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言情类】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色·戒 作者:张爱玲 <连载中>
[b]【都市言情类】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前世今生：色·戒 作者:张爱玲 <连载中>[/b][size=4]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正是他们的旷世才情演绎了一曲缠绵悱恻，灵肉纠葛的倾城之恋。本书试图从两个人的人生经历着手，沿着他们相识、爱恋、分手的轨迹，寻觅他们的今生今世，爱恨情仇，全景展现一代才女张爱玲的魅力与哀愁，胡兰成的飞扬与落寞[/size]
[size=2][color=gray][ 此贴被竹叶青在2007-11-19 18:20重新编辑 ][/color][/size] 色.戒
麻将桌上白天也开着强光灯，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白桌布四角缚在桌腿上，绷紧了越发一片雪白，白得耀眼。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佳芝的胸前丘壑，一张脸也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稍嫌尖窄的额，发脚也参差不齐，不知道怎么倒给那秀丽的六角脸更添了几分秀气。脸上淡妆，只有两片精工雕琢的薄嘴唇涂得亮汪汪的，娇红欲滴，云鬓蓬松往上扫，后发齐肩，光着手臂，电蓝水渍纹缎齐膝旗袍，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像洋服一样。领口一只别针，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
左右首两个太太穿着黑呢斗篷，翻领下露出一根沉重的金链条，双行横牵过去扣住领口。战时上海因为与外界隔绝，兴出一些本地的时装。沦陷区金子畸形的贵，这么粗的金锁链价值不赀，用来代替大衣纽扣，不村不俗，又可以穿在外面招摇过市，因此成为汪政府官太太的制服。也许还是受重庆的影响，觉得黑大氅最庄严大方。
易太太是在自己家里，没穿她那件一口钟，也仍旧“坐如钟”，发福了，她跟佳芝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那时候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了些时。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简出。
易太太不免要添些东西。抗战后方与沦陷区都缺货，到了这购物的天堂，总不能入宝山空手回。经人介绍了这位麦太太陪她买东西，本地人内行，香港连大公司都要讨价还价的，不会讲广东话也吃亏。他们麦先生是进出口商，生意人喜欢结交官场，把易太太招待得无微不至。易太太十分感激。珍珠港事变后香港陷落，麦先生的生意停顿了，佳芝也跑起单帮来，贴补家用，带了些手表西药香水丝袜到上海来卖。易太太一定要留她住在他们家。
“昨天我们到蜀腴去——麦太太没去过。”易太太告诉黑斗篷之一。
“哦。”
“马太太这有好几天没来了吧？”另一个黑斗篷说。
牌声劈啪中，马太太只咕哝了一声“有个亲戚家有点事”。
易太太笑道：“答应请客，赖不掉的。躲起来了。”
佳芝疑心马太太是吃醋，因为自从她来了，一切以她为中心。
“昨天是廖太太请客，这两天她一个人独赢，”易太太又告诉马太太。“碰见小李跟他太太，叫他们坐过来，小李说他们请的客还没到。我说廖太太请客难得的，你们好意思不赏光？刚巧碰上小李大请客，来了一大桌子人。坐不下添椅子，还是挤不下，廖太太坐在我背后。我说还是我叫的条子漂亮！
她说老都老了，还吃我的豆腐。我说麻婆豆腐是要老豆腐嘛！
嗳哟，都笑死了！笑得麻婆白麻子都红了。”
大家都笑。
“是哪个说的？那回易先生过生日，不是就说麻姑献寿哩！”马太太说。
易太太还在向马太太报道这两天的新闻，易先生进来了，跟三个女客点头招呼。
“你们今天上场子早。”
他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房间那头整个一面墙上都挂着土黄厚呢窗帘，上面印有特大的砖红凤尾草图案，一根根横斜着也有一人高。周佛海家里有，所以他们也有。西方最近兴出来的假落地大窗的窗帘，在战时上海因为舶来品窗帘料子缺货，这样整大匹用上去，又还要对花，确是豪举。人像映在那大人国的凤尾草上，更显得他矮小。穿着灰色西装，生得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的花尖；鼻子长长的，有点“鼠相”，据说也是主贵的。
“马太太你这只几克拉——三克拉？前天那品芬又来过了，有只五克拉的，光头还不及你这只。”易太太说。
马太太道：“都说品芬的东西比外头店家好嘛！”
易太太道：“掮客送上门来，不过好在方便，又可以留着多看两天。品芬的东西有时候倒是外头没有的。上次那只火油钻，不肯买给我。”说着白了易先生一眼。“现在该要多少钱了？火油钻没毛病的，涨到十几两、几十两金子一克拉，品芬还说火油钻粉红钻都是有价无市。”
易先生笑道：“你那只火油钻十几克拉，又不是鸽子蛋，‘钻石’*獱，也是石头，戴*谑稚吓贫即虿欢?恕！*
牌桌上的确是戒指展览会，佳芝想。只有她没有钻戒，戴来戴去这只翡翠的，早知不戴了，叫人见笑——正眼都看不得她。
易太太道：“不买还要听你这些话！”说着打出一张五筒，马太太对面的黑斗篷啪啦摊下牌来，顿时一片笑叹怨尤声，方剪断话锋。
大家算胡子，易先生乘乱里向佳芝把下颏朝门口略偏了偏。
她立即瞥了两个黑斗篷一眼，还好，不像有人注意到。她赔出筹码，拿起茶杯来喝了一口，忽道：“该死我这记性！约了三点钟谈生意，会忘得干干净净。怎么办，易先生先替我打两圈，马上回来。”
易太太叫将起来道：“不行！哪有这样的？早又不说，不作兴的。”
“我还正想着手风转了。”刚胡了一牌的黑斗篷呻吟着说。
“除非找廖太太来。去打个电话给廖太太。”易太太又向佳芝道：“等来了再走。”
“易先生替我打着。”佳芝看了看手表。“已经晚了，约了个掮客吃咖啡。”
“我今天有点事，过天陪你们打通宵。”易先生说。
“这王佳芝最坏了！”易太太喜欢连名带姓叫她王佳芝，像同学的称呼。“这回非要罚你。请客请客！”
“哪有行客请坐客的？”马太太说。“麦太太到上海来是客。”
“易太太都说了。要你护着！”另一个黑斗篷说。
她们取笑凑趣也要留神，虽然易太太的年纪做她母亲绰绰有余，她们从来不说认干女儿的话。在易太太这年纪，正有点摇摆不定，又要像老太太们喜欢有年青漂亮的女性簇拥的，众星捧月一般，又要吃醋。
“好好，今天晚上请客，”佳芝说。“易先生替我打着，不然晚上请客没有你。”
“易先生帮帮忙，帮帮忙！三缺一伤阴骘的。先打着，马太太这就去打电话找搭子。”
“我是真有点事，”说起正事，他马上声音一低，只咕哝了一声。“待会还有人来。”
“我就知道易先生不会有工夫，”马太太说。
是马太太话里有话，还是她神经过敏？佳芝心里想。看他笑嘻嘻的神气，也甚至于马太太这话还带点讨好的意味，知道他想人知道，恨不得要人家取笑他两句。也难说，再深沉的人，有时候也会得意忘形起来。
这太危险了。今天再不成功，再拖下去要给易太太知道了。 她还在跟易太太讨价还价，他已经走开了。她费尽唇舌才得脱身，回到自己卧室里，也没换衣服，匆匆收拾了一下，女佣已经来回说车在门口等着。她乘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下了车便打发他回去。
时间还早，咖啡馆没什么人，点着一对对杏子红百折绸罩壁灯，地方很大，都是小圆桌子，暗花细白麻布桌布，保守性的餐厅模样。她到柜台上去打电话，铃声响了四次就挂断了再打，怕柜台上的人觉得奇怪，喃喃说了声：“可会拨错了号码？”
是约定的暗号。这次有人接听。
“喂？”
还好，是邝裕民的声音。就连这时候她也还有点怕是梁闰生，尽管他很识相，总让别人上前。
“喂，二哥，”她用广东话说。“这两天家里都好？”
“好，都好。你呢。”
“我今天去买东西，不过时间没一定。”
“好，没关系。反正我们等你。你现在在哪里？”
“在霞飞路。”
“好，那么就是这样了。”
片刻的沉默。
“那没什么了？”她的手冰冷，对乡音感到一丝温暖与依恋。
“没什么了。”
“马上就去也说不定。”
“来得及，没问题。好，待会见。”
她挂断了，出来叫三轮车。
今天要是不成功，可真不能再在易家住下去了，这些太太们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也许应当一搭上他就找个什么借口搬出来，他可以拨个公寓给她住，上两次就是在公寓见面，两次地方不同，都是英美人的房子，主人进了集中营。但是那反而更难下手了——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要来也是忽然从天而降，不然预先约定也会临时有事，来不成。打电话给他又难，他太太看得紧，几个办公处大概都安插得有耳目。便没有，只要有人知道就会坏事，打小报告讨好他太太的人太多。
不去找他，他甚至于可以一次都不来，据说这样的事也有过，公寓就算是临别赠品。他是实在诱惑太多，顾不过来，一个眼不见，就会丢在脑后。还非得钉着他，简直需要提溜着两只乳房在他跟前晃。
“两年前也还没有这样哩，”他拥着吻着她的时候轻声说。
他头偎在她胸前，没看见她脸上一红。
就连现在想起来，也还像给针扎了一下，马上看见那些人可憎的眼光打量着她，带着点会心的微笑，连邝裕民在内。
只有梁闰生佯佯不睬，装作没注意她这两年胸部越来越高。演过不止一回的一小场戏，一出现在眼前立刻被她赶走了。
到公共租界很有一截子路。三轮车踏到静安寺路西摩路口，她叫在路角一家小咖啡馆前停下。万一他的车先到，看看路边，只有再过去点停着个木炭汽车。
这家大概主要靠门市外卖，只装着寥寥几个卡位，虽然阴暗，情调毫无。靠里有个冷气玻璃柜台装着各色西点，后面一个狭小的甬道灯点得雪亮，照出里面的墙壁下半截漆成咖啡色，亮晶晶的凸凹不平；一只小冰箱旁边挂着白号衣，上面近房顶成排挂着西崽脱换下来的线呢长夹袍，估衣铺一般。
她听他说，这是天津起士林的一号西崽出来开的。想必他拣中这一家就是为了不会碰见熟人，又门临交通要道，真是碰见人也没关系，不比偏僻的地段使人疑心，像是有瞒人的事。
面前一杯咖啡已经冰凉了，车子还没来。上次接了她去，又还在公寓里等了快一个钟头他才到。说中国人不守时刻，到了官场才登峰造极了。再照这样等下去，去买东西店都要打烊了。
是他自己说的：“我们今天值得纪念。这要买个戒指，你自己拣。今天晚了，不然我陪你去。”那是第一次在外面见面。
第二次时间更逼促，就没提起。当然不会就此算了，但是如果今天没想起来，倒要她去绕着弯子提醒他，岂不太失身份，煞风景？换了另一个男人，当然是这情形。他这样的老奸巨滑，决不会认为她这么个少奶奶会看上一个四五十岁的矮子。
不是为钱反而可疑。而且首饰向来是女太太们的一个弱点。她不是出来跑单帮吗，顺便捞点外快也在情理之中。他自己是搞特工的，不起疑也都狡兔三窟，务必叫人捉摸不定。她需要取信于他，因为迄今是在他指定的地点会面，现在要他同去她指定的地方。
上次车子来接她，倒是准时到的。今天等这么久，想必是他自己来接。倒也好，不然在公寓里见面，一到了那里，再出来就又难了。除非本来预备在那里吃晚饭，闹到半夜才走——但是就连第一次也没在那里吃饭。自然要多耽搁一会，出去了就不回来了。怕店打烊，要急死人了，又不能催他快着点，像妓女一样。
她取出粉镜子来照了照，补了点粉。迟到也不一定是他自己来。还不是新鲜劲一过，不拿她当桩事了。今天不成功，以后也许不会再有机会了。
她又看了看表。一种失败的预感，像丝袜上一道裂痕、阴凉地在腿肚子上悄悄往上爬。
斜对面卡位上有个中装男子很注意她。也是一个人，在那里看报。比她来得早，不会是跟踪她。估量不出她是什么路道？戴的首饰是不是真的？不大像舞女，要是演电影话剧的，又不面熟。
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
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也还公演过一次，上座居然还不坏。下了台她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家吃了宵夜才散，她还不肯回去，与两个女同学乘双层电车游车河。楼上乘客稀少，车身摇摇晃晃在宽阔的街心走，窗外黑暗中霓虹灯的广告，像酒后的凉风一样醉人。
借港大的教室上课，上课下课挤得黑压压的挨挨蹭蹭，半天才通过，十分不便，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香港一般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态度也使人愤慨。虽然同学多数家在省城，非常近便，也有流亡学生的心情。有这么几个最谈得来的就形成了一个小集团。汪精卫一行人到了香港，汪夫妇俩与陈公博等都是广东人，有个副官与邝裕民是小同乡。邝裕民去找他，一拉交情，打听到不少消息。回来大家七嘴八舌，定下一条美人计，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不能说是学生，大都是学生最激烈，他们有戒心。生意人家的少奶奶还差不多，尤其在香港，没有国家思想。这角色当然由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担任。
几个人里面只有黄磊家里有钱，所以是他奔走筹款，租房子，借车子，借行头。只有他会开车，因此由他充当司机。
欧阳灵文做麦先生。邝裕民算是表弟，陪着表嫂，第一次由那副官带他们去接易太太出来买东西。邝裕民就没下车，车子先送他与副官各自回家——副官坐在前座——再开她们俩到中环。
易先生她见过几次，都不过点头招呼。这天第一次坐下来一桌打牌，她知道他不是不注意她，不过不敢冒昧。她自从十二三岁就有人追求，她有数。虽然他这时期十分小心谨慎，也实在别狠了，蛰居无聊，心事重，又无法排遣，连酒都不敢喝，防汪公馆随时要找他有事。共事的两对夫妇合赁了一幢旧楼，至多关起门来打打小麻将。
牌桌上提起易太太替他买的好几套西装料子，预备先做两套。佳芝介绍一家服装店，是他们的熟裁缝。“不过现在是旺季，忙着做游客生意，能够一拖几个月，这样好了，易先生几时有空，易太太打个电话给我，我去带他来。老主顾了，他不好意思不赶一赶。”临走丢下她的电话号码，易先生乘他太太送她出去，一定会抄了去，过两天找个借口打电话来探探口气，在办公时间内，麦先生不在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微雨，黄磊开车接她回来，一同上楼，大家都在等信。一次空前成功的演出，下了台还没下装，自己都觉得顾盼间光艳照人。她舍不得他们走，恨不得再到那里去。已经下半夜了，邝裕民他们又不跳舞，找那种通宵营业的小馆子去吃及第粥也好，在毛毛雨里老远一路走回来，疯到天亮。
但是大家计议过一阵之后，都沉默下来了，偶尔有一两个人悄声叽咕两句，有时候噗嗤一笑。
那嗤笑声有点耳熟。这不是一天的事了，她知道他们早就背后讨论过。
“听他们说，这些人里好像只有梁闰生一个人有性经验，”
赖秀金告诉她。除她之外只有赖秀金一个女生。
偏偏是梁闰生！
当然是他。只有他嫖过。
既然有牺牲的决心，就不能说不甘心便宜了他。
今天晚上，浴在舞台照明的余辉里，连梁闰生都不十分讨厌了。大家仿佛看出来，一个个都溜了，就剩下梁闰生。于是戏继续演下去。
也不止这一夜。但是接连几天易先生都没打电话来。她打电话给易太太，易太太没精打彩的，说这两天忙，不去买东西，过天再打电话来找她。
是疑心了？发现老易有她的电话号码？还是得到了坏消息，日本方面的？折磨了她两星期之后，易太太欢天喜地打电话来辞行，十分抱歉走得匆忙，来不及见面了，兼邀她夫妇俩到上海来玩，多住些时畅叙一下，还要带他们到南京去游览。想必总是回南京组织政府的计划一度搁浅，所以前一向销声匿迹起来。
黄磊拖了一屁股的债。家里听见说他在香港跟一个舞女赁屋同居了，又断绝了他的接济，狼狈万分。
她与梁闰生之间早就已经很僵。大家都知道她是懊悔了，也都躲着她，在一起商量的时候都不正眼看她。
“我傻。反正就是我傻，”她对自己说。
也甚至于这次大家起哄捧她出马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别具用心了。
她不但对梁闰生要避嫌疑，跟他们这一伙人都疏远了，总觉得他们用好奇的异样的眼光看她。珍珠港事变后，海路一通，都转学到上海去了。同是沦陷区，上海还有书可念。她没跟他们一块走，在上海也没有来往。
有很久她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 在上海，倒给他们跟一个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一个姓吴的——想必也不是真姓吴——一听他们有这样宝贵的一条路子，当然极力鼓励他们进行。他们只好又来找她，她也义不容辞。
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
这咖啡馆门口想必有人望风，看见他在汽车里，就会去通知一切提前。刚才来的时候倒没看见有人在附近逗留。横街对面的平安戏院最理想了，廊柱下的阴影中有掩蔽，戏院门口等人又名正言顺，不过门前的场地太空旷，距离太远，看不清楚汽车里的人。
有个送货的单车，停在隔壁外国人开的皮货店门口，仿佛车坏了，在检视修理。剃小平头，约有三十来岁，低着头，看不清楚，但显然不是熟人。她觉得不会是接应的车子。有些话他们不告诉她她也不问，但是听上去还是他们原班人马。——有那个吴帮忙，也说不定搞得到汽车。那辆出差汽车要是还停在那里，也许就是接应的，司机那就是黄磊了。她刚才来的时候车子背对着她，看不见司机。
吴大概还是不大信任他们，怕他们太嫩，会出乱子带累人。他不见得一个人单枪匹马在上海，但是始终就是他一个人跟邝裕民联络。
许了吸收他们进组织。大概这次算是个考验。
“他们都是差不多枪口贴在人身上开枪的，哪像电影里隔得老远瞄准。”邝裕民有一次笑着告诉她。
大概也是叫她安心的话，不会乱枪之下殃及池鱼，不打死也成了残废，还不如死了。
这时候到临头，又是一种滋味。
上场慌，一上去就好了。
等最难熬。男人还可以抽烟。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她打开手提袋，取出一瓶香水，玻璃瓶塞连着一根小玻璃棍子，蘸了香水在耳垂背后一抹。微凉有棱，一片空茫中只有这点接触。再抹那边耳朵底下，半晌才闻见短短一缕栀子花香。
脱下大衣，肘弯里面也搽了香水，还没来得及再穿上，隔着橱窗里的白色三层结婚蛋糕木制模型，已见一辆汽车开过来，一望而知是他的车，背后没驮着那不雅观的烧木炭的板箱。
她捡起大衣手提袋，挽在臂上走出去。司机已经下车代开车门。易先生坐在靠里那边。
“来晚了，来晚了！”他哈着腰喃喃说着，作为道歉。
她只看了他一眼。上了车，司机回到前座，他告诉他“福开森路”。那是他们上次去的公寓。
“先到这儿有爿店，”她低声向他说，“我耳环上掉了颗小钻，要拿去修。就在这儿，不然刚才走走过去就是了，又怕你来了找不到人，坐那儿傻等，等这半天。”
他笑道：“对不起对不起，今天真来晚了——已经出来了，又来了两个人，又不能不见。”说着便探身向司机道：“先回到刚才那儿。”早开过了一条街。
她噘着嘴喃喃说道：“见一面这么麻烦，住你们那儿又一句话都不能说——我回香港去了，托你买张好点的船票总行？”
“要回去了？想小麦了？”
“什么小麦大麦，还要提这个人——气都气死了！”
她说过她是报复丈夫玩舞女。
一坐定下来，他就抱着胳膊，一只肘弯正抵在她乳房最肥满的南半球外缘。这是他的惯技，表面上端坐，暗中却在蚀骨销魂，一阵阵麻上来。
她一扭身伏在车窗上往外看，免得又开过了。车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方才大转弯折回。又一个Ｕ形大转弯，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全市唯一的一个清洁的二轮电影院，灰红暗黄二色砖砌的门面，有一种针织粗呢的温暖感，整个建筑圆圆的朝里凹，成为一钩新月切过路角，门前十分宽敞。对面就是刚才那家凯司令咖啡馆，然后西伯利亚皮货店，绿屋夫人时装店，并排两家四个大橱窗，华贵的木制模特儿在霓虹灯后摆出各种姿态。隔壁一家小店一比更不起眼，橱窗里空无一物，招牌上虽有英文“珠宝商”字样，也看不出是珠宝店。
他转告司机停下，下了车跟在她后面进去。她穿着高跟鞋比他高半个头。不然也就不穿这么高的跟了，他显然并不介意。她发现大个子往往喜欢娇小玲珑的女人，倒是矮小的男人喜欢女人高些，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知道他在看，更软洋洋地凹着腰。腰细，婉若游龙游进玻璃门。
一个穿西装的印度店员上前招呼。店堂虽小，倒也高爽敞亮，只是雪洞似的光塌塌一无所有，靠里设着唯一的短短一只玻璃柜台，陈列着一些“诞辰石”——按照生日月份，戴了运气好的，黄石英之类的“半宝石”，红蓝宝石都是宝石粉制的。
她在手提袋里取出一只梨形红宝石耳坠子，上面碎钻拼成的叶子丢了一粒钻。
“可以配，”那印度人看了说。
她问了多少钱，几时有，易先生便道：“问他有没有好点的戒指。”他是留日的，英文不肯说，总是端着官架子等人翻译。
她顿了顿方道：“干什么？”
他笑道：“我们不是要买个戒指做纪念吗？就是钻戒好不好？要好点的。”
她又顿了顿，拿他无可奈何似地笑了。“有没有钻戒？”
她轻声问。
那印度人一扬脸，朝上发声喊，叽哩哇啦想是印度话，倒吓了他们一跳，随即引路上楼。
隔断店堂后身的板壁漆奶油色，靠边有个门，门口就是黑洞洞的小楼梯。办公室在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是个浅浅的阳台，俯瞰店堂，便于监督。一进门左首墙上挂着长短不齐两只镜子，镜面画着五彩花鸟，金字题款：“鹏程万里巴达先生开业志喜陈茂坤敬贺”，都是人送的。还有一只横额式大镜，上画彩凤牡丹。阁楼屋顶坡斜，板壁上没处挂，倚在墙根。
前面沿着乌木栏杆放着张书桌，桌上有电话，点着台灯。
旁边有只茶几搁打字机，罩着旧漆布套子。一个矮胖的印度人从圈椅上站起来招呼，代挪椅子；一张苍黑的大脸，狮子鼻。
“你们要看钻戒。坐下，坐下。”他慢吞吞腆着肚子走向屋隅，俯身去开一只古旧的绿毯面小矮保险箱。
这哪像个珠宝店的气派？易先生面不改色，佳芝倒真有点不好意思。听说现在有些店不过是个幌子，就靠囤积或是做黑市金钞。吴选中这爿店总是为了地段，离凯司令又近。刚才上楼的时候她倒是想着，下去的时候真是瓮中捉鳖——他又绅士派，在楼梯上走在她前面，一踏进店堂，旁边就是柜台。柜台前的两个顾客正好拦住去路。不过两个男人选购廉价宝石袖扣领针，与送女朋友的小礼物，不能斟酌过久，不像女人蘑菇。要扣准时间，不能进来得太早，也不能在外面徘徊——他的司机坐在车子里，会起疑。要一进来就进来，顶多在皮货店看看橱窗，在车子背后好两丈处，隔了一家门面。
她坐在书桌边，忍不住回过头去望了望楼下，只看得见橱窗，玻璃~*架都空着，窗明几净，连霓虹光管都没装，窗外人行道边停着汽车，看得见车身下缘。
两个男人一块来买东西，也许有点触目，不但可能引起司机的注意，甚至于他在阁楼上看见了也犯疑心，俄延着不下来。略一僵持就不对了。想必他们不会进来，还是在门口拦截。那就更难扣准时间了，又不能跑过来，跑步声马上会唤起司机的注意。——只带一个司机，可能兼任保镖。
也许两个人分布两边，一个带着赖秀金在贴隔壁绿屋夫人门前看橱窗。女孩子看中了买不起的时装，那是随便站多久都行。男朋友等得不耐烦，尽可以背对着橱窗东张西望。
这些她也都模糊地想到过，明知不关她事，不要她管。这时候因为不知道下一步怎样，在这小楼上难免觉得是高坐在火药桶上，马上就要给炸飞了，两条腿都有点虚软。 太晚了。
店主把单据递给他，他往身上一揣。
“快走，”她低声说。
他脸上一呆，但是立刻明白了，跳起来夺门而出，门口虽然没人，需要一把抓住门框，因为一踏出去马上要抓住楼梯扶手，楼梯既窄又黑赳赳的。她听见他连蹭带跑，三脚两步下去，梯级上不规则的咕咚嘁嚓声。
太晚了。她知道太晚了。
店主怔住了。他也知道他们形迹可疑，只好坐着不动，只别过身去看楼下。漆布砖上哒哒哒一阵皮鞋声，他已经冲入视线内，一推门，炮弹似地直射出去。店员紧跟在后面出现，她正担心这保镖身坯的印度人会拉拉扯扯，问是怎么回事，耽搁几秒钟也会误事，但是大概看在那官方汽车份上，并没拦阻，只站在门口观望，剪影虎背熊腰堵住了门。只听见汽车吱的一声尖叫，仿佛直耸起来，砰！关上车门——还是枪击？——横冲直撞开走了。
放枪似乎不会只放一枪。
她定了定神。没听见枪声。
一松了口气，她浑身疲软像生了场大病一样，支撑着拿起大衣手提袋站起来，点点头笑道：“明天。”又低声喃喃说道：“他忘了有点事，赶时间，先走了。”
店主倒已经扣上独目显微镜，旋准了度数，看过这只戒指没掉包，方才微笑起身相送。
也不怪他疑心。刚才讲价钱的时候太爽快了也是一个原因。她匆匆下楼，那店员见她也下来了，顿了顿没说什么。她在门口却听见里面楼上楼下喊话。
门口刚巧没有三轮车。她向西摩路那头走去。执行的人与接应的一定都跑了，见他这样一个人仓皇跑出来上车逃走，当然知道事情败露了。她仍旧惴惴，万一有后门把风的不接头，还在这附近。其实撞见了又怎样？疑心她就不会走上前来质问她。就是疑心，也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把她执行了。
她有点诧异天还没黑，仿佛在里面不知待了多少时候。人行道上熙来攘往，马路上一辆辆三轮驰过，就是没有空车。车如流水，与路上行人都跟她隔着层玻璃，就像橱窗里展览皮大衣与蝙蝠袖烂银衣裙的木美人一样可望而不可及，也跟他们一样闲适自如，只有她一个人心慌意乱关在外面。
小心不要背后来辆木炭汽车，一刹车开了车门，伸出手来把她拖上车去。
平安戏院前面的场地空荡荡的，不是散场时间，也没有三轮车聚集。她正踌躇间，脚步慢了下来，一回头却见对街冉冉来了一辆，老远的就看见把手上拴着一只纸扎红绿白三色小风车。车夫是个高个子年青人，在这当日简直是个白马骑士，见她挥手叫，踏快了大转弯过街，一加速，那小风车便团团飞转起来。
“愚园路，”她上了车说。
幸亏这次在上海跟他们这伙人见面次数少，没跟他们提起有个亲戚住在愚园路。可以去住几天，看看风色再说。
三轮车还没到静安寺，她听见吹哨子。
“封锁了。”车夫说。
一个穿短打的中年人一手牵着根长绳子过街，嘴里还衔着哨子。对街一个穿短打的握着绳子另一头，拉直来拦断了街。有人在没精打采的摇铃。马路阔，薄薄的洋铁皮似的铃声在半空中载沉载浮，不传过来，听上去很远。
三轮车夫不服气，直踏到封锁线上才停止了，焦躁地把小风车拧了一下，拧得它又转动起来，回过头来向她笑笑。
牌桌上现在有三个黑斗篷对坐。新来的一个廖太太鼻梁上有几点俏白麻子。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回来了。”
“看这王佳芝，拆滥污，还说请客，这时候还不回来！”
易太太说：“等她请客好了！——等到这时候没吃饭，肚子都要饿穿了！”
廖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手气好，说好了明天请客。”
马太太笑道：“易先生你太太不像你说话不算话，上次赢了不是答应请客，到现在还是空头支票，好意思的？想吃你一顿真不容易。”
“易先生是该请请我们了，我们请你是请不到的。”另一个黑斗篷说。
他只是微笑。女佣倒了茶来，他在茶杯碟子里磕了磕烟灰，看了墙上的厚呢窗帘一眼。把整个墙都盖住了，可以躲多少刺客？他还有点心惊肉跳的。 明天记着叫他们把帘子拆了。不过他太太一定不肯，这么贵的东西，怎么肯白搁着不用？
都是她不好——这次的事不都怪她交友不慎？想想实在不能不感到惊异，这美人局两年前在香港已经发动了，布置得这样周密，却被美人临时变计放走了他。她还是真爱他的，是他生平第一个红粉知己。想不到中年以后还有这番遇合。
不然他可以把她留在身边。“特务不分家”，不是有这句话？况且她不过是个学生。他们那伙人里只有一个重庆特务，给他逃走了，是此役唯一的缺憾。大概是在平安戏院看了一半戏出来，行刺失风后再回戏院，封锁的时候查起来有票根，混过了关。跟他一块等着下手的一个小子看见他掏香烟掏出票根来，仍旧收好。预先讲好了，接应的车子不要管他，想必总是一个人溜回电影院了。那些浑小子经不起讯问，吃了点苦头全都说了。
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揿灭了香烟，抿了口茶，还太烫。早点睡——太累了一时松弛不下来，睡意毫无。今天真是累着了，一直坐在电话旁边等信，连晚饭都没好好地吃。
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
她临终一定恨他。不过“无毒不丈夫”。不是这样的男子汉，她也不会爱他。
当然他也是不得已。日军宪兵队还在其次，周佛海自己也搞特工，视内政部为骈枝机关，正对他十分注目。一旦发现易公馆的上宾竟是刺客的眼线，成什么话，情报工作的首脑，这么糊涂还行？
现在不怕周找碴子了。如果说他杀之灭口，他也理直气壮：不过是些学生，不像特务还可以留着慢慢地逼供，榨取情报。拖下去，外间知道的人多了，讲起来又是爱国的大学生暗杀汉奸，影响不好。
他对战局并不乐观。知道他将来怎样？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易先生请客请客！”三个黑斗篷越闹越凶，嚷成一片。
“那回明明答应的！”
易太太笑道：“马太太不也答应请客，几天没来就不提了。”
马太太笑道：“太太来救驾了！易先生，太太心疼你。”
“易先生到底请是不请？”
马太太望着他一笑。“易先生是该请客了。”她知道他晓得她是指纳宠请酒。今天两人双双失踪，女的三更半夜还没回来。他回来了又有点精神恍惚的样子，脸上又憋不住的喜气洋洋，带三分春色。看来还是第一次上手。
他提醒自己，要记得告诉他太太说话小心点：她那个“麦太太”是家里有急事，赶回香港去了。都是她引狼入室，住进来不久他就有情报，认为可疑，派人跟踪，发现一个重庆间谍网，正在调查，又得到消息说宪兵队也风闻，因此不得不提前行动，不然不但被别人冒了功去，查出是走他太太的路子，也于他有碍。好好地吓唬吓唬她，免得以后听见马太太搬嘴，又要跟他闹。
“易先生请客请客！太太代表不算。”
“太太归太太的，说好了明天请。”
“晓得易先生是忙人，你说哪天有空吧，过了明天哪天都好。”
“请客请各！请吃来喜饭店。”
“来喜饭店就是吃个拼盆。”
“嗳，德国菜有什么好吃的？就是个冷盆。还是湖南菜，换换口味。”
“还是蜀腴——昨天马太太没去。”
“我说还是九如，好久没去了。”
“那天杨太太请客不是九如？”
“那天没有廖太太，廖太太是湖南人，我们不会点菜。”
“吃来吃去四川菜湖南菜，都辣死了！”
“告诉他不吃辣的好了。”
“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
喧笑声中，他悄然走了出去。
(一九五○年) 以下为 作者：夏世清 的作品 ＜＜色 戒＞＞
第一章 传 奇喧嚣过后的苍凉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好一派繁荣富贵之象。在这宁静繁华的外壳下，却处处隐藏着危机；变革的列车终于呼啸而来，不管人们有着怎样的悲欢喜乐，都一同掩在这震耳欲聋的时代强音中。
1920年初秋的上海，微雨乍凉、毫无生气。9月30日这一天，位于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降生了一名女婴。这是一栋还未从满清天朝的残梦中苏醒过来的官僚私寓。宅子的前主人身名显耀，其名门大户的声誉与影响直至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新生儿的降生并没有驱散这座公馆的迟暮之气，外部世界摧枯拉朽的变革运动仿佛从未与馆内的生活发生任何的交集。而这名女婴的命运，也如同这幢稀有的老宅一般，只演绎着属于自己的故事；她日后的生活，亦如当日的天气，带着沁心沁脾的清新，也渗着沉哀的凉意。这名被父母唤作"小煐"的女孩，便是日后演绎别样爱恋人生的奇女子--张爱玲。
一个从小被视为天才的女子，一个有着痛苦童年经历的女子，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了当红作家的女子，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依旧固守着自己的故事。高处不胜寒，面对外界，她有着本能的排斥和轻视，一个人孤傲地走在路上，直到胡兰成的出现--带着自己的风流倜傥，带着自己的才华横溢，带着对她的欣赏与剖析，带着自己的爱慕和坚持，怎能不令她怦然心动呢？于是，汉奸也罢，有妇之夫也罢，所有的一切，都抵不过一个爱字，她爱上了他，感觉自己变得很低很低。
然而，人但凡一出生便背负着自己的家庭--过去的历史或现在的境况，在世的或逝去的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人们。无论这一切带来或将带来什么，成就或是摧毁都无从去怨恨。
身世显赫的年轻祖母与失意落魄的老祖父的结合，看似匪夷所思的姻缘竟成就了一段佳话：一个是御史大少，一个是军门千金，仿佛天造地设的一对，竟是家世门第的捆绑。父亲的古板与沉郁，母亲的现代与疏朗，两种格格不入的因子注定成为家庭不幸的开始。而生于此间的张爱玲，如何能够脱逃千疮百孔的家所带来的伤？无论怎样追寻，仿佛命定的一般，真爱之于她，依旧那么远。
上苍给了她显赫的身世，高贵的血统，却没有给她相称的境遇。如若不然，她或许就同所有旧时的官家小姐一样在深宅大院里安逸的度过自己不为世人知晓议论的一生。
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闻逸事，成年之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起，但家世血缘对她那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形成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她本人始料未及的，也是不可能自觉到的。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字雨樵，同治年间曾当过安徽按察史。因为职务上的往来，与此后的晚清"中兴名臣"李鸿章相识。彼此倾慕对方的才学，遂结下深厚的友谊。到了张爱玲祖父张佩纶这一辈，两家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世交。
张佩纶，字幼樵。自幼好学，才思敏捷。1854年，当父亲张印塘病故于任上时，佩纶才不过是7岁的幼童。由于他奋进好学，22岁便成了同治辛未科进士，授编修。随后在光绪元年（1875年）的朝廷大考中考取了第一名，授翰林院侍讲，又晋升为日讲起居注官，常伴光绪左右。这也是张家从未享有过的荣耀。
张佩纶在京做官，时常愤慨激昂地批评时政，"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使他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与另一位军机要臣李鸿藻的赏识与器重。他为官清廉，虽然身为翰林院侍讲，做着高级文官，但仍然守着清粥白饭的饮食习惯，对于那些华屋高堂、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们，无论是朝中贵族，还是镇边大将，要是犯了案子在他手里，只要证据确凿，参奏的折子就会递上去，笔锋犀利，条理明晰，颇受皇帝"嘉许"。
1884年，法国殖民军入侵越南，把攻占越南作为入侵中国南疆的基地，并且还窥伺台湾岛，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挑衅驻扎在当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张佩纶则被派往马尾一线主持战事。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赶赴福建，原以为经此一役可以实现报国的宏愿，没想到却成为他人生的悲剧性转折点。 （３）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在娶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过两位夫人。元配夫人朱芷芗，病逝于1879年，生子张志沧、张志潜，长子早夭；继室边粹玉，在张佩纶被流放期间病逝，没有留下子女；李菊耦是他的第三任夫人。而李菊耦嫁入张氏家族，则带去了丰厚的嫁妆，包括田产、房产与古董，其具体数额现在已经无法获知，但30年后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8座花园洋房以及分布在安徽、天津、河北等地的大宗田产，而实际上，张爱玲父亲所获得的这些遗产只占当年李菊耦陪嫁资产中相当少的比例。毫无疑问，这段天降的姻缘无疑多少挽回了一些丰润张氏昔日的风光。
张爱玲的祖母23岁出阁，照当时的标准，离一般的出嫁年龄已长出一大截，而且还嫁给一个长她20来岁、死过两个太太、曾革职充军的年长老头。而且论门弟、相貌、年龄，哪一样都称不上般配，连后来的儿女们也都觉得父亲配不上母亲。在孩子们的印象中，这位年老的父亲面目模糊，他们都不大瞧得起这位不得意的、跟着母亲身后吃嫁妆的父亲，幼年时的张爱玲就曾听姑姑替祖母不平："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
在念中学的时候，她惊奇地发现原来爷爷也有名字，于是向姑姑穷追家族史上的爷爷，姑姑断然地摇了摇头：一点都不记得了。被官场中人和文人墨客编得有声有色的那段佳话，在子女们的眼中早已蜕去了绚丽的光环，剩下的只有和普通平民婚嫁一样的取舍标准了。世俗物质的标准是没有罗蔓蒂克的，罗蔓蒂克的少年爱玲接受不了，可是好听的、好看的，不一定就中用，世上有用的往往是俗人所用的。如果论起生活，不管怎样璀璨炫目的人士也只能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太阳每天的升起降落中寻找实际的人生。
但好在这对老父少妻的组合感情很好，虽不甚如意，但生活中也不时有小小的快乐，意外和知足可以冲淡诸多不如意，况且，还有许多回忆的过往把他们连在一起。张李联姻后，张佩纶仍然留在李府中做事。他在这一时期所写的日记就多为夫妻二人偕游的意趣，更令人惊奇的是，李菊耦的才学也不让张佩纶，喜吟诗赋词，颇有女才子之称。一次她拿出藏于闺房的宋拓兰亭，张佩纶一见大喜。他原本也珍藏了一份兰亭，于是互相在兰亭上题咏，李菊耦慧心所至，马上铺纸研墨，挥毫题书"兰骈馆"三个字，叫人挂至书房，以此命名。
然而，张佩纶的仕途并未因此得到转机。虽然在婚后他曾一度得到李鸿章的重用，辅佐其政治改革，但是后来，当他在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各代表谈判时，在对俄态度上与岳父意见不合，总不便顶撞，于是只好称病不出，离开北京，携少夫人在南京的大房子里偕隐。不问政事是无奈的选择，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得意的，纵酒终日，不久便郁郁而终。由于时代的变迁，家族的没落，又使他的后世子孙成为了家族解体的受害者--张爱玲即是其中的一例。她斩不断与家族世界的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并在丝丝缕缕中透出一个失落者寻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孤独感和自哀自怜感。而这一切，是她沉郁于失败感中的祖父无法感知的了。
生在民国的张爱玲，无缘得见外曾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纶等辈在时代的洪流中弄潮的风姿，也不可见证老父少妻的祖父母如何相濡以沫的厮守在一起。她对生活、对世界的最开始的感受还是来自于父母所组建的家庭。而家庭给她的最早的印象，便是父母之间的不和谐，这对她后来人生的影响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生的儿子，女儿张茂渊就是后来同张爱玲共同生活十多年、感情深厚的姑姑。张佩纶于1903年郁郁而终后，李菊耦也心绪不佳，终日闭门不出，没过多久就染上了肺病，于1912年在上海辞世。此时一双儿女都尚未成人，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不久兄妹俩就投奔到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家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在19岁时跟黄素琼（后改名黄逸梵）结婚。和祖父张佩纶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家世。她的祖父黄冀升，是曾国藩治下的湘军中的一员大将，与李鸿章一同在曾国藩手下领军作战。后因平定太平天国、捻军之乱有功，渐升为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随后被授予三等男爵，而黄氏在南京的地位与势力也非同小可。 （９）
原本以为这次归来能挽救自己的家庭，然而封建遗少的习气早已深入丈夫的骨髓，想要改造眼前的这个男人，已是万万不能的了。这段千疮百孔的婚姻，不要也罢！
根据张爱玲表哥黄德贻的说法，当时张爱玲的父亲并不想离婚，然而她的母亲则态度坚决，坚持要离。当初为了让妻子回国，张爱玲的父亲曾答应她两个条件：一条是赶走姨太太，另一条是"戒除鸦片"。但后者没有做到。他自知理亏，所以无可奈何。办离婚手续的那天，她的父亲绕室徘徊，长叹一声之后，把笔放回桌上。律师见他这个样子，就问女方是否要改变心意，然而她母亲毫不迟疑地说了句"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她父亲听了这话，才立刻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冥冥中，母亲对这段婚姻决绝的态度，亦传给了女儿。十多年后，张爱玲也因为男人那无可救药的本性，快刀斩乱麻，结束了与胡兰成的那一段惊世骇俗的爱情，把爱与不爱的问题交给了那个苦苦徘徊挣扎的男人。这样的女人，注定是一场惊艳，一场浮华的旧梦，一个绝美的传奇吧。
尽管母亲勇敢地和父亲离了婚，但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虽然已现新思想的曙光，但在一般人世俗的眼中还是不能接受的。在中国，一个离了婚的少奶奶要保持个性与人格谋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权利是不容易的事，但对于个性独立的母亲，即便再怎样不幸艰难，对于她，没有比自由与尊严更重要的了。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若干年之后，张爱玲讲出这样刻骨铭心的话。对于父母的离异，她也曾提到过自己的想法："虽然他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她曾对一个因插足别人家庭而担心让男方离婚会伤害他孩子的同学说："……我自己就是离婚的人的小孩子，我可以告诉你，我小时候并不比别的小孩特别地不快乐。而且你即使样样都顾虑到小孩的快乐，他长大的时候或许也有许多别的缘故使他不快乐的。"
张爱玲的父母是协议离婚的。孩子都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不过张爱玲的母亲在离婚协议上坚持，女儿日后要进什么学校，必须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父亲方面承担。母亲的坚持，使女儿得以继续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
1930年，10岁的她被带到黄氏小学入学时，母亲一时踌躇着不知填什么名字。她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叫起来嗡嗡地毫不响亮，可匆忙中又不知该用什么名字，于是临时用英文名"Eileen"的音译名"爱玲"，作为女儿入学登记用的名字，等想好了再给她改过来。可母亲一直没有想起更好的名字，而随意想起的"张爱玲"这个名字，却在她以后的岁月中，发散出奇特的魅力。
张爱玲的家从此变成了两个--父亲的家，母亲的家。按照离婚协议上的要求，母亲仍关心女儿的教育问题，尽管她同父亲生活在一起，但张爱玲也同样可以去看望母亲。这一点让她感到极大的满足。离婚后，母亲就很快同姑姑一起搬走，住进了赫德路公寓。父亲这边也搬到了一幢新洋房--康乐村10号。
尽管分居两地，张爱玲时常去母亲和姑姑那边玩，母亲公寓内的欧式装饰让她十分好奇和着迷。在那里，她生平第一次见到铺在地上的瓷砖、浴盆与煤气炉子，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喜爱："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相比较之下，父亲这边的家则完全是两样："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
当小爱玲还陶醉在母亲家的快乐与新鲜感中的时候，母亲竟又要动身出国了。在临走前，母亲曾到黄氏小学去看望过她。她不愿当面表露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私语》中，她写道："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解决，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得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１０）
母亲这一走，父亲这边的家很快又变回了天津时的老样子：花园洋房，狗，一堆的仆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时间仍一如既往地静静地溜走。她住在学校里，继续上着小学。每逢节假日，都会有家里派来的司机来接她。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小爱玲继续学习钢琴，还请了一位白俄老师授课，每周一次。但父亲认为学费太贵，每次她向他要钱交学费时，父亲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给。可怜的爱玲"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钢琴课也就此断了。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有五十年历史的圣玛丽亚女校。此时的她不再是从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了，一片新的天地在她面前展开。和一切刚刚走上人生之路的少女一样，她开始设想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读大学，学画卡通画片，尽可能地把中国画的画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全世界，在上海拥有自己的寓所，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显然，张爱玲的这些理想受着她母亲欧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然而，这种理想还未及实行，家中又发生了一起"结结实实的，真的"事件--父亲又结婚了。
可以说，这件事预示着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正一点一滴地磨去她原本对家的热爱，最终导致了她的第一次出逃，并渐趋独立面对外面的社会，真正的"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父亲迎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孙氏一系也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1901年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期间，他还暗中协助孙中山从事海外革命活动。因而进入了民国时期，他仍能够继续在新政府里任职。北洋政府期间，他曾先后担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的职位。
孙宝琦，除了正室外还有4个妾，一共有24个子女，在女儿中，孙用蕃排行老七，当时已经36岁了，同时也是陆小曼的闺中密友。据说十分精明能干，善于交际和处理家务。如此看来，她嫁给财势渐弱的张廷重，和她的兄弟姐妹比起来，似乎有点"下嫁"的意思，其实这位老小姐早染上了阿芙蓉癖（抽鸦片），而这一点是张爱玲的父亲所不知道的。
1934年的夏天，张爱玲父亲在礼查饭店进行订婚仪式，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了婚礼。张爱玲和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次婚礼。那一年，她14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年龄，然而在整场婚礼上她都一直沉默着，面对父亲闹哄哄的喜事，她没有喜，也没有忧。对未来的生活，此时的她是否已预知到某种阴影正悄然靠近呢？成年后的张爱玲在《私语》中揭示了她的这种隐忧：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不幸被她言中。由于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因为她所起到的作用，张爱玲日后的这段生活开始嵌进更深而终身无法愈合的伤口，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下，曾经的那段橙红色的童年时代、充满优裕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同成为了遥远的记忆。她开始面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开始像大人那样思考。
后母进门后，对住房十分不满意，总觉得现在住的洋房太狭窄，不够气派，因而要求搬家。此时在张爱玲的二伯父的名下，正好有一栋别墅空下来，一家人就搬了进去。别墅原本是李鸿章送给女儿的陪嫁，李菊耦还在世的时候，张爱玲的二伯父、父亲还有姑姑都住在那里。等祖母去世后，子女们分了家产，别墅归于二伯父名下。在她父亲谋得天津的职务迁居之后，她的二伯父觉得住在这样大的别墅里太过奢侈，也搬了出去，一直把房子租了出去。
这栋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与麦根路的交界处，挨着苏州河，能够望见河对面的闸北区。别墅是在清末民初时建的，仿欧式建筑。房间很多而且进深很大，后院还留有一圈房子供仆人居住，算起来总共有二十多间。一般而言，像这样大的房子，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住才划算，但张爱玲一家总共只有4个人而已，而且房租昂贵，他们根本没必要租住在这样宽阔豪华的房子里，可她的后母坚决不住那栋康乐村的房子。那里离她的舅舅家太近，而且后母一点也不喜欢她和弟弟总去舅舅家玩--凡是和张爱玲的母亲有关的事物，这位后母都不喜欢。 （１１）
张爱玲也不喜欢后母挑的新住处。她曾经出生在这栋房子里，现如今隔了十几年又回到这里，心中难免会有一种阴郁之感："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现在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高一女生的张爱玲，十分不喜欢这种沉闷而恹恹欲睡的气氛--越是有机会接触到新空气、新人物，这种不满就越深、越重地隐在她沉默寡言的外表之下。
不过在最初的两年里，张爱玲都在学校住宿，到了周六，家里派司机来接她回家。到了周一的早晨，又坐着父亲的汽车去学校。只有周末会在家里，因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因后母的出现发生强烈的变化。在家的时候，她就在家里做她喜欢做的事。自己裁纸手绘圣诞卡与贺年卡，看电影看小说，照常去舅舅家谈天说地--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她喜欢去姑姑那里，喜爱她那的雅致、清新以及姑姑职业新女性的生活作风。当时她姑姑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随后又到电台做播音工作，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五四之后的新女性了。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的关系，多是出于礼节性的友好。在家过假期时，她偶尔也会与后母寒暄几句，谈谈天气，聊聊家常，甚至有一次竟让她的后母大为感动。有一年放暑假，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房里写作文，写好后就跑到舅舅家去了，并没有收起来。后母无意中进到书房，看到了她的作文，着实被作文的内容感动了一番。这篇名为《后母的心》的作文，把一个后母的处境与心态都刻画得十分深入。后母以为这篇文章是张爱玲为她写的，所以凡是有亲友到家中来，后母都要把这件事说个不停，夸她文章写得好，人又懂事。而实际上张爱玲写这篇作文主要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并没有别的意思。在这一点上，她的父亲比较了解，但既然因为妻子的"误解"而使家里有一种比较融洽的气氛，他也就乐得随声附和。
然而总得来说，张爱玲与后母间的融洽只限于表面性的礼仪，她们内心都有着一层说不清的隔膜，就像从前因为姨太太的"贿赂"而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之后仍不能原谅自己对母亲的"背叛"。不管怎样，她都不可能同后母"一条心"，何况这中间隔着一个美丽的亲生母亲，一个从精神上魅惑她的偶像；而同样出身于大户人家，工于心计的后母决不会被这小姑娘的"伎俩"蒙骗过去。
由于长期抽鸦片，这位后母的心态多少有点神经质，时常表现出刻薄阴鸷的一面。在她统掌张家经济大权后，丈夫前妻一双儿女的境遇可想而知。张爱玲只能拣着穿后母穿剩的衣服。她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带给她的伤痛："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陈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后母的刻薄，使得中学时代的张爱玲很少交朋友，因为"自惭形秽"。就像她的小说一样，人物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更没有"爱"。
张爱玲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说，爱玲因为家庭中的某种不幸，使她成为一个十分沉默的人，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不幸的家庭生活使她敏感早熟，当她带着一颗童稚而易受损伤的心理被抛到人间感受世界的冷暖时,处处将被笼罩在内心的家庭生活的阴影投射到周围的人和事上。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人格心理使她感到周围是一个冷漠的世界。这些性格特点对张爱玲写作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热闹，拥挤，然而陌生，隔阂，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充塞着幻觉、烟幕。她把这种人性里的仇恨、善变、嫉妒、鄙视、猜忌、虚伪，描述的淋漓尽致，不加任何冠冕堂皇的掩饰。爱与不爱，于她笔下所圈定的人物，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他们的心始终孤寂、寒冷而又荒凉，弄不清自己真正的所在。 （１３）
一直以来与前妻的隙怨，此刻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父亲话中的"别人"当然是有所指的，而后母也不失时机地过来添油加醋："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实际上，早在她的母父离婚的时候，离婚协议上就明确地写着，有关张爱玲的学业问题，都需征求母亲的意见。显而易见，后母在借题发挥，将对自己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反感转移到张爱玲的身上。
由于家庭矛盾的激化，后母的这种嫉恨很快就在一件小事中爆发了。当时正值1937年夏天，一直虎视眈眈地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了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当时张爱玲正在邻近苏州河的家中，夜夜被隆隆的炮声吵得不能入睡，因而就跑到母亲的住处待了两周。走前她已和父亲交待过，但却未告诉后母。女人天生的猜忌心理令这位后母对张爱玲的"出逃"怒不可遏。两周后，回到家中的张爱玲如同经历了一场暴风雨。
"回来那天，我后母问我：'怎样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我说我向父亲说过了。她说：'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她刷地打了我一个嘴巴，我本能地要还手，被两个老妈子赶过来拉住了。我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当"后母一路锐叫着"向楼上的父亲奔去，深知父亲脾气的张爱玲预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周围的环境在她的心目中立刻定格为无声的场景："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终于，她的父亲趿着拖鞋，气急败坏地冲下楼来。一把揪住她，拳足交加，大声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
为了一个神经质的女人，张爱玲平生第一次遭受了父亲的毒打："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此时的张爱玲，脑中一直闪现着母亲一句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她并没有想抵抗。暴怒的父亲上楼去了，被打倒在地上的张爱玲爬起来，独自走到浴室的镜子前，她像一只受伤的小动物一样，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审视着自己身上的伤。她本想跑出去报警，可却被看大门的巡警拦住，并被告知门是锁着的，钥匙在父亲那儿。
"我试着撒泼，叫闹踢门，企图引起铁门外岗警的注意，但是不行，撒泼不是容易的事"。父亲知道了女儿的意图，脾气比刚才更坏了。一等到她回到家里，就把一只大花瓶向女儿的头上砸去。这是怎样惊心的场面啊！然而张爱玲在记述这一段时却只写道："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她的心已然麻木了。
父亲走后，照顾她的何干哭着对她说："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顿时，长久以来憋闷在她心中的冤屈，一古脑儿地都涌了出来，她抱住何干大哭了一场：刺痛自己的，是至亲的人；怜悯自己的，是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然而她心里是怪我的，因为爱惜我，她替我胆小，怕我得罪了父亲，要苦一辈子，恐惧使她变得冷而硬。"她在黑暗中伤心地抽泣。从小就在无爱的环境中长大的她，世界之于她，完全是个缺乏情感的物欲的俗世。爱是一种奢侈品，在她眼中，现实原来就是如此，所以她无可奈何地哀叹："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惨伤。"
因为替张爱玲担心，何干就偷偷地往她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日，张爱玲的姑姑就来替她说情。后母一见到她就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还没等她姑姑开口，她父亲就从烟铺上跳起来劈头打过去，这下"情"没说上，人先被打伤送进了医院。临走前，她姑姑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然而这终究是家中的丑事，并没有闹到巡捕房去。 （１４）
姑姑走后，张爱玲一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心中也充满了诗意："Beverley Nichols（通译作"贝弗利·尼科尔期"，英国作家）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地杀机。"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张爱玲知道，父亲决不至于把她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她用手紧紧地捏着阳台上的木栏干，"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她的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此刻，她希望有个炸弹掉在家中，瞬间解决所有的问题，"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善良的何干怕她逃走，一再地叮嘱道："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而实际上那些脱逃的计划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的脑子。
还没等实施真正的脱逃计划，她却病倒了，生了沉重的痢疾，一病就是半年，还差一点死掉。然而父亲既没有为女儿请医生，也没给她抓药。躺在病床上的张爱玲，望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又开始陷入莫名的伤感中，甚至想到了死亡："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石灰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
在病痛的折磨之下，她依然通过她那份独有的感官，倾听着周围的一切：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声，"巡警咕滋咖滋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呛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即使在睡梦中也能够听见这声音，还有踩在煤屑路上的吱吱叫的脚步声。"即使因为我病在床上他们疏了防，能够无声地溜出去么？"她一刻都没有忘记从这里逃出去。
"一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终于，她从何干那里打听到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于是在一个隆冬的夜晚，她伏在窗上用望远镜观察着外面的动静，一等到夜路上没有人，她就真的挨着墙一步一步地逃出去了！
张爱玲在忆起这段出逃经历时写道："--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
在经历这件事之后，张爱玲基本上就与父亲断绝了往来。在她看来，父亲在她生命垂危之际如此待她，父女间的亲情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根据她弟弟张子静的回忆，在张爱玲痢疾越来越严重且拖了很长时间之后，照顾她的何干惟恐她出事，自己会负连带责任，于是就趁她后母不注意，把事情偷偷讲给她父亲听，并一再声明：倘若他再不采取挽救措施，出了人命她可不负任何责任。或许是考虑到万一出了人命，自己将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不好听，抑或是此时的怒气已消，而且对女儿除了这次的震怒之外，两人并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所以张爱玲的父亲便开始注意到女儿的病情。他用消炎的抗生素针剂为女儿注射了几次，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后妻做的。之后，她的病情基本上得到了控制。在何干的精心照料下，张爱玲才得以恢复健康。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东西，都被她后母拿出去给人了，只当她死了。因为她的出走，父亲迁怒于何干，认为她也是女儿的同谋，就把她大骂了一顿。没几天，这位一直最关心张爱玲的老人收拾东西，离开张家回皖北老家去了。当时张爱玲已经投奔到母亲那边。何干临走之前，还偷偷收了一些纪念物给小主人送过去，主要是一些张爱玲小时候心爱的玩具，多年之后，她一直记得"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煽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第二章 韶华：胡村有子初长成(1)
曾经和弟弟一起在院子里追大白鹅的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在张爱玲趁着夜色摸出父亲家大门的时刻，即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之际。她自我封闭的内心充满了敏感和警惕。不久，张爱玲发现，自己对母亲的情感也正在发生着变化。
"那年我弟弟也跟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她听她的经济能力只能负担我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件事，使张爱玲感觉到"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母亲是封建家族里走出来的新潮女子，所选的路是走出去接受新潮的西方思想，这让幼时的张爱玲对母亲产生了一种极大的渴慕，母亲于她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另一方面，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既有着书香之家的文笔风流，也脱不掉封建遗少的种种恶习，对家庭从未自觉出一种责任感，这让张爱玲既爱又恨。当她死里逃生地回到母亲身边时，等待她的，又不复是"柔和"的亲情了。
张爱玲从他们那里得到两个一生都无法逃离的宿命：抒发于文字间的浓郁的苍凉之色；于母亲处得来的对于感情的自恃，特别是对亲情的淡漠，从而也为自己的感情生命造成了一种饥渴，希冀创造一种丰润的感情生命。亦如她对胡兰成痴狂的爱恋，尚或有些笨拙，只是高傲的血统于她尚不致贻笑大方，但与文无关。渴望爱的临近，却恐惧于爱的迷惑力。清醒地认识着爱的本质，却又悲哀地迷乱于爱自失的过程。这是所有女人的通病。每个女人的潜意识里都在等待着那个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千万年，千万人之中无可替代的那个人，却又因熟稔千万年，千万人普遍的规律而畏惧，畏惧于自我被卷入的狂热力量，因而本能地要去逃避爱的份量，惴惴于爱的降临。飞蛾扑火的热情与抽身独处的冷寂，是一双相互咬啮的小兽，存于她的灵肉之间。固然，与胡兰成之爱虽为悲剧，但那一等才情，三等人品的男人，其多情风流、薄性任意的性情，自然有着客观的成因。
第二章 韶 华胡村有子初长成
浙江嵊县下北乡的胡村，是一个山水环绕的美丽村庄。人口不多，只有几十户，但也被分成了倪家山、陆家坳、荷花塘和大桥头四处。胡村有条石头铺成的大路能够通到奉化，还可以经过三界、章镇到达绍兴，沿途的田地虽然有些贫瘠，但是由于这里的住户很分散，所以这个地方显得非常宽阔，让人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地理优势，胡村的人们接受了很多新鲜的事物，一个个不但能说会道、头脑灵活，而且还善于经商，这里的商业活动有着八十多年的历史。
胡村的先祖是明朝人。起初，胡村还有倪、陆两姓人家。据说，有一天胡村的先祖贩牛经过那里，正好遇上大旱，他不小心一把火将田里的稻子都烧了，还赔上了自己的牛；就在这时，下了一场大雨，大旱反倒变成了大丰收，田里被烧的稻子全都活了过来。这位先祖自然成为丰收的大功臣，于是他就在这个地方安了家；而后来，倪、陆两姓人家逐渐迁离到了别的地方。胡姓人家越来越多，于是便有了现在的胡村。
太平天国前后，胡村的商业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局面。那个时候，各家各户都在养蚕、采茶、打桐油，销往海外，几乎每一家都很富裕。即使到了现在，胡村仍然保留着当时所建造的红墙瓦屋，在现在看来依然气势磅礴。
胡兰成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而江南的山水风物也孕育了众多的才子佳人，胡兰成也算是其中的"佼佼者"。胡兰成，生于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六，即公元1906年2月28日，字蕊生。他的父亲胡秀铭娶过两房妻子，都属于旧式的包办婚姻。胡秀铭的第一个妻子宓氏，很早以前就因病去世了。之后，他续娶了吴氏，也就是胡兰成的母亲吴菊花。
虽说是旧式婚姻，而且还是二婚，但是胡秀铭和吴菊花之间的感情还算和睦。胡秀铭挣到钱之后，都会把钱交给吴菊花，吃饭的时候，他还会跟她说一些家里家外的事情。在生活中，他对妻子总是很和气，还带有敬重，而吴菊花也能立刻领会到丈夫对自己的情意。也许，这就是夫妻间的心灵相通。可惜，胡兰成却没有继承父母之间的相亲相爱，最终与他最爱的才情女子张爱玲劳燕分飞。 （２）
宓氏为胡秀铭生了两个儿子，积润、积忠；吴菊花生了四个儿子，积义、梦生和怀生，胡兰成是吴菊花的第四个儿子，但是在兄弟当中他却排行第六；胡兰成4岁的时候，吴菊花又给他生了一个弟弟。据说，胡兰成的父亲之所以给他取名"兰成"，是希望他长大以后能够功成名就，名扬四海，像兰花一般的将香气传回家中，光宗耀祖。
胡兰成出生的时候，父亲年岁已经很大了，而母亲也已经41岁了。对于他们夫妇俩来说，也算是中年得子，理应溺爱，但是他们并没有特别重视胡兰成。这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有了好几个儿子，再多一个也不显得珍贵；另外，胡兰成出生的时候，胡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富裕了。
所以，胡兰成并没有得到母亲过多地骄纵。在他小的时候，母亲很少抱他，宠爱他，反而经常打骂他。有的时候，胡兰成也会赖在母亲身边撒娇，每当这时，吴菊花就会说："这么大了还要抱，小孩要自己去玩，大人还要做事呢！"
胡村人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小孩到了四五岁就要帮着家里干活。胡兰成也不例外。但是，母亲也从不夸他，因为在他母亲的眼里，教育孩子的方法没有"夸奖"这一说。
胡兰成五六岁的时候，经常独自跑到溪边挖螃蟹。有一次，他沿着溪滩一路向前走去，等到他猛然看向四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来到了山边的一个深水潭，大桥头的家门已经不见踪影了。高高的山挡住了阳光，深水潭四周一片昏暗。这时，一阵山风吹过，胡兰成顿时害怕起来，他赶紧往回走。心理的恐惧越来越深，他一边走，一边哭，身上只穿了一条青布裤衩，并且赤着脚，脊背也已经被晒得通红，手里面还拎着装了几只小螃蟹的蒲柳口袋。这让胡兰成第一次感到害怕，那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害怕。
胡兰成7岁的时候，有一天与弟弟两人一起去屋后的竹园里玩耍。玩累了，胡兰成便背着弟弟穿过溪水，来到洗衣石边上。他先站到了石头上，然后让弟弟从岸上跳到他的背上。弟弟虽然矮小瘦弱，但是冲劲很大，结果，弟弟是跳到胡兰成背上了，却由于重心不稳，两人一起摔进了水里。他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赶紧爬起来央求弟弟不要哭，更不要告诉母亲。可是衣裳已经湿了，回去肯定会被母亲打。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将自己的衣服和弟弟的衣服全都脱下来晾在溪滩上。但是，弟弟实在不愿等到衣服晾干再回家，于是就一人先往回走了，胡兰成也没有拦他。弟弟回家后，将整件事情都告诉了母亲，母亲有些生气，又有些吃惊。但是，她依然对着胡兰成笑着骂道："你这样犯贱，且这样的无知识！"那个时候的胡兰成不知道犯贱的含义，但是他隐约感到自己的行为有些不对。穷人家的孩子虽然不是什么金枝玉叶，但是也不轻贱生命。他当时心窍未开，有着一种不同于其他孩童的糊涂劲儿，不过或许他自己不觉是糊涂，而是稚朴吧。
每当看见渐要落山的夕阳，山上叫唤的羊，桥上行走的人，以及桥下湍急的流水，幼年的胡兰成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惆怅感。他曾这样说道："当我在郁岭墩采茶掘番薯，看见天际白云连山，山外便是绍兴，再过去就是杭州上海，心里就像有一样东西满满的，却也说不出来。若必说出来，就只能像广西民歌里的：唱歌总是哥第一，风流要算妹当头。出去高山打锣望，声鸣应过十二州。"那时的他，已经期盼着能够走出胡村，但是却不知道自己会到哪里，也不知道自己的路应该怎么走。因此，他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之感。
那个时候的胡兰成，肯定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成为汉奸而流浪在异国他乡。总之，路都是人自己走出来的，胡兰成也不例外。1926年，胡兰成刚满20岁的时候，父亲胡秀铭因病去世了。1936年，母亲吴菊花也离开了人世。对于吴菊花而言，她一生操劳，最后儿孙满堂，也算人生之大幸。
胡兰成的父亲胡秀铭曾读过几年私塾，文章写的也算条理清晰，是非分明；但是，他并不以笔墨为生，也没把自己当成读书人来看。 （３）
胡秀铭经常教儿子写字，他要求胡兰成要笔画平正，结构方正；有的时候，他还会讲一些书上的故事给胡兰成听。但是胡秀铭始终觉得他的字和文章不对路，所以从来也没夸奖过胡兰成。胡秀铭对音乐也很有研究，却从没教过胡兰成这些，在他看来，音律乐器都不是正经事，会玩物丧志；而他本人也很少玩弄乐器，只是在特别清闲的时候与别人消遣一下。他还有着旧式文人过多的礼仪，在这一点上胡兰成随了他的父亲。胡秀铭在对待刚进门的侄媳妇，还有侄女辈的女子时总是非常有礼貌，就像对待客人一样；即使在桥头遇见六七十岁的妇女，他也会按着辈分叫她们嫂嫂或者婆婆，而且他对待任何一个人的态度都是谦恭有礼的。
胡秀铭骨子里还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属于穷热心那种。如果乡里邻居之间出现什么纠纷，他都会出面调解，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调解都会奏效，因此也就受到别人的感激，逢年过节有时也会收到别人的谢礼。当然，出力不讨好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一次，距离胡村40里地的俞傅村，那里的一户农家因为田产与乡绅发生了矛盾，胡秀铭很热心地去帮着农家打起了官司。先是打到县里，结果官司输了，他不服气，于是自己掏旅费、诉讼费，陪同那户农家去杭州打官司。两年之后，官司最终打赢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农家的妻子却抱怨起来，说官司虽然打赢了，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钱财。这显然是指胡秀铭在多管闲事。胡秀铭虽然心里很难过，但是也自觉理亏，就什么也没说。而这一幕，被俞傅村的一个财主看见了，立刻对胡秀铭产生了敬意，在他看来，胡秀铭是可以做一辈子朋友的人。于是，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这个财主，上辈人是以柴盐生意起家的，现在店里仍然生意兴隆；美中不足的是，他虽然娶了两房妻子，但却没有一个儿女。他看着胡家人丁兴旺，便想让胡秀铭过继给他一个儿子。于是胡兰成便被过继给了俞家，那年，他刚满12岁。
父亲知书达理的性格并未完全遗传到儿子胡兰成的身上，虽然胡兰成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还算比较快乐，但是他也曾对父亲有过不敬的表现。在当时看来，这种不敬比较隐讳，而在现代人的眼中，会着实让人无法理解。那时他在杭州的蕙兰中学读书，胡秀铭从乡下赶来看他，两人一起去西湖游玩。也许对胡兰成来说，在那样幽静的环境里不宜提学校的事情，而刚刚游玩过的岳王坟也没有多大意思；于是，父子俩坐在游艇里沉默不语。那时，胡秀铭穿着半旧的土布长衫，迎着湖水的微风，就好像仙人下凡一般。刚开始，胡兰成还为父亲的风采着迷，不一会儿，便无端地生起气来。这的确让人有些费解，也许文人的心思如发丝吧！一点点不美的感觉就会让心绪产生极大的波动。当时的胡兰成大概就是这样。因为不满父亲的沉默不语，所以眼看着流进游艇的湖水渐渐浸湿父亲的鞋，而不告诉父亲。这不但没有让他觉得懊悔，反而让他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他是那种对于别人的错误、不齿的事情，也能心安理得，甚至于沾沾自喜的人。不管面对什么事情，他总能为自己的错误找到自我安慰的理由，而不知悔改。这样看来，胡兰成后来走上卖国求荣的道路，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体现了。
此外，胡兰成还是一个没有亲情观念的人，这在他对父亲的情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胡兰成长大成人之后，他的心里基本上装不下亲情，他一味地漂泊闯荡，在不顺利的时候回到胡村散心，继而再远离家乡。有一次，他从外面回到家中时，胡秀铭刚刚去世不久，家里到处都是父亲的遗笔，有的写在蚕匾上，有的写在桔槔上，还有绍兴戏的抄本……胡兰成看着这些，心里竟没有一丝伤感，甚至连保存的意愿都没有。此外，就连母亲的遗照在当时也是由侄女青芸收着的。对于自己这种近乎没有人性的做法，他自认为，中国人的伦常是一种天性，并不是一种私情，而是他由始至终的信仰，才使得他对于自身作反省。这便是他的冷漠与无情。他并不具备他所谓的由始至终的信仰，而他所标榜的"自身反省"更是滑稽可笑！试想一下，只要稍微有点信仰的人，会置民族大义而不顾吗？稍微有点自我反省意识的人，会在卖国求荣成为汉奸的时候沾沾自喜吗？绝对不会。胡兰成骨子里所蕴藏的冷漠，是任何一个常人都难以想象的。这种冷漠，致使他成为一个没有亲情、没有民族大义、恬不知耻的人！ （４）
而母亲吴菊花在胡兰成的眼中，则是犹如圣母娘娘一样神圣的女性。当然，也有着寻常母亲的平易和严厉。吴菊花与一般旧式妻子一样，非常在意乡间的礼仪。在家的时候可以穿着短袄长裤，但是只要出家门，即使到溪边洗衣服她也会换上长裙，就连在堂前纺棉花时也会穿着；不管是家族的长辈，还是外来的客人，或者是叔伯经过家门，当他们进来稍坐片刻的时候，她也会端出茶水，恭敬有礼。但是，她从不轻易去邻居家，更不会与人说长道短。所以，在整个家族中也算是受欢迎的一个人。
吴菊花教育胡兰成也有自己特殊的方式。最初，胡兰成离家去杭州念书的时候，吴菊花非常担心，她一面帮着儿子整理行装，一面叮嘱道："出门在外，最忌讳理睬世人；要照顾自己的饥饿冷暖，更不要忘记了家中的艰辛。"也许跟吴菊花的教导有关，胡兰成的确记住了家道的艰难，却将民族大义抛在了脑后。
在胡兰成十三四岁的时候，胡村曾发了一次大水。凶猛的洪水冲到他家门前，淹没了半面墙壁，时不时还传来墙壁倒塌的声音。幸亏急流中夹杂了大量的沙石，这才将房屋柱脚埋住，保住了房子。整个村子的人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抢救被洪浪冲走的桌椅、牛羊。而胡兰成跟弟弟两人趴在楼上，听着外面风雨雷鸣的声音，这时他竟然异常兴奋起来，并且大声唱起学堂教给的歌谣。这次事件，极大地惹恼了吴菊花，于是她破口大骂道："你到底是人还是畜牲？"
吴菊花虽然只是一时生气，却骂出了胡兰成骨子里一些卑劣的个性。那个时候，胡兰成已经是懂事的年龄了，他当然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不应该袖手旁观，更不应该幸灾乐祸，而是帮着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减少洪灾带来的损失。而他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不知好歹地唱起歌谣来！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到老。"他的这种表现，完完全全预示着他会在时局动荡不安的抗日年间，投身汪伪政府大谈所谓的民间起兵！
虽然过继给了俞家但除了寒暑假之外，胡兰成大部分时间仍然是待在生父母的家里。最初他并不是很情愿，因为实在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凭空多出了一对爹娘，所以，他刚去俞家的时候，觉得俞家的一切都那么不顺眼。也许是对俞家期望过高的关系。俞家虽是富户，在他看来却只有土气和俗气。
俞傅村的村民们大都是靠天吃饭，胡兰成的义父虽然是一个不小的生意人，但是也是务农起家，身上自然充满了泥土的腥味。家里虽然雇用了长工，但是他仍然会在做完生意之后，扛着锄头下地劳作。俞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好人家，胡兰成的义父为人厚道善良，一点也没有"为富不仁"的坏习气。他虽然节约简朴，但是生性慷慨大方，所以俞家每顿饭必然有酒有肉，到了下午还会做一些小点心。
对于胡兰成而言，和俞家成为干亲关系，实属他人生中一件最大的幸事，因为胡家所缺少的正是俞家所拥有的--钱财。后来，胡兰成之所以能够去杭州念书，全都是依靠俞家的慷慨解囊。因此，胡兰成与俞家也就越来越亲近了。每逢寒暑假，他都会住在俞家的。
这里不得不提胡兰成的庶母，她对胡兰成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位庶母是杭州人，姓施，名春，人们都称呼她为春姑娘。胡兰成过继到俞家的时候，这位庶母刚刚32岁。庶母是属于《红楼梦》里王熙凤那样争强好胜的人物；而胡兰成自始至终都是软弱无能的那种，因此他渐渐喜欢、佩服起庶母，庶母做什么事他都愿意跟在身边。
只要是在俞家，胡兰成就会像一个跟屁虫一样跟着庶母。不论庶母去晒谷场晒谷子，还是在屋檐底下绣花，亦或是进房间开衣箱取东西，他都会跟在身边。有时候庶母下午给在田地里的雇工做点心，胡兰成仍然跟在身边。这些时候，庶母就会讲一些子贵尊母的故事给他听。她经常讲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叫李三娘的女人受尽他人的欺负，后来她的儿子高中状元，便衣锦还乡。庶母之所以讲这个故事，其意图非常明显，她希望胡兰成有朝一日享受荣华富贵了，也能记得孝敬她这位"母亲"。但是，以她那种性格，自己是不会亲自说出口的；而幼年的胡兰成本就有些闷头闷脑，虽然心中清楚庶母的用意，却也不知道说几句好听的话讨庶母开心。他当然也知道庶母希望他能说点什么，可是他就是不愿意表示。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他与庶母之间更加深入地交心。胡兰成就是那样，他是属于能够坦然接受别人对他的好，他却很少对别人好的人。因此，后来发生了为妻子看病向庶母借钱而不得的事情。胡兰成还在自己的一些文章中抱怨过庶母争强好胜，以至于有些变态的性格，却从未对自己进行过反思。这正是他自私的一种表现，而正是因为自私--胡兰成性格中最致命的弱点，导致他最终成了了一个背离民族大义的汉奸！ （５）
胡兰成有着旧式文人的多情性格，这一点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初显端倪。当时胡村附近有个芦田村，盛产竹木桑茶，是一个极其富裕的地方。那时，芦田村有一户姓王的大户人家，家中有一位名叫杏花的小姐。杏花去杭州读书的时候，轿子经过胡兰成家门口。暂作休息时，胡兰成看见杏花衣着端庄、美丽，心中顿生爱意。从此以后，胡兰成便在多情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当然，幼时的胡兰成和庶母在一起的日子是简单快乐的。不知不觉中，胡兰成寂寞而敏感的少年情怀被庶母的一颦一笑深深牵动，他喜欢上了自己的庶母，这种喜欢并不是儿子对母亲的情感，而是对于异性的爱慕。
有一次，胡兰成从俞家回胡村的路上，胡村祠堂正好有戏班唱戏，这时一个旦角出场了，她的打扮举止和胡兰成的庶母像极了。胡兰成敏感的心立刻被牵动了，他顿时心潮澎湃起来。他没有看完那场戏，就跑回家偷偷大哭了一场。后来，他去杭州上学的时候，也是从俞家出发的。离开俞家的那一晚，他投宿在一个旅馆里，当他一个人孤单地睡在昏暗的房间里的时候，他想起了庶母，心里立刻难受起来。虽说胡兰成对庶母产生的这种感情，是怀春少男特有的心质，但是总归超出人之常情。更为可气的是，他不但不对这种不正常的感情感到懊悔，还反倒有些沾沾自喜。他说："孟子说过'人少时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这个"慕"字用的非常好，但我没有对庶母说起过。为我坏心思是有过，因为我倔强。"他就是那种不知道其丑陋的人！
胡兰成15岁的时候，他的义父因病逝世了。那时他的庶母刚满35岁，她身着白色的孝服，在灵前哭的像个泪人一样，但是她依然坚强地料理着丧事，同时还与觊觑义父遗产的侄子争斗，真可谓是女中豪杰了！
义父"头七"刚过，胡兰成便准备去杭州念书了。走的那天早上，庶母一边在灵帏里流泪，一边与侄子争斗，并且还抽空让胡兰成来她的房间，她满脸泪痕地取出一包银元给他做学费，还跟他说了一些在学校注意的事项，这才接着又忙去了。
除此之外，就连胡兰成定亲时所需的聘金也是由庶母出的，而且她还买下了戴家的一座楼房，以及竹园桑地作为胡兰成的结婚礼物，这总共用去了五百银元，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了。但是，胡兰成敏感地觉得庶母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他好了，可惜他并没有自我反省，反而在心里怪起庶母，就好像庶母有义务一辈子顺着他一样。而他本人原本就是不知道感恩的人，所以对庶母的怨恨也就越来越深了。事实上，他从未孝敬过义父庶母，他只知道索取而从未回报，像他这样的人真是让人心寒。
话说回来，胡兰成上学并不早，13岁时仍在胡村的学堂里念初中；不过他的成绩相当不错，随后便考进了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刚进学校那会儿，除了他是乡下来的以外，其他同学都是城里人，所以他总是被人欺负。而胡兰成不敢跟他们争斗，因为他本身就属于娇弱那类。渐渐地与同学熟悉之后，他们也就不再欺负他了。
高小毕业，他考进了第五中学。在五中读书的那段日子，他几乎游遍了绍兴的大街小巷，也尝遍了各种小吃，例如，芝麻酱、油条和各式蒸糕等。
其实胡兰成在五中只读了一个学期，后来因学生闹风潮，第二个学期久久无法开课，于是胡兰成回到了胡村，实际上也就是辍学了。
直到后来，表哥吴雪帆带他去到杭州，考上了蕙兰中学，这才开始了新的求学生涯。胡兰成一直在蕙兰中学读满了四年，眼看就要进行最后的毕业考试时，却因为一件事情被开除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胡兰成是学校校刊的英文总编辑，有一期上刊登的一篇稿子写的是一个同学被罢免了青年会干事一职--因为账目出现了问题。当时校刊顾问方同源找到胡兰成说不能登载这篇文章，否则会影响到教会的名誉。胡兰成没有听他的，于是就跟他讲道理，结果方同源什么也没说，胡兰成就以为他默认了，于是便把这则新闻登了出来。谁知道他被方同源狠狠地骂了一顿，胡兰成觉得很不服气就跟他打了起来，结果把方同源惹怒了，他以辞职的方式来要挟校长开除胡兰成，最后胡兰成真的就被开除了。胡兰成虽然没有太后悔，但是却不敢就这样回到胡村，直到父亲胡秀铭得知了此事，写信叫他回家他才回去的。这之后，他的求学生涯也就结束了。 （７）
他一直将新娘抱到了床上才放下，然后并排坐在了床沿边。对于胡兰成来说，这一切既生疏又新鲜，他的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就在这时，一个福寿双全的老妇人，端着汤圆喂了新郎一口，接着喂了新娘一口，然后手持红皮甘蔗向新郎新娘祝了三祝，这意味着夫妻能都多福多寿多儿。最后，老妇人帮新娘拿下了头上的花冠，这才让胡兰成亲自去揭新娘的红盖头。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婚之时新娘是不能擦脂粉的，玉凤自然也就一脸素容，他看见了觉得不如想象中那么美貌，心里有点不高兴。
那天晚上，因为胡兰成之前一晚就没有睡好，所以有些上火，导致眼睛得了火眼病，于是自己去隔壁母亲的房间休息了。那个时候楼下仍然热闹非凡，堂前楼上人潮涌动，而隔壁新房里的新娘则由众多姊妹们陪伴着。胡兰成感觉比较累，躺了一会就睡着了。
这时胡兰成被楼下的鼓乐之声吵醒，他起身来到新房，只见一个老嫂正在帮着新娘化妆打扮。因为新郎与新娘马上要去堂前拜菩萨了，所以其他的姊妹早已下楼帮忙去了。
玉凤身着红袄红裤，临窗坐在梳妆台前。桌子上放着一碗她已经吃过几口的面条，还有一碗是留给胡兰成的。玉凤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女子，她立刻将筷子递给胡兰成说："你先吃点垫一垫吧！"胡兰成什么也没有说，接过筷子就将面条吃了个精光。这是玉凤第一次跟胡兰成说话。
平旦时分一到，新郎新娘就要去堂前拜菩萨了，接着拜祖先，拜公婆，拜堂中所有的长辈。每当新郎新娘跪拜的时候，鼓乐就会跟着响起。
整个礼拜结束之后，宴席就开始了……
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大事，莫过于洞房花烛夜了。而闹洞房，越热闹越好，所以亲朋好友都必须参加。当然闹洞房的只能是男宾，他们想尽千方百计与新娘逗乐，目的就是为了让新娘发笑；而女宾们则统一战线保护新娘。那个时候，玉凤端坐在床沿，没有说话也没有笑，她低着头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虽然看上去很安然，但实际上心里已经忐忑不安了。幸亏身边的老嫂见多了这种场面，她处处保护这新娘，凭借着自己的伶牙俐齿，既好言相劝了宾客，又引来了众人的欢笑。而玉凤也着实稳重，她一直端坐在床沿一句话也不说，那些男宾也就无可奈何了。直到夜深，众人都没能逗笑玉凤，玉凤这才嫣然一笑，给了宾客一个台阶下，宾客这才纷纷散去。这时，老嫂搬出新娘的喜果，摆上了酒菜，跟新郎新娘说了几句吉祥话儿，这才转身关上房门下楼了。
此刻，新房内只剩下胡兰成和玉凤两人。他们端坐在餐桌前，两人都沉默不语，直到胡兰成举起酒杯木讷地说了声"请"，两人这才各自喝了一口酒。放下酒杯，原本以为会再次回到沉默中，玉凤倒是开口说话了："这次真是叫人怨心，宓家三娘舅说的聘礼嫁妆，确实毫无道理，为了我这个女儿，爹也受了不少委屈。"玉凤在新婚之夜说这些话，可见她真是直率而又真诚，当然里面包含更多的还是对丈夫的坦白。玉凤的这番话，使得胡兰成大吃一惊，他立刻回答家里是不会争这些的，只不过可桢娘舅有些小家子气罢了。玉凤听他这么一说，也就不再说话了。
看见胡兰成吃了几颗荔枝，玉凤赶忙起身将包里的荔枝全部倒在了盘子里，接着又给他斟满了酒。几个微小的动作，足以看出玉凤对胡兰成的体贴和关心，更看的出她已经把胡兰成当作信赖与亲密的家人，尽心尽力地伺候着。但是两人最终也没有说上几句话，东西也没有多吃，随后，便解衣休息了。
婚后胡兰成与玉凤的感情还算可以，这主要是因为玉凤觉得胡兰成是个读书人，她心里很喜欢，另外她比胡兰成大一岁，有着姐姐关心弟弟的感情在里面。当然，玉凤更渴望丈夫能够有朝一日成为人中之龙，所以她对胡兰成才倍加的体贴、宽容和关爱。
而胡兰成原本就是一个没有良心，只知道享受别人对自己好的人。而且他又有着旧式文人特有的矫情，所以即使他对玉凤有所不满，也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大多时候他都是故意拿话伤害玉风，而玉凤也只是一言不发地默默承受着。 （８）
胡兰成不满玉凤主要是因为她没有进过学堂。那个时候"五四运动"正激烈地进行着，女学生都穿着白衫黑裙，而且思想也很新潮，玉凤当然不能与她们相提并论。玉凤不像戏剧中的女子那样娇媚，善于讨人欢心，更不会唱歌、刺绣。有一次，胡兰成好不容易才让玉凤开口唱了首歌，而她唱的也是非常土气的歌曲，这让胡兰成更加觉得她很俗气。另外，胡兰成喜欢脸尖的女子，他觉得自己本来就长得圆头圆脑，想互补找个脸尖的，而玉凤恰好是圆脸。在胡兰成面前玉凤总显得有些笨拙，即使她惹胡兰成不高兴了，也不会用花言巧语来哄胡兰成，这个时候，胡兰成就会发狠用难听的话刺伤玉凤了。
即使这样，玉凤仍然全心全意地伺候胡兰成，以及婆婆吴菊花。虽然玉凤没有念过书，但是她懂得孝道是人生之根本，所以总是任劳任怨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婚后，胡兰成一直在胡村的小学里当老师，那个时候半年的薪水也只有35银元，而这是他们全家的经济来源。所以，家里的日子过得非常艰辛。
直到第二年三月的某天，胡兰成正在池塘边钓鱼时，接到了一封别人从镇上给他带回来的信。这封信是录取他去杭州邮政做邮务生的。五年前，他还在蕙兰中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报了名，没想到事隔这么久才被录取。杭州邮政局开的薪水非常高，月工资就有35银元，这足以顶他在胡村教书半年的薪水，所以他满心欢喜地前往了。
胡兰成一个人来到了杭州，每个月他都会寄25银元给母亲，自己留下10银元。在当时，邮电局的工作是相当好的，只要认真负责，不但可以加薪，而且即使退休了也会有养老金。所以，在邮局工作的同事们，不管少的老的都对上司恭恭敬敬，哪怕做错一点小事也会被吓得半死。而一旦有人犯了错误，被扣了薪资，其他的同事就会幸灾乐祸，面对你的时候也是摆出一幅天要塌下来的样子。他们那种事不关己，冷冰冰的态度让人心寒。那个时候，是由外国人掌控邮局的，因此他们对待顾客相当傲慢，外加同事之间也没有感情可言，因此胡兰成瞧不起他们，觉得在这里做人实在没有乐趣可言。
有一天，一个集邮者拿着一些邮票要求胡兰成给盖章，他二话没说就给盖了，结果这事被局长看见了，他就严厉训斥胡兰成。第二天，一个英国妇女，拿着一些邮票同样要求胡兰成给盖章，胡兰成吸取教训便一口回绝了。谁曾想这个场面又被局长看见了，他走过去跟英国妇女道歉，然后就叫胡兰成给她盖章。这下可惹怒了胡兰成，他长久积压的愤怒一下上来了，倔强地不肯盖章。局长什么也没说，狠狠地瞪了胡兰成一眼，便亲自给那位英国妇女盖了章，接着把那位妇女送走了。当局长回过头时，他对着胡兰成骂了几句，胡兰成实在很不服气，于是回嘴顶了一句，这下局长恼羞成怒，说了些更难听的话，就把他给开除了。
胡兰成被开除之后没有地方可去，便返回了胡村，虽然玉凤和母亲都觉得失去这份工作有些可惜，但是这已经是无法弥补的事，也就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胡兰成连教书一职也失去了，所以只好在家闲着。当时幸好还有大哥积润在，家里才不至于连饭都吃不上。百无聊赖的时候，胡兰成就以钓鱼来打发日子。
钓鱼强调静心，最忌讳心浮气躁，而胡兰成却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因此总会在钓鱼的时候谋划自己的将来。有一天，他突然想到自己要去北京念书，但是家人却总是念叨着让他去杭州找事做。那时，玉凤已经有了身孕，胡兰成却对此不管不问，他的心里想到的只有自己，他实在憋不住了决心一定要出去，于是胡兰成21岁那年，第一去到了那么远的地方。
好在胡兰成并不是盲目的出走，燕京大学有他两个同学于瑞人与赵泉澄。九月份胡兰成来到了北京，在于瑞人和赵泉澄的引荐下，他谋到了一份在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当文书的工作。每天工作时间只有两个小时，其余时间他可以去课堂里旁听，或者去各处风景参观游览。 （９）
那个时候，燕京大学可谓名流荟萃，在校园里他总能看见些文人，有的时候赵泉澄会悄悄指着某个穿长衫的人对他说，这是周作人，这是陈垣，这是郭云观……虽然胡兰成并不是燕京大学的正式学生，但是他身处那个环境，耳濡目染，也是有很大长进的。
燕京大学在北京的西郊，校门外面隔条杨柳沟，有一个大校场。当时，张学良就在那里操练骑兵。胡兰成去看过好几次，有的时候天还没亮他就被马号声惊醒，每到这种时候，他的心里都会涌起一股悲壮凄凉的情绪。
那时北伐已经开始了，军队虽然刚到长沙，但是北京城已经蠢蠢欲动了。只是，胡兰成当时只有22岁，那个时候他对于政治和国家大事几乎不懂，实际上他一辈子也没弄明白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否则就不会成为文化汉奸了！而他对于报纸上时事的评论也是一窍不通，只知道看报纸上的一些照片。对他而言，国军总司令蒋介石长得也算英俊，宋美龄确实很美丽；至于汪精卫的演说，广州女学生掷花如雨，他都是以一种看热闹的姿态对待的。
在燕京大学里，胡兰成只待了短短一年的时间，虽然当时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也只不过是文人的一种冲动罢了。当时，国家的变动属于头等大事，人民的心思也为之牵动着。在这种时刻，胡兰成也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他的性格比较木讷，很少会有勇敢行事的时候。所以在燕京大学的这一年中，他的情绪是相当低落的，于是他便想起来回家。胡兰成总是这样，只要风光的时候就不会想起自己还有个家，而受到挫折的时候就会立刻想到逃避，想到回家。这就是浪子的本性！胡兰成就是一个十足的浪子，他永远在外面奔波，只是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
胡兰成回去的时候，选择先从天津乘船到上海，然后转乘火车去到杭州，到达杭州之后，他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才渡船回到了胡村。
玉凤看见丈夫回家，心里很是欢喜。胡兰成还没有进家门，玉凤就将怀中的婴孩往他怀里塞，玉凤兴奋地连声说道："爹爹回来了！"这时，孩子已经1岁了。胡兰成刚刚离开家，孩子就出生了，当时胡兰成正在去北京的火车上，火车正好经过黄河，看着滚滚的黄河他立刻想到了夏禹治水，于是仿照夏禹儿子的名字，提笔写信给家中的孩子取名为"启"。
按照人之常情来说，胡兰成在见到自己的骨肉时应当极其兴奋才是，可是当他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他感到非常不自在。对他而言，是玉凤让他抱孩子的，所以他才不得不抱一抱。伦常之情在他心里，似乎也是需要"理由"的，他自觉见孩子见得并不多，因此感情未深也是"可以理解"的。
回到家后，胡兰成又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夏天。有一天，他去岳父家散心，老丈人便带着他去了蒋介石的家乡奉化，还特意让他看了雪窦寺；接着又去了蒋介石的表亲葛竹王家。在家乡葛竹王家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并且家中还有一人随军北伐，正在南京做官呢！直到这时，胡兰成才终于明白岳父带他游玩的用意所在。于是，胡兰成随即起身来到了南京，找到总司令部。但是，因为关系太远，再加他除了念过书外没有一技之长，所以连续奔波了好几天也没有谋到事做。
胡兰成一直在南京滞留了八天，最后终于离开了。但是，他并没有回家，而是转站来到了杭州，第一次进入了斯家的大门。而这一住，就是一年。
斯家大少爷颂德与胡兰成是蕙兰中学同学，他中学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光华大学，当时正因病在家休息。
当时斯家在金洞桥，家庭环境相当不错，而"维新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也是他家的常客。现在虽然搬到了金刚寺巷，只有两院三进的平房，但是大厅里仍然挂着康有为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令整个宅子英气十足。
胡兰成住在斯家的这一年中，斯家对他可算是百般呵护。而且胡兰成还享受到了斯家特有的关爱，那就是斯家兄妹每月都有20角银洋的零用钱，胡兰成当然也不例外。当时胡兰成并不是亲手接下这20角银洋的，而是由太太在胡兰成不在时亲自放进他床前的抽屉里的。此外，过年的时候胡兰成还得到了两块银元的压岁钱，这也是由太太用红纸包好后放在果盘里由使女送进他的房间的。 （１０）
如果照这样发展倒也没有什么，反正胡兰成就是那种只顾自己从不为家人考虑的人。可惜，他虽表面上显得斯文木讷，但实际上有着拈花惹草的天性，因此出事只是早晚的问题。
颂德有一个妹妹，名叫雅珊，当时正在女中读书，她虽只有16岁，但是个性特别，人又很刚烈，就连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丝毫没有小女孩的怯弱，而这正是胡兰成缺少并一直向往的。所以雅珊的一颦一笑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
有好几次，雅珊在客堂里遇见胡兰成，便向他借小说看，胡兰成虽然没有，却还特地买来给她看。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只不过胡兰成心思不正，在他看来这就是以书传情。他想通过一来二往的借书换书，让单纯、不经世事的雅珊投怀送抱。只可惜，斯家太太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胡兰成的心思被她一眼就看穿了。但是，她是一个做事留有余地的人，胡兰成毕竟是一个读书人，她不想让他下不来台；更何况他是儿子颂德的同学，如果这事被传了出去，胡兰成可以一走了之，但是斯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所以她也就没有说破。只是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颂德，颂德一听立刻恼怒起来，不过他也不愿伤了胡兰成的自尊心，于是专门从光华大学写了一封信给胡兰成，信中只有短短一句话，他让胡兰成立刻离开斯家！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胡兰成自知理亏，也就没有多说什么，灰溜溜地从斯家离开，回到了胡村。而斯家太太当然知道其中原因，胡兰成走的时候她没有挽留，也没有点破，只是礼节性地为他饯行，并给了他五元钱作为路费。总的来说，斯家对待胡兰成可谓是仁至义尽了！可惜，胡兰成并没有因此而觉醒，他还这样为自己辩解道："我做了错事，不必向人谢罪，更不必自己懊悔；虽然心有内疚，也不过像采莲的船一般左右摇晃而已。"
也许冥冥中自有定数，胡兰成与斯家的"缘分"并没有结束，只不过这种缘分来自于胡兰成的没脸没皮。半年之后，他再次来到斯家，而且以后的逃亡他同样赖在斯家。如果换了有那么一点自尊心的人，是绝对不会再次打扰斯家的，可是他从未这样想过，他只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从来没有考虑过他的出现会给斯家带来怎样的后果！
胡兰成从斯家回到胡村以后，又稀里糊涂地混了半年，他的天性注定他的浪荡，所以他又来到了杭州，想要为自己找寻出路。而这次他又住在了斯家！虽然过去半年的时间，但是他仍然怀念雅珊为他带来的心跳回忆，真是脸皮厚到了极致！只不过，斯家太太并没有计较以前的事情，依然一如既往地照顾着他，双方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好在胡兰成这次住的时间并不长，不然说不定会"旧事重现"。
原来胡兰成的表哥吴雪帆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任校长，他自然将胡兰成聘请到了他的学校。
一年半之后，胡兰成转到了萧山湘湖师范学校教书，在那里待了半年的时间。在英专和湘湖师范学校教书的这两年里，每个月他都会按时将一部分钱寄回家中。除此之外，他对家中的老母和妻子玉凤并没有牵挂之情，只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回家一次。他生来就注定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有一天，大哥积润来到湘湖师范学校看望胡兰成，胡兰成便将那个月的钱让他带回去。谁知，这一举动反倒成了积润威胁玉凤的一个把柄，积润回家之后就对玉凤说道："我已经和蕊生说过了，蕊生也认为你不对。我这个阿弟是非常尊敬长辈的，自从我当家以来，他每次寄钱写的都是大哥收。你竟然欺骗我，看我将来得让蕊生把你送回唐溪！"玉凤被积润这番话吓了一跳，虽然她知道胡兰成是不会这样说的，但是心中仍然不安，于是争得吴菊花的同意，这才抱着三个月大的小女儿棣云一路打听，来到了湘湖师范，想要将事情跟胡兰成说清楚。
可是，胡兰成见到玉凤的时候他并没有欢喜，反而觉得玉凤的到来给他添了麻烦。他在生气之余，看着玉凤的一身打扮与女同事完全不能相比，竟然还觉得失去了颜面。所以，当他在校门口接玉凤的时候，感觉像被剥了衣服让众人观看一样，作贼似的急忙溜回了自己的宿舍。 （１１）
但是玉凤竟一点畏惧感都没有，虽然这是她第一次来湘湖师范。可见玉凤的落落大方与胡兰成截然相反。当她见到自己的丈夫后，立刻觉得心中安稳了许多，以至于忘记了此行的目的，最后只在晚上休息的时候才匆匆问了一句，知道并不像大哥说的那样之后，她也就没有再多问什么。玉凤对于自己丈夫信任至斯，真算是中国传统女性隐忍柔善的典范了。
在湘湖师范休息了一晚之后，玉凤就回家了。而胡兰成竟然没有一点挽留之情，他将玉凤送到萧山汽车站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胡兰成之所以对玉凤那么冷漠，不但因为他本来就淡漠亲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时他正热烈地暗恋着一个女孩。这个女孩被叫做四小姐，是胡兰成同学于君的妹妹。那时，胡兰成正处于如饥似渴的年龄，外加"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他实在不甘于与玉凤的旧式婚姻，想感受一下新式恋爱的甜美，于是脑袋就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了。但是，胡兰成过于迂腐、木讷，自然不会引起这种年轻女孩的注意，因此他那点猥琐的心思也就处于自我安慰的状态。
但是，玉凤却是对婚姻忠贞不二的人。胡兰成不在家的日子里，玉凤心里总想着他，不论是在厨房烧火做饭，还是在屋檐底下做针线活。就连在平淡的生活中，与婆婆、侄女说话的时候，嘴边挂着的也只有胡兰成的名字。在玉凤的心中，胡兰成是自己要爱护一生的男人，她从来没有怪过胡兰成对自己的冷漠；她唯一担心的就是，当胡兰成大富大贵之后会抛弃了她，即使在过完苦日子之后也不能享受胡兰成的疼爱。但是，玉凤从未将这种担心说出口，而是一个人默默地承受着，只是病入膏肓的时候才对胡兰成说道："你待我是好的。只是你曾经说过，和我结婚以来你从未称心过，这句话我一直放在了心里。"玉凤这样提起，并不是记恨胡兰成，而是从心里原谅了胡兰成，只不过她想在入土之前求得内心的平静！其情如此，真是让人喟叹！
胡兰成在湘湖师范任职半年之后的暑假，他回到了胡村。听说表哥吴雪帆的好友崔真吾那时正在广西国民党党部，以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任职，于是就想在过年春天去广西谋职，结果正好赶上"一·二八事变"，道路不通，而玉凤又因为太过操劳病倒了，胡兰成这才被迫暂留在了胡村。
玉凤刚刚病倒的时候心里非常恐慌，经常无缘无故地默默流泪。每当胡兰成扶她喝药的时候，她都会哭丧着脸说："死不得的呀！"可见，玉凤对家庭、对丈夫有着太多的留恋。而胡兰成的温言相劝，这才使得玉凤稍稍平静了些。
胡兰成的岳父唐济仙原本就是一个中医，自从玉凤生病那天起，他就隔三差五去胡村给玉凤诊断。当时，胡兰成的家庭颇为穷困，因此不论吃也好，或是药也好都没能对玉凤照顾周到，唐济仙自然心疼女儿，于是随口说道："把你嫁给这样的人家，实在委屈你了。"
胡兰成哪能受得了这种话，于是摔门而出，径直去了俞傅村，准备向庶母借一点钱。由于自胡兰成自他的义父死后，几乎就没有再到庶母这跑动，因此，庶母早把他看成一个"不孝儿"了。他到了庶母家后并没有直接开口借钱，而是隐晦地说玉凤生病了，想让庶母主动借钱给他。但是，庶母见他还抱着文人的架子不放，心中有气，便也不提钱的事。胡兰成见庶母也不主动提出，他便干了一件荒唐而滑稽的事：在庶母家住了下来，既不开口向庶母借钱，也不去谋划别的办法。似乎卧病在床的妻子玉凤只是得了感冒这种病一样！
直到玉凤咽气之时，胡兰成仍在赖在俞家。那个时候，庶母已经做好了早饭，让胡兰成先吃。也许夫妻之间存在神秘的感应，当胡兰成拿起筷子的时候，心里突然涌起一阵无名的悲哀，跟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他赶紧放下碗筷，坐到床边，想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绪。
吃完早饭后，胡兰成决定回家看看玉凤，于是跟庶母道别。庶母轻描淡写地说道："是的，你的确应该回去看看了，放着家里生病的妻子……"庶母说话的语气虽然很轻，但是一字一句分量很重，只可惜胡兰成并没有反应过来，他还想着庶母能够主动借钱给他，但是依照庶母的脾气，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１３）
这番记述对于理解胡兰成很重要，其重要更多的不是因为记述本身的内容，而在于胡兰成回忆玉凤这段往事的时候又曾说："很感谢有玉凤这样一个知己。一个人若有过这么一个知己，他的一生就算遭遇怎样的悲伤，也不会摇动对人世的大信！"所以他所谓的因玉凤之卒而产生的"天地不仁"，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一个让他以后可以毫无责任感地始乱终弃的信条。
玉凤去世之后两个月，胡兰成表哥吴雪帆的好朋友崔真吾回来了，那时他仍然还在广西国民党党部及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政训处任职。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告诉胡兰成，他已经和广西教育厅的厅长说好了，让胡兰成去广西的中学教书。除了胡兰成之外，他还找了马孝安和陈海帆。马孝安是吴雪帆在蕙兰中学读书时的同学，后来就读于厦门大学；陈海帆也曾经在蕙兰中学读书，那时他和胡兰成、吴雪帆他们就是文友。
胡兰成听说可以去广西教书当然是非常高兴，他在胡村早就已经待不下去了，玉凤病逝给他的心灵多少带来了一些创伤，家里沉闷的空起更是让他感到压抑和沉重，现在既然有这么一个好机会能够出去透透气，他怎么能够轻易错过呢？而且还有友人做伴。他可以说是欣然同意，没有任何犹豫，而家中的老母亲吴菊花、幼儿胡启和患有奶痨还不到一岁的幼女棣云，自然都被他一股脑儿地推给了只有15岁的侄女青芸，他现在哪里还有心思去考虑他们呢？
但是，当时他没有前往广西的路费，借当然也是借不到的--因为，如果能借到钱的话，玉凤的病情也不至于那么迅速的恶化--情急之下，他开始毫无顾忌，把俞家赠给他的竹园也折价卖掉了，而且丝毫不顾及庶母施氏的感受。不知他在妻子去世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此法，还是由于一时冲动加报复的心理。
马孝安和陈海帆的家庭都比较富裕，但是家境也在走下坡路，因此虽然表面上显得很慷慨，其实却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在胡兰成面前，马孝安和陈海帆自然认为自己有值得骄傲的资本，他们见胡兰成一个人闷闷不乐，就半玩笑半欺负似的嘲笑他的草帽破旧，并且顺手就拿过来抛掷取乐，胡兰成对此自然是无可奈何的。崔真吾虽然没有取笑胡兰成，却开玩笑似的说出了一句大实话，他说胡兰成因为丧妻而从旧式婚姻里走了出来。当时，胡兰成还没有从失去玉凤的悲伤中缓过神来，而且也还没有其他女人进入他的"法眼"，因此这句话对于他来说事相当刺耳的，但是他却并没有立刻发作。实际上正是崔真吾的这一句不经意的话，倒是点破了胡兰成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他真的是得到了解放，而且将解放发扬光大了，连续不断地进行着所谓的"新式婚姻"，不是未婚同居就是不办手续只写一纸婚书，或者干脆各取所需及时行乐，再或者就是展开了所谓的"夕阳恋"！
轮船经过厦门时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到了广西梧州，这时却传来消息说广西省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提出的让张海鳖当一中校长的事情没有被省政府议会通过，而胡兰成三个人来教书的事情就是由李任仁同意然后转给张海鳖来办的，现在张海鳖却没能如愿当上校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三个人能否有书教还是个未知数！因此他们三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去不去南宁的问题也就摆在了面前。正在犹豫不决之际，崔真吾提议说既然已经来了就还是去吧，让李任仁再另外想办法解决，不管怎么说还不至于没书可教，三个人这才路转南宁。马孝安还很体贴地为胡兰成着想说："只是兰成的情形不同，此去但凡有个机会，我与海帆就让给兰成。"
到了南宁之后，他们四个人一起去见了教育厅厅长李任仁。李任仁还是很讲义气和负责的，无奈各个中学都已经在前几天开学了，老师的名额也基本已经满了，而且三个人都只能教文史，一起安插确实是很困难的，于是三个人就只好先住在崔真吾的公寓里耐心地等待。
两天之后传来了好消息，说是省第一中学有了一个空缺，让他们三个人中的一个人先去。胡兰成本来就木讷默然，这个时候更是面薄嘴软，自然不好意思抢着说自己去；而陈海帆也是有些难为情，马孝安则有点"当仁不让"的架势，抢先对崔真吾说："我是下午就搬行李进去呢，还是先去见了校长，顺便看了教员宿舍？一中的房间如果好，我住校也可以的。"完全忘记了来南宁那天他在胡兰成面前的信誓旦旦--既然做不到，当初为什么把好言语挂在嘴边呢？这人真是可恶之极！ （１５）
又过了一个星期，桂林第三中学又出现了一个空缺，崔真吾问他俩谁去，胡兰成仍然是"君子讷于言"，陈海帆见状自然也就"当仁不让"了，忙说自己出来的时候家境已经相当为难了，他需要工作以补贴家用，而且自己也一直有游览桂林山水的宿愿，所以这个名额自然也就归他了。这时只剩下胡兰成一个人空守公寓了，而公寓里白天没有一个人，也就越发显得空荡和凄清了。
胡兰成一个人有些郁闷难耐，加上爱妻新丧，一直以来奔忙操劳，身心尚未完全恢复，就又从浙江到上海、转道香港，再来南宁，路途荡荡使人筋疲力尽，马、陈二人那副嘴脸更使他痛感人心不古，深刻体会了世态炎凉，现在又有些水土不服，终于病倒了。
胡兰成这病其实是内心郁郁、积劳成疾，外感风寒，加之水土不服抵抗力下降所致，所以也没有什么名目，也无从就医开药，因此尽管不时的头脑发热说些胡话，但也只能是硬扛着而无医治之法。躺在床上的胡兰成没有人陪伴，只好看着天花板胡思乱想，想来想去，自然也想不出什么名堂，越发地感到虽然天地宽阔，却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地和出路，一时之间颇有些心灰意冷。但是脑中突然又涌出了一个念头，如果病好了的话就去江西投奔红军，不过以他此时已经养成的性格特征来看，倘若真加入了红军，心也不见得就可以被染红。
胡兰成这一病就是20多天，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见了玉凤，玉凤在梦中依然殷殷切切地煎药服侍他。或许是心中有愧，或许是觉得玉凤托梦有奇，胡兰成被梦惊醒，出了一身的冷汗，烧也猛然间退去了，顿时觉得神清气爽，天亮后已经能够起床了，也吃得下去饭了。之后又出去散了一会儿步，回来之后就看到了教育厅长李任仁的介绍名片在桌上放着：原来第一中学又有了空缺，让胡兰成前去补缺呢！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胡兰成心中一阵狂喜，早把病愈后投奔红军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
广西第一中学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他们的性格外向直露，这一点与江浙人的温和内敛大不相同，学校里一天到晚都是吵吵闹闹、大说大笑的，人们好像根本就不知疲倦，还经常大呼小叫地一起出去逛街吃东西，这倒是挺合胡兰成的脾气。在这样生机勃勃的环境里，胡兰成受到了感染，原本感伤抑郁的心情也就逐渐开朗活泼起来了。但是人一兴奋了，就容易失去谨慎，而胡兰成的性格当中又有着很深的执拗和不服的特征，所以就容易出事。
广西一中有一位教初中国文的年轻女教师，是年级主任，名叫李文源，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是广东军阀李扬敬的堂妹。她在上海时加入了共产党，连续几次被逮捕，幸亏有李扬敬的保释才得以生还，后来避难来到了广西，到一中来教书。李文源性格外向，活泼大方，平时遇到疑难问题经常向教文史的胡兰成请教。有的时候吃过晚饭后天色尚早，就常和胡兰成等人一起出去散步。
当时在一中有一位男教师名叫贺希明，也是共产党员，一直暗恋着李文源，却一直求之不得。看到胡兰成和李文源挺亲密的，就怀疑李文源心中有了胡兰成，但是又不能确定，于是就借着一次胡兰成和其他几位同事在他房里玩的时候拿话来试探他。胡兰成当然不高兴了，于是说道："那李文源也不过和千万人一样，是个女人罢了，有什么神秘复杂的。"这自然不是贺希明想要的答案，于是就又拿话来激胡兰成，问胡兰成敢不敢打赌和李文源亲上一个。胡兰成明知是激将法，也知道贺希明是想陷害他，但是，这时他的执拗劲又上来了，于是就故意要做给众人看，当即起身到女生宿舍，径直走进李文源的房间。当时已经快要打钟吃晚饭了，李文源刚洗过澡，正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看到胡兰成进来了，赶紧站起来打招呼。胡兰成却一语不发，径直走上前抱住她就亲了一下，然后撒手就走。
李文源哪里遇到过这种事情，更不明白胡兰成为什么要这样做，当时就怔住了，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愣了半天。如果李文源不知道胡兰成为什么亲她，倒也没有什么事了，但是那贺希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偏要煽风点火，于是就对李文源说胡兰成是因为打赌才亲她。李文源勃然大怒，立刻去告诉了校长。不料校长刘九思只是笑了笑，却并未批评胡兰成，大概他也觉得这只是年轻人之间的玩闹罢了，不能较真。 （１６）
但是毕竟人言可畏。贺希明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搅坏两人关系的大好机会，于是就把事情的原委说得满学校尽人皆知。那个训育主任潘某本来就对胡兰成不满，这次终于找到了机会岂能放过他？还有一个叫刘淑昭的女人更是对胡兰成的无礼行为深恶痛绝。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在学校里闹得沸沸扬扬。李文源更是对胡兰成的非礼感到气愤，因为这使她非常难堪，现在又使她在学校里抬不起头，从此不再理他。而胡兰成却非常执拗地认为是李文源把这事告诉了校长，这是没有志气的表现，心里对她也非常气恼。于是两个人互相气来气去，变得形同路人，见了面更是避而远之，像见了瘟神似的，话自然是不会再说了。
那学期结束的时候，胡兰成被学校解聘了，李文源也被学校解聘了，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因为舆论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胡兰成被解聘之后收到了百色第五中学的聘书，算是没有失业，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换了个环境而已，因此倒也没有感觉到烦恼。
在离开一中的前一天晚上，胡兰成正在房间收拾行李，李文源忽然进来了，说要和他一起去百色。胡兰成感到非常吃惊，问道："你去那里做什么？那里又不聘你。"李文源说道："我只是跟你去。"胡兰成立刻被惊呆了，顿时无言以对。此时再细看她，只见她虽然没有打扮，却自有南方女子的绰约风姿，也很漂亮。心里不由地一动，但也不敢草率，于是推托说这件事情最好还是认真考虑为好。第二天，胡兰成邀请了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古泳今到西江上荡舟，和他商量这件事情。古泳今大概早就知道他会就此事发问，于是当即回答："你续娶应该，但李文源不宜于家室。"
胡兰成茅塞顿开，回去直接对李文源说，你不宜于家室。不料李文源却一心跟定了他。直到后来胡兰成去了百色，已经去了香港的李文源还几次三番地写信说要来找他。胡兰成那年已经28岁了，有一种非常现实的想法，就是"不要恋爱，不要英雄美人，惟老婆不论好歹总得有一个"，于是就在同事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名叫全慧文的女子，并且一见面就确定了关系，随即就结了婚。这在李文源看来，好像胡兰成是为了让她死心才这么匆匆新娶的。所以在伤心之余，勉强嫁给了一位师长。
后来胡兰成又从百色的第五中转到了柳州四中教了两年的书，在此期间他的母亲吴菊花因病去世，常以孝子自诩的胡兰成竟然没有回去奔丧！这不知道该算是他的怎样一副嘴脸！在这段时间里，胡兰成除了教书授课之外，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进行研究，连政治学和经济学都有所涉猎。虽然并没有什么成果面世，但是对于政治和经济总算是有了一些认识和了解，这对于他以后参与政治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胡兰成在这个阶段虽然地位有些低微，却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参与政治的心此时此刻已经蠢蠢欲动了。虽然身在学校，但是，他却不是只是埋头教书，而是在研读马克思著作的同时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揣摩，对中国的局势非常关心，有关这一点他在百色时所作的诗可以为证：
古道斜阳老妇耕，
山城年少正点兵。
西江不比潇湘水，
援瑟偏多杀伐声。
1936年前后的中华大地，形势动荡不安，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刻，那个阶段也是中国社会最黑暗、最压抑阶段，日本人虎视眈眈，整个中国笼罩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之中，日本人的气势咄咄逼人，中国人民此时也正在酝酿着绝地反击的抗日情绪；同时国内各派军阀势力的斗争波谲云诡、错综复杂，主战派和主和派势力的争斗一直没有间断，而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爆发。
而当时的广西头号军阀、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更是用志用谋、大显身手，他和共产党斗勇，和蒋介石斗智，显示出高超的政治才能。经过精心的策划，白崇禧导演了"两广事变"的爆发。闰二月，他联合广东军阀陈济棠、同城军阀李宗仁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意在出兵反蒋夺权。为了给这种举措造势，白崇禧手下的第七军军长廖磊既是他的广西老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在崔真吾的介绍下，请胡兰成过来帮助办《柳州日报》。胡兰成于是在报上高谈阔论，说什么"发动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开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不可被利用为地方军人对中央相争相妥协的手段"等等。人家本来是让他胡兰成当吹鼓手呐喊助威的，他倒好，利用人家给他的空间在那大放厥词高唱反调，这样一来可就不是造势了，分明是在拆台了。结果此次事变很快就以陈济棠丢官去职、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而宣告平息，腾出手来之后，广西当权者便反过来着手处理胡兰成了。 （１７）
胡兰成的这次事情可是弄大了，崔真吾也无法搭救他了。他被送交由白崇禧任总指挥的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军法审判。在绝望之中，胡兰成想到了直接给白崇禧写信的办法，他知道白崇禧非常爱才，给他直接写信申明事情原委，应该很有希望，于是就在监禁中提笔洋洋洒洒一挥而就。这封信还真的打动了白崇禧，于是下令将他释放，而且还拨了500元给他作路费，既算是逐客令，也算是礼送出境。
胡兰成这次被关了33天，这也算是他初次参与政治的尝试，虽然是吃了一些苦头，但也尝到了新鲜的滋味，而且还小露了一手，算是混了个脸熟。
胡兰成在风光得意的时候是从来不会想到家的，而在失意落迫、飘零凄凉的时候才会想到，这次同样是如此。虽然母亲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回去奔丧，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他在落难孤零的时候想到母亲。因此，在监禁的最后一天，在忧伤与惊惧之中，这个不孝子梦到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对于儿子总是宽容的，想必托梦给他，也是对他的无私的爱。
出狱之后的胡兰成，带着妻儿离开了广西，一路上经过湖南转汉口，乘船到南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停留了几天，因为见到了古泳今，那个当年在广西一中时关系不错的同事，对他说李文源不宜于家室的人。古泳今此时正在《中华日报》工作，当他得知胡兰成研究过几年马克思，对经济问题也有一些见解，于是就让他写稿子试试，胡兰成答应说先回家看看，有时间就写，然后就没有再作停留，一路回到了阔别五年的胡村。他是在1932年玉凤病逝后离开胡村的，现在已经是1937年3月了。
胡村依然是那阳的凋零冷落。胡兰成回到家里的时候，只有已经20岁的侄女青芸一个人在。青芸已经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也很懂事，她很热情地招呼着新来的六婶和宁生弟弟。宁生是胡兰成和全慧文的孩子，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小芸没有带回来，留在广西全慧文的妹妹那里。
胡兰成一边和青芸说话，一边习惯性地往灶间里瞅，自然是想看到母亲，虽然他知道母亲已经去世了。青芸明白他的心思，但是却没点破，也没有说什么。灶间的一瞥之后，胡兰成的神色黯淡了下来，又问青芸启儿在哪，青芸笑着回答："在学堂里，我就去叫他。"
胡兰成赶紧起身与青芸一起去桥下的小学里看儿子。胡启那时已经9岁，他和邻居家的小孩并排坐在一张书桌上，看见姐姐过来并没有作声。青芸把他叫过来，让他喊胡兰成爹爹，但是他却没叫，因为怕生。学堂里的先生一边和胡兰成打招呼，一边对胡启说："阿启，你爹爹回来了。"他还是不开口。于是青芸把胡启拖到了胡兰成跟前，对他说："阿启你领路，和你爹爹去下沿山。"胡启这才走在前头领路。
下沿山有玉凤的坟在那里，幼女棣云早年已经夭折了，也和母亲葬在了一起。胡兰成来到坟前躬身行礼后，又站在那里看了看，沉思了片刻，却没有一点感慨想要抒发。他就又走过去，用手抚摸着墓门石，叫着玉凤的名字，依然没有任何的感慨。
第二天上午，胡兰成又和青芸来到母亲吴菊花的坟头。一路上，青芸都一直在和他讲着给玉凤和母亲做坟的经过。他母亲是与父亲合葬的，合葬后的坟做得非常好，正对坟的方向很开阔；左下的位有个凉亭，站在里面可以看得见胡村的溪桥、人家、农田；右边是一片茶山桑地。坟旁还有一个个竹园，虽然只有疏疏的百余根竿竹，但看着也很是衬着这里的安然。
胡兰成来到母亲的墓前，行跪拜礼，青芸在他后面也随着跪拜。跪拜后，胡兰成又感谢青芸这几年在家照顾母亲和儿女的辛苦，青芸很懂事地说："有六叔寄钱回来，我只是做做事情，没什么的。"他就又问青芸母亲临终时有没有什么遗言，青芸说奶奶没有说什么。母亲死的时候儿子不在身边，又有什么遗言好留呢？
胡兰成看着母亲的墓，起身把祭坛石缝里长出来的草拔掉，青芸在捡拾了一下坟前樵夫散落的柴禾。做完这些，胡兰成想起自己童年时随家人上坟的情景，惆怅不已。他在后来的《今生今世》里以略带忧伤的笔触记述道： 第三章 绽放：沉香几炉是浮生(1)
刘邦说，游子悲故乡。我现在回到胡村，见了青芸，且到了母亲与玉凤坟头，只觉自己仍是昔年的蕊生，有发现自性本来的凄凉与欢喜。做人亦要有这种反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我乡下的俗语"做人要辨辨滋味"。我家实在要算得贫苦，后来几年我教书寄钱回家，亦不过按月二三十元，我母亲却觉有这样的好儿子，就满心欢喜，且村里人也都敬重她。玉凤当年及青芸亦都是这样的心思。西洋没有以苦为味的，惟中国人苦是五味之一，最苦黄连，黄连清心火，苦瓜好吃，亦是取它这点苦味的清正。但如今只有青芸是我的知己了。
胡兰成的这番对"苦"的自解，倒也传神地把他成年以后一直颠沛流离的生活状况表述了出来。他自妻子玉凤死后，便要"如天地不仁"了，这说明他认为自己以前是充满着感情在生活的，他把他自己生活中的拙行看作是质朴，把不善变通看作是率真，自负于事而又自卑于人。恶行未必就是由恶念产生，而是一种荒唐的自解和解世的想法，这个想法，大概从这个时候就慢慢开始了。而自小才情过人的张爱玲，固然也自负；少年受家变影响，后来也自私，但是张爱玲毕竟读懂了自己，她成年后曾对于小时候无意对父亲姨太太说的一句"你比母亲好"而耿耿于怀，也为一次无意地为后母附和而后悔。张爱玲读懂了自己，但终究没读懂胡兰成；胡兰成读懂了张爱玲，却从头到尾也没读懂过自己。
第三章 绽 放沉香几炉是浮生
雨夜中，一个弱不禁风的小女孩在风雨摇曳的世界里，孤独无助、胆怯可怜，天下之大却没有容她之处……每次想起这个梦，张爱玲都会难过地落泪。
从父亲家逃出来后，张爱玲终于如愿以偿地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了一起。母亲毕竟是母亲，有了真正疼爱自己的亲人的依靠，张爱玲顿时产生一种归依感及家的温暖。但在她迈出父亲家门之前，母亲曾私下传话给张爱玲："你仔细想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从前，张爱玲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无论是学费、医药费、娱乐费，还是零花钱都用不着操心，家里会为她准备齐全。在她16岁之前，张爱玲从来没有单独到商店里买过东西。现在，离开了父亲家，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家里的一切财产。此时，张爱玲成为了一个一名不文的穷孩子。
但张爱玲是一个很爱钱的人，当然，她也直言自己是个"拜金主义者"："我喜欢钱，因为我没怎么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
张爱玲之所以将自己生平赚到的第一笔钱--五元稿费--买了一支小号的唇膏。足可以证明，她在对钱的使用上真的没有成为像她母亲那样的人，她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必要苦了自己。但不幸的是，当张爱玲投奔到她母亲家里时，母亲手上的首饰、古董已经所剩无几了。对于这对准备相依为命的母女来说，钱成了她们之间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张爱玲的加入使母亲处于左右为难之中，母亲不仅要供她读书，同时还怀疑女儿是否值得自己这般孤注一掷的培养。由于母亲在张爱玲年幼时去了欧洲，一去就是八九年，爱玲一直没有很长时间跟母亲住在一起，也没有与她走得很近。母亲在她心中，是一种令人心仪的生活风范的象征，是她所倾慕的榜样，是被神化了的。这样的两个在不同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的人相处一室，其差异便可想而知。所以母亲时常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身边这个不知有多大学问的女儿。而张爱玲也似乎感受到了母亲的这种怪异的眼神--母亲认为女儿真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母亲对张爱玲的影响、激励、失望是真实的。母亲的这次回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张爱玲升学。在母亲看来，张爱玲虽聪慧、有才学，但在日常生活中和为人处世上却显得十分幼稚。当然，母亲对张爱玲还是报有很大希望的，于是决定在两年时间内培养张爱玲学习适应环境。母亲细心地教她煮饭、用肥皂洗衣服，教她走路姿势--袅娜娉婷，教她会看别人的眼色，叮嘱她点灯后要立刻拉上窗帘，照镜子时要研究面部的神态，教她如果没有幽默细胞就不要轻易讲笑话……但是，两年还没过去，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便彻底失望了。母亲被张爱玲的个人修养方面的愚蠢气得不得了。例如母亲在教她笑的技巧方面，就使母亲哭笑不得。张爱玲并不会像大家闺秀一样，笑不露齿或抿嘴微笑，她一笑起来，有两种状态：一是嘴有多大就要张多大，咧着嘴好似给人家看自己的牙齿一样哈哈大笑，另一种就是美滋滋的傻笑，样子倒像一个天真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母亲发现女儿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学会补袜子；她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都尝试过教她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她竟然不知道电铃在哪儿；有一段时间，张爱玲生了病要天天乘黄包车到医院去打针，接连去了三个月，她却还不认识那条路。当张爱玲出乎意料地与母亲的那种半怜悯半挑剔的眼光相接时，她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无能、庸俗、笨拙、懒惰和可怜。渐渐地，张爱玲认为自己"真是个废物"。当初逃离父亲家的兴奋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张爱玲觉得，这些琐屑的难堪，正在一步一步地吞噬着母亲对她的爱。正如她所说，"这时候，母亲的家亦不复是柔和的了"。 （２）
在现实社会中，张爱玲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在母亲面前，她更是一个失败者。张爱玲或多或少地承受了某些压抑和不安。她的敏感与不安在这种若有若无的对比下不断加深，并且对母亲的看法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张爱玲曾说过，在父亲家里早已孤独惯了，所以突然要学做人，并且还是在"窘境"中做一个淑女，简直困难。
受母亲的影响，正值花季的张爱玲深深地喜欢上了上海滩上的各种摩登的服饰、五彩绸缎、琳琅满目的洋货，张爱玲不禁也是很向往。可经济状况并不允许她享受这种奢华的美。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又提出了一个公允的方法让女儿选：若现在嫁人，不仅可以不读书，还可以用学费装扮自己；如果要继续读书，不仅没有这些美的装扮，还要为学费之类伤神。
小小年纪却要多次被迫做出选择，选择父母、选择生死，现在还要选择前途。张爱玲笑着告诉母亲，她有一大部分生命的乐趣能够代替没有漂亮衣服的苦恼。因此，她选择继续读书。而从这一刻起，张爱玲的心底深处便产生一个心愿，她要设计自己的广阔天空，待中学毕业后，也要像母亲一样出国留学，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张爱玲潜下心来要好好学习。
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在上海举行了一次远东区招生考试。在这场考试中，张爱玲在日本、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伦敦大学远东地区的第一名。但由于战争，她无法远渡重洋去上学。而伦敦大学当时的入学考试成绩与香港大学一样，因此张爱玲便独自一人乘船去了香港，开始了她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
此时的香港，经过百年的岁月洗礼，已经成了东方的一颗明珠。而当这个远离父亲阴暗的老宅以及母亲"淑女"的清规戒律的女孩看到这个全新的世界后，她这颗年轻的心真正地舒畅了。此时的张爱玲对生命充满了探索的热情，她现在自由了，能够尽情地读书了。可以说张爱玲一生中最美丽、最开心的时光就是在香港学习的那三年。在这里，她可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天性，同时，香港先进文化的刺激、启发，以及不调和的色彩与情调的渲染，为她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这一点在她后来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香港"传奇"中均可见。
在港大，张爱玲发奋图强，她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整日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反应机敏的学生，港大的某些课程也未必都是她所喜欢、擅长的。可她能够揣摩每一位教授的心思，因此每一门功课都是第一，而且她在两年内获得了两项奖学金。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说，他教了十多年的书，从未给过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由此可见，张爱玲是十分看重成绩和分数的。在这三年里，张爱玲完全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优秀生。当然她为此也付出了极其心痛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放弃写小说的嗜好。
事实上，自从张爱玲识字那天起，无论上小学、中学，都有很多自发创作的作品，但是为了学好英文，实现中学时代的理想--有一天能够像林语堂那样，用英文写小说成名--张爱玲苦练英文，不仅停止了一向喜爱的中文创作，甚至在这三年时间里没有用中文写什么东西，即使给姑姑和母亲的家信，也都是用英文写的。她还大量阅读英文原著小说，例如萧伯纳、劳伦斯、毛姆等人的作品，使她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而她唯一没有完全抛弃的就是绘画了，但这仅仅是因为绘画不会占用太多的时间，她可以借此放松精神。
张爱玲生性孤僻，很难与人相处。她不太喜欢与其它同学一起去游山玩水，当然偶尔会去一下。她认为出去看人、随便谈天，不仅会使自己感到不安，而且还会浪费时间。因此她始终都将自己的喜好放在第一位，很少在意别人的看法。她习惯于洞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的人生世相，但几乎没有与人交流的渴望。这种自负的性格与后来结识外表看似愚讷，内心轻佻飞扬的胡兰成十分合拍。张爱玲自认为看透一切，不屑与人交流；而胡兰成却是自以为洞悉一切，他会用一些穿透力很强的话语表达出来，就像说中了张爱玲的心事一般。 （３）
在港大的三年里，张爱玲虽然充分感受到了其它同学身上的那些莫名趣味，但是真正能与她趣味相投、朝夕相处的，能够共同感受生活精微处的美妙的，能一起仅仅为了一杯冰淇淋、一块小布头、一个黑黑的小老头娃娃而欢喜不已的，似乎只有她的同学炎樱了。如果没有炎樱，张爱玲的整个香港生活必然顿失生机，而且她还会失去许多感受生命飞扬的机会。这个阿拉伯后裔女孩倒是很风趣、活泼快活的，全身都迸发着喜悦的细胞。张爱玲在她的散文集《流言》中就有《炎樱语录》几则。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在上学时的快意与默契。
炎樱本名Fatima，音译后叫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名字。炎樱很淘气，但做事干脆利落，生活起居也与常人不一致，但这偏偏是张爱玲欣赏她的地方，即欣赏她的聪慧与绝妙；至于炎樱，她也十分欣赏身边这位个子高挑的中国女孩，惊奇于张爱玲心里竟藏有如此多的、细微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而又在历史与文学方面出奇的优秀。
在港大，她们俩一起度过了美丽、明快的时光，虽然张爱玲性格孤僻，也不喜欢活动，但她却奈何不了炎樱那种孩子式的天真无邪和阳光般的热情快乐。因为炎樱是混血人种，所以在香港她认识很多朋友，张爱玲便跟着她常常出去走动，从而更多地了解到香港丰富且复杂的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她对乱世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这些经验在她离港后的创作过程中，有着了潜在的影响。
然而，毕竟是乱世中人，1942年12月，日本向香港发起了进攻，香港被占领了。埋头苦读的张爱玲的寒窗生活也被中断了。对于战争，张爱玲感受得极为深切。她很早就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在上海，张爱玲在苏州河旁的炮声中逃脱了父亲的牢笼；紧接着，战争阻挡了她前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现在，就在她即将毕业且可以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时候，战争再一次阻止了她。
但张爱玲仍然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它："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很不舒服，而且还会抱怨，但最终还是睡着了。"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去理会。出生入死，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
难说此时的张爱玲是否内心一直超然，她这种对万物都冷冷的态度使得后来的胡兰成倒是很欣赏，并称此为"贵族的矜持"。
非常态的生活无情地撕开了生命脆弱、不堪一击的底子，平凡的人们到底捱不过空虚的绝望，而纷纷想抓住一点踏实的、稳定的东西。面对弱小、苍白的生命，许多人想到了结婚。张爱玲周围有很多人都在这个时期选择了结婚，他们这样做只为了抓着一点两情相悦的感觉，以此来抵抗炮火轰炸下生命的绝望与空虚。
期间，一对男女来到了张爱玲所在的防空办公室。他们想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那个男的是一名医生，平日里也许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是，此时的他久久凝视着自己的新娘子，眼里有种近于悲哀的恋恋之情。新娘是一名看护，生得矮小美丽，红颧骨显得喜气洋洋的。由于弄不到结婚礼服，所以她只穿了一件镶着墨绿花边的淡绿色绸夹袍。他们来了几次，每次都要等上几个钟头，俩人默默地对坐着，对看着，满脸堆笑，看得久了身边的其他人也都笑了。
在这灿烂的笑脸下，张爱玲体会到了生命的坚强与人性的宽厚，生命原来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向前走的。毋容置疑的是，在香港经历了战争的张爱玲，已经形成了完整、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对于时代及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活，张爱玲已经有了成熟的理解，这也构成了她日后走上文坛的基础。或许正是因为那一对夫妻的"满脸堆笑"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一年之后的《倾城之恋》中那对平凡而又精打细算的夫妻才会在同样的兵荒马乱中发现了生命细微的光亮。轰炸、死亡、恐惧、仓惶中对爱的追寻，使张爱玲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甚至已经不再重视、斤斤计较于未卜的前程，反而沉醉于眼前的琐屑欢乐以及一点点惊喜。张爱玲曾说过，人生所谓的"生趣"其实都存在于一些不相干的事上。理想、计划、前程是多么的遥远、不可靠，只有眼前的幸福、喜悦才是可以牢牢抓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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