文，翁固无权。
是时国民党Gov接收人员尚未到青，我遂先赴青岛。而地方政权青岛市长李先良已将各日厂接收，派人管理。我旧日华新同仁有参与接收工作的劝我通过李之势力，先行收回原厂，造成既成事实，但我顾虑产权不稳，故未采纳。因赴美领事馆，取得当年美商平安公司被迫出售及华经理顾志恒被扣押的证明。以说明华新售与平安公司是挂洋旗求保护的性质，平安售与日厂是被迫的行为，拟此证明向国民党Gov交涉。我为平安公司中国合伙人，该公司美国总经理范克令建议用卫乐尔(陈纳德航空公司副经理)为平安公司协理，卫与宋子文交好，可以用美商名义取回华新。但我念华新为我父创办，堂构相承，不欲沦为异族工业，使我变成买办，故决计用华新名义申请，舍翁文灏而走宋子文门路。
余所办利安企业公司经理沈章甫、陈锦文夫妇与宋之左右甚熟。成以沈之堂兄沈籁清为宋之亲信，因新去南京，通过宋之部属向宋进言。当时十去南京，自夏徂秋，几经反复，最后始获批准。将华新厂产分为两部分，计华新原有部分，向平安出售价格为国币一百七十万元;按当时汇价折合美金502164元，以赎回时外汇官价3350元折合法币1682249400元，分四个月交清。至日人增益部分，由由中纺公司、敌伪产业处理局共同估价为法币1701486977元，于两年内分二十四个月付清(后来此款提前清还)。当时外汇作价、分期付款等办法，均经反复奔走。对宋子文方面，主要是通过沈籁清、徐堪诸人，只是酬酢请托，没有经济报酬，至对其左右，均不能不以金钱点缀。
我既取得批示后，遂携经理章允美赴青活动。是时中纺公司已经成立，各厂均已开工，对华新并不愿交出，百般阻挠，因复进行活动，多方联络。当时一般敌产，均由敌伪产业处理局标价或批赎，如大陆烟厂、阴(阳)本印染厂等，均有大量流动资产，连带购进，故不待开工生产即可获得，甚至有将流动资产转手售出，而以该款交付标价者。国民党Gov中人购结资本家，共同分肥，无所不至。但华新纱厂系从中纺公司手中接收，而中纺同时经营其它七个纱厂，一个印染厂，因而在移交之前，将华新(当时为中纺第七厂)的原棉、物料、染料全部调拨他厂，仓储一空。为了维持开工，只能向中纺借垫一部分棉花，同时因向我有关的上海信和纱厂商运外棉来青接济，需要大量的流动资金，才能运转，而接收的只有固定资产。如果找人合作或发行股票，吸收游资，亦尚可以充裕实力，惟因平日门户之见较深，视青厂为禁脔，不愿开放股权。遂指定我所主持的上海各企业投资，如华茂银行、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等，均成为华新大股东。各该企业因此消耗实力，以致渐有捉襟见肘之势。后来信和纱厂失败原因甚多，资力分散亦为主要原因之一。
沦陷初期，华新已经结束，股本均已发还。此次既以原名义赎回，因按最后股东名册，一律无代价予以恢复，按票面开值三百倍(原二百七十万元，现作价为八亿一千万元)，作为老股、不收现金。另发行票面股、溢价股两种，票面股为老股东的特权，每股得按票面认购一股(共八亿一千万元)，不愿交者得以转让;另以三亿八千万元按票面由平安公司认购，作为酬劳。此外发行溢价股二十亿元，按票面超过八成发行，计每股票面一百元，实收一百八十元，溢价之款收入公司公积金项下。故资本为法币四十亿元，公积十六亿元。当时溢价股名为开放给新股东，实际由我分配给我在上海的有关各企业，形同派销性质，最初视为权利，后来竟成负担。华新资金除交付购价，并补进原料外，极不充裕，故只开纺织部分，印染厂始终未能开工。青岛三个印花厂，只有中纺与阴(阳)本生产。后来青岛在我人民解放军严密封锁下，原棉缺乏，纱布滞销，只有仰给于善后救济总署与美资金一援会的上棉接济。同时将纱布运沪销售，所得资金一部分调青维持开支，一部分就沪、汉各地采购原棉。并以一部分纱布通过外销纱布管理会换取外棉进口，由副总经理郭学群与外销会联系，维持生产。
当时开工既不正常，营业亏赔甚巨，积欠美援会大量纱布。在此种资金竭蹶情况下，我看到上海纱厂界纷纷将资金外调，在香港设厂，遂从华新挤出部分纱布南运，逃避资金，虽限于资力，为数不巨，而影响生产则关系不小。我个人亦曾亲赴台湾、香港，准备折机建厂，但折机则有职工护厂，新建则资力不足，故往返徒劳，迄无行动。至解放后，虽以逃避的外汇由香港购运一部分原棉与染料回青生产，但同时我在上海经营的信和纱厂、茂华银行发生严重困难，曾以茂华外汇接济信和，华新外汇接济茂华，名为统一调济，实则挖肉补疮。后来虽各以其它产业划抵转帐，清虎了结，但在华新则生产资金受了影响，增加了困难。我当时处境困难万分，幸赖党和Gov大力照顾，花纱布公司加工订货维持生产，职工群众积极努力，逐步克服了困难。至旧欠美援会纱布则系人民财产，转作公股，因此走上公私合营的康庄大道，成为初级阶段企业。
(五)青岛华新厂经营管理点滴经验
华新四个厂虽均属我父所创办，但我始终负责者只是青岛华新纱厂，故对青岛华新情况知之较详。青岛华新纱厂处在日商纱厂包围之中，以一敌九，孤军奋斗，相持近二十年，不但未至倾覆，反有欣欣向荣之势，揆厥原因，则外在因素为主导，盖工人阶级在中国Our Party的领导下，对中外纱厂区别对待。在大革命时期，青岛日本纱厂大罢工，在Our Party的领导下开展对敌斗争，但华新纱厂始终未受波及。当时我个人尚自命为管理得法，劳资合作，实际是由于受到党的照顾。此外，则在历次抵制日货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爱国热情激发，迫使日厂纱布大部分转运南洋销售，因而华商产品几乎独占国内市场，获得堪丰。一般纱厂多半于此时大分红利，只图眼前利益，一旦不景气到来，即相继倒闭。而青岛华新纱厂，独以此额外收益充裕后程，改善设备，巩固基础，故能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在经营管理方法上，亦起了一定的配合作用，兹就个人点滴经验，略述如下:
生产管理方面
1.注重技术管理，重用技术人才。
在第一次大战前，我国纱厂一般实行工头制，实权操在工头之手。机器的维护则依赖所谓老柜的机器匠，而工务长与车间管理员，只是管理事务与记账员耳。自张季直在南通办纺织学校，聂云台在恒丰纱厂内办纺织传习所，始培育出技术干部。而我父亲在北洋Gov中任全国棉业督办，亦在天津设棉业传习所，培养纺织与植棉人才，虽班次不多，但华新后来的技术干部，除南通纺织学院的毕业生外，大多数皆棉业传习所同学。然天津华新厂最初仍用包工制，后来才收回自管。
青岛华新管理制度经过三变，最初用工务长制，由无锡人吴锦云担任。吴在业勤纱厂多年，记帐员出自，始终不懂技术，故生产调度工作均假手工头与机匠。后来改为工务长与总工程师并行制，用常州人李雪真(老经验)为工务长，留日纺织毕业生汉中人史镜清为总工程师。但生产管理与技术管理分属两人，不分高下，时起摩擦，技术措施亦得不到贯彻。最后改为工务长兼总工程师制，由史镜清一人兼任两职，同时将车间管理员大部分换为棉业传习所学生。此外，又设考工科，增添技术干部，加强技术管理，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不似过去放任自流。因此在提高质量、增加产量(最初每锭二十四小时只出十六支纱一磅，后来二十支纱二十四小时出一磅有余，虽比解放后单位产量仍相差甚远，但在当时已超越其它纱厂)、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均有显著成效。
中国过去工厂内有“文武场”之分，有如鸿沟。所谓“武场”是机器匠，衣钵相承，专靠实践;“文场”则是管理人员，包括学校毕业的技术人员，只重理论。青岛华新纱厂提出口号，要“文武场合一”，故对工人设技术补习班，传授技术理论;对学校毕业组织实地操作，注意机器保全，虽未收到合一之效，亦起了一定作用。
2.不断改进设备，经常注意维修
纱厂保全机匠在日本厂地位很高，但在华厂向来不受重视。青岛华新设保全科，配备技师、技术员，分别负责。同时以重金选聘上手机匠，如钢丝机匠沈顺泉，曾为海京洋行到新疆等地装机，华新招来负责钢丝保全。
十余年来，对于机器改善，不断随潮流前进，如细纱改大牵伸后，前纺有余，得以扩充细纱锭，降低成本。一九三三年我赴英、美、德法考察纺织，在德、法两国买进烧毛机，从英国购进园筒精梳机，制造细纱细线。并买进大钢铃合线机制造六股线，为织花边之用，均系当时日本厂所未有。此外在清花除尘方面，见外厂说明书中有新式设备，均采购试用。经常研究改良设备，同时奖励厂内革新工作，当时虽不能重视群众改造，开展革新运动，但对于一般技工亦鼓励创作。如摇纱车间的着水机，曾经多次改造，泼水均匀，纱支不乱，即日本厂亦曾来参观仿效。
3.经常派人到各地参观学习
当时各厂技术秘密，讳莫如深，固不能如现在的经验交流，但华新为保持进步，仍派人通过各种关系向各地吸取新技术与新的管理方法，计分公开与秘密两途，公开途径则以本厂成绩稍负时名，得以与他厂谅解，互换参观;至秘密方法，则派技术人员与工匠以探亲访友关系，混入他方，调查学习，尤以对日本纱厂的技术秘密，全靠偷学，由于双方职工均有爱国热忱，大力支持。总之，常以不断革新为目标，不以已有成绩而自满。
4.加强职教育，注意福利设施
在西坦宿舍区与工厂花园内，均建有学徒大楼，分别为男女学徒宿舍。门外用花砖砌成“互相合作，华新精神”八个字，这个标语，即代表主持人的主导思想。当时我所住为旧式的南楼，而学徒宿舍为新建的大楼，即以此为标榜。在华新初期，值鲁省连年遭水旱之灾，后来张宗昌祸鲁，民不聊生。华新在临清与滨县两处招收农民子弟来厂作艺徒，因青岛当地工人仍有工农并重的思想，出勤率差，不如艺徒可靠，而且艺徒待遇低，可以加重剥削。但农民子弟不习惯工厂生活，又以待遇恶劣，到厂后时有逃亡，因而严作戒备。上下班派人押送，回宿舍后监视行动。但管理制度愈严，工作效率愈低，所谓扬汤止沸。后来认识高压不是办法，因延关锡斌(参加革命后更名管易文)来担任人事科长，管理职工宿舍、艺徒教养、改建大楼。关与艺徒同吃同住，并设俱乐部、开讲习班共同学习，打成一片。在我是为了缓和劳资矛盾，在关氏则为了接受群众，传播进步思想。后来抗战发生，有一部分艺徒加入革命阵营。
在旧社会，工厂对于工人，只作为劳动力使用，不加培养，有些工人是文盲，谈不到技术理论。华新自一九二九年起，开办职工补习学校，以工务长史镜清为校长，在工作之外树立师生关系。对于教室设备、教员经费，均由工厂大力支持。当时刊物中曾提出“补习学校的设立，可以为增高工人生产能力的原动力，消灭劳资斗争之根本剂”，则设校的目的昭然若揭矣。八年之间，前后毕业约两千人。最初举行编级，测验识字者编为高级，不识字者编为初级，分早晚两班，每日一小时，至一九三○年，高级班毕业生有继续求学兴趣，遂加设特级班，自行编印纺织技术讲义。一九三一年设特级二年一班，以求深造。至一九三二年，则按照当时劳工教育方法，改定各班名称与修学办法如下:
班 级 表
纺织专修班 本科三年
纺织专修班 预科一年
职业补习班 二 年
公民训练班 六个月
识字训练班 六个月
除少数文盲工人，按照厂内各部分比例摊派入学，为了扫盲，带有强迫性教育性质以外，其他则鼓励其求学精神，自愿入学。尤以纺织专修班课程，有代数、几何、画图，理化大要、英文，虽人数不多，而学生乐于求学。同时，因工人中优秀学生得提升为职员，如路锡纯，吕劝显等皆工人出身，这对一般工人更是莫大鼓舞。旧式工厂职员与工人显然为两个阶层，华新首先从工人中提拔职员，在一般纱厂为罕见。在当时除教学之外，并组织旅行(游崂山)、运动(篮球队等)及各种文娱活动(国剧社)，以联络感情。
除职工补习学校外，还办了华新小学，我自兼校长，招收职工子弟和当地学龄儿童入学，历年毕业生不少，有的考入中学，家境贫寒的尚可申请助学金。青岛自行车厂副厂长孙鸿正即华新小学毕业生。后来又举办怀幼院，为幼儿园性质，招收职工的学龄前子女。
华新办有职工俱乐部，开展业余的文娱活动，在年终时组织同乐会，资方与职工同庆，除职业剧团外，并有本厂职工参加演出。此外，一九三五年还组织“同人进德会”，以我为会长，全体职工为会员，该会规定:“以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提倡正当娱乐，屏绝不良嗜好为主”，“以勤俭为信条”，“烟、赌、嫖为禁条。”并提出“励行早起，努力职务，减少应酬，力绌浮华”。下设许多小组，计有书画组，乒乓组、音乐组、游艺组、蓝球组、足球组、网球组、台球组、微考尔夫球组等，职工自愿参加。
华新为了宣传劳资合作，对职工提倡“老关系”，培养、吸收职工子弟进厂工作，故有两代人在厂服务的。同时为了维系人心，对全体职员和一部分工人创办储蓄、慰劳金制度，按薪金百分之十由厂提给慰劳金，另由月薪提百分之五为储蓄金，工作在若干年以上的，可以领作养老。另外由矜恤部，由厂方拨存基金，为职工疾病死亡周济之用。厂中有中西医部及药房，免费医疗，又有设棺处及义地，备职工死亡埋葬之用。
总之，通过以上种种办法，青岛华新纱厂在劳资关系上，收到缓和矛盾的一定效果，生产成绩在一般纱厂之上。因此，一方面维护了资本家的利益，一方面也增加了对日本纱厂竞争的本钱。现在看到日本丰田汽车厂的管理办法，使工人以厂为家，造成丰田城，实与我当日设想大致相同。
业务经营方面
1.重视质量，经常调查市场需要。山东销纱地区在抗战前为潍县、昌邑、大岭，号称有十万布机，与河北的高阳、江苏的南通同为土布中心。当时贩纱客商均住青岛义德栈，最大客商为王德普，专门推销我厂纱支。我厂除在纱厂内设有试纱室日夜检验质量之外，并经常派人至集市上听取各用户意见，并买回日厂棉纱作检查比较。有一次用户反映我厂棉纱捻度过松，拉力不足，因派人深入农村织户家内检查，并携回各种日厂棉纱作对比。查当地织布浆纱多用土法，故对棉纱质量的要求与新式织厂不同，我厂乃设备人力织布机与浆纱槽，作为织布试验室，在与农村同样条件下，检验本厂棉纱的质量，以符合用户的要求。
2.增加品种，研究新品种
山东销纱最初是十六支，后来逐步改以二十支纱为大宗。但日本纱厂竞争剧烈，我厂遂改纺三十二支，后来日本纱厂又加纺三十二支，我厂遂试做股线。所出四十二支双股、四十二支三股、二十支三股，为乡农缝纫之用;更研究制造二十支六股、三十二支六股，为胶东织花边出口之用。因市场销额不大，已为我厂捷足先登，日厂既无意仿制，遂成为我厂独占之局，利润较大。最后添购了精梳烧毛设备，遂试制六十支双股线。当时在国内各厂制造此种细纱细线的尚不多，因为技术和设备的要求较高，我厂在纱厂之外，添办了织布厂。由于日厂织机台数甚多，专织十二磅平布，我厂遂添设刮绒机，生产一部分十五磅绒布，为乡民作卫生衣之用。嗣后又创办印染厂，生产各种漂白、染色、印花布匹，经常研究花样翻新，并聘请熟悉市场情况的售货员，经常与客商联系，了解情况，研究新的品种，以销定产，故无滞销积压之患。
3.开辟新市场
本厂最初开工之时，青岛只有日商内外棉和华新两家，故所出棉纱尚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后来青岛有十家纱厂，市场有充斥之患，本厂乃另壁蹊径，棉纱以南运为主，在上海设办事处转销广邦。因为注重质量，捻数低，拉力强，故三十二支松鹿牌棉纱，四十二支五子牌双股线，在广帮中颇负声誉。至六股花边线，则在栖霞、莱阳畅销，以烟台为聚散地，我曾亲赴烟台调查。所出次牌在即墨行销，由即墨人王文秀包销。及添办布厂后，亦以日货先占据了山东市场，遂舍近图远，派人至西安销售，整车发运。及至染厂完成，则以日本纱厂并无印染设备，日商瑞丰染厂资力不厚，且只有印染，并无纺织，非全能厂，故我厂以自纺、自织、自印、自染为号召，并利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口号，畅销南北。在天津、上海、济南等埠，除联系各客商批发外，并直接设店零销，以考察市场动态，当时业务有蒸蒸日上之势。
4.重视原料品质，保证质量
查纺织印染本是一条龙，纱厂以棉花为原料，布厂以棉纱为原料，印染厂坯布为原料，是以掌握原料才能保证质量，防止扯皮。而且适应市场需要，更换品种时，只有自纺、自织、自印、自染才能随机应变，不受牢制，此乃本厂取胜的关键。日厂所用原棉，除由美、印运来外，一般华棉由日本洋行委托华商经手，以济南、张店为聚散地，故常有搀潮、搀杂之患。我厂为了保持原棉质量，自在产棉共设庄，当时山东有两大棉区，在运河流域，以临清为集散地;在黄河流域，以滨县为聚散地。我厂在临清设庄，收夏津、高唐等县原棉;在滨县设庄，收蒲台、利津等县原棉，自行开称，减少中间搀假机会。
当时山东建设厅在齐东、夏津、临清等十余县设改良场，推广脱字棉，邹平乡建设研究院亦有棉业试验场，推广改良棉，我厂以华商关系，得以向他们尽先收购。而最重要的，则在一九三五年，我担任青岛工商学会理事长，该会为民众团体，目的是使技术与生产相结合，沟通知识界与工商界共同发展建设。虽无其它成就，但由华新出资，用工商学会名义，在青岛设植棉总场，在高密设植棉分场，由叶德备为技师，附设学习班，最初推广金字棉，后来试验斯字棉，颇有成效。山东原为脱字棉与金字棉区(日本人从朝鲜运来金字棉，曾在滨县一带推广，山东建设厅则采用脱字棉)，但斯字棉后来居上，棉长絮多，可纺四十支以上纱支，因在高密大力推广。为保留良种，由华新在蔡家庄自设动力轧花厂，收进籽棉自轧。同时，号召农民组织生产合作社，两年之间成效卓著，因在安丘开辟第二植棉场。
我曾亲至高密、安丘视察，当时农民对棉业合作社均极拥护。新棉上市时，高密棉农肩挑车推，云集蔡家庄轧花厂前，既省却棉商中饱，而我厂亦取得良棉纺细支纱，同时保全纯种，为下年度之用。不意正在积极推广之际，而中日战争突起，高密轧花厂遭日军破坏。但高密植棉基础深入农村，至今斯字棉仍为优良品种，高密成为斯字棉良种品种产区，实以华新植棉技师叶德备之力为多，叶德备技师在解放后仍在山东经营良种推广工作。
我搞棉纺织业，深深体会到要保障纱布质量，必须掌握原棉，不能假手商贩。除在青岛华新办有成效外，后来在上海办信和纱厂，亦曾派植棉班学生到安庆、东流试办植棉场，并在南通商购棉垦公司土地二万亩，准备抗战后发展优良品种，但均成画饼。
财务管理方面
1.自设金融机关，调动款项
我国人经营工业，多半为资力所限，往往将股本投入固定资产以后，原料成品、周转资金即感竭蹶。我厂亦有同样情形，但因我父当时主管其它企业甚多，可以酌盈济虚，彼此调剂。最初组织惠通银号，附设在华新青厂之内，由启新、滦矿等公司存款，由银号转货与华新使用。后来扩大为华新银行，由启新、滦矿、华新等公司投资为股东。当时所谓北洋实业团体，有两个金融机构，一为中国实业银行，一为华新银行，后来华新银行又缩小为久安信托公司。在华新银行时期，津、沪设行，至久安信托公司则只在天津一地，但对青岛华新纱厂的挹注起很大作用。在“七七”事变时，青岛华新结欠久安公司尚有百余万元。多财善贾，故能在棉区设庄收花，而厂内经常保持四、五个月原料，以保证供应。在青厂售归平安公司后，始将久安公司欠款还清。
我经营工业数十年，深感工业资本必须与金融资本相结合，方能长袖善舞。我在上海办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信孚印染厂、新安电机厂、新业制酸厂等工业，除与诸大银行联系外，仍自办茂华银行以资挹注，仍是从我父过去遗规。
2.多积累，少分配，为青岛华新经营原则
当时各厂在顺利时多分红利，一遇逆风即难立足。我考虑到纱厂盈虚无常，尤以我厂在日厂保围之中，必须少分股利，多留后备。因此我厂除一般公积金折旧外，对帐务的处理有两个特点:①一般添置与修建，应当付作资产的，尽量作为生产费用开支报销，或摊入制造成本，以降低盈余、减少分配。如当时改用电力传动，买进瑞士卜耶比厂电机、德国西门子马达，因系革新而非扩建，故每月摊入制造费用，而不作资产入帐。②库存大量原棉，每次付用时，常按超过进价的数字报支，尤其在原进价低于市价时，即按市价报支，原进价高于市价时，即按进价报支，使栈存原料价格逐步降低，成本暗盈。当时因棉价涨落甚大，纱厂时亏时盈，本厂有此平衡准备金，隐藏于栈存棉价之中，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以上所谈经营管理的情况，仅就个人记忆所及，略述梗概，一鳞半爪，实不足以窥全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有其根本缺陷，盖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是对抗性矛盾，因此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不可能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资本家尽管高唱阶级调和，劳资合作，也不可能树立群众观点。因此，所谓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经验，不过在个别问题上有所成就，可资参考。回忆在旧社会三座大山压迫之下，民族工业时有覆败之虞，真不免痛定思痛。当前向四化进军，各尽所能，余已年逾八旬，聊就回忆所及，记录当时点滴经验，以作刍荛之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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