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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1234发表于 2012-10-8 11:32 | 只看该作者
在中国，关于文艺问题有一个人人耳熟能详甚至妇孺皆知的命题：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经重点阐述过。这一观点阐明了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也常常被用来作为评判艺术作品的标准。然而，黑格尔说：熟悉的事物却未必是你最了解的。“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命题也是这样的，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知其然，却不深究其所以然。特别是“生活”这个概念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一直是一个看似不言而喻实则语焉不详的问题。人们常常在不加界定的情况下用它笼统地泛指社会生产生活的一切内容，例如在对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组织生活等的称谓中，实际上将生活的内涵等同于活动。但在艺术与生活的问题上，“生活”显然不同于“活动”，而是指在艺术之外的另外一种领域。从学理的角度上说，它非常接近于西方学者所说的“日常生活”概念。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曾经出现过一个专门研究生活问题的小高潮，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如匈牙利的卢卡契、阿格尼丝·赫勒，法国的亨利·列菲伏尔等分别发表重要著作，不但明晰地界定了日常生活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与生活关系问题做出独特的阐述。这些研究为我们厘清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理性认识，也提供了深入理解“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一命题的契机。

　　何为日常生活？为什么它能够成为艺术的源泉？这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表明，日常生活处于各项专门化活动中间，是一个边缘性、奠基性的领域，它也因此而成为艺术等意识形态活动的发源地。

　　社会史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行业越来越专门化的过程。特别是近现代时期，这个过程逐渐加快。用哈贝马斯的话说：“18世纪以降……科学话语，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和批评依次被体制化了。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和文化的职业相对应，其中专家们所关心的是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这种专业化地对待文化传统彰显出文化这三个层面的每一个所具有的内在结构。它们分别呈现为认知—工具理性结构，道德—实践理性结构，和审美—表现理性结构。”[1]可见，社会分化所形成的各种专门化、体制化的领域：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是构成马克思所谓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不过，还必须看到，人类的各种活动并非都可以归置于各个专门化领域内，在高度专门化的领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驳杂的边缘和中间地带，这就是日常生活世界。

　　按照法国我党重要的理论家列菲伏尔的说法：“日常生活是被所有那些独特的、高级的、专业化的结构性活动挑选出来用于分析之后所剩下来的‘鸡零狗碎’……而那些出于专业化与技术化考虑的高级活动之间也因此留下了一个‘技术真空’，需要日常生活来填补。”[2]日常生活就像是一种填充物，用来弥补社会分工和领域分化后形成的社会裂缝，因此它处在各类专门化活动的边缘地带。由于这种边缘性，日常生活和各种专门化活动彼此接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又具备了一种纽带的作用，像粘合剂一样把各个彼此独立的专门化领域联结起来，从而使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完整性。在列菲伏尔看来，领域的过度分化与自律是会造成人性分裂的，而被割裂的人性却有望在日常生活中恢复丰富性和完整性。在发表于1947年的代表作《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列菲伏尔对日常生活的地位做了如下界定：“日常生活与一切活动有着深层次的联系，并将它们之间的种种区别与冲突一并囊括于其中。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会聚处，是它们的纽带，它们共同的根基。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造成人类的和每一个人的存在的社会关系总和，才能以完整的形态与方式体现出来。”[2]97

　　日常生活处于专门化领域的接壤地带，因此它也是驳杂庞大、缺少秩序的。康德等唯心主义哲学家曾经因为日常生活的驳杂凌乱、难以统觉而将其排斥在哲学研究之外。但这种驳杂又使它具备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奠基性。它就像大型超市一样无所不包，成为一个供应的基地，为各类专门化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材料。列菲伏尔把日常生活比喻为肥沃的腐殖质：“一片没有花儿与森林的土地对过客来说是萧条的，令人沮丧；但花儿和树木并不会使我们忘记下面的土地，它有一个隐秘的生命和丰富的自我。”[3]这块土地将为各类意识形态之花的开放提供能量。卢卡契也曾经用比喻的方式来说明日常生活和各高级意识形态活动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后期重要的美学专著《审美特性》中，卢卡契开篇即点出：“人们的日常态度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4]在卢卡契看来，一切意识形态活动是对客观的日常生活的反映，所不同的只是反映的形式有所不同罢了；而日常生活的需要又将催生科学、艺术、哲学等活动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获得发展。可以说，日常生活是各类高级意识形态活动的母体。

　　边缘的地位使日常生活中和了政治、经济、哲学、艺术、宗教等各专门化领域的壁垒，自身的包罗万象又使它成为各类意识形态活动的基础——如同现象学所主张的那样，对于每个人来说它是一个先在被给予的原初的世界。由这样的逻辑出发，我们很容易会推导出一个司空见惯的结论：艺术来源于生活。正是符合这样的哲学前提，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文学之源的说法是有充分依据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5]

　　在艺术发展史上，作家和艺术家们的经验曾经反复见证着这一理论。如在语言艺术中，中国古人一直不乏“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杨万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恭行”（陆游）等经验之谈。而小说的发展更与人类挖掘和反映日常生活的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文学史上，虽然小说源远流长，但是直到唐朝，都一直屈居于诗歌之下，在天方夜谭的志人志怪或记录奇梦逸闻中打转，未能有长足的发展。从唐宋传奇开始，作家开始俯身向下，从日常生活中取材，描摹民众的世俗生活，小说这种叙事体裁才逐渐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诞生了以深刻而广泛地表现日常生活见长的世情小说，出现了《三言二拍》、《金瓶梅》等传世之作。在清朝中期，随着《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出现，小说创作达到巅峰，直到现在都是文学的主要内容。在西方，情况也极为相似，在简·奥斯汀、福楼拜等人的努力下，从史诗传奇向日常生活叙事的嬗变可以说是西方现代文学的一次成功飞跃，小说也由此成为文学新贵。正如英国人库比特所总结的：“由于浪漫主义运动和心理学的兴起，对人主观性和个人生活经验的兴趣也开始发展。人们开始把人类的生活世界视为我们所有人生活于其中的原初世界，并且小说成了主导的文学形式。很自然地，对于人类生活圈的主要事件，小说家开始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人人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史，尤其是从童年、青春期到成年，求婚和结婚的历史。”[6]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拓展了文学艺术的表现领域，作家深入生活和体验生活的成功与否也往往成为人们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日常生活同样如此。必须看到，日常生活虽然滋养了艺术活动，但是它自身还有许多特性是与艺术活动的审美性、创造性要求背道而驰的，这会成为不利于艺术活动发展的障碍，甚至使日常生活不时地处在与艺术发展敌对的位置上。同时，当这些消极的特性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造成日常生活的困境。而这时就需要艺术转回头来对生活进行反哺，以高于生活的状态对日常生活加以治疗和引导。

　　首先，日常的活动是日复一日的，这是维持生活常态的必要条件。因此日常生活多由重复性实践组成，这最终造成了日常生活思维的重复性，乃至于自动化。“日常生活的内容是由世世代代其生活业已确定的成年人所带有和传播的。一代人的日常知识为后来各代人的日常知识提供基础。”[7]因此，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日常生活内容以遗传形式延续、重复着，而且“我们对它的全部解释都建立在人们以前关于它的经验储备基础上，都建立在我们自己的经验和由我们的父母和老师传给我们的经验基础上。”[8]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机械的生活节奏，并使人习惯于按照惯例去判断事物，导致一种自动化、习惯性的思维。用卢卡契的话说：“日常生活中人对他周围环境的反应，不论事件主体事后对这种反应怎样解释，总是自发地符合唯物主义的。”[4]13例如，就是再狂热的贝克莱信徒看见街上的汽车也会自动地躲闪开，因为尽管他们信仰“存在就是被感知”，但是按照经验，不必去亲自感知，他们也知道被汽车撞了会受伤。当人们长期按照习见、传统、经验去生活时，就会失去对事物的敏锐感觉，陷入单调重复的境况中，这显然不是一种给人美感的生活。因此，虽然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有的文艺理论家主张，艺术的任务不是摹仿日常生活，而是对日常生活思维的中断，从而造成令人惊奇的艺术美感。如前苏联形式主义美学家什克洛夫斯基所主张的那样：“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之存在，就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觉到事物，使石头作为石头被感受。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9]列菲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中曾经不惜笔墨地分析卓别林和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认为他们的创作其实是为我们这些生活世界内部的人提供了一个反观自己日常生活的角度，这可以使日常生活中因为熟悉而麻痹的感觉恢复灵敏。

　　其次，日常生活往往遵循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理论家所反复阐明的问题。人类的生存是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一个与物质存在直接相关的领域，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生活内容须臾不能离开物质的支持。因此，日常生活也是一个物化非常严重的领域。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生存主体，在行为中往往会对世界持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卢卡契说：“人们对自己周围的环境——只要它对人起作用——是根据其实际功用（而不是根据它的客观本质）来把握和判断的，这是必要的日常生活事务。”[4]11就连原始人都已经知道，在劳动中要根据自己的用途来选择各种形状的石头作工具。正如赫勒所说的：我们的日常思维和日常行为基本上是实用主义的，遵循最少费力的原则[7]178。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存更容易而舒适，更有利，人们便怎样去做。在公园、学校或许多企事业单位内，为了美观起见，园林工人在草坪中铺设了曲折的石子路。但是人们往往为了方便快捷而践踏草坪直线行走，原因就在于直线比曲线更实用、更节省时间。社会生活中，号召大家抵制日货的不少见，但在实际购买时他很可能仍会选择性价比高的东洋货，以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利益。进而，有用无用、有利无利甚至可能成为日常生活中生命评价的标准。例如2004年底，有多家媒体报道了河南郑州一对夫妇耗费百万巨款为脑瘫弃儿治病的故事。于是有人评价说：脑瘫儿是社会的负担，不值得这样做；这笔钱如果用来支持贫困大学生或建希望小学，则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价值。[10]这种用商品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的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常生活行为原则的局限。这与艺术活动的特点恰恰是相违背的。众所周知，审美创造的活动需要屏除实用主义或功利的计较，在美学史上这是一个普遍的共识。对此，人们已经熟知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审美无功利性的论述。朱光潜对画家、植物学家和木材商面对同一棵松树时不同态度的比较也常为人们所提起，画家高于木材商人之处在于他以超越于实用、功利的态度观赏松树。这是艺术活动高于日常生活的体现之一，也是它用以破除日常生活消极性的法宝。

　　再次，日常生活维持着一种平均状态，它按照常人的尺度对各种现象和事物做出裁判，对一切不符合这一状态和尺度的事物进行规范和约束，这将保持生活状态的稳定平衡，但同时也必将抑制个性和创造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首先确定一种一般的标准或规范，海德格尔称之为平均状态：“平均状态先行描绘出了什么是可能而且容许去冒险尝试的东西，它看守着任何挤上前来的例外。任何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一切源始的东西都在一夜之间被磨平为早已众所周知之事。”[11]可能的而且被容许的将会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实现，正如赫勒所说“可能性极大地确保成功”[7]182。判定一个事物具备不具备可能性时依据的将是类比原则，在类比之下未能通过的欲望或要求，则被压制下去。因此主导人们日常生活的总是惯例、习俗、传统等因素，标新立异者则往往要为自己打破常规的行为付出代价。

　　综上所述，由于如上这些特性及原则的约束，日常生活就成为一种巨大的弥平和抑制的力量。特别是在生产和管理日趋机械化、标准化的现代社会，就连休闲旅游也成为一种被旅行社流程和日程操控的活动，日常生活的重复性、单调化，给人带来的无聊感的心理体验就更加严重。有位美国学者感慨道：“日常生活是下述动态过程的运作背景：使陌生的变成熟悉的、不习惯的变成习惯的、冲突的融合成新生的，以及适应不同的生活等。日常生活记录了这些过程的成功与失败也见证了大多数革命性的创新，究竟是如何融入平凡的生活样貌之中。”[12]这样一种状态是和人类的生存理想相背离的。在这样的时候，来源于生活的艺术有比日常生活更符合人类发展的特性，生活需要艺术来提高。

　　那么，艺术对生活的提升或救赎是如何实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很多种说法。比如阿多诺主张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的认识，艺术应该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发挥批判的作用。列菲伏尔则认为：日常生活虽然有这些消极之处，但是它仍然内蕴着“他者”因素，应该努力激发这些因素，将日常生活打造成一件艺术品。不论哪种思路，其中都程度不同地包含了对生活的克服、否定乃至于拒绝。然而，毛泽东要求艺术提高生活的途径却与此大相径庭，他要求文艺家要全身心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

　　在毛泽东看来，艺术之高于生活，不表现在它是超功利的、更加合乎人的自为的类本质，或对日常生活平庸性、抑制性的克服，而在于它“反映出来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5]389这六个“更”所代表的“高于生活”不是对生活消极性的克服和否定，而是对生活的集中提炼和典型化。“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5]389为什么毛泽东会忽略日常生活的种种琐碎庸俗，以单方面要求文艺家的态度指出这样一种道路，而没有强调艺术对生活的克服与升华？如果从日常生活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令人困惑的。因此，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来理解毛泽东的文艺命题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在提出这一文艺命题时的一些内在逻辑。概括地说，毛泽东在特定的年代里阐述“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一命题还有其独特的理论前提。

　　首先，毛泽东所指的生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而是专指工农兵的日常生活。在《讲话》中，他用“人类的社会生活”来泛指文艺的源泉，而用“人民生活”特指革命文艺的来源，这里的人民也就是指工农兵群众。建国以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文艺主潮是：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简称《三十万言书》）曾经对此做出批评。郭沫若认为，虽然日常生活应该属于生活范畴，但是：“我们认为作家如果不去熟悉、不去反映工农兵群众的斗争和生活（无论日常的还是非日常），不把他们个人的和社会的生活当作统一的有机体，来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中，而只注意作家个人的日常生活，是自己的眼光停留在自己的房间里，……所写的也就是作家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么这样的作品对于今天的人民有什么价值呢？”[13]这样的理解是与《讲话》的精神相一致的。其次，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毛泽东所说的“人民生活”是指一种被政治深刻干预了的日常生活。简单地说，它的具体生活内容都被赋予一种革命化、阶级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这也是他赋予“生活”范畴的特定意义。在世情小说中，从来不乏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描述，但是贩夫走卒、妓女商贾、牙婆买办并不都属于“人民”，引车卖浆、衣食住行、买卖交易也未必是“人民生活”或“社会生活”。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其所以有意义，值得文艺家去投入，乃在于它是革命的、推翻反动者的日常生活。

　　因此，在这一思想引导下创作的文艺作品大都选择了具有政治革命意义的题材，表现工农兵及革命者的生活，打土豪分田地的日常生活，如《红日》、《林海雪原》、《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创业史》、《红岩》、《红色娘子军》等。任何一个普通的日常生活细节都必须有其阶级的和革命的色彩，才是有意义的。例如茹志鹃作品《百合花》，在贫穷的北方农村，有了急用借被子本来属于极为寻常的日常交往，但在作者笔下，同样被挖掘出深刻的革命友爱与阶级情谊。在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中，主人公林道静对爱人的选择深刻地折射出那个年代对于一般日常生活的鄙视，林道静之所以最终离开了余永泽而选择卢嘉川，就是因为前者代表了一种平庸的、单纯的、个人日常生活的理想，而后者则代表着宏大的、波澜壮阔的革命的日常生活。诗人于坚在一篇叫做《何谓日常生活》的文章中回忆1960年代的生活时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最向往的生活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描写的那种生活，为了将来有一日被敌人捉住的时候不当叛徒，每天在钉满钉子的木板上睡觉。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心而论，这种革命家的生活确实是人生最有意义的生活之一，但它不是基本的生活，不是普遍的生活，而是特殊的生活。”[14]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弃绝庸俗性、平凡性的生活，是意欲彻底改革旧日常生活基础的生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毛泽东说的‘社会生活’‘人民生活’在根本上都是和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斗争紧密结合着的。文艺是对这种实践斗争的反映，而不是社会生活的抽象‘本质’的反映。文艺能够帮助人民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但又绝不单纯停留在认识上，更重要的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毛泽东除了强调文艺的认识功能外，也十分强调艺术唤起与世界的实践改造相关的情感、意志的功能，充分重视艺术对旧世界的批判功能。但这种批判又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否定’与‘超越’，而是实际地改造客观世界。”[15]

　　正是因为如上的原因，毛泽东在1942年给文艺指出的发展方向是：“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5]389

　　毛泽东对这样一种文学艺术取向的坚信显然是以排斥一般日常生活而独取革命化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然而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推导出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选择，那就是：新的理想日常生活的建立是以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社会革命为基础的，只要阶级斗争和武装革命推翻了旧的政权体制，首先建立起新的经济基础，然后就可以建立新式的共产主义的日常生活。因此，革命是第一要义。因此，艺术要为革命服务、为政治服务，用列宁的话说要甘做革命的螺丝钉。

　　这与列菲伏尔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家的选择又有明显的不同。在列菲伏尔看来，宏观领域内的社会革命是不能解决日常生活领域内的问题的：“革命被曾经认为是对天道和上帝的绝对真理的缺陷的补偿，但它却不能建立新的生活。”[16]即使无产阶级打败了资产阶级，但政权更迭后的日常生活还是会陷入“终极的烦冗”中。特别是在列菲伏尔所生活的欧洲社会，置身于物质丰富的消费社会中，他亲眼目睹工人阶级在富裕之后并未能超越日常生活的种种局限，却陷入商品拜物教中不能自拔。这更使他确信：宏观社会革命是不能解除日常生活困境的。他提出的思路是：“不要改变雇主，而要改变生活的被雇佣。”[17]用直接的批判取代间接的批判（即批判理论的批判），直接把日常生活本身建立为一件艺术品。简单说，不把改革日常生活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革命上，而是通过挖掘日常生活自身蕴涵的异质性因素来重建符合人性的日常生活。比如利用日常生活中的节日庆典、狂欢活动等对日常秩序有中断性的因素，使累积在日常生活中的神奇性、创造力、美感爆发出来。在这样的瞬间，日常生活就成了一种充满创造性和诗意化的艺术品。跟毛泽东式的革命解决思路相比，这种思路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

　　回到毛泽东有关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命题上来，《讲话》发表在特殊的斗争年代，文艺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在其具体内涵上必定带有特定时代的烙印，即对生活范畴的政治化和阶级化，以及对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强调。在当前以建设为中心、创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这一文艺命题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一方面，文艺的自身独立性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另一方面，日常生活朴实本色的面貌，它的奠基性、基础性、作为艺术之源的丰富多样性，它的庸俗单调的一面都应该得到更为全面的反映。这将解放艺术，也将帮助大众清醒地认识日常生活、提升日常生活，从而在日渐审美的日常生活中获得人性的完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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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暴脾气发表于 2012-10-8 11:38 | 只看该作者
深奥，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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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lp32发表于 2012-10-8 18:14 | 只看该作者
支持下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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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1234发表于 2012-10-9 15:02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2# 小暴脾气


    你还得多练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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