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山是老虎山的余脉,从东向西看是岭,从西向东看是山。它的顶部浑圆平坦,远远看去如一只巨龟伏在那里,所以就得了一个方言味道十分浓重的名称 “鳖盖子山”。据老人们说,六百年前明朝从云南向北方移民时,青岛地方人烟稀少,许多小山荒岭既无主也无名,移民们可以在自己看好的地方定居开垦耕种,当时叫做“占山户”。那时有个姓吴的移民,来到东南山上圈占了大半座山头,至今人们说起来还称他“吴半山”,东南山一多半属“吴半山”所有,包括今天东南山村的村址所在。
据1991年沧口区政协编辑出版的《沧口文史资料》记载,宋代时建成的崂山上清宫、下清宫等道院,从海西进粮食,在沧口海口靠岸卸粮并设仓于岸边,称为粮仓海口,简称“仓口”（现青岛市博物馆尚存在沧台路出土的碑石）。码头旁渐渐形成十分繁华热闹的街道,叫做仓口下街,这也是“沧口”地名的来源。崂山道院起初经常从仓口下街的仓中运粮,后来道院广置香火田,在东南山到棘洪滩这长长的一线上买下不少田产。又过些年,可能因东南山上的丘陵地太贫瘠,道院又将东南山上的地陆续卖出,有些就被大瓮村（达翁村）的农户买去。
东南山村是100年前从达翁村分离出来的一个小村,也在沧口飞机场内。上世纪40年代初,日本侵略军扩建沧口飞机场强迁达翁村,作为青岛历史上浓重的一笔,几乎人皆尽知,却很少有人知道,在达翁村东一里之遥的东南山村也是这次强迁事件中一个受害村庄,今天村里70岁以上的老人都能讲出那段刻骨铭心的悲惨遭遇。
东南山村是历史沿袭下来的百姓们的叫法,因山名而来。现在的东南山村坐落在山北坡上,逶迤直到山顶,但住家户的门牌上写的是“东南山小村”,这个名称是相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村周围陆续建成的东南山新村（包括搬运公司、四方机厂分厂、商业局等单位的宿舍）而定的。东南山村共有86户居民,以崔、周二姓为主,另有辛、王等姓氏,不过三五户人家。村子坐落在东南山北坡上,村中多沟沟坎坎,街道高低起伏长短弯曲均依随地势变化。进村后单从村貌上便能感觉到当年艰难困苦的景况,村民们搭房盖屋随意而无规划。
过去的东南山村是达翁村的一部分,崔周二姓与达翁村的崔家、周家出自一脉,是同族本家。100年前的一场大水将三十多户人家推进灾难之中,受灾的村民无奈从达翁村迁出另建家园东南山村；可还没等人们从窘迫中缓过来,又受日本侵略者强迁的荼毒,接踵而来的天灾人祸使原本就困难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上世纪40年代的东南山村有一半人家要过饭,有的人家多少年都没有把年当作节日过过,连顿饺子也吃不上。
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要从1901年沧口地区的大水说起。农历七月七,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传说中夫妻俩朝朝暮暮相思,见了面要洒泪诉衷情,因此七月七前后常常数日阴雨连绵。1901年这年,牛郎织女珠泪汹涌,洒向人间便成了暴风骤雨,又适逢海里涨大潮引发海啸,达翁村南边与大海相通的李村河河水陡涨,大水冲毁了三十多户人家的草房,冲走了他们那点可怜的家当,受灾的村民们只好去村东一里外的东南山脚下各自的田地里搭窝棚暂且安身。时间久了,各家陆续盖起房子,就形成了一个小的新的村落。
小村的北面有三四个大土包,每个土包南北长约五十多米,东西宽约四十多米,据说这是明朝洪武5年（1373年）筑的烽火台,民间俗称“烟墩”,是古代边防报警的设施。当年浮山所是明代重要的海防据点,下设9个千户、4个百户、18个墩堡,瓮窑头（达翁村）就是18个墩堡之一,村的南面和东北面都筑有烽火台。时光匆匆600年,当年黄土夯就的烟墩原形已被风吹雨打消磨去,没了棱角的土包像极了一只只大龟趴伏在地；再看村东南的鳖盖子山,更像一只巨龟在率领着这群大龟,这小村就被称为了“鳖盖子村”,当时还有首童谣调侃道：“东南山,鳖盖子,一到下雨就盖死（青岛方言念“盖使”,盖上的意思）”。实际上,村民们迁到山脚下的新村址后,将村北的那几个龟状土墩视为村子的图腾,十分尊敬,但因这个山名和村名实在不雅,村里人曾商量着把村名叫做“凤凰庄”,可没叫几天,因叫不出去也就作罢。有官方文字记载,直到民国18年（1929年）,把小山更名为“东南山”,小村也就叫了“东南山村”。
东南山村的村民都是因遭了水灾被逼到山脚下居住的。有句古话说：“搬家三年穷”,搬家过程中总要损坏、失落物器或者扔掉家什,困难的家庭会因搬迁而变得更加贫寒,所以东南山村村民们的日子过得极为艰辛。过去的百姓们为了过上好日子,除拼命地劳动外,往往把希望寄托在神佛身上。上世纪初达翁村西有两座庙宇,一是1925年修的气势恢宏的明真观（明真观所在的位置曾称为大兴村）,另一座是比明真观修建还要早的长寿庵。在《沧口文史资料》中曾有回忆文章称其为“卧云庵”,但根据村里几位老人回忆,卧云庵坐落在东李村,而位于现在二航校北侧的庵才叫长寿庵,长寿庵内的大殿叫长寿殿。上世纪初庵里又建了一座七神殿,与长寿殿相隔仅一米远,于是就有了沧口地区过去的老话———“两步三座殿”。
关于长寿庵里加盖七神殿还有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故事：传说一百多年前二航校以北的农田非常肥沃,庄稼长得都异常旺盛,连芝麻都能长成小竹杆粗。达翁村有位田姓大户人家,每天在河边饮马,本来田家有99匹马,可赶到河边后怎么数都是100匹。人们说,那是田家日子兴旺,西海的龙驹也喜欢来凑热闹呀。可自从1901年七月七发了一场大水之后,大片肥沃的黑土地上被覆盖了一层一尺多厚的海泥,土质变坏,地里再也没有好收成,龙驹也不见了。后来,田家又误伤人命遭了官司,子弟们被投进监狱。田家人急得天天烧香拜佛祈求保佑,就有神托梦给田家人说,这官司七月七就可了结,保准平安无事。不久,皇上添了太子,七月七大赦天下,田家子弟果然平安回家。为感谢神仙显灵保佑,田家欲塑金身供奉,却记不清是哪位神仙给托的梦,就在长寿庵长寿殿旁修了一座七神殿,一下子供奉了7位神灵。所以人们传说长寿庵七神殿的神谕十分灵验,庵里香火很盛。
东南山村的穷苦百姓也常去烧香礼拜,却一直改善不了受穷的状况。村民们苦思冥想地找原因,发现建村时修的土地庙在村子正中,老人们研究说,伏在村北的那几只“神龟”被土地爷镇得自己都不敢吃食,怎么有能力保佑村民们有饭吃呢？
于是,大家又赶快择日把土地庙从村中央迁移到了村西南方向。然而年复一年,村民的日子仍不见起色,却又“屋漏遇雨船破遭风”,1942年冬又被日本侵略军逼着再次搬迁。那年的冬天特别冷,老人们记得地瓜都给冻坏了,是一个多年不遇的“寒”冬。可就在这滴水成冰的隆冬里,日本人却限时要达翁村、大兴村、东南山村的村民全部迁出,还强迫村民自己动手把房子拉倒。千余户人家无处可去,萧瑟的朔风里随处可见身上无衣腹中无食的村民,可见嗷嗷待哺的孩子和散乱堆放的破烂家什。又有民谣说：“打了瓮,跑了鳖,跑的四村没场着（青岛方言：场,地方；着,盛放）”。这首民谣听起来调侃搞笑,然而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会到个中的血泪辛酸。这一年的春节,人们是在眼泪和饥寒中度过的,当时在东南山北坡搭窝棚住下的27户人家中,有一半外出讨饭,过了一个永世难忘的凄凉悲惨的年。
东南山村被强迁的村民中遭遇最悲惨的是今年70岁的崔秀兰老人。1939年,崔秀兰5岁时,父亲病逝,从此与母亲相依为命。那时家里在东南山上有几分山地,但因土地贫瘠收成不好,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又做不动地里的重活,因此无以糊口。受日本侵略军强迫迁出东南山老村后,娘俩借西流庄曲家的菜园屋（菜园子里守夜的小屋）栖身,靠讨饭为生。曲家待人厚道,不但借给崔家母女菜园屋住,还时常在生活上关心她们,只可怜她娘俩连这样的日子也没过安稳多久,又一场夏季的暴风雨冲倒了她们赖以遮风避雨的菜园屋。为再寻三尺安身之地,她们求亲告友受尽苦楚,曾蜷缩在西流庄土地庙旁的小破屋里,也曾借住过邻居的驴棚,与驴共处一室。崔秀兰记得有一年舅舅家给了一棵白菜几斤面粉,她和母亲才包了顿饺子算是过了个年,这是她儿时对“年”的惟一记忆。老人回忆至此已哽咽不能成语。她说,直到解放时,她家才在东南山村里勉强搭了两间简陋的小房,母女才有了个窝。1954年,一个莱阳的刘姓小伙子在西流庄打工,乡亲们见小伙子老实本分又能吃苦耐劳,崔秀兰也是20岁的大姑娘了,就给她说合把小伙子招赘进门做了养老女婿。结婚后,丈夫拉地排车,给煤场打零工,夫妻俩共同操持这个家,为母亲养老送终。丈夫也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他感激西流庄的曲家老人对岳母和妻子的好处,每逢年节都会去看望老人们。
说到77岁的周忠福老人,村里人都说：“那真是个好人！”解放时东南山村凡事都与褚家西流庄合作,成立农会时是同一个农会,加入农业社时又组成一个大队,周忠福担任农会主任、生产队长、大队长,为乡亲们忙碌了一辈子。他为人正直善良,处事大公无私,总是先为乡亲们着想,大家至今不忘。村里还曾有一位念过私塾的“文化人”崔延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大队里当会计管仓库,西流庄公社修建青年水库和西流庄水库时,都是他带着人实地考察,亲自动手测量画设计图的。崔延孟多才多艺,能写会画,给人画肖像惟妙惟肖,过年写对联龙飞凤舞。
走进21世纪,东南山村当年临时搭就的窝棚都翻盖过好几回了,现在村民们住的都是宽敞明亮的大瓦房；村北的东南山新村,即那些各单位盖的自建宿舍,上个世纪末就已拆迁改造成“东南新苑”,小区里几十座楼房拔地而起,整齐漂亮,各种设施完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