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张爱玲在百般空虚、无聊中，重操旧业画了很多画。她似乎又回到了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时代，当时，她就是在课桌下面偷偷地画画的。张爱玲觉得，战争这段时间正是她绘画上的黄金时期。以后即使照着样子再画一遍都画不出来。当然，张爱玲的画和她的文字一样，都是那么犀利、一针见血，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香港的战争很快就结束了，但人们的希望还是渺茫，生死依旧未卜。以后的路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就如现在南京宦海沉浮的胡兰成一般，谁知今日高居庙堂之上，云过雁飞后，他日命运又该如何？
1942年夏天，张爱玲和好朋友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此刻她还不知道，经过一番风雨洗礼之后，她单薄的青年时代将出现最绚丽的彩虹了。真可谓是：
烽烟战乱前途未卜怎奈巾帼之志
风起云涌倾城才情沪城终闪星光
三年前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繁华与刺激，一直留给张爱玲很深的印象。虽然当时的上海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今天，上海仍然没有挣脱日本的铁蹄。虽然她看到了这一切，可她并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因为她已经基本形成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性格。就在这个时期，张爱玲的母亲又已出国，于是她便投奔到了姑姑家。
在这以后的3年，正值张爱玲一生创作最为璀璨的时期。但她究竟是什么原因选择了职业作家这条路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经济的窘迫。张爱玲在刚刚逃出父亲家时，就很清楚自己是"一个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人"。从香港回来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事实上，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还有半年就毕业了，但因为战事而不得不辍学回来。原本她还想既然自己的成绩这么好，等港大毕业后便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深造，但现在唯一可补救的就是转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还是有长远眼光的，她对弟弟说："总得有一张毕业文凭吧。"
而此时正赶上弟弟也要报考圣约翰大学，钱便成了最大的问题，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当时的情景：张爱玲只是叹了一口气。
张爱玲唯一可依靠的姑姑也没有多少钱了，无法提供学费，但她提议，转到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当由张爱玲的父亲支付。因为当初她的父母在协议离婚时，其父亲曾承诺要负担张爱玲以后的教育费用，但张爱玲在港大的三年里，他一分钱都没出，所有费用都是她母亲负担的，现在只剩半年的学杂费了，理当由他出。对此，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张爱玲1939年初逃出父亲家后，她已经4年多没有同父亲联系了。即使在港大期间，也从未与同学提及她家里半句，换句话说，她与父亲之间的情份早已断了。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跑去向父亲要钱，未必能得到学费，反而还伤了自己的尊严。
张爱玲的弟弟倒是赞成姑姑的意见。弟弟私下里曾向父亲提到过张爱玲回上海后的生活情况及学费问题。父亲听后，些许沉默，说道："叫她过来。"显然，父亲对她4年前离家出走仍耿耿于怀，就像她对父亲和后母未能释怀一样。几年里，双方都没有寻找一个相互谅解的机会。
几天后，张爱玲回到了4年前的家。不过，此时的父亲家已从原来那栋豪华的大别墅搬到了一座小洋房。后母提前得到了消息，躲了起来。隔了4年，张爱玲与父亲在客厅里第一次见面了，两人都甚觉陌生。张爱玲的神色更是冷淡，几乎没有什么笑意。她看到父亲渐露的衰敝象，正体现了清王朝倾覆后，名门世家所普遍经历的境况。对此，张爱玲耳闻目睹之甚多，在她的小说《怨女》中就有这方面的描绘。父女俩对于4年前的事情只字未提，似乎都没有做好谅解对方的准备。张爱玲只是简略地将她要在圣约翰大学续读的计划及学费情况和父亲说了说。那一天，父亲是难得的宽容，不仅没有计较张爱玲的冷漠、无礼，而且还让她先去报名考试，并说："学费我会叫你弟弟给你送去的。"
已经长得亭亭玉立、孤傲不群的张爱玲在家里连十分钟都没坐上便离开了。只要把话说清楚了，还有什么意义在那里多待呢。张爱玲没有意识到，这次是她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她最后一次与父亲见面。但是父亲常常通过杂志、报纸、电影了解她的情况。不久，张爱玲就红遍了上海滩。她在文中多次提到父亲，在她的笔下，父亲是一个抽鸦片、粗暴、迂腐、无用、没落的形象。真不知道她的父亲在看过那些文章后有何感受。 （５）
有了父亲提供的学费，张爱玲便于同年秋天转学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她和弟弟成了校友。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在转学考试中，竟然因为国文不及格而需要进补习班。这件滑稽的事情使张爱玲感到惊诧，也使那些教过张爱玲国文的老师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从小到大，张爱玲的国文修养都很好，或许是在港大三年里坚持不用中文的原因。但补习班开学不久，张爱玲便从国文初级班直接跳到了高级班。
自从母亲在1939年去了新加坡，已经几年不知音讯了。张爱玲向父亲要了学费，就不愿再去向他讨生活费。因为她是一个倔强的女子，不太愿意求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她需要自立、需要自己解决生活费。其实张爱玲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当初离开家，就是她主动放弃了家里的财产，而当她决定到港大继续念书而不做一个穿着华丽、锦衣玉食的少奶奶时，她就决意放弃依靠男人而生活的想法。但像张爱玲这样的家庭，多数女孩子的前程、命运都会是嫁个有钱人，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可那时的张爱玲似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将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就像她的姑姑、母亲那样。
于是，仅上了两个月学的张爱玲辍学了。随后，她的弟弟因为身体的原因也辍学了，俩人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因为没有钱，又吃住在姑姑家，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张爱玲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事实上她很早就想自己赚钱、经济独立。而此刻，张爱玲还不太明确自己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在港大三年里，张爱玲对教授的授课方法颇有看法和见解，例如她不主张教授多讲，而主张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与自觉性。因此在她弟弟建议她找份教书的工作或者做编辑时，张爱玲立即否决了这两个建议。因为此时张爱玲的性格越来越内向，虽然具备一流中文作家的才能，而且还有深厚的英文写作功底--这也正是她后来成为一个双语写作作家的基础--但张爱玲认为，教书不仅要底子好，而且要善于表达，能够将心中的看法与观点尽可能全面、清楚地表达给学生，也就是能说，"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张爱玲说。
当然，张爱玲说得没错，她自小就敏感内向，话少，朋友少，并且不愿意见陌生人。在港大三年里，除了炎樱，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不喜交往渐渐使她养成了孤傲不群的性格。若让她这么一个只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的人，去跟一大帮不大不小的孩子打交道，那着实难为她了。于是，弟弟又提议让她到报馆找个编辑工作，编辑只管坐在房间里编稿子，也不会经常出门交际。可她说："我还是替报馆写稿好了。这阵子我写了些稿子，也赚了点稿费。"
1942年，乱世才女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张爱玲选择作家这条路并非偶然，其实她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从小就被别人看作是天才，因此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便没有其它生存目标了。"此后的岁月也不断地证明，张爱玲最终是选择了一条天才的道路，一条依靠内心与梦想而生活的道路。
文学写作不仅成为张爱玲自谋生活的方式，而且还成为了她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一切，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张爱玲在很早的时候似乎就与写作有着不解之缘。
在此，有必要再一次提到几乎与张爱玲断绝往来的父亲。虽然父亲是一个满清遗少，生活放荡不羁，败家本领一样不缺，最终破败潦倒而死，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与自己的父亲张佩纶一样，是一个旧式的、有家学底子的人。张佩纶不仅是个官员而且还是一名学者，甚至还是一个热情饱满的业余小说作家，他和李菊耦合作出版过武侠小说《紫绡记》。张爱玲小的时候曾经见过此书，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十分精致。在这种家庭氛围里，张爱玲的父亲自然也喜欢文学。他以传统士大夫的方式，把文学看作是自己情感与信仰的来源。 （５）
有了父亲提供的学费，张爱玲便于同年秋天转学进了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她和弟弟成了校友。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她在转学考试中，竟然因为国文不及格而需要进补习班。这件滑稽的事情使张爱玲感到惊诧，也使那些教过张爱玲国文的老师们感到诧异。事实上从小到大，张爱玲的国文修养都很好，或许是在港大三年里坚持不用中文的原因。但补习班开学不久，张爱玲便从国文初级班直接跳到了高级班。
自从母亲在1939年去了新加坡，已经几年不知音讯了。张爱玲向父亲要了学费，就不愿再去向他讨生活费。因为她是一个倔强的女子，不太愿意求人，即使是自己的亲人，所以，她需要自立、需要自己解决生活费。其实张爱玲早就有这样的想法，当初离开家，就是她主动放弃了家里的财产，而当她决定到港大继续念书而不做一个穿着华丽、锦衣玉食的少奶奶时，她就决意放弃依靠男人而生活的想法。但像张爱玲这样的家庭，多数女孩子的前程、命运都会是嫁个有钱人，过着平淡无味的生活。可那时的张爱玲似乎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必将走上职业女性的道路，就像她的姑姑、母亲那样。
于是，仅上了两个月学的张爱玲辍学了。随后，她的弟弟因为身体的原因也辍学了，俩人都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因为没有钱，又吃住在姑姑家，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张爱玲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事实上她很早就想自己赚钱、经济独立。而此刻，张爱玲还不太明确自己适合从事什么职业。在港大三年里，张爱玲对教授的授课方法颇有看法和见解，例如她不主张教授多讲，而主张尊重学生的独立性与自觉性。因此在她弟弟建议她找份教书的工作或者做编辑时，张爱玲立即否决了这两个建议。因为此时张爱玲的性格越来越内向，虽然具备一流中文作家的才能，而且还有深厚的英文写作功底--这也正是她后来成为一个双语写作作家的基础--但张爱玲认为，教书不仅要底子好，而且要善于表达，能够将心中的看法与观点尽可能全面、清楚地表达给学生，也就是能说，"这种事情我做不来"。张爱玲说。
当然，张爱玲说得没错，她自小就敏感内向，话少，朋友少，并且不愿意见陌生人。在港大三年里，除了炎樱，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不喜交往渐渐使她养成了孤傲不群的性格。若让她这么一个只习惯于沉浸在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里的人，去跟一大帮不大不小的孩子打交道，那着实难为她了。于是，弟弟又提议让她到报馆找个编辑工作，编辑只管坐在房间里编稿子，也不会经常出门交际。可她说："我还是替报馆写稿好了。这阵子我写了些稿子，也赚了点稿费。"
1942年，乱世才女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了职业作家的道路。
张爱玲选择作家这条路并非偶然，其实她在很早的时候就说过："我是一个古怪的人，从小就被别人看作是天才，因此除了发展我的天才便没有其它生存目标了。"此后的岁月也不断地证明，张爱玲最终是选择了一条天才的道路，一条依靠内心与梦想而生活的道路。
文学写作不仅成为张爱玲自谋生活的方式，而且还成为了她生命存在的方式。这一切，却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张爱玲在很早的时候似乎就与写作有着不解之缘。
在此，有必要再一次提到几乎与张爱玲断绝往来的父亲。虽然父亲是一个满清遗少，生活放荡不羁，败家本领一样不缺，最终破败潦倒而死，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与自己的父亲张佩纶一样，是一个旧式的、有家学底子的人。张佩纶不仅是个官员而且还是一名学者，甚至还是一个热情饱满的业余小说作家，他和李菊耦合作出版过武侠小说《紫绡记》。张爱玲小的时候曾经见过此书，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十分精致。在这种家庭氛围里，张爱玲的父亲自然也喜欢文学。他以传统士大夫的方式，把文学看作是自己情感与信仰的来源。 （６）
父亲之所以希望张爱玲强于弟弟，其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张爱玲是一个女孩子，但父亲特别喜欢她从小就散发出的灵气。事实上，父亲是最早发现并培养张爱玲这种创作天赋的人。《摩登红楼梦》这篇长篇小说是张爱玲在很小的时候的游戏之作，书中的回目还是她父亲代她拟成的，此书看上去很像样。《摩登红楼梦》中的回目为：
"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仙贾琏膺景命"
"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
"收放心浪子别闺闱，假虔诚情郎参教典"
"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
"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
"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很明显，父亲对张爱玲的幼作十分认真，着意培养她的文学兴趣。张爱玲在读黄氏小学后，某个寒假，她仿照上海当时报纸副刊的样子，自己配图写作，编撰出一张以她家生活中的趣事为主要内容的副刊。父亲见了高兴不已。亲朋来了，父亲总是满脸得意地将这张副刊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小女做的报纸副刊。"
毫无疑问，父亲的文学素养与他对张爱玲创作才能的认识及鼓励，都使张爱玲形成了极强的创作兴趣以及创作才能。但是，对于这一点，张爱玲在文章中却很少提及。
张爱玲7岁左右就写了生平第一篇小说。那时她住在天津的老宅，没有了母爱，只是在家里的仆人和亲属讲给她的故事中寻找一丝快乐。处于寂寞生活中的张爱玲在这部小说中写的是一篇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姑嫂相斗、相杀的故事。书中男主人公姓云，娶了个叫月娥的媳妇，而小姑叫凤娥。一次哥哥出门经商，凤娥乘机设下计策欲陷害嫂嫂。但张爱玲写到这里便停下去构思另一篇小说了。
由于此时的张爱玲听到了很多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历史故事，所以她这次构思的就是历史小说。一个旧账簿的空页上印着小爱玲稚嫩的文字。开头是这样的："话说隋末唐初的时候。"正巧这时一个叫"辫大侄侄"的亲戚走过来看，说道："嗬！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当时张爱玲感到非常得意。只可惜就写了个开头。
张爱玲自9岁起便给《新闻报》投稿了。当时她还是一个小不点，与同龄人相比，略显成熟。但这次投稿却石沉大海了。
在她十一岁时，社会上流行一种言情笔调的新台阁体。受这种文体的影响，张爱玲又写了一篇小说《理想中的理想村》。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她在文中的语言充满了当时流行于文坛的布尔乔亚式的语句："在小山的顶上有一所精致的跳舞厅。晚饭后，乳白色的淡烟渐渐地褪了，露出明朗的南国的蓝天。你可以听见悠扬的音乐，像一幅桃色的网从山顶上撒下来笼罩着全山……"张爱玲在这篇文章中十分注重对文句的修饰，词语绮丽精致，乍看之下并不像一个初入文坛的人。虽然张爱玲后来有些讨厌这种"新文艺烂调"，但对于当时的她而言，这篇文章却展示出了她丰富的想象力与非凡的文字表达能力。
张爱玲的第一篇情节较完整的小说是这样的：女主角素贞同她的情人一起游公园。忽然一只玉手轻轻拍了下她的肩，回头一看原来是她美丽的表姐芳婷。于是她把表姐介绍给了自己的情人，结果却酿成了三角恋的悲剧。最终，素贞投西湖自杀了。小说写在了一本笔记簿上，睡在蚊帐里的同学们相互传阅翻看，不久，上面的字迹就模糊了。小说中的负心汉叫殷梅生，当时张爱玲的班上恰巧有一个同学姓殷，她说："他怎么也姓殷？"于是提笔来改作"王梅生"，后来张爱玲又改了回来，又改了回去，改来改去的把纸擦穿了。她母亲看到这篇小说后，说："那个素贞若要自杀，也决不会坐上一段火车跑到西湖去自杀呀。"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西湖是美的，即使死，也要死在一个很美的地方，这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尾。小小年纪的张爱玲，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唯美倾向，这也许是对她后来人生波折的一种暗示。 （７）
张爱玲第一次写出这么有头有尾的故事之后，便开始尝试创作大篇幅的作品。她首次尝试的便是那本父亲代拟回目的《摩登红楼梦》。受父亲的熏陶，张爱玲从小就熟读《红楼梦》，她甚至可以将《红楼梦》里诸多的人物统统搬到现代社会上来，热热闹闹地编造出另外一个喜嚷喧吵的故事：贾政坐在火车上，贾琏则是铁道局局长；贾珍来信说，尤二姐已经请下律师欲控告贾琏诱奸遗弃，打算狠狠地诈他一笔款子；主席夫人贾元春做了新生活时装表演的主持；被贾府打发出去的芳官、琪官进入歌舞团继续深造，却引起了贾珍父子与宝玉的追求；巧姐儿被绑架了；宝玉则哭着喊着要同黛玉一同出洋，家里通不过，两人便负气出走，最终贾母王夫人屈服了。但谁知，他们临走时，宝黛二人又拌了嘴，闹决裂，一时无法挽回，宝玉只得独自出国。一切虽喜气洋洋的，却没有什么深意或独特的意境，然而书中对喧哗热闹场景的渲染，足以证明古典韵味对张爱玲性情的浸染。
"一场红楼梦，十出西洋镜。"在这部作品中，张爱玲调遣了自己在这个时代所有消化了的中西文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以及超凡的文学才能。由此可见，张爱玲不仅精通《红楼梦》中所有众多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且还能够将它们平移到当代时空下。文中的想象、夸张、比喻，可以说，即使是当时最有力度的新文学作家也都难以企及。那一年，张爱玲才14岁。毋庸置疑，张爱玲后来的小说《金锁记》、《茉莉香片》等，其语言上的纯熟以及对人物心理入木三分的刻画，早在这个时候就有所训练了。
1932年，在张爱玲成为圣玛丽亚女校的一名学生后，她便以一个奇才逸女的特征脱颖而出。
在那里，张爱玲吸入了新的空气，这种气息不同于她在家中感受到的春日迟迟的气息。在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是当时大名鼎鼎的美国教会女子中学之一，而且可以算得上是贵族化学校。但圣玛丽亚女校与其它重英文轻国文的教会学校的教育风气不同，它比较重视对学生的国文教育，校内图书馆里不尽有大量的中国书报杂志，而且还为学生提供了很多发表本国语言文字的机会与活动。中学期间，张爱玲这般特异的创作才能很快被发现了，而且得到了有益的鼓励。
根据圣玛丽亚女校国文教师汪宏声先生回忆，当年他第一次知道"张爱玲"这个名字，是因为一篇《看云》。
1936年秋，汪先生在这所学校任教。自从汪先生授课，圣玛丽亚女校高中生的作文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同学们的创作热情也有所增加，积极写作，各式题材都有，小说、剧本、诗歌等。但张爱玲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沉默与板滞，创作的文章依然绚烂瑰丽，神情依旧冷漠抑郁，看上去没有什么生气。汪老师在第一次堂课上让同学写作文，只给出两个题目任大家选一个，当然也可自己命题。但大多数学生都习惯了做一些说立志、说知耻之类的准八股文章，看着汪先生的"学艺叙"与"幕前人语"这两个题目，不仅感到异常，而且对于那个自由命题，更是毫无经验的事。一堂课下来，交上来的作文几乎都是在最后几十分钟内将三几百字联起来了事的，其中根本不知道"思想"是何物，更不知道如何发挥"思想"。但在这些文章中，汪先生被一本作文吸引了，题曰《看云》。这是班上仅有的一篇自己命题的作文。文章写得潇洒流畅，瑰丽玲珑，尽管有几个别字，但整体上不乏飘逸灵秀之感。汪老师注意到题目下的署名--张爱玲。
虽然张爱玲在学校里表现得很沉默、懒惰、不善与人交流、不喜欢交朋友，甚至有时还有些萎靡不振，但这些并没有妨碍她创作才华的发展，她所创作的文章总是那么绚烂瑰丽。因为汪先生的赏识，张爱玲在校刊上多次发表过作品，如短篇小说《不幸的她》、散文《迟暮》等，深受同学的好评。
有一次，汪先生利用一个课外国光会的组织，组织出版了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刊名为《国光》。当时他很想让张爱玲做编者，但她慵懒惯了，不愿意编辑只愿投稿。于是她先后在《国光》上发表了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但她对这两篇"新文艺腔"很重的小说并不满意。 （８）
这几篇处女作已经预示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文学天才。汪宏声先生对张爱玲寄予了厚望，要她再接再厉，将来的前途是未可限量的。但一向冷漠的张爱玲好像将她全部的热情和注意力注入了她的文章中了，从而使她在现实社会中更加冷漠、板滞，有时还让人哭笑不得。
《牛》这篇小说创作于五四以后，书中表达了一种对下层农民的同情，体现了贫穷之下生命的悲哀。主人公禄兴是一个朴实的农民。因为家道艰难，只好卖掉耕牛，又把自己娘子陪嫁的银簪子卖掉了。这样一来，春耕的时候便无牛耕田。他想将自家的两只鸡送给邻舍，以便向人家租借一头牛。刚开始娘子不同意，但最终也没有别的办法。牛借来了，但没想到那头牛的脾气很大，根本不服禄兴的管束。于是他略加鞭策，牛反倒向他冲了过来，牛狠狠地将角刺进了他的胸膛。就这样，禄兴不幸送了命。其娘子临此惨祸，悲痛欲绝，自己爱恋的东西似乎都长了翅膀，在凉爽的晚风中渐渐飞去，先是牛，然后是自己的银簪子，接着就是鸡，最后竟然是自己的丈夫。张爱玲在书中这样描写她的悲伤："黄黄的月亮斜挂在烟囱口，被炊烟熏得迷迷蒙蒙，牵牛花在乱坟堆里张开粉紫的小喇叭，犬尾草簌簌地摇着栗色的穗子。展开在禄兴娘子前面的生活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缺少了吱吱咯咯的鸡声和禄兴的高大的在灯前晃来晃去的影子的晚上，该是多么寂寞的晚上啊！"很明显，虽然张爱玲的创作受到了当时文艺风气的影响，但在《牛》中她已经开始注意到自己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意境的创造等问题。后来她在《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封锁》中也多次这样尝试。
《霸王别姬》表现的则是另一种苍凉的美丽，从这本书中似乎可以感受到她后期小说中清冷的气息了。这本小说是根据汪先生在课堂上介绍的历史小品知识与《项羽本纪》相结合而创作出来的。书中，项羽是一名"江东叛军领袖"，虞姬则是项羽背后的一个苍白而忠心的女人。在她看来，即使项王真的一统天下，她成为了贵妃，其前途也未必就是乐观的；因为现在，他是她的太阳，而她却是反射他的光的月亮，拥有他，她才感到有意义；某天他当了皇帝，必有三宫六院，他们的天宇定有无数的流星飞入，她们会与她分享这个太阳。所以虞姬私下里是盼望这个仗能一直打下去。在他们困于垓下的某天晚上，夜冷星寒，虞姬突然听到敌方远远传来的"哭长城"楚国小调。她便急匆匆地赶回营中准备报告项王，但看到熟睡的项王又不忍唤醒。"他是永远年轻的人们中的一个；虽然他那纷披在额前的乱发已经有几根灰白色，并且阳光的利刃已经在他坚凝的前额上划了几条深深的皱痕，他的睡熟的脸依旧含着一个婴孩的坦白和固执。"这时项王醒了，听到了四面的楚歌，知道刘邦此时已经尽得楚地。"虞姬的心在绞痛，当她看见项王的倔强的嘴唇转成了白色。他的眼珠发出冷冷的玻璃一样的光辉。那双眼睛向前瞪着的神气是那样的可怕，使她忍不住用她宽大的袖子去掩住它。她能够觉得他的睫毛在她的掌心急促地翼翼翕动，她又觉得一串冰凉的泪珠从她手心里一直滚到她的臂弯里。这是她第一次知道那英雄的叛徒也是会流泪的动物。"
项王喝了些酒，然后命她同自己一起去突围，就是死也要死在马背上。但虞姬摇了摇头，不愿意跟他去。"噢，那你就留在后方，让汉军的士兵发现你，把你献给刘邦罢。"虞姬微笑着，从衣袖中迅速抽出一把小刀，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自己的胸膛。项王冲过去托着虞姬的腰，此时虞姬仍紧紧地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王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凝望着自己的女人。虞姬微微张开颤抖的唇，他只听见一句他听不懂的话："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
一抹凄美的微笑凝结在生命的末梢，好似给生命划上了完美的句号。此时的张爱玲仅仅17岁，对于生命的流逝，张爱玲显然有一种低徊的挽伤。她看到了生命中的美，进而用这种美代替了生命，深深的隐痛则成为了她后来小说中的悲凉底质。 （１０）
这篇小说一经刊出，圣玛丽亚女校的全体师生都为其精湛、成熟的写作技巧感到惊讶。汪先生在课堂上更是对张爱玲赞赏有加，认为与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霸王别姬》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判断并非言过其实，因为以郭沫若的才力及他对时间的敏感程度，他确实难以达到张爱玲的这种高度。当然，对于她这些少作，张爱玲后来也自嘲道："这里面有我最无法忍耐的新文艺滥调的'新台阁体'。"
在圣玛丽亚女校，张爱玲有时也会显露一下她才能中诙谐幽默的一面。例如，有一次她给《国光》投了两首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南袍，
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
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
嘘嘘莫闹喧，
手袖当堂坐，
白眼望青天。
事实上，张爱玲写这两首诗的目的是想戏弄两位男教师。第一首取笑的是学校里一位姓姜的老师，但姜老师为人随便，一笑置之；第二首取笑的那位老师却气愤地向美国校长告发，为此，张爱玲差点就被校长开除，那老师也觉得闹大了，最终以"算啦，算啦"了事。
凭借超凡的文章，张爱玲已经是圣玛丽亚女校的一位知名人物了。这使她具有较强的自信心。对于张爱玲来说，既无美貌，又有阴暗的家庭背景。因此，文学渐渐成为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她希望在文学里发现生活的可爱之处，找到这个荒乱的世界上尽可能完美的事物。虽然圣玛丽亚女校是一所贵族化的女校，而且以培养学生成为有修养的淑女为教旨，但这并没有阻碍张爱玲浓厚的文学情结的形成。这一点在她中学时期就非常明确了，但数年后，在她独自踏上文学之路时，这种意义必将日益彰显出来。
张爱玲在创作完《霸王别姬》后的第二年，便完成了《天才梦》，即1939年底。在这两年里，张爱玲常用的那支笔已经磨得珠圆玉润了。这部作品完全脱去了她一贯厌恶的"新文艺腔"，而具备了她自己的风格。文中明亮的色调，巧妙奇警的比喻，自如洒脱的行文，都可以说是它的独到之处，使其卓尔不群。
可以说，《天才梦》是一篇完全成形于"张爱玲体"的文章。当然，还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它表明了张爱玲已经意识到自己日后必然要以"发展自己的天才"为己任，以她的梦想为生活的目标。这是她唯一一次用中文创作的有点自传性质的散文，也是她在成为职业作家之前，唯一一篇保留下来的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文章。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应《西风》杂志举办的征文比赛而创作的。在这次比赛中，她的文章荣获第13名。这个名次令张爱玲在很多年以后仍耿耿于怀。当时《西风》上刊登了征文获奖者的名单，当时共有685人应征，共计13个得奖者。按启事的说明，应该只有10个人得奖，但因为群众投稿踊跃，组委会便多添了三个荣誉奖，张爱玲所得到的就是荣誉奖第三名。但在同年的8月，《西风》上刊登了获奖文章，只刊登了两篇，其中一篇便是《天才梦》，另一篇则是获第二名的人的文章。张爱玲对这个结果深感不平，不仅因为前几名获奖者的文章远比不上《天才梦》，而且在刊出《天才梦》之前，张爱玲不得不遵从出版社的要求忍痛割爱，对自己的文章大加删改，文章字数又5000一下子压缩到2000。几十年后，张爱玲还在《张看》集中提及过此事，认为这种删减大大"影响了这篇东西的内容的可信性"。虽然张爱玲已经许久没用中文写作了，但这篇文章的随意、灵畅以及用譬的恰切，都非常接近后来的"流言体"散文，而且文章文笔的老练，思想的圆熟，颇有"一鸣惊人"的效果。因此她的耿耿于怀也并不是没有道理。
后来，胡兰成曾称张爱玲为"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将张爱玲比作古希腊那位有"自恋"情结的美少年。她的知己炎樱也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喜欢自己作品的人。"也许，这篇散文可作为几年后，爱玲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一种先兆。天赋、早慧、怪僻、自恋，还有着一种天成的忧郁情调。这些心理情感的潜质，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１０）
从这篇文章起，张爱玲便定下了自己创作的感情基调，一个无法彻底的现实社会，一个永远不会完满的情愫。哪怕是最美的事物，也会存在许多意外中的意外，从而使它增加了一些抹不掉的杂色。张爱玲曾说过："生活是一件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跳蚤。"很明显，这句话里贯注了张爱玲对人生的苍凉的注解。
这篇文章仿佛就是一种气候的预兆，就在张爱玲万分失望地追忆自己从神童到天才少女的梦幻经历时，这篇文章正好成为了自己脱颖而出的标记。天才梦以这篇文章为终点，接下来的便是实现这个天才梦。
张爱玲这种对文字和文学的敏感及专注上承自她的祖父和父亲，所以在潜移默化中，文学其实也已成为自己情感与信仰的来源了。而正是这一相同的信仰，胡兰成才会认识她，也才会出现那么一段令人嗟叹的爱情。
在港大的三年，可以说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储备时期"，她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从这里找到端倪。从张爱玲在圣玛丽亚女校的早期作品，到在文坛上横空出世的作品，其中有着"质"的飞跃。在港大的刻苦学习使张爱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而且还在生活经历上有一定的积累。这也为张爱玲后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事实上，张爱玲最初是用自己熟练的英文小试牛刀，开始创作生涯的。1943年1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长达8页，其中还附带了她自绘的12幅发型、服装等插图。这篇文章的题目为《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张爱铃在文中细致、清楚地介绍了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以及服饰上的改革，那些插图也十分简洁、生动有趣，极富表现力。这篇长文引起《二十世纪》的主编克劳斯·梅涅特的极大兴趣，他先是被张爱玲流利新颖、还有一丝维多利亚末期的英文风格所感染。在他得知这篇上万字的长篇文章及精美图画竟然出自一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中国小姑娘之手后，便在"编者例言"中指出，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其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并誉张爱玲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有了梅涅特的赞誉，年纪轻轻的张爱玲欣喜不已。紧接着，她便一鼓作气，一年之中，竟然在该刊物上先后发表的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6篇影评。这种创作频率是当时其他作家都无法相比的。而张爱玲写作的那些影评，也成为了当时中国电影史发展与研究的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些连袂而出的英文文章，使张爱玲深厚的英文功底立即凸现出来。在她上中学的时候，就很注重学习英文，在圣玛丽亚女校校刊发表的《牧羊者素描》、《心愿》就是用英文写的。在港大期间，她的英文更是达到了一种地道纯熟的程度，对此，张爱玲的姑姑确实大加夸赏，说张爱玲"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化学"。刻苦的磨砺加上过人的悟性，造就了她一手漂亮的英文，也因此使她一鸣惊人。
1943年6月，张爱玲在《二十世纪》上发表了《Still Alive》，中文译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它》。这篇文章《洋人看京戏及其它》一经刊出，便收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说到这篇文章，它可在张爱玲早期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篇文章不仅流畅美丽，而且集中表达了张爱玲对世间百态的理解。张爱玲正式步入文坛后的创作思想，大多源于此处。这篇文章开头便写道："用洋人看京戏的眼光来看看中国的一切，也不失为一桩有意味的事。头上搭了竹竿，晾着小孩的开裆裤；柜台上的玻璃缸中盛着'参须露酒'；这一家的扩音机里唱着梅兰芳；那一家的无线电里卖着癞疥疮药；走到'太白遗风'的招牌底下打点料酒--这都是中国，纷纭、刺眼、神秘、滑稽。"由此不难看出，张爱玲最开始就使自己站在了中国生活观察者的位置上，嘲讽中带着热爱。这种态度也频频出现在她后来的小说中。 （１２）
英文写作初获成功，使张爱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实上，更大的成功还在不远处等着她，一颗新星将要大放光芒于上海文坛。
张爱玲之所以最先选择为英文报刊写稿，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英文报刊的稿酬高于中文报刊。当时的她需要挣钱，挣钱不仅是现实生活所迫，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自己挣钱自己花，自己照顾自己，自由自在，独来独往。张爱玲好象将她的姑姑看作是自己的榜样，她十分欣赏姑姑的独立、随和以及幽默，她们在一起相依为命生活了十余年。张爱玲希望自己可以挣到足够的钱，这样一来就能按照一种她所认为的自由、美的方式来生活。她曾说过："用别人的钱，哪怕是父母的遗产，倒也不如用自己赚的钱自在，良心上颇为痛快。"在《二十世纪》上，张爱玲挣钱的目的得到了实现。这也不能单纯地讲杂志社付给她的稿酬，另一方面也是它赋予了张爱玲空前的信心，以及使其发展文学才华、以文谋生的能力。
在此种情况下，这位"颇具前途的青年天才"决意继续前行，她似乎看到了令自己振奋、光明的前途。张爱玲并没有忘记，4年前她从圣玛丽亚毕业时，国文老师汪宏声先生对她说，她的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自1943年春，张爱玲的一系列散文、小说在薰风沉醉的上海滩，在沦陷区死气沉沉的文学土壤里开出了姹紫嫣红的花朵，她热情地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新鲜、美丽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寄予了一个年仅23岁少女的才思。
就在张爱玲为英文报刊撰写影评之类的文章时，曾用中文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即《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欲以这"两炉香"叩开令她仰慕已久的上海文坛的大门。
也许是《二十世纪》给了她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并凭借对文坛内外情形的了解，张爱玲直接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社的主编周瘦鹃。为了使这次拜访获得成功，张爱玲向周瘦鹃谈起，她的妈妈和姑姑在十多年前就是周瘦鹃编著的《半月》、《紫罗兰》和《紫兰花片》的热心读者。当时，她的妈妈刚刚从法国留学回来，便读到了周瘦鹃的"哀情小说"，因为受作品的感染，流了不少眼泪，并且还给周瘦鹃写信，劝他不要再写这种悲惨的小说结局了。听到这些周瘦鹃也兴趣大增，虽然他已记不得这件事了。张爱玲还带了一封园艺家黄岳渊的介绍信。因为周瘦鹃酷爱园艺，这是她事先知道的。对于不喜欢见人、不爱交际的张爱玲来说，这次拜访她特意穿了一件鹅黄色的剪裁合体的旗袍。
尽管在母亲和姑姑眼中，张爱玲这个天资聪颖的女孩缺少大家闺秀的风范，但她这次独自为自己的未来命运敲开大门的举动，表现出了她的勇敢、自信与练达。
这位笔名为紫罗兰庵主人的周瘦鹃，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是当时与新文学作家分庭抗礼的言情作家之一，在小市民读者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后来他在《礼拜六》杂志中提出"宁可不讨小老婆，不可不读《礼拜六》"的口号，这种趣味性、娱乐性十足的创作风格深受市民阶层喜欢，即使是那些正统的新文学作家也自叹不如。
张爱玲之所以会选中《紫罗兰》，是因为她本人不喜欢"新文艺烂调"，认为它是"台阁体"，她所热衷的还是"海派"那种言情之风。所以，她来到了体现上海小市民气味的《紫罗兰》杂志社。
此次见面，张爱玲同周瘦鹃谈得十分愉快。张爱玲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拿给周瘦鹃看。周瘦鹃认为单看这个篇名就非常妙，对这两部小说表示欣赏。他让张爱玲将小说留给他，最终是否能发表当然还得等他通读全文后再作定夺。
张爱玲走后，周瘦鹃捧读这两部小说，越读越吃惊。他诧异于这个年轻女孩竟然有如此老到凝练的文笔，将人情洞察得如此深刻。他一边读一边忍不住叫好，"觉得它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Somerset Maugham（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红楼梦》的影响"。周瘦鹃心里十分清楚明白，自己看到的是"天才"之作。虽然周瘦鹃是鸳蝴派作家，但也深通英文，翻译过西洋作品，具备过人的文学鉴赏力。他不但看出张爱玲小说中含有《红楼梦》、《金瓶梅》的韵味，甚至将其与自己顶喜爱的英国作家毛姆相比。能遇上这样一位天才作家，他复刊《紫罗兰》之事大有希望。后来，张爱玲听说到这个评断后也非常高兴，毕竟，这是她第一次登上正式的上海文坛啊！ （１３）
不久，《紫罗兰》复刊之后便在第2期上刊登出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而且两篇文章都占显著位置。这是张爱玲正式在上海文坛露面。
《沉香屑：第一炉香》所描述的是香港战前的故事。在她点燃"第一炉香"的时候，她时常梦见自己回到了香港。她清楚地记得在香港所见的各色人各色事。战争带给她的恐惧是无容置疑的，这使她在回到上海后，每次听到巨大声响都以为是港战时期的飞机此刻飞到了上海一样。最令张爱玲无法忘记的就是独在异乡时感受到的人情冷暖。香港之行使她真正感受到了孤独、人与人的冷漠。因此，在这种心境下，这部作品的感情也是冷的。而且是掩藏在表面的热闹之下的悲凉。在故事的开始，普通的上海女孩葛薇龙，来到了香港的姑妈家里。她不过是南英中学的一个普通学生，希望在姑母家这里得到一些援助--学费，却没想到自己竟然堕入梁太太充满"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里，陷入那荒唐、肮脏的现实，及至最后将自身卖给了梁太太与乔琪，整天不是为了替梁太太弄人，就是为了替乔琪弄钱。而她自己的未来，只剩下无边的荒凉与恐怖，不存在丝毫的希望。
"车子转过湾仔，噼哩啪啦的鞭炮声便渐渐低下去了。街头的红绿灯一个接着一个，强光在车玻璃前一溜而过。此时，汽车驶进了一条黑沉沉的舞街。乔琪并没有看他，即使看也看不到，但是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他自如地摸出香烟夹子和打火机，将烟卷儿衔在嘴里，点上火。在凛冽的寒夜里，火光一闪一闪，他的嘴上好似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但是瞬间，花立谢了。只剩寒冷与黑暗……"
但这两篇叙述"霉绿斑斑"的香港故事，并没有引起预期的"轰动"，然而文艺圈里的人所注重的却是张爱玲那种奇丽清冷的文学才华，其中便包括《万象》主编柯灵。此时以编剧本和写杂文著名的柯灵先生应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月刊。在他接管《万象》之前，《万象》和《紫罗兰》类似，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的刊物，柯灵任主编后，力求把它办成新文学杂志，一些进步作家为此纷纷撰稿，如师陀、郑文定、傅雷等。偶然间，柯灵翻阅起《紫罗兰》，在这本他不大瞧得起的刊物中，惊奇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柯灵的眼前顿时一亮：张爱玲是谁？如何能联系上，找她写稿呢？
正当柯灵为如何向张爱玲约稿而发愁之际，张爱玲竟然不期而至。当时，张爱玲穿了一件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清新，这种装束也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她的肋下夹一个报纸包，让柯灵看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就是后来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张爱玲还在书中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简直就是"喜出望外"。这次拜访的谈话内容简短且愉快。于是他诚恳地希望她能够经常为《万象》写稿。
《心经》是在1943年8月《万象》杂志上刊登的。从此一直到1944年元月，《万象》几乎每一期都要刊登张爱玲的小说：《心经》之后则是《琉璃瓦》，然后是长篇小说《连环套》的连载。作为上海滩颇具影响力的文艺杂志，《万象》将张爱玲迅速推向了大众视野。
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在不到短短一年的时间里陆续问世。《倾城之恋》、《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花凋》、《心经》、《金锁记》等，张爱玲就像一枚定时炸弹，瞬间在上海文坛的天空中炸响了！
她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是全新的，无论题材、观念、人物塑造，还是章法结构、遣词造句都别具特点。这使得熟悉抗战文艺的爱国志士和熟悉闲适文学的普通读者都刮目相看、争相传阅。
柯灵在回忆张爱玲的作品时，说："她很快登上了灿烂的文坛高峰，同时又红遍了整个上海。"
对于此时年仅23岁的张爱玲来说，她几乎是一夜成名。瞬间跻身于苏青、潘柳黛、关露等文人的行列，成为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女作家。她的横空出世，不单单是她家人始料未及的，即使她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这简直就是奇迹。当然，张爱玲想过出名，希望依靠写作谋生，并且通过写作成就梦想。 （１４）
其实，真正捧红张爱玲的不仅仅是柯灵和《万象》，同时还有其他几家杂志社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杂志》。就在《心经》刊出的同一时期，《杂志》上便刊出了她的另一篇小说《茉莉香片》。至于这个稿子是张爱玲自己送稿上门的，还是《杂志》主动约的，已不得而知，但随后刊出的《到底是上海人》便是约稿。在随后的两年里，《杂志》不惜花大价钱，为张爱玲出版作品集，以及为张爱玲召开作品座谈会。最终让张爱玲青云直上，成了上海滩的红人。
在沦陷区上海，《杂志》具有一份比较复杂的背景。解放前，社会上的出版物一般分为三类，即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党派刊物。以大众市民口味为主的均属商业性刊物，同仁刊物则是一些具有相近思想、学术水平的人联合办的出版物，党派刊物顾名思义就是有政治背景的杂志。而《杂志》就属于第三类，它隶属于以日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而且还直接地以多种形式为日伪文化活动撑场面。它与一般的消遣杂志的区别就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从表面上看它是"日伪"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它所发表的大多是各类实地报导、人物述评、专辑、记录等。在沦陷区上海，它周围汇集了一批颇有才华的作者，再加上它自身的特殊背景，使它在当时成为其他刊物，如《紫罗兰》、《万象》等都无法比拟的实力型刊物。
具有中共背景的柯灵非常清楚《杂志》的这种日伪背景，因此，当时他委婉地告诉张爱玲，由于当时动荡不安的时局，还是希望张爱玲尽量少与《杂志》往来，甚至暗示她不要随便发表自己的作品。但张爱玲向来都是远离政治的，所以她并没有将《杂志》的特殊背景放在心上，再加上她此时成名心切，因此拒绝了柯灵的婉劝，仍然坚持与《杂志》合作。在这期间，张爱玲小说的成名作绝大部分都首次发表于《杂志》上，其中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当然还有一系列精彩的散文。
她曾说过："出名要趁早！"对于年轻的张爱玲来说，成名就意味着一切--一切完美与欢乐。当然这种欢乐也包括金钱上的独立与自由。就在这短短的两年里，张爱玲就像仙女散花般将自己创作的优秀文章撒向各种有影响力的杂志社，撒向广大的读者。人们为此惊讶、称赞、欣赏……
可叹乱世中这些文采斐然的杰出人物，过于专注文学之优美和细腻，而不关心社会，没有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其幸在于他们个人因此活得安然，其不幸在于，他们稍不注意就会走上一条不归路。胡兰成走上一条不归路，而张爱玲最后走上孤独之路。
当张爱玲在报摊上看到一本印有"传奇"两个字的书时，摊主热情地向她介绍："这本书只剩两本了，你买走一本后，剩下的一本我是舍不得卖的。小姐，难道你没听说过'张爱玲'吗？"摊主津津乐道地向张爱玲讲诉他所听到的关于张爱玲的秩事，却不知道眼前这位小姐正是他所讲的故事的主人公。张爱玲第一本小说集《传奇》发行后，仅仅四天就一销而空。少年时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羡慕的事实。
《传奇》使张爱玲成为绽放于上海的一朵奇葩。《传奇》第一版的封面是蓝绿色的，这也是她母亲十分喜欢的颜色。这并非张爱玲有意安排，而是一种巧合。她与母亲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对文学的爱好。在她的记忆中，小时候与美丽高雅的母亲是疏远的，只有在母亲教她背唐诗的时候才是亲近的。为了吃到两块绿豆糕，年幼的爱玲每天都要在母亲的监督下认两个字。因此，童年时的张爱玲便是冷的。她不仅对自己冷，对别人冷，而且对这个世界都是冷的。这也就奠定了她的小说的基调，张爱玲表面上是冷漠和无动于衷的，但懂得她的人却能够感受到她的热情。出生于这个怪异的家庭，使她从小就培养出一种怪异的自尊，她不会对这个世界掉眼泪。而是将她的眼泪都落到了她的作品中。就像《传奇》，里面充满了她、她的家庭、家族在岁月的年轮中落下的泪。 （１５）
自从以自己家庭为背景的小说《茉莉香片》发表后，张爱玲暂时从离开家庭阴影的会议中跳了出来，将目光投向了都市中成年男女之间的微妙关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在《天地》月刊第2期发表《封锁》、在《杂志》月刊上发表的《倾城之恋》以及《红玫瑰和白玫瑰》。在张爱玲此时创作的作品中，表现了广阔的历史感，男女主人公的私情往往缩成了战争中人的一段故事。同时，作品中尖锐的矛盾冲突和讽刺反衬出张爱玲软弱的同情。
敷衍不是张爱玲做文章的特征，她不满足于将笔停留在眼前的热闹上，而是将笔伸入了人的灵魂。她将人类暗含在内心深处的欲望赤裸裸地挖了出来。钱钟书的犀利、鲁迅的冷峻，她都多少借鉴了些。张爱玲以女人的角度，进行着善意的讽刺，她的作品中多了一丝细腻的生活感，她认为那些悲哀、喜悦、残酷、善良都具有日常性。这一点可以从她的那部《心经》得以发现。
张爱玲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作品可以说是《金锁记》，通过二十年后张爱玲又将它改写成长篇小说《怨女》，可以看出张爱玲自己是很喜欢这部作品的。虽然针对张爱玲的作品，傅雷曾有过严厉的批评，但是傅雷对这部作品倒是大加称赞，认为它是40年代文坛上"最丰美的收获"。
1944年，《杂志》为了使张爱玲快速在文艺界站稳脚，可谓是煞费苦心，除了发表她的作品，还在1943年8月，安排她参加朝鲜女舞蹈家崔承喜的欢迎会。在发表《金锁记》、《倾城之恋》之后，《杂志》又组织了一次"女作家座谈会"，当时还邀请了上海滩众多走红女作家，如苏青、潘柳黛、吴婴之、关露、汪丽玲等，在这次座谈会上，《杂志》有意安排初出茅庐的张爱玲做主要发言；使张爱玲的知名度迅速提高。她的小说集《传奇》出版后，《杂志》社便在康乐酒家召开了"《传奇》集评茶会"，到场的有上海社交圈、文艺圈的众多知名人士，吴江枫、谷正槐、南容、柳雨生、陶亢德、哲非、实斋、钱公侠、谭正璧、谭惟翰、苏青、袁昌等纷纷就张爱玲的作品谈了自己的意见。此后，《杂志》还安排了一场特殊的会面，即邀请当时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李香兰与张爱玲见面。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面提到，张爱玲不喜欢人多的地方。因此，她在出席这些活动的时候常常会邀请炎樱一同前往，因为她毕竟不善言辞。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杂志》社的努力下，就在1944年短短几个月里，上海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张爱玲。炎樱在一篇小文章《浪子与善女人》中提到，张爱玲成名后，她们在街上便成为了受人注目的对象。有一次一群小一点的女学生跟着她们身后，喊："张爱玲！张爱玲！"大一点的女孩子也都好奇地频频回头看她们。曾有一个外国绅士跟在她们身后，可怜兮兮地想让张爱玲在他的杂志上签名。炎樱在文章中感叹："从前有许多疯狂的事现在都不便做了，譬如我们喜欢某一个店里的栗子粉蛋糕，一个店的奶油松饼，另一家的咖啡，就不能买了糕和饼带到咖啡店去吃，因为要被认出，我们也不愿人家想着我们是太古怪或是这么小气地逃避捐税，所以至多只能吃着蛋糕，幻想着饼和咖啡；然后吃着饼，回忆到蛋糕，做着咖啡的梦；最后一面啜着咖啡，一面冥想着蛋糕与饼。"由此可见，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是上海滩"名噪一时"的人物了。当然这也正实现了她少年以来的梦想。
尽管成名后有一些不便，但是张爱玲喜欢这种崭新的"卖文生涯"，她曾说过，苦虽现在苦了一点，但是她十分喜欢她的这份职业。真可谓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过去的文人大多依靠统治阶级吃饭，但现在的情形变了，她庆幸自己的衣食父母不是"帝王家"而是那些拥护他、买她杂志的读者。张爱玲在她的《童言无忌》中说道："不是拍大众的马屁的话--大众实在是最可爱的雇主，不那么反复无常，'天威莫测'；不搭架子，真心待人，为了你的一点好处会记得你五年十年之久。" "大众是抽象的。如果必须要一个主人的话，当然情愿要一个抽象的。"但没想到，梦想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 第四章 抉择：文情宦海两重天(1)
不可否认的是，张爱玲这种奇迹般的崛起也存在其他的客观原因。最主要的是在"孤岛"沉没后，茅盾、沈从文等一批新文学作家陆续离开，上海文坛顿时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这种情景不能不说是为新作家的崛起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柯灵对此解释道："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在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白流苏之流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他的这番话可以说是知情之言了。
若用张爱玲作品中的一句话对此评价的话，那就是《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一句话："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对此，张爱玲自己又是怎么看的呢。她的散文集《流言》里所附带的一张作者照片上有一句题词：
"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
1944年，既是张爱玲一生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新文学史上的"传奇"时代。可以说，这一年是上海的"张爱玲年"，也是她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短暂而明亮的岁月。
第四章 抉 择文情宦海两重天
胡兰成回到了胡村，在那儿晃荡了两个月，基本上是无所事事。只是闲来无事，写了两篇有关经济的论文。一篇是论中国手工业，一篇是分析中国年度关税数字的。写好之后，他就寄给了古泳今，然后继续在胡村悠哉晃荡。却未曾想，这次无心之举，让胡兰成的一生命运都改变了。
这两篇论文被《中华日报》刊用了！随即又被日本《大陆新报》译载了，随后又被专门刊登经济学论文的《拔萃》月刊转载！可以说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中华日报》社因而感到非常荣光，惊喜遇到了大手笔，出于爱才，于是不拘资历电邀胡兰成担任《中华日报》的总主笔！
胡兰成在收到电报之后，立刻又将胡启交给了侄女青芸照看，然后带着全慧文母子前往上海走马上任。因为《中华日报》是汪精卫派系主办的报纸，而此时的胡兰成当对于政治派系、政治斗争全然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想太多的介入；加上他进入《中华日报》社的动机也很单纯，无非是为了展现自己写作的才华，凭着自己的笔杆子扬名立世，所以不想投靠谁、依附谁，但是既然做了总主笔，那么就一定要立场鲜明的有所依附；而他当时对于汪精卫还没有太多的了解，所以他当即就谢绝了林柏生，说不想加入汪派，结果总主笔的位置也就由古泳今来坐了，他只担任了主笔一职。
这个时候的政治形势依然是跌宕起伏，"西安事变"爆发以来，国共两党结成了抗日统一战线，但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却迟迟不愿意拿出行动来，对于抗日的态度也还是犹豫、彷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才有恃无恐、甚嚣尘上，在中华大地横行无忌。但是在"西安事变"的鼓舞下，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已经高涨，如同即将爆发的火山一样不可遏制。两种力量在碰撞中交融，中日战争一触即发！胡兰成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担任了《中华日报》的主笔，而他在这里工作还不到三个月，芦沟桥事变就爆发了，紧接着"八·一三"事变也爆发了，上海保卫战打响了。
"八·一三"事变当天晚上，枪炮声不绝于耳，中日部队之间的战斗异常激烈。胡兰成所在的报馆附近也遭到了袭击。他走出报馆到北四川桥边上去观望时，北四川路的住户店铺已经是火光冲天了，幸好白天的时候那些住户都已经搬走了，才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 （２）
第二天，上海到处都是难民，人们都感觉到大难临头了，纷纷逃生，上海滩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上海保卫战的惨烈状况是空前的，中日军队殊死较量，死伤惨重，上海军民虽然拼死守城，但是，无奈实力差距实在太大，终于无法守住。11月11日，历时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以上海沦陷而宣告结束。此时，张爱玲住在临近苏州河的父亲家中，后因与后母不合，最终逃离父亲来到了母亲的身边。
"八·一三"事变之后，胡兰成在报社的安排下，带着一家老小搬到法租界，由于《中华日报》的停薪，他每个月只能领到40元的生活费，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收入拮据，肯定请不起保姆的，所以胡兰成只得天天早起自己生炉子、上街买菜、洗衣煮饭，包括照料产后的全慧文和小婴儿，生活很是艰苦。更不幸的是，不久他和全慧文刚生的小儿子患了肺炎缺钱救治，胡兰成为了幼子的病情，只好硬着头皮向《中华日报》的林柏生借钱，竟只借到了15元。最后孩子还是在未满月的时候就夭折了，胡兰成亲手将孩子放入一口小棺材里，心中有如刀绞，痛彻心扉。
虽然日本人的侵略造成胡兰成现在生活的困顿，且痛失爱子，但是令人费解的是，他却并不恨日本人。他似乎是看得开，反而以一种似乎很洒脱的态度来看待这些。这似乎是看起来很潇洒，实则没心没肺。
上海沦陷后，胡兰成前往香港，做《南华日报》的总主笔，同时还在蔚蓝书店做兼职研究，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三人共事，四人轮流每月给汪精卫写一篇报告。胡兰成那时属于林柏生管，但是他对林柏生一直没有好感，一方面固然是自恃清高而讨厌他的官僚作风，另一方面也为上次借钱的事耿耿于怀。林柏生也没给胡兰成什么优待，作为《南华日报》的总主笔，胡兰成竟然一个月只拿了60元港币的工资。胡兰成此时失意至极，既无心留下，但又没有路费走人，只能得过且过，一下班就回家，或上街买点小菜，或带着儿子宁生爬山、捉蜻蜓玩耍，基本没有什么社交活动。
1937年底，南京被日军攻陷，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当时国内对于抗战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提倡坚持抗战，抗战必胜；第二种是认为战未必能胜，但也要拼死抵抗；第三种是认为抗战必败，求和才能生存。抗战之初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持第三种观点，不过两人在议和的具体操作上分歧较大，而蒋介石也由于国内舆论压力，不敢放弃抵抗，后来日本人觉得蒋介石议和态度不太诚恳，于是就转而拉拢一直积极求和的国民党第二号实权人物汪精卫。1938年10月，武汉以及广州相继失守，重庆成为战时陪都，抗战到了更加艰难的地步。汪精卫只见日军占领区日益扩大，国内的重要海岸港口和铁路干线丧失殆尽，国民政府难以御敌，财政也几近枯竭，于是更坚信继续抵抗只会亡国，除了与日本议和妥协别无他法。因此他先是由手下与日本人签订了秘密议和协议，随后率领亲信逃离重庆，飞到越南的河内。三天后，日本首相近卫根据密约发表对华声明，要求国民政府接受出卖国家主权的一系列条款，包括承认伪满洲国，允许日本在内蒙古驻军，以及日本人在华经商、居住的权利等等。躲在河内的汪精卫闻此消息立即起草并发表了一个声明回应，赞同讲和，这就是让举国上下为之哗然的所谓"艳电"。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汪精卫这种叛党卖国行径，同时也为了响应全国的呼声，他立刻让国民党中央宣布撤销汪精卫的国民党副总裁职务，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
就在广州武汉相继沦陷、蒋介石政府迁往重庆的时候，正好蔚蓝书店轮到胡兰成写政论，他凭着研究马克思著作的心得加之对全国以及国际的形势的分析，准确地道出日本的攻势已是强弩之末，而中日之间的军事对垒也将转为持久战，国际外交形势则将出现英国退却、美国插手的情况。客观地说，能够做出如此预测和判断，说明胡兰成对政治大局的分析还是不错的。 （３）
然而正是基于这个政治判断，胡兰成开始面临自己未来的政治立场的选择。"艳电"发表当日，胡兰成独自一人到香港山顶思考自己出路，他坐在树下一块大石头上思考了很久，心乱如麻。他内心其实很想干出一点"光宗耀祖"的事业，不再到处漂泊，不再过穷日子。而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是：如果跟随蒋介石国民政府，他将会长期很难受到重用，这是因为虽然胡兰成确实有才，但国民政府那边人才济济，不缺他一个；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内部大局已稳，不会发生太大的人事变动，而且由于他一开始跟的是汪精卫，再回到蒋介石那里，受排挤是必然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选择跟随汪精卫的话，发达的机会则更大，他一开始就在隶属汪的派系工作，关系相对亲近，而且汪精卫若是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则必然会和蒋介石政府大力对抗，此时正是用人揽才之际，他极可能脱颖而出，受到重用。胡兰成自负盛才，那么被器重显然只是迟早的事。长远来看，国内大局的形势仍不明了，中日战争结果扑朔迷离，蒋介石和汪精卫胜利的可能性各占一半，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既是如此，索性就跟随汪精卫从零开始打拼天下，一展鸿才，这样建功立业的可能性才会最大。胡兰成思考良久，权衡再三，终于决定：跟随汪精卫！接着他继续发表社论，宣称要趁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之前，促成中日和平！
做出跟随汪精卫的决定之后，应该说胡兰成就走上了他生命中的不归路，在这之前，张爱玲也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抉择--逃离父亲的家。两处选择，两种道路，宿命似地曾交织在了一起，而最终仍是分道扬镳：一条以惊世倾城才情留名书册，一条以卖国无耻行径落下骂名。
1939年2月，汪精卫的嫡系、妻子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从河内赶到香港，约胡兰成见面，然后交给他一封汪精卫的亲笔信。胡兰成打开一看，开头第一句是"兹派春圃同志代表兆铭向兰成先生致敬"，他顿时激动不已。陈春圃见状当即就让胡兰成回信，并说上次汪精卫给他的信未能收到回复，他很是挂念。胡兰成很奇怪，直说这是他收到的第一封汪先生的信。陈春圃听后大致猜了个七八，先前汪精卫写给胡兰成的信都是让林柏生转交的，显然林柏生因妒才而把信扣下了。陈春圃明白了就里之后又问起胡兰成的月薪，胡照实答说是六十，陈春圃大惊道："怎么这么少，汪先生定是不知道，知道了心里一定觉得愧对先生的。"
陈春圃走后没几天，胡兰成"直达天听"的机会很快便来了，不久汪妻陈璧君来到香港，想亲见胡兰成，却被林柏生太太告知说他患了很严重的眼疾不能见人。陈璧君何等精明人物，她一下就猜到了怎么回事，于是把林柏生叫来严厉训斥了一顿，责怪他故意埋没人才。林柏生心里有鬼，不敢辩解，诚惶诚恐地说尽快将胡兰成"眼疾"治好，同时又叫自己的妻子赶快接胡兰成来见陈璧君。见过陈璧君之后，胡兰成的薪水开始暴涨，由原来月薪60元港币飚升为360元港币，另有2000元机密费。
胡兰成由60元的身价忽然暴涨到360元，这个机缘来自他的那篇发表在《南华日报》上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正是这篇社论使得胡兰成受到陈璧君的赏识，她觉得胡兰成可堪一用，同时也想为汪精卫挖掘人才，于是多方打听，得知了胡兰成的一些具体情况后就亲自来香港召见。此后，由于陈璧君的赏识和大力推荐，才有了胡兰成在汪精卫手下的飞黄腾达！
汪精卫逃离重庆后，蒋介石起初还想劝他返回重庆，但均被汪精卫谢绝。蒋介石于是被激怒了，眼见分裂在即，便起了杀心，让特务总部去办成此事。特务精英陈恭澍得戴笠令，立刻带了武术与枪法皆精的六人，前往河内刺汪。没想到误杀了当晚住在汪宅的曾仲鸣。汪精卫侥幸躲过此劫，但受惊非小，悲愤难抑，在写给胡兰成的信曾有语曰："国事尚可为乎？抑已不可为乎？若不可为，铭当自杀，以谋诸同志之安全。" （４）
在这种情势下，汪精卫自然和蒋介石势不两立，一怒之下，在刺杀事件的一个星期之后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举一个例》，里面"举"了一个蒋介石两年前在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后对德国驻华大使表现出愿意和日本人和谈的这个"例子"。抖出了战前蒋介石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的一些内幕，揭穿了蒋介石自我标榜为"主战"和"爱国"的虚伪面目。
就事论事，蒋介石确实对主和有过一定的设想，也愿意在大原则下接受日本人的议和主张，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都没放弃过和谈的门路。但蒋介石毕竟还是坚持了国统，没有拿出摇尾乞怜的议和措施，虽说战场上正面抵抗不怎么积极，毕竟还是一直在坚持抗战的。因此蒋介石的身份始终处于主战和主和的两可之间。所以，已经走到抗战这一步的国民党人士见到这篇文章肯定是咽不下这口气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立马回敬一篇《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以反驳。
胡兰成这时也觉得自己"大有可为"的时候到了，他自从那次被陈璧君召见之后，他的仕途一直是顺风顺水的。受到陈璧君赏识的胡兰成知道这里面也包含着汪精卫对他的信任，所以他内心深处对汪精卫这种风云人物的知遇之恩极为感激，一有机会，大有以死报之的冲动。所以，当他看到吴稚晖抨击汪精卫的文章之后，立刻按照《举一个例》一文的口径写了三篇社论和一篇社评进行反击，措辞激烈，并不乏斥骂之词，完全以汪精卫的捍卫者自居！
汪精卫返回上海后，便开始鼓吹和着手建立所谓的"和平政府"，这时宣传和摇旗助威的工作成为重点。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撰写《战难，和亦不易》的胡兰成，便决定亲自委以重任。两人可算一见如故，汪精卫先从家常话开始，嘘寒问暖，在得知胡的现状后，毅然承诺安置胡兰成一家老小。随即汪精卫切入正题，说道："我想付托兰成先生以宣传大事，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独立完整之事，唯先生以笔护之。"
胡兰成在与汪精卫的第一次会面中显得毕恭毕敬，因为他对自己受汪精卫这等"大人物"关照而受宠若惊，他后来在记述此事时写道："当下我惟敬听。与中华民国历史上这样有名的人初次见面，竟难说明什么感想，只觉山河大地尽皆端然。"
1939年9月底，汪精卫先是重组"党部"，在上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初建伪政权雏形，并对重要的人事进行安排。胡兰成被任命为负责宣传工作的社会委员会的总主笔，只负责摇摇笔杆子，没什么实权，相当于现在的智囊团成员。
汪伪中央党部及各部委成立之后，便开始进行伪国民政府的建立。"国民党六大"开完之后，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近卫内阁谈判的步伐，但始终由于自身缺乏群众支持和军事实力，说话总是底气不足，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日本政府于1月发表了对华第一次近卫声明，态度强硬。经过汪精卫等人的反复磋商和谈判，日本在11月份发表的第二次近卫声明中，语气则比之前大为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和日本人都希望能尽快将之前谈判的原则深入到具体条款，于是双方都各自派出代表举行秘密会谈。
然而在这次为期十多天的会谈中，日本人并没有拿出对汪精卫谈判的"诚意"，来积极促成一个亲日的伪政府；而是狮子大开口般地漫天要价，而且态度蛮横，咄咄逼人，汪精卫派去的代表几乎无法开始。这种情况的出现，说到底还是因为汪伪机构那时势单力薄，没有让日本政府觉得值得做出让步。所以汪伪代表最终还是妥协让步，与日本人签订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秘密谅解事项》。没想到几天之后，汪精卫身边两位要员高宗武、陶希圣叛逃香港，并联合给香港《大公报》写了一封信，把汪伪机构和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条约翻拍的复件寄了过去，《大公报》当即刊出，国内再次震动，朝野一片哗然。
汪精卫刚听到高陶叛逃时大为恼火，不过后来也想开了，他认为"高陶事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算是给了日本人的一个教训，而且这两个人到了重庆之后见到蒋介石必会实话实说，让蒋介石了解到这边的情况，这也不无好处。 （５）
"高陶事件"风声淡了之后，汪精卫致电蒋介石继续劝他主持议和，以使中日能实现全面停战，这样可以使日本能够给中国开出更好的条件，但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汪精卫自己开始了汪伪政府的组织工作，他身边的人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为职位忙得不亦乐乎，可谓丑态百出。周佛海、李士群、丁默村、罗君强等汪精卫手下的组织干将这时纷纷活跃起来，摘取那些部长高参之职。而胡兰成这时却受到了冷落，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这一阶段汪伪集团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前期宣传为主的活动转到如今竭力组建汪伪政府机关这个大摊子了，现在需要的是熟悉官场运作的官僚，而不是只会摇旗作势的笔杆文人，这时的胡兰成地位已不向先前那么重要。而且由于他出道不久为官根底尚浅，既不懂得怎么玩弄政治手腕，又以文人雅士自居，不屑于耍手腕，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显赫的位子被别人抢走。
受到冷落的胡兰成一肚子不平，也不掩饰，就直接表现出来，于是故意称病几天不到汪公馆。后来汪精卫也察觉到此事，便找了个机会叫来胡兰成，亲自安抚。胡兰成一来，他就开始嘘寒问暖，先是问他身体是否好些，随即上楼取出1000元给胡兰成作医药之用，以一种朋友般的关怀，让胡兰成感受到温暖。然后又说道："这几天忙于人事调配，只因为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一早拟就了而未说出。"于是说出三个职位让他选择，分别是行政院政务处长，立法院外交委员长，宣传部政务次长。胡兰成这次闹情绪只是因为看到别人都做了大官而自己遭受冷落，现在汪精卫对他这么动之以情、许之以高官，他反而有一种释然，便还选了自己拿手的笔杆子工作，做了宣传部政务次长，同时兼任《中华日报》总主笔。
职位分配得差不多时，这些人就穿上戏袍粉墨登场了。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公元1940年3月，汪精卫宣布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并在南京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还都"仪式及就职典礼。与会众人仍遥奉林森为主席，选举汪精卫为代理主席。礼堂里面悬挂着有"和平、反共、建国"黄条青天白日旗，文官一律穿蓝袍黑褂，武官一律穿军装，胡兰成看着这群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又看看"国旗"，顿时心中觉得可笑，甚至想讽刺一番，但猛然间看到了汪精卫，才觉得这样做不妥当，于是赶紧收敛自己的情绪，装作一脸严肃地倾听奏乐。
奏乐完毕，汪精卫发表说，其大致内容是：大亚洲主义是孙中山北上经过日本时提出的主张，新南京国民政府与日媾和乃是秉承孙先生的遗愿而做；新南京国民政府要以"收拾旧山河，拯救天下苍生"为宏愿。
汪精卫讲话完毕，典礼也宣告结束，全体人员在礼堂门口合了一张影，然后又一同去中山陵谒陵。到了中山陵之后又到了明孝陵。在胡兰成眼里，明孝陵比中山陵要好，他认为中山陵的建筑设计太刻意，没有明孝陵的那般山河同一，岁月无痕。
当天下午众人一起去中山门，胡兰成和古泳今坐在同一辆车中。古泳今当时官为宣传部秘书长，是胡兰成属下。古泳今在车中提起了德军在欧洲战场的大胜，很是兴奋，胡兰成却泼凉水说德国要败。古泳今不同意，但也没有反驳，只是作为朋友提醒胡兰成说这种话对他说说不要紧，对别人则不能乱开口。胡兰成却没有借坡下驴，仍不管不顾地说，并接着提起前些天当着德国外交参赞官的面他也直面断言德军渡不过英伦海峡一事。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还幸灾乐祸地拿话激古泳今说："日本在亚洲的称霸与汪先生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古泳今听了这话大为动气，就教训胡兰成，说他既投身此和平运动，就不应该是这样的消极态度。胡兰成见古泳今真生了气，便不再去辩驳，但心里对他的话还是颇不以为然。
他对于日本素无好感，作为汪精卫比较欣赏的主力笔杆子，后又委以宣传部政务次长重任，胡兰成那次虽然没有参加汪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但他常听汪精卫提及那次谈判的情形，也得知由于汪派代表的底气不足而遭遇的近乎污辱性的遭遇。他心里很是忿忿不平，因此，没事时他也常想发发日本的牢骚。有一次，他在部门碰到了周佛海，就问他说："周先生当时着全力于组府时，曾撰文说，中日间的交涉不比外交的谈判，而是自己人的商量，是自家事。但现在看来，自家人的事情好像不像你当时说得那么好办吗？"周佛海无法否认，只得坦诚相告，叹息道："我当时确实没料到日本人竟是这样子的！" （７）
在政坛上没有自知之明还想耍弄小聪明的，难免会被人当棋子用。汪伪政权后期显赫一时的李士群就是借胡兰成这个梯子而很快爬到高层决策圈的。
当时的李士群是周佛海手下的警政部次长，汪伪政府"还都"的那个夏天，他留在上海照看特工总部七十六号。胡兰成那时也在上海，有天他闲着没事干忽然很想去七十六号"看看"，把那种血腥残酷之地当成闲游之地逛逛。这一逛，逛出了不小的名堂。
李士群是个颇有野心之人，不甘久居人下，他一直谋划着如何跳过周佛海而"直面主公"，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这时看到胡兰成来了，不免大喜过望。因为当时胡兰成的官虽然不太大，但是谁都知道，他是汪精卫的心腹，和汪有很好的私交，有直接进言的机会。于是李士群便使尽手段让胡兰成与他结成联盟。而胡兰成对于七十六号和李士群的印象都不错，加之政坛中铁杆盟友不多，就答应了。
这第一次发难，是胡兰成和陈璧君让汪精卫把特工机构七十六号的最高权力收归汪精卫本人，理由是世界各国都无此情报部门不归首领直辖之例。说服了陈璧君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南京，向汪精卫进言，请求撤废特工委员会，改设调查统计局，隶属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当时本来也想试图改革周佛海的特工组织，于是顺水推舟，果真撤了特工委员会，另设调查统计部，比原来预想的"局"更高一级，而且让李士群代替周佛海作了警政部长。
胡兰成自觉随便动动嘴就办成大事，不免得意非常。当时的他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华日报》，辞去了总主笔的职务，开始经营《国民新闻》。而李士群突然高就部长，自然对胡兰成很感激，一直想着要报答。一听说胡兰成要办《国民新闻》，就立刻将机器给他弄来，还帮他选好报社的地址。这次帮李士群，应该说相互利用的成分还不是很多。
胡兰成新接手的《国民新闻》，其要旨就是继续鼓吹"和平运动"，拒称"沦陷区"而称"和平区"，并强调"抗战区"和"和平区"是同一个中华民国。但是根据汪精卫之前和日本人发表的公报中，汪精卫已经在由"局部和平往全面和平延伸。"那么日本人应该从"和平区"局部撤军，但是日本人来得容易，让他们走就不是中国人能说了算的。胡兰成为了完善自己宣传的论据，于是有天就去找李士群，问他怎样才能使日军先从江苏撤退，由南京国民政府自己来维持秩序，还问他如果日本人撤军，李士群你能不能去接防。李士群早想扩大自己的势力，听胡兰成这么一说更是大喜，于是一口答应说动日本人撤军。
后来胡兰成去了南京向汪精卫提出自己的建议，汪精卫也觉得很有道理，便向日本陆军省板垣征四郎提出要求，没想到板垣同意了，并提出了军队也同时换防并协助日军"清乡"的要求。板垣的这个举动名是撤防，实是让汪精卫的军队替自己"清乡"，打击沦陷区的反日活动。日本撤防后，汪精卫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他亲自兼任委员长，李士群当主任，代汪精卫在江苏范围内行使军事、行政和经济大权。这次其实是胡兰成和汪精卫中了圈套，日本可为沦陷区腾出兵力去前线，而李士群则可以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撤防变成了"清乡"，而"清乡"又变成了帮日军维持占领地的秩序，还对抗战区封锁物资，胡兰成本来一片好心，想帮汪精卫要回一点"和平区"的治权，却事与愿违，变成了这个结局，让沦陷区的百姓受苦了。胡兰成从这件事中也看出了李士群的贪心，知道这个人不能深交，便决定以后和他适当地保持距离。
胡兰成好心办了坏事，心里有气，当时适逢汪伪的财政部和日本签订新经济协议，《国民新闻》发了一篇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写的文章，骂财政部长周佛海丧权辱国。本来嘛，汪伪整个政权无疑都是在丧权辱国，也没被少骂过，但这次的骂声居然是从自己的阵营里出来的。周佛海当时十分狼狈，他知道这个事胡兰成肯定是知道的，第二天就跑到汪精卫那里引咎辞职，说自己在这种时局下，不得不签此协议，而他胡兰成的报纸确实也骂得句句在理，为了维护政府在国人面前的威信，自己愿意引咎辞职。汪精卫自然是要竭力挽留的，面对胡周只能留一个的局面，汪精卫最终还是下令免去了胡兰成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职务。胡兰成当时正在上海，林柏生写信把情况告诉他，并转述汪精卫的话，说他是"自己人"，让他去南京见汪，当另有重托。 （８）
胡兰成脾气反而上来了，倔头倔脑就是不去，心想，不如自己尝尝无官一身轻的滋味。
就在他事业走进低谷阶段时，在港大读书的才女张爱玲，正渐渐显露出自己天才般的创作才能，成为校园中令人瞩目的名人。
不过汪精卫毕竟还是看重胡兰成的，在胡被免去宣传部政务次长四个月后，又让他担任行政院法制局长。胡兰成自从第一次成全了李士群的升官，后又因为"好心办坏事"使李士群的势力如日中天，诸多事与愿违，不觉有点心灰意懒，因此就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执"修养生息"之念。于是在他法制局长任内，凡是各部委、省政府及市政府，如果"呈请新花样"，就都不予批准。那些在南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高官在胡兰成面前往往都会碰一鼻子灰。先是司法行政部长罗君强，后是南京特别市长周学昌，就连梅思平、李士群这种难缠角色提出法案想扩张自己势力，胡兰成都照样批"不准"。
胡兰成之所以敢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地打回那些所谓高官的呈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汪精卫背后支持他这个工作，因为行政院长是汪精卫兼，作为法制局长的胡兰成只是拟批，还要汪精卫加上"如拟"，才能生效，让胡兰成得意的是汪精卫倒是每次都"如拟"他的批文。
汪精卫让文人气质的胡兰成当法制局长，实在也是有自己的打算。法制局其实是一个很不讨好的部门，因为有的呈文他自己心里也不想批的，但同时他还要笼络好这帮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如果自己直接反对他们的呈文，不免把局势弄僵。法制局加在两种势力之下，日子其实不好过，而让胡兰成这样一个所谓倔强之气的政治死脑筋去管这种事，就免去了装傻这一套，别人知道他确实不是有所偏袒或存有私心，也就真拿他没办法。这也就使得他成了汪精卫必要的"挡箭牌"！可叹胡兰成，还在自鸣得意，既不知人，亦无自知之明。
胡兰成的南京官邸在行政院旁边的丹凤街石婆婆巷，他平时每天只到法制局待三四个小时，因此空闲时间还是很多的。遇到天气好，他常带领妻女和一些友人去屋后的鸡鸣山采松花，这松花是回去做饼吃的。胡兰成自家的院子里开着很多紫藤花，他也采了来做饼吃。平日就这样，追求一种人世的清好和俗世的情趣。
胡兰成自称清好，没有拉过什么人参加汪伪政府，只有那时穆时英主动要来参加，他才介绍他办《国民新闻》报，穆时英被刺身亡后，还是他帮穆太太领得抚恤金。
一个夏天的晚上，胡兰成和家中众人在庭前乘凉。这时飞来一只鹧鸪，在门灯上转来转去，这儿飞飞那儿碰碰，结果掉到地上好几次，坠了几次，众人要去捉时，却被一只半路杀出的狗衔跑了，众人上前抢下那可怜的鸟，却发现已经被咬死了。冯成奎的儿子冯寿先却想把鹧鸪拿来烧了吃，胡兰成见到如此之死法，心里也觉得难受，不同意吃，就叫卫士把它拿去丢掉，自己一副不胜惋惜的样子。
胡兰成有了钱便让侄子在老家置点田产，寄去一万四千元，托冯成奎转交给大哥积润。想不到那冯成奎根本不管自己儿子还在跟着胡兰成吃饭，竟然拿着这笔钱去投资生意，直到一年半后才把这笔钱给到老家人手上。但由于通货膨胀，本来当时能买三十亩田的钱，结果只买回祖上的五亩田。
胡村人都知道胡兰成在外做官，但不清楚是什么官，于是有很多乡人前来投奔他，这些人大都不认得字，胡兰成只得到处介绍他们当个事务员或普通杂役，实在干不了事了，就给路费叫他们回去。甚至对于幼年有过过节的庶母俞傅村，其义妹、让他气愤得说出"该杀"的冯成奎，其子冯寿先，还有陈海帆等人，他都以礼待之，能帮就帮一些。
胡兰成由于文人性格，寡言沉讷，所以朋友并不多，除了政坛上极少的一些同僚外，作为文人雅士的他还有一个做黑帮老大的朋友：吴四宝。
吴四宝本是上海有名的"白相人"，从小出身底层，在三教九流的社会里摸爬滚打，后得以拜在青帮"通"字辈大佬荣炳银、季云卿的门下，当司机，做保镖，由于自己的心狠手辣，也讲义气，后来渐渐成为流氓混混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势力很大。 （９）
汪精卫刚来上海的时候，为了控制时局，也不得不派人拉拢他，让他组织警卫大队。但后来政局稳定下来之后，看这个不是自己嫡系的人控制着上海的治安，终究不爽，便让李士群去说服吴四宝让出了这警卫第一大队队长之职。吴本来也不喜欢和这些官僚打交道，于是就乐个清静，自己请辞了。
吴四宝的妻子佘爱珍长得很有些姿色，加上性格直爽，不扭捏造作，大有巾帼不让须眉之气，所以胡兰成对她也兴味十足，以至有了后来在日本的一段姻缘。
胡兰成和吴四宝的认识比较戏剧化。有一次胡兰成去"七十六号"见李士群，走的时候李士群照例出来送他，旁边却过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说："让我来送胡次长吧！"然后就送胡兰成出来，上车时还给他打开车门，并坐在司机旁边陪同他回去。
胡兰成本以为吴四宝是一个普通保镖，半路上胡兰成不知为什么，随口问了吴四宝一句："你贵姓？"想不到听到的回答竟然是："敝姓吴，道上的朋友叫我四宝。"胡兰成吃了一惊，因为吴四宝实在不是无名小卒，只是他没想到竟是这样和他见了首面，不觉哑然失笑道："你很有名。"接着又说了恭维的客套话。吴四宝笑着对他说道："不敢，四宝自小失学，不懂得道理，本要听胡次长教诲的。"
车子到家门口停下后，吴四宝赶紧先跳下车给胡兰成打开车门，胡兰成也没想到和他寒暄一下请他进来坐坐。而吴四宝自己有汽车跟来，不方便留下，就直接走了。
胡兰成没料到吴四宝这么一个老粗居然对自己如此尊敬，看上去却很是谦恭的，心里有点得意，也顿时对他另眼相看。
稍后胡兰成也了解吴四宝虽然打家劫舍、巧取豪夺甚至绑票勒索，但却是劫富济贫，乐善好施，常常做慈善事情，还对街头穷人施舍衣食，把自己花钱买的医药义材广泛布施。要是逢年过节，周围邻居住户得他好处的多达数百家。胡兰成欣赏他的乐善好施，但不问他钱财来自何处，后来又听说自己少年时就读的杭州蕙兰中学，在抗战爆发后停学，也是吴四宝捐献资金使学校重新开办的，于是对吴四宝好感更盛。
胡兰成那次被免宣传部次长职位后，有天闲来无事，忽然想到去吴四宝家中玩玩，于是就直接去了。当时吴四宝正在家中与他的一帮门徒说话，一听说胡兰成来访，赶紧撇开众人出来迎接，并把他恭恭敬敬地请到花园里，叫人搬来藤椅给他坐，又让太太佘爱珍亲自送威士忌酒来，俩人非常客气陪胡兰成拉家常。不过因为两个人本来就是文武不搭界，又加上吴四宝也不会说什么文绉绉的话，所以胡兰成坐了一会儿就感觉没什么可谈了，于是只喝了两杯酒，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吴四宝也不多留，还是亲自送他出大门，和上次一样给他开车门。
胡兰成喜欢"白相人"重义气、直性子的特点，所以后来没事的时候常去吴四宝家玩，有时吴四宝不在，他就一个人在吴家花园里散散步，开始不和别人搭话。不过，去的次数一多就熟了，于是再去的时候就到楼上，和佘爱珍及一些女客聊聊天。
这吴四宝之所以能和胡兰成关系日近，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喜欢日本人。尽管吴四宝平时"打家劫舍"，但也有点爱国心，于是常给日本人一些苦头吃。日本人渐渐不能容忍了，便多次给汪精卫政府施压让他们约束吴四宝，汪精卫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李士群，弄得李士群很头疼。
这时候，吴四宝又卷入了一桩抢劫日本人黄金的大案，他的徒弟张国震想自己扛下这件事，但是日本人不信他是主谋，后查到吴四宝是他们幕后老大，于是，对吴老大本来就不太爽的日本人更像被火上浇油一般，再也不能忍受，决定除掉他。
当晚，日本人就出动数百宪兵直接到吴四宝家拿人，吴四宝和佘爱珍提前得到消息，已经逃之夭夭。日本人立刻逼迫汪伪政府下令通缉吴四宝，并在《中华日报》上发布通缉令。
日本人开始在上海大肆搜捕，弄得全城鸡犬不宁，到处都是日本宪兵的身影。吴四宝夫妻东躲西藏，狼狈不堪。无奈之下，佘爱珍给胡兰成打了个电话，请他向李士群求救。胡兰成对他们夫妇都有好感，而且私交也一直不错，便答应了，但他那时并不知道李士群已经想借刀杀人了。当晚胡兰成亲自去接由南京回上海的李士群，趁机对他说："日本自称已经撤防，现在公然抓人，太不像话，这件事你要出来挺我国体。" （１０）
李士群口头上答应了，然后便让胡兰成立即与佘爱珍联系见面，还劝说佘爱珍让吴四宝去自首，他力保吴的安全。佘爱珍有点犹豫不决，他便发誓说若是出卖兄弟，以后不得好死。胡兰成和佘爱珍看他信誓旦旦，确实也是实权在手，也就信了他。想不到李士群的这个毒誓真的应验了，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当下佘爱珍便把吴四宝带了出来，交给了李士群。第二天清晨李士群没叫胡兰成，只和唐生明陪同吴四宝到了日本宪兵队。但是李士群却没能兑现当场保释的诺言，向佘爱珍解释说宪兵部只是要把吴四宝调查几天，走个过场，然后就可以保释了。
张国震在吴四宝被扣之后就被放了出来，但他为救吴四宝，自己又跑到日本宪兵队去了。宪兵队烦了就把他交给了李士群，李士群当即下令把他押赴中山北路刑场枪决。胡兰成知道后大吃一惊，去问李士群，他却说这是日本人威逼他做的，胡兰成对此深信不疑，又催他赶紧把吴四宝救出来。
几天后，李士群借当上了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之机前往南京，接着又避往苏州，躲开胡兰成、佘爱珍等。胡兰车见他竟然数月不回上海，这才心知大事不妙。他觉得吴四宝被日本宪兵队关押，自己也有责任，心里对佘爱珍过意不去，于是往南京和苏州之间来回跑了好几回催促李士群，李士群总是以公务为由借故推托。
然而胡兰成文人的倔脾气一来就收不住，李士群遭他屡次质问，也没了办法，只得随他去了上海，到日本宪兵队领出吴四宝。李士群同时告诉胡兰成和佘爱珍日方要求将吴四宝交给自己关押三年，他打算将吴四宝转移到苏州看管，并承诺："交给我你们尽管放心，就当四哥在苏州度假吧！"胡兰成与佘爱珍听了自是高兴，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
当天吴四宝回到家后，先是沐浴理发更衣，然后又去正厅祭了祖先，最后转身向李士群跪下，谢他救命之恩，并流下了眼泪来。
吴四宝走的时候，胡兰成专门去吴家为他们夫妻俩送行。哪知第二天下午，他便接到佘爱珍的电话，说吴四宝已经去世了。胡兰成顿时惊呆了，立刻赶到苏州，看到吴四宝的面色安详的遗体，心中戚戚，后来有人告诉他尸体本来七窍流血，现在已经抹干净了。好端端的一个人，死得不明不白，还七窍流血，众人对他的死因都心知肚明，只是不便说出。
胡兰成便一直在苏州帮佘爱珍，帮她把吴四宝的遗体运到上海处理后事，坐车回上海的时候，佘爱珍在几个妇女的搀扶下身穿重孝，蹒跚着上了车，然后坐到胡兰成身旁，哀鸣一声"胡次长--"，就将头埋到他肩头抽泣起来。她现在真是把胡兰成当作自己可以依靠的亲人了。吴四宝在上海的丧事办得很风光，由于他义气散播四方，为人又乐善好施，所以无论黑道白道还是普通百姓，来为他送殡的人都很多，送殡一路沿途都有路祭。佘爱珍一路哭成泪人儿，怎么劝都劝不住。这时服侍佘爱珍的沈小姐说："阿姐已经两天没吃过东西了，这般哭法，任是铁打的人儿也吃不消呀！"于是央求胡兰成说："胡次长您帮忙劝劝阿姐，惟有你的话她听的。"听到这话，胡兰成马上俯下身去向她耳边轻声说："不要哭了，保重身体，这般大仇，你且等我将帮你报。"
吴四宝之死，有一种说法比较可信，说是在宪兵队出狱那天早晨，他被看守的宪兵逼着吃了个饭团喝了一碗米汤，而日本人在里面放进了一种慢性毒药，直到三十六小时后再突然发作，上吐下泻，七窍流血而死。
在吴四宝未被害之前，胡兰成在同李士群结交时，对他颇有好感的，因为李士群做事干净利落、热情待人，又少有官僚习气，比较平易近人。胡兰成去七十六号找他，他总是穿双拖鞋就出来迎接，不装腔作势。七十六号里人事繁杂，李士群却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他既能谈正经事，也是个闲谈的好手，这些都使胡兰成当时看得起他。
吴四宝死后，胡兰成便对李士群心冷。但相反汪精卫却越来越信任他，觉得他是个有能力的人，便委以重任。因此，李士群的势力越来越大，气焰也日渐嚣张。而胡兰成和佘爱珍弄清了吴四宝的死因后，二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他一直记得自己当时对佘爱珍的承诺，于是就静待时机。不久，机会终于来了，他遇到一位故人：熊剑东。 （１１）
熊剑东是浙江新昌人，同胡兰成三哥胡积义一同在绍兴营中当兵，关系很好。胡兰成十四岁的时候在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念书，吃住都在三哥那里，熊剑东当时很热心地教过他英文，但是后来当了逃兵。两年后，胡兰成在杭州蕙兰中学读书，有一天，穿着一件青灰布长衫的熊剑东忽然来看他，说是要去上海，想和他借点路费。胡兰成二话不说，把自己一学期的杂用、压在箱底的两块银洋钱给了他。此后便一直未见，这过了20年，胡兰成才又见到了他。
吴四宝出事前，有一天晚上他在家设宴，胡兰成和李士群都被邀，胡兰成先到邻院李士群家相约同去，他到李士群家中，见他正和一个不相识的人在楼上交谈。李士群见胡兰成来了，就介绍说是熊剑东先生，这才重新相认了。
熊剑东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本是蒋介石的军统的人，上海沦陷后他在江浙一带负责组织游击队对抗日本人。1938年在上海被日本宪兵抓捕，关押了一年多，后来叛变投汪。1941年春，他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前往湖北一带组织黄卫军，自任总司令。他这次来上海，是想到太湖招收旧部，但李士群对他怀有戒心，处处阻碍他，于是两人从此结下怨恨。
后来黄卫军被汪伪南京政府编为第二十九师，熊剑东让参谋长邹平凡当师长，他带了一部分人马到上海和南京看胡兰成。胡兰成先是把他向陈公博推荐，当个上海特别市保安司令，却碰了钉子。后又推荐给周佛海，周佛海倒是愿意接纳，于是将熊剑东所带的人马和他的中央税警团合并为总团，让罗君强担任总团长，熊剑东为副总团长，这样一来，熊剑东一下子就成为和罗君强并肩的周佛海手下两员大将之一。熊剑东行伍出身，能征善战，又处事圆滑，很快便与日本宪兵部队长打得火热，渐渐胜过李士群，李士群怀恨在心，发誓要斗倒他。
不过熊剑东的"出人头地"倒不是胡兰成的功劳，他不知当年熊剑东被关在日本人的监牢里，正是因为周佛海一手搭救，后才能在一年多后被保释投汪。周佛海不仅把熊剑东保释出来，又送他赴日深造，随后派他常住武汉，策反重庆的蒋介石地下组织。胡兰成自以为了不起，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他就设想到这一层：他是汪精卫面前的红人，以前还想扳倒过周佛海，两人之间一直心存芥蒂，周佛海怎么可能仅凭他的推荐就重用什么人？
熊健东当了税警团副总团长后，因为"清乡"的利益冲突，经常有矛盾，甚至火拼。有一次熊剑东在上海北站被人行刺，后查知幕后主使乃是李士群，于是暴怒异常，发誓要杀了李士群，也派出了暗杀人员，但李士群本身搞的就是特工，所以熊剑东一直找不到机会。不过从此，七十六号就又多加了一重戒备，而熊家连楼梯口也架起了机关枪，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就这么相持着。
熊剑东找了个机会暗中收买到七十六号的行动大队长林之江，想给李士群背后一刀。不料被李士群发觉，逮捕了林之江要杀掉。他故技重施，下达了决杀令之后，就远遁南京，避人耳目，和当年吴四宝之死如出一辙。
胡兰成虽然对林之江也没什么好感，但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想法，定要帮熊剑东对付李士群，所以就积极给熊剑东出谋划策，让他拉上日本宪兵到七十六号，只说找林之江问话。熊剑东依法照做这么过去了，李士群手下的人看见日本宪兵插手果然措手不及，林之江于是被救了出来。
李士群知道后大为愤怒，他一下就料到是胡兰成出的主意，立刻实施报复。他趁胡兰成前去南京时，派人包围了在上海的《国民新闻》报馆，把胡兰成的人统统赶走，自己让七十六号的机要秘书黄敬斋做了《国民新闻》的社长。胡兰成知道此事后愤怒地去责问他，李士群则继续装傻充愣。
胡兰成夺不回报社，心中憋了一肚子气，熊剑东见状则很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胡兰成拉到和他同一个战线了，于是又来请胡兰成设计。胡兰成说李士群现在势力大，是因为他身兼两大要职，既管特工又管江苏省行政，必要先折他一臂，才能把他拉下马。 （１２）
熊剑东觉得胡兰成很有道理，又回去和周佛海商议。周佛海自李士群走红开始就不满意他，因为特工局的职位是他被玩阴的弄走了，当了部长之后在政治上还与他争官夺位，甚至有时还在经济上敲他的竹杠，周佛海也不会买他的帐，二人积怨也颇深。李士群喜欢暗箭伤人，他派人在一天晚上将周佛海南京的一套住宅点火烧着，东西烧了个精光。周佛海大为光火，也一直伺机报复。
熊剑东和周佛海商议一计，联合陈公博及汪伪政府的日本顾问影佐祯昭一起向汪精卫进言，建议取消李士群管的警政部，因为这时日本人也开始担心李士群权力过于膨胀。汪精卫一探李士群的口风，他便仗着羽翼已丰，就用辞掉所有职务来要挟汪精卫，加上陈璧君也不赞同撤掉李士群。汪精卫在双重压力之下，权衡再三，才撤掉了警政部以应付周佛海和日本人，但随即新成立了一个调查统计部安抚李士群。如此一来，表面上看是旗鼓相当，双方都没占到便宜。但由于是周佛海这边先发难，所以这一次，其实是李士群赢了一场。
就这样熊剑东和李士群的明争暗斗就这么一直相持不下，双方互有攻守地这么胶着。有一天，熊剑东又来向胡兰成问计，胡兰成想了想说；"日本人现在对他应该也有所不满了，可以先切断李士群与日本人的联系。"
李士群自以为智计过人左右逢源，便拉下四通八达的关系，既暗中私通重庆军统局，又与延安的军统一直保持联系，还曾秘密会见中共高级代表潘汉年，给苏北的新四军运过物资。他自以为留下后路无数，没想到这同时脚踏的几条船，都没踏好，反而让人觉得他两面三刀，不可信任。
1943年春天，李士群的大劫来了。一方面重庆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同样也暗通重庆的周佛海下达了铲除李士群的密令；另一边，东京方面也决定让上海的日本宪兵处死李士群。
又这样过了两个月，一切仍然在暗中进行。这天，在南京的胡兰成来到了罗君强家。边疆委员会已经在这年撤销了，罗君强改做了司法行政部长。胡兰成进到客厅，卫士说道："部长在楼上，熊先生与冈村宪兵中佐也在。"说完转身准备去通报。胡兰成立刻阻止了他："没有关系，我自己玩一会儿就走。"
熊剑东听见楼下有动静，走了下来，跟胡兰成说我正要问你一件事，然后压低声音问道："东京方面的覆示已经到了，李事现地善处，看来需要避免否则会引致严重的后果。只是现在不能确定，你是汪先生的亲信，所以要问问你，如果杀了李士群，汪先生会不会不干了？"
胡兰成肯定地回答道："不会！政府非要随便拆散，而人已死，汪先生只会追悼罢了。"
熊剑东又追问："你确定是这样吗？"
胡兰成回答："当然。"然后熊剑东又急忙上楼去了。
胡兰成一个人在客厅里看着水仙，逗留了片刻，这才出门回家了。他知道，事变很快就要发生了；但是，他仍然压制住自己什么也不问熊剑东。
大概过了五六天，就传来李士群从上海回苏州死了的消息，并且与吴四宝一样，也是被毒杀的。李士群在上海的时候，宪兵部冈村出面调解，于是将熊剑东和李士群拉在了一起；双方最后决定，熊做李的副手，李给熊三千万元，然后又一起吃了晚饭。
其实冈村已经在饭菜里下了毒，李士群当时就已经发觉食物的味道不对，谎称解手，想将喉咙里的食物抠出来。谁曾想，冈村更加老奸巨猾，也借口想要方便，跟着李士群到了厕所，李士群无奈只好放弃。后来毒性发作，李士群痛苦万分，竟拔枪准备自杀，身边的人及时将抢夺了过来，直到江苏省立医院院长储麟荪赶来的时候，李士群的血管已经硬化得连盐水针针头都扎不进去了。
李士群死后一个月，胡兰成才从南京赶到上海去佘爱珍家，楼上见到她后，便迫不及待地说道："吴先生的仇我已经报了！"
作为仇家的佘爱珍，李士群之死哪还等到一个月才知道？所以，当胡兰成自豪地告诉她时，她表情冷淡一句话也没说。此时，她能说些什么呢？说什么能让吴四宝复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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