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双手移到尸体外面，然后伸进水槽里，在一盆名为“环保化工”的消毒液中漂洗。这种液体呈浅绿色，就像日本绿茶的颜色。它可以摧毁病毒。她的手套浸入消毒液时，液体和猴血混合在一起，变成了褐色。她的耳朵听到的只是宇航服里面空气流动的噪声。空气的轰鸣回荡在她的宇航服中，就像地铁列车穿过隧道时的声音一样。
病毒是由薄膜和蛋白质构成的微小囊状物。这种囊状物包含一条以上的DNA或RNA链，DNA或RNA是一些细长分子，包含着复制病毒的软件程序。有的生物学家把病毒列为“生命形态”，是因为在严格意义上不能说它们是活的。病毒既非死亦非活，含糊不清地存在着。它们存在于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边界上。处于细胞之外的病毒仅仅停留在那儿；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它们是死的。它们甚至能形成晶体。处于血液或粘液周围的病毒颗粒或许看起来是死的，但这些颗粒正等候什么东西的来临。它们的表面很有粘性。如果一个细胞过来接触到病毒，而且病毒的粘性与细胞的粘性相互匹配，那么病毒就会附着在细胞上。细胞感觉到粘在自己上面的病毒后，就会环抱病毒，把它拉到自己内部。一旦病毒进入了细胞，它就变成了一只特洛伊木马。它会活跃起来，并开始复制。
病毒属于寄生生物。它不能靠自己生存，只能在细胞里进行自我复制，为了完成这一工作，它需要利用细胞的原料和系统。所有生物的细胞内部都携带有病毒。即使是真菌和细菌内也栖息了病毒，有时还会被它们毁灭。这就是说，病害也有它们自己的病害。病毒在细胞内不断复制自身，直到最后，细胞里塞满病毒并发生破裂，接着病毒会从摧毁的细胞里溢出。或者病毒也能穿过细胞壁萌芽，就像水滴从水龙头中滴出来，——滴出，滴出，滴出，滴出，复制，复制，复制，复制——这就是艾滋病病毒作用的方式。水龙头一直开着，直到细胞被挥霍，被耗尽，然后被摧毁。如果毁灭了足够多的细胞，宿主就会死亡。病毒并不“希望”杀死它的宿主。那不是病毒的最大利益，因为接下来病毒也会死掉，除非它可以足够快地从这个临死的宿主跳跃到另一个宿主身上。
埃博拉内部的遗传密码是一条RNA单链。这类分子被认为是最古老和最“粗糙”的生物编码机制。大约四十五亿年前，形成于地球诞生后不久的原始海洋可能包含相当多的基于RNA的微观生命形态。这暗示了埃博拉是一种古老的生物，其年龄可能与地球自身的年龄相接近。暗示埃博拉病毒极其古老的另一个线索是，它能够处于看起来既不怎么活也不怎么死的状态。
病毒繁殖时，它们或许看起来是活的，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们却显然是死的，它们只不过是一部机器，固然很敏锐，但却是严格的程式化的，比手持式风钻多不了什么生机。病毒是分子级的鲨鱼，是没有思想的动机。简洁，冷酷，合理，极度自私，病毒致力于复制自身——有时它能够以辐射的速度来进行复制。第一要务就是复制。
病毒的尺寸太小了，以至于人们看不到它。这里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想象一下病毒的大小。考虑曼哈顿岛缩小到下面的尺寸：
、
而这个“曼哈顿”可以轻易地容纳九百万个病毒。如果你能够放大这个“曼哈顿”，而且如果它挤满了病毒，你就会看见一簇簇微小人物，就像第五大街上的午间人群那样。一亿个结晶的脊髓灰质炎病毒可以覆盖这句话末尾的句号。停留在那个句号上的病毒们可以举办两百五十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英国与法国的人口总和——然而你却从不知道它的存在。
要擦净，南希心想。不能有血。不能有血。我不喜欢血。每次我看见一滴血时，我就看见了十亿个病毒。暂停然后清洗。暂停然后清洗。慢下来。看看托尼的衣服。检查他的状况。
你会注视着搭档的衣服，寻找孔洞或者裂缝的痕迹。就像你作为一位母亲，检查你的孩子一样——这是经常的身后检查，看看是否一切正常。
同时，约翰逊也在检查她。他观察她是否有任何差错，使用工具时是否过于着急。他想知道会不会看到她漏掉什么东西。
“咬骨钳，”他说道。
“什么？”她问道。
他指着她的输气软管，示意她把管子收起来，这样她能够更清楚地听见他的说话。她抓住软管，然后把它折起来。空气停止流动了，宇航服在四周渐渐缩小，噪音消失了。他贴近身体，又说了一遍“咬骨钳”这个单词，然后她松开了软管。她递给他一双称为“咬骨钳”的钳子，这是个法语单词，意思是“咬噬者”。这种工具用来打开头盖骨。
在生物安全4级区域里，打开头盖骨总是一件让人讨厌的事情。灵长类动物的头颅比较坚硬，富有韧性，而且骨板密接在一起。通常情况下，你会用一把电动骨锯推入头盖骨，但是在生物安全4级区域里，你不能使用骨锯。因为这样做会甩出骨头颗粒和血滴薄雾到空气中，而你并不想在高危区域里制造任何有传染性的薄雾，即使你穿着宇航服；这样做太危险了。
他们用钳子取出头盖骨。骨头破裂的声音很响。他们取出了大脑、眼睛和脊髓，然后扔到一瓶防腐剂里。
递给她一支盛有样本的试管时，约翰逊忽然停了下来，看着她那戴着手套的双手。他用手指着她的右边手套。
她朝下看去。是她的手套。它被血液浸湿了，可是现在，她看见了破洞。是一条裂缝，在右手外层手套上，横跨她的手掌。
南希脱掉了这只手套。现在，宇航服的主手套上覆盖了一层血液。她的宇航服的外层衣袖上流进了血液。好了，这下好了——我的衣服上到处都是埃博拉之血。她把手套和手臂放到消毒液中清洗，它们变得干净，而且湿得发亮。然后她注意到自己的右手，在剩下的两层手套里面感觉发凉而湿粘。她的宇航服手套里面有湿湿的什么东西。她怀疑那只手套也出现了渗漏。她怀疑自己的右边主手套上弄了一个缺口。她仔细地检查那只手套。然后她看见了。手腕处有一条裂缝。她的宇航服上有一个缺口。她感觉右手比较湿。她怀疑自己的宇航服中可能有埃博拉之血，而且就在手掌伤口附近的某个地方。她指着自己的手套说，“穿孔了。”约翰逊弯下腰，检查她的手套。他看到了手腕处的这条裂缝。她发现他的脸突然显出诧异的神色，然后他注视着她的眼睛。她知道他有些害怕。
那让她感到恐怖。她急忙摇摇拇指，指着出口。“我出去了，老兄。你能完成吗？”
他回答说，“我要你立即离开。我会紧闭这个区域，随后就出来。”
她用左手，那只没事的手，把输气软管从宇航服中拔了出来，几乎是跑着沿着通道来到密封舱。她的右臂僵硬地悬在一旁。她不想挪动那只手，因为每次挪动它时，她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压在里面，压在手套里面。恐惧占据了她的全身。她将怎样脱掉靴子，而不用她的那只手呢？她干脆把靴子踢掉了。它们沿着通道飞了出去。她使劲推开密封舱的门，跨步走了进去，然后砰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在密封舱里，她拉动一根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链条。它用于启动消毒淋浴。消毒淋浴需要进行七分钟，而在那段时间内是不允许离开的，因为这种淋浴对病毒的作用需要时间。最初出来的是一股蒸馏水喷流，冲刷掉她的宇航服上的血迹。喷水停止了。接着出来的是“环保化工”喷雾，从密封舱四面八方的喷嘴喷出来，用于净化她的宇航服。当然，如果什么东西生存在她的手套内，化学喷雾也是鞭长莫及的。
密封舱中没有灯光；室内十分暗淡，几乎是漆黑一片。这地方简直是一块灰色地带。她真希望此地有一台时钟。这样你就能知道自己必须要等待多长时间。还有五分钟？四分钟？化学烟雾落在了她的面罩上。这种情形就像在雨中驾驶一辆汽车，可是刮水器失灵了；你看不见任何东西。讨厌，讨厌，讨厌，她想。
在研究院里，有一个称作“班房”的生物安全4级医院，那里的医生们和护士们穿着宇航服对病人进行治疗。如果你暴露于某种高危微生物，你就会被送入“班房”，而且不会活着出来，然后你的尸体将被运往附近的生物安全4级停尸房，被人们称作“潜艇”的地方。研究院附近的士兵们把这个停尸房称为潜艇，是因为它的正门由厚重的钢铁做成，看起来就像潜艇里的空压舱门。
狗娘养的！她想。噢，他妈的！他们会把我关进班房。而且如果我与埃博拉交恶，托尼还会填写事故报告。而且一个星期之后，我将会待在潜艇里。讨厌！杰瑞还在德克萨斯。而且我今天没有去银行。房子里没有现钱了。孩子们和特潘夫人待在家里，我需要付给她钱。我今天没去菜市场。房子里没有食物。要是我被关到班房里了，孩子们可怎么吃饭呢？今晚谁和他们待在一起？讨厌！讨厌！讨厌！
淋浴停止了。她打开房门，冲进了中间整备区。她迅速地脱下了宇航服——她几乎是剥掉它的——然后跳了出来。宇航服“啪”的一声落在了混凝土地上，它是湿的，还滴着水。
右手臂从衣服中滑出来时，她看到刷手衣的袖口又暗又湿，而内层手套呈现红色。
宇航服手套已变成了渗漏部件。埃博拉之血早已遍布她的内层手套。它已经蔓延到胶乳上，正对着她的皮肤，正对着邦迪创口贴。最后一层手套比较单薄，是半透明的，她可以透过它看见邦迪创口贴，就在埃博拉之血的下面。她的心怦怦地跳着，几乎快要呕吐了——她的胃部收缩着、翻滚着，而且她感到喉咙被塞住了。那是呕吐因子。当你发现自己在生物安全4级生物体面前没有任何防护的时候，就会突然有呕吐的强烈欲望。她的思绪快速地轮转着：噢，讨厌。现在怎么办呢？我的一只手套没有消毒——而埃博拉之血就在这里。噢，耶稣啊。这儿的程序是怎样的？我现在得做些什么？
托尼?约翰逊的蓝色身影在密封舱里晃动，她听到喷嘴开始嘶嘶作响。他开始了消毒循环。还需要七分钟他才能回答她的问题。
关键问题是，是否有血液从内层手套渗透到了伤口的部位。悬停在一滴血中的五个或十个埃博拉病毒颗粒可以轻易地溜进外科手套的小孔中，而且可能足以启动爆炸性的感染。这种物质能够使自身不断扩大。而眼睛可能看不见手套中的小孔。她走到水槽边，把右手放到水龙头下冲刷血液，并且停留了一段时间。水流携带着血液流入了排水管道，而废水将在加热箱里煮沸。
然后，她用左手拽着仅存的那只手套，轻轻地把它脱下来。她的右手滑了出来，上面沾着一块块奶粉，她的手指甲很短，没有涂指甲油，没有戴戒指，指关节上留下了一块咬伤的疤痕，那是她在童年时代被山羊咬伤的，而手掌上有一个邦迪创口贴。
她看见血液里混着奶粉。
拜托，拜托，让它是我的血。
是的——确实是她自己的血。她的血流到了邦迪创口贴的边缘附近。她没有看见手上有丝毫的猴血。
她把内层手套放到水龙头下。降落的水流充满了手套。手套膨胀得像一个水球。她害怕手套上突然喷出一条水线，因为那是渗漏的证据，是她的生命完结的信号。手套渐渐胀大，而且十分稳定。没有渗漏。
她的双腿突然间崩溃了。她向空心砖墙边倒下去，沿着墙壁滑下去，感觉如同胃穿孔了一样。她走到帽盒边，坐在盒子上休息。帽盒是生化防疫容器，然而不知是谁一直把它用作椅子。腿上的压力解除了，她的身子也软了，向后斜靠在墙上。这就是托尼?约翰逊从密封舱中出来时看到的她的模样。
……
事故报告的结论是贾克斯少校没有暴露于埃博拉病毒。她的内层手套完好无损，而且由于每个人都相信这种微生物通过血液和体液的直接接触而传播，它似乎没有途径可以进入她的血流，尽管它突破了她的宇航服。她凭借薄薄的内层手套逃过了一劫，当天晚上就开车回家了。她几乎要从一只死猴身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这只猴子则是从一位名叫马英嘉的年轻护士身上感染的，而这位护士又是从一位修女身上感染的，后者于几年前在扎伊尔的丛林中轰然崩溃并出血而死。
那天晚上，她给德克萨斯的杰瑞打电话。“猜猜发生了什么？我今天碰到了一点小麻烦。我经历了一次对埃博拉的近身体验。”她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她看见血液里混着奶粉。
拜托，拜托，让它是我的血。
是的——确实是她自己的血。她的血流到了邦迪创口贴的边缘附近。她没有看见手上有丝毫的猴血。
她把内层手套放到水龙头下。降落的水流充满了手套。手套膨胀得像一个水球。她害怕手套上突然喷出一条水线，因为那是渗漏的证据，是她的生命完结的信号。手套渐渐胀大，而且十分稳定。没有渗漏。
她的双腿突然间崩溃了。她向空心砖墙边倒下去，沿着墙壁滑下去，感觉如同胃穿孔了一样。她走到帽盒边，坐在盒子上休息。帽盒是生化防疫容器，然而不知是谁一直把它用作椅子。腿上的压力解除了，她的身子也软了，向后斜靠在墙上。这就是托尼?约翰逊从密封舱中出来时看到的她的模样。
……
事故报告的结论是贾克斯少校没有暴露于埃博拉病毒。她的内层手套完好无损，而且由于每个人都相信这种微生物通过血液和体液的直接接触而传播，它似乎没有途径可以进入她的血流，尽管它突破了她的宇航服。她凭借薄薄的内层手套逃过了一劫，当天晚上就开车回家了。她几乎要从一只死猴身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而这只猴子则是从一位名叫马英嘉的年轻护士身上感染的，而这位护士又是从一位修女身上感染的，后者于几年前在扎伊尔的丛林中轰然崩溃并出血而死。
那天晚上，她给德克萨斯的杰瑞打电话。“猜猜发生了什么？我今天碰到了一点小麻烦。我经历了一次对埃博拉的近身体验。”她把白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
他感到十分惊骇。“见鬼，南希！我告诉过你别搅和那个埃博拉病毒！那个该死的埃博拉！”对于穿着宇航服从事高危工作的危险，特别是对埃博拉，他唠叨了足足十分钟。
她保持平静，没有与他争辩。她知道他不是恼怒于自己，他只是感到恐惧了。她让杰瑞继续说下去，等他一股脑地全说完，并准备停下来时，她告诉他，一切都会顺利的，自己很有信心。
同时，杰瑞对妻子表现得如此平静而感到奇怪。假如他察觉到她有略微的忧伤，他当晚就会飞回家了。
各种药物对病毒都没有效果，就这个意义上说，埃博拉实验没有成功。不论吉恩?约翰逊给它们吃什么药，感染的猴子都无一例外地丧命了。它们全部牺牲了。病毒完全地摧毁了这些猴子。它是一个彻底的冷血杀手。这项实验的唯一幸存者是那两只控制猴——它们是健康的没有被感染的猴子，生活在病猴对面的笼子里。控制猴没有感染埃博拉病毒，因而，正如预料中的那样，它们没有生病。
接着，渗血手套事件过去两星期后，埃博拉房间里发生了令人恐惧的事情。那两只健康的猴子表现出了红眼睛和鼻出血的症状，它们轰然崩溃并出血而死了。它们从来没有被人为地染上埃博拉病毒，而且它们也没有接近过病猴。它们与病猴之间远远地隔着开阔的地面。
倘若把一个健康的人放到一个房间里，而房间的另一边是一个艾滋病患者，那么艾滋病病毒不能通过空气飘移到房间的另一边感染健康者。但是埃博拉却跨越了空间的限制。它快速而果断地通过一种未知的途径实施了转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那两只控制猴将病毒吸入了肺中。“它不知怎么就跑到那边了，”几年后，南希?贾克斯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是这样说的。“猴子们喜欢吐唾沫、扔东西。另外，当管理员用水管冲洗笼子时，有可能制造雾滴。它大概是利用了那些雾状的分泌物，进而通过空气传播了。正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埃博拉可以通过空气而转移了。”
埃博拉河
1976年夏秋之交
1976年7月6日，苏丹南部的厄尔贡山西北五百英里处，靠近非洲中部热带雨林的指状边缘地带，一个名叫“俞?吉”的人出现了休克，身体七窍出血而死亡，他的名字后来为埃博拉搜索者所熟知。我们只提及他姓名的词首字母。俞?吉先生是首例经过确认的病例，也就是一种未知病毒在一次爆发中的指示病例。
俞?吉先生是恩扎拉镇上一家棉花加工厂的保管员。近些年，恩扎拉的人口一直在增长——按照它自己的方式，这个小镇经历了贯穿地球赤道区的人口爆炸。苏丹南部区域的居民是赞德人，这是非洲的一个大部落。赞德人的家乡是点缀着热带雨林的稀树大草原，刺槐树丛生在季节河边，这真是美丽的家乡。非洲鸽栖息在树上，发出持续很久的叫声。几条河流之间的土地是一片象草的海洋，它们可以长到十英尺高。当你朝南走向扎伊尔时，土地会渐渐升起并形成山丘，森林从河流两岸伸展出来，渐渐变得浓密，形成封闭的林荫，这时你就进入热带雨林了。恩扎拉镇附近的土地上是栽种着丰富的柚木、水果和棉花的种植园。人们很贫穷，但是他们辛勤劳作，供养着庞大的家庭，维持着他们的宗族传统。
俞?吉先生是一个领薪水的人。在棉花加工厂后面，有一间屋子堆着棉花布料，他就在这间屋子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办公。蝙蝠栖息在屋顶上，就在他的桌子附近。没有人能事先证实这些蝙蝠感染了埃博拉病毒。病毒可能通过某种未知的途径进入了这家棉花加工厂——例如可能是困于棉花纤维中的昆虫，或者是生活在工厂中的蝙蝠。或者，也许病毒与棉花加工厂并没有关联，俞?吉先生是在其他地方感染的。他没有去医院，最后在自家大院的吊床上去世了。家人为他举行了传统的赞德葬礼，在一块长满象草的空旷地里，他们把他的遗体抬到一堆石头下面。他的坟墓被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医生们不止一次地参观过，他们希望看到它并思考它的意义，他们关注着这例后来被称为“埃博拉-苏丹”的指示病例。
如今，人们记得俞?吉先生是个“朴素而平凡的人”。他生前没有拍过任何照片，似乎没人记得他的模样。即使在他的镇上，他也算不上名人。人们说他的哥哥高大而瘦削，所以他大概也是如此。他所经历的人生没有被任何人注意到，除了他的家人和几个同事。若不是因为他是病毒的宿主这个事实，他或许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分别。
它击中了这家医院，如同一颗炸弹。它凶残地对待病人，像链状闪电一样迂回前进，从医院里出来，在患者的亲属们身上来回穿梭。显然，医护人员给病人们注射时使用了脏针头。病毒通过针头在医院里蔓延开来，然后它击中了医护人员。对于致命的传染性的不可治愈的病毒，其特征之一就是它能快速进入医护人员中间。在某些情形下，医疗系统可能会强化病毒的爆发，这就像透镜会把太阳光聚集到一堆易燃物上一样。
病毒使马里迪镇上的这家医院变成了停尸房。它从一张病床跳到另一张病床，杀死前后左右的病人，医生们渐渐注意到精神狂乱、精神异常、人格解体、行为怪癖的病征。一些垂死的人剥去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跑出了医院。他们赤裸的身上淌着血，在小镇街道上徘徊着，寻找回家的路，似乎他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变成这种状况。毫无疑问地，埃博拉损伤了大脑，并导致了精神性痴呆。然而，区分脑损伤和恐惧效应并非易事。倘若你被困在医院里，看到躺在病床上的人们正在液化，你很可能会尝试逃离医院，又倘若你因流血不止而惊恐万分，你很可能会脱去衣服，而人们也许会认为你疯了。
苏丹毒株比马尔堡病毒至少致命两倍以上——它的致死率是百分之五十。也就是说，遭遇它的人之中，整整一半会失去生命，而且是快速地死去。这一致死率与中世纪时代黑死病的致死率相当。假如埃博拉-苏丹病毒设法从中部非洲传播了出去，它可能会在几星期内进入喀土穆，之后再过几星期就会渗透到开罗，然后从那里它就会跳跃到雅典、纽约、巴黎、伦敦、新加坡——它就会跑到这颗星球上的每个角落。然而那种情形未曾发生过，苏丹的危机结束了，并且不为世界上大多数人所知。苏丹发生的事情可以与一颗原子弹秘密爆炸相提并论。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人类是否接近了一种重大的生物灾难。
由于一些尚不清楚的原因，这次爆发平息了，病毒消失了。马里迪镇的医院是它出现的震中位置。当病毒蹂躏这家医院时，幸存的医护人员惊慌失措，逃进了树丛中。这也许是他们能做的最明智的事情，也是再好不过的了，因为这样就终止了脏针头的使用，而且腾空了医院，有助于破坏传染链。
埃博拉-苏丹病毒的消失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里的天气非常炎热。病毒如此快速地杀死病人，以至于在他们死之前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感染其他人。此外，这种病毒不能通过空气传播。它不具备相当足够的传染力来发动全面的灾难。它在血液里面游荡，而出血的受害者在死之前没有接触过许多人，所以病毒没有足够多的机会跳跃到新的宿主身上。要是人们把病毒咳嗽到空气中……那就会是另一个故事了。无论如何，埃博拉-苏丹病毒在中部非洲消灭了几百条人类生命，就如同一把火消耗了一堆稻草一样——直到中心的火焰燃尽，化为一堆灰烬为止——而不像艾滋病病毒，后者在整个地球上阴燃，就像煤矿里面的火灾，永远不可能扑灭。埃博拉病毒在苏丹的化身撤退到了丛林的心脏地带，毫无疑问，它在那里生活到了今天，寄生于某种未知宿主，循环了一代又一代，它能够改变自身的形状，它能够变异为一种新的物种，可能会以一种新的形态进入人类。
苏丹病毒爆发两个月后——时间已是1976年9月初——某种更为致命的蜷丝状病毒出现于西边五百英里处，一个名为“本巴地区”的扎伊尔北部地区，这是一块热带雨林区域，散落着一些村庄，由埃博拉河提供水源。埃博拉-扎伊尔病毒比埃博拉-苏丹几乎致命两倍。它似乎现身于平静之中，然而那一股难以平息的力量念念不忘着高深莫测的企图。在这一天之前，第一例人类的埃博拉-扎伊尔病例从未被确认过。
大概是居住在埃博拉河南岸某地的某个无名人士在九月上旬接触了带血的什么东西。或许是猴肉——那个地方的人们猎杀猴子为食物——或者可能是其他动物的肉，例如大象或蝙蝠。或者可能这个人触摸过碾碎了的昆虫，或者可能他或她被一只蜘蛛咬了。不论病毒的初始宿主是什么，转移到人类世界中来的似乎是血液间接触式的热带雨林病毒。而通向人类的入口可能就是这个无名人士手上的伤口。
病毒在扬布库教会医院浮出水面，这是一家由比利时修女开办的内地诊所。波浪形的锡制屋顶和刷白的水泥墙，坐落于森林中的一座教堂旁边，教堂的钟声响起时，你可以听见赞美诗的朗诵声和用斯瓦西里语清唱的大弥撒。而在隔壁，人们在诊所边站成一列，因为疟疾而浑身颤抖着，他们等候修女们给他们打针，这样或许会让他们觉得好受一些。
扬布库的教会还为孩子们开办了一所学校。在八月底，学校的一名教师和他的几个朋友到扎伊尔北部去度假旅行。他们向教会借了一辆“兰德?路华”越野车，驶向北方去考察这个国度，他们沿着有车辙的路径缓慢地行进着，当然时而会陷于泥地中，这就是你试图驾车穿过扎伊尔时所期待的。大部分路段是苍天大树环绕着的小道，总是处于林荫中，就好像穿过一条隧道一样。他们终于来到了埃博拉河边，从渡轮上越过河流，接着继续向北。行到奥邦贵河附近时，他们在一个路摊旁边停了下来，这名教师买了一些新鲜的羚羊肉。而他的一位朋友则买了一只刚杀的猴子，并把它放到越野车的后面。当他们乘着越野车到处旅行时，朋友们之中可能有人触摸过猴子或羚羊肉。
他们驾车折返，学校教师回到家后，他的妻子炖了羚羊肉，家里的每个人都吃了肉。第二天早晨，他觉得不舒服，于是赶在去学校教书报到之前，他在教堂另一侧的扬布库医院停留了片刻，让修女们给他打一针。
每天一早，扬布库医院的修女们会在一张桌子上陈列五支皮下注射器，而她们整天就用它们给病人们打针。她们每天使用五个针头给医院门诊和产科门诊的数百人进行注射。修女和医护人员们偶尔会在注射后用一盆热水清洗针头，以去除针头上的血迹，然而更为经常的情形则是，她们一针接着一针地注射而没有清洗针头，她们的针头从一只手臂转移到另一只手臂，混合一个人的血到另一个人的血。由于埃博拉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加之血液间接触的五到十个病毒颗粒就足以在新的宿主中发动极度的扩张，这样做显然为微生物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机会。
接受注射几天后，这名教师便与埃博拉-扎伊尔交恶了。他是埃博拉-扎伊尔的第一例已知病例，然而他很可能是在医院里打针时，从脏针头那儿感染了病毒，这意味着某个染有埃博拉病毒的其他人可能先前造访过医院，并在那天早些时候从同一个针头上接受了注射，而这个针头后来又用到了这名教师身上。那个不知其名的人很可能就站在等候打针的队列中，排在这名教师的前面。或许是那个人点燃了埃博拉在扎伊尔的蔓延。完全类似于苏丹的情形，理论上可能环游地球的某种生命形态的出现，归根结底起始于一个被感染的人。
这种病毒在医院附近的五十五个村庄里同时爆发。最初它杀害了那些接受注射的人们，然后它转移到家庭，杀死家庭成员，尤其是女人，因为在非洲，是女人们为死者准备葬礼。它横扫扬布库医院的护理人员，杀死了绝大多数护士，然后击中了比利时修女们。与埃博拉交恶的第一个修女是一名接生了死产胎儿的助产士。母亲垂死于埃博拉，并将病毒带给了她未出生的孩子。胎儿显然已经崩溃了，在母亲的子宫内出血而亡。于是这位母亲自发流产了，而协助这次异常接生的修女离开时双手沾着血。母亲和胎儿的血液是高度危险的，大概这个修女手上的皮肤有小小的伤口。她的感染爆炸性地发展着，不到五天后就死去了。
扬布库医院有一位护士，现在被人们称呼为“米里亚姆修女”。她患上了“流行病”——他们起初就是这样称呼这种病的——而且病得很重。扬布库的一位神父决定设法带她到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市，以便让她得到更好的治疗。他和另一位名叫“埃德蒙达修女”的护士，驾驶“兰德?路华”越野车，带着米里亚姆修女前往本巴镇。这座镇上的煤渣砖墙和木头窝棚杂乱地堆挤在刚果河畔。他们赶往本巴的机场，租了一架小型飞机飞往金沙萨，而抵达这座城市后，他们把米里亚姆修女送往恩加利马医院，这是一家由瑞典护士开办的私人医院，他们在医院里给她安排了一间单独的病房。在那里，她忍受着临终前的痛苦，把她的灵魂托付给耶稣基督。
一切都已结束后，在米里亚姆修女的病房里，地板、椅子和墙上都沾染了血迹。某个曾经目睹过这个房间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把她的尸体运走并埋葬（用许多床单包裹着）后，医院里没有人能够忍受到房间里打扫卫生。护士们和医生们都不愿意接触到墙上的血迹，坦率地说也很害怕呼吸房间里的空气。因而人们紧闭并锁上这间病房的房门，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好些天。修女死后，她的病房的景象或许会让一些人想到一两个关于上帝本质的问题，或者，对于不倾向神学的人来说，墙壁上的血迹可能是大自然本质的暗示吧。
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杀害了这名修女，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是一种复制的微生物，这种疾病的征兆和症状让人难以镇静地思考。阻碍冷静思考的还有从丛林中传出来的流言，人们从流言蜚语中得知，这种微生物消灭了刚果河上游的全部村庄。而这些流言并不是真实的。病毒有选择地袭击家庭，但是来自上游的一条条消息被封锁了，因而没有人了解到这一点。金沙萨医院的医生们审查了这名修女的病例，渐渐怀疑她可能死于马尔堡或者类似马尔堡的病毒。
埃德蒙达修女，这名与米里亚姆修女一起坐车到本巴、又一同乘飞机到金沙萨的修女，也感染上了这种所谓的“流行病”。他们把她安置在这家医院的一间私人病房里，在那里她出现了与米里亚姆修女相同的征兆和症状，渐渐失去了生命。
恩加利马医院里有一位名叫“马英嘉?恩色卡”的年轻护士（她的名是马英嘉，姓是恩色卡。）米里亚姆修女在血迹斑斑的病房里死去时，马英嘉护士一直照料着她。她大概是沾染了这名修女的血液或者黑色呕吐物。无论如何，马英嘉护士渐渐感到头痛和疲劳。她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状况。她来自一个贫寒而有志气的家庭，曾获得奖学金到欧洲上大学。她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病重了，将不会被允许出国旅行。当头痛侵袭她时，她离开了医院的工作岗位，然后失踪了。她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两天。在那段时间里，她跑进城里，希望在明显生病之前办好出境旅游通行证。失踪的第一天里——日期是1976年10月12日——她花了一天时间排队等候在扎伊尔外交部的办公室门口，试图办好她的证件。
第二天，10月13日，她感觉病情加重了，可是她依旧没去报到上班，而是又进城去了。这一次，她搭乘一辆出租车到了金沙萨最大的医院，麻麻叶磨医院。此时此刻，她头痛得丧失了理智，胃痛也加剧了，她肯定是恐惧万分。为什么她没去恩加利马医院寻求治疗呢？她在那里工作，医生们也会照顾她。这很可能是一例“心理否认”病例。即使对她自己也不愿承认她已经被传染了。大概是碰到了疟疾，她希望如此。于是她去了麻麻叶磨医院，城市的穷人们常去的医院，花了数小时在救护病房中等候，而那里挤满了贫民和小孩。
我的脑中浮现出她的样子——马英嘉护士，美国陆军冷藏柜里的病毒源。她是一个愉悦而文静、年轻而漂亮的非洲女人，二十岁左右，正值生命的青春年代，怀揣着未来与梦想，希望那些不知何故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没有发生。人们说，她的父母深深地爱着她，她是他们的掌上明珠。此刻，她正坐在麻麻叶磨医院的救护病房里，挤在疟疾病人们中间，挤在大肚子的穿着破衣裳的孩子们中间，而且没人注意到她，因为她表现出的症状只是头痛和眼红。或许是她正在哭泣的事实使她的眼睛变红了。一位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对付疟疾的药物，劝告她应该接受隔离检疫。但是麻麻叶磨医院的隔离病房已经没有空间了；于是她离开了这家医院，又招唤了一辆出租车。她让司机带她到另一家医院，大学医院，那里的医生们或许能治疗她的病。然而当她来到大学医院后，医生们似乎不能找出她身上的毛病，除了可能有一些疟疾的征兆。她的头痛渐渐加剧。她坐在这家医院的候诊室里，当我尝试着想象她在那里的情景时，我几乎敢肯定她在哭泣。最后，她别无选择了。她回到了恩加利马医院，要求以病人的身份被接纳。他们把她送到一间私人病房，在那里她渐渐无精打采，而她的脸部僵硬得如同面具一样。
作为恩加利马医院中第一个患病的修女，米里亚姆修女躺在病床上即将死去，她的医生们决定对她进行所谓的“濒死活体检查”。这是在死亡前一刻完成的快速的组织取样，而不是完整的尸体解剖。米里亚姆修女是一个禁止验尸的宗教组织的成员，然而医生们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在她体内繁殖着。当临终休克和痉挛发生时，他们在她的上腹部插入了一个针头，吸出了一定量的肝脏。她的肝脏已经开始液化，而针头很大，于是这名修女的相当一部分肝脏进入了针头内，填满了活体检查注射器。大概就是在这个濒死活体检查的过程中，她的血液喷到了墙壁上。医生们还从她的手臂上获得了一些血液样本，然后放进玻璃试管中。这名修女的血液极度宝贵，因为它包含了这种未知的高危微生物。
血样立即空运到比利时和英国的国家实验室，后者是位于威尔特郡的波顿唐的“微生物研究机构”。两家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开始了鉴别这种微生物的竞赛。同时，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C.D.C.——科学家们感觉被置身事外了，他们仍在积极争取，希望能将修女的少许血样拿到手，不停地打电话到非洲和欧洲到处恳求血样。
疾病控制中心有一个专门研究未知的新兴病毒的部门。它被称作“特殊病原部”。在1976年，扎伊尔爆发期间，这个部门的主管是一位名叫卡尔?约翰逊的医生，他是一个病毒搜索者，以中非和南非的热带雨林为家。（他与民间病毒搜索者吉恩?约翰逊没有亲戚关系，也与病理学家托尼?约翰逊中校没有亲戚关系。）卡尔?约翰逊和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们几乎对扎伊尔上游发生的事件闻所未闻——他们所知的只是扎伊尔的人们正死于一种表现“普通症状”的“热病”——他们没有获知来自丛林或者医院的详情。然而这个事件听起来还是很严重的。约翰逊打电话给波顿唐的英国实验室的一位朋友，据说他告诉这位朋友，“只要你有哪怕一点点渣滓来分让那名修女的血液，我们都愿意瞧一瞧。”这个英国人答应分给他一些，而他收到的差不多就是渣滓。
修女的血样来到了疾病控制中心，它们盛放在玻璃试管中，而试管盛放在摆满干冰的箱子里。这些试管在装运途中破裂了，新鲜而腐烂的血液在箱子里流得到处都是。一位名叫帕特丽夏?韦伯的病毒学家——她当时嫁给了约翰逊——打开了箱子。她发现包裹被血粘住了。血液看起来像焦油一样。黑色，胶粘，就像土耳其咖啡。她戴上了橡皮手套，但是除此之外，她在处理血液时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防护。她设法轻轻地把这些黑色材料敷到棉球上，接着用指尖挤压棉球，于是她收集了几滴血样，这就足够测试其中的病毒了。
帕特丽夏?韦伯将一些黑色的血滴滴入盛有猴细胞的长颈瓶中，不久这些细胞就生病了，并渐渐死亡——它们破裂了。这种未知的微生物会感染猴细胞并且裂开它们。
在疾病控制中心，另一位研究未知病毒的医生是弗雷德里克?墨菲，一位曾经协助证认马尔堡病毒的滤过性病原体学者。他当时是，现在也是，世界顶尖的拍摄病毒的电子显微镜摄影师之一。（由他拍摄的病毒的照片一直陈列在艺术博物馆里。）墨菲意欲近观那些正在坏死的细胞，看看能否给它们之中的病毒拍摄一张照片。10月13日——也就是马英嘉护士坐在金沙萨各家医院候诊室里的同一天——他把一滴来自细胞的液体置于一块小片玻璃上风干，然后放到他的电子显微镜中进行观察。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样本中塞满了病毒颗粒。干燥的液体被某种细线状的东西扫荡了。他不禁倒吸了一口气。他心想，马尔堡。他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马尔堡病毒。
墨菲蓦然站起身，一阵奇怪的感觉袭来。那间用于准备这些样本的实验室——那间实验室是高度危险的。那间实验室与地狱一样危险。他走出显微镜室，关上身后的门，然后赶紧沿着走廊来到了研究原料的那间实验室。他拿起一瓶次氯酸钠消毒液，彻底地擦净房间，用消毒液清洗工作台面和水槽，清洗所有的东西。他真正地擦洗了那个地方。接着，他找到帕特丽夏?韦伯，告诉她自己在显微镜中所看到的。帕特丽夏打电话给她丈夫说，“卡尔，你最好赶快到实验室里来。佛瑞德看到一个样品，他看到‘蠕虫’了。”
他们凝视着这些蠕虫，试图把形状归类。他们看见了爬蛇、辫子、树枝、类似于希腊字母Υ的叉状物，他们还注意到了类似小写字母g的花体，弯曲得像字母U一样的曲线，以及一圈圈6。他们还注意到了一种起初称作“牧羊人的曲柄棍”的经典形状。埃博拉专家们最初把这种曲线称作“吊环螺栓”，以一种螺栓命名，这种螺栓在五金店里就可以找到。这种形状也被描述为“带着长长尾巴的燕麦圈”。
（图片）
一个具有明显“牧羊人的曲柄棍”形状的埃博拉病毒颗粒——这里是一个缠结的双柄。这是埃博拉的最早照片之一。1976年10月13日由当时在疾病控制中心C.D.C.工作的弗雷德里克?墨菲拍摄。颗粒上块状的类似绳索的特征是具有神秘结构的蛋白质。它们围绕在一条RNA单链上，后者是病毒的遗传密码。放大率为112，000倍。
第二天，帕特丽夏?韦伯对病毒进行了一些测试，发现它对作用于马尔堡或其它已知病毒的任何测试都不起反应。因此，它是一种未知的微生物，一种新兴病毒。她和同事们分离出毒株，证明了它是某种新的东西。他们赢得了给这种生物体命名的权利。卡尔?约翰逊将它命名为“埃博拉”。
卡尔?约翰逊后来离开了疾病控制中心，如今他的大量时间忙于蒙大拿州垂钓鲑鱼。他从事着各种事务的顾问工作，其中包括设计加压的高危地带。听说通过蒙大拿的大斯凯市的一个传真号码可以联系上他，于是我就给他发了一封传真信件。我在信中表示对埃博拉病毒很着迷。对方收到了我的传真，然而没有回复。于是我等待了一天，又给他发了一封传真。依然是石沉大海。这个人肯定是太忙于钓鱼，觉得回信太麻烦了。而当我已经不抱希望时，我的传真机突然冒出这条回复：
普雷斯顿先生：
试试面对面地注视一条晃动着的眼镜蛇的眼睛，如果你不把由此而生的感情算进去，那么“着迷”可不是我对埃博拉的感觉。吓得屁滚尿流怎么样？
卡尔?约翰逊和他的同事们首次分离了埃博拉病毒，两天后，他在另两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的陪同下前往非洲，他们携带着十七个装满设备的箱子，试图组织一次努力去阻止扎伊尔和苏丹的病毒（苏丹的蔓延仍在继续）。他们最先飞到日内瓦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而在那里他们发现世卫组织对蔓延的情况所知甚少。于是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们布置了他们自己的设备，把更多的箱子包装起来，准备赶往日内瓦机场，他们将在那里起飞，飞往非洲。然而就在那时，就在最后可能的关头，其中一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恐慌了。据说，他是被指派去苏丹的医生，他害怕前进哪怕一小步。这并非一种不同寻常的情形。就像卡尔?约翰逊向我解释的那样，“我曾亲眼见过年轻的医生们逃离这些出血性的病毒，确实是这样的。他们不具备在爆发期间工作的能力。他们甚至拒绝走下飞机。”
约翰逊，这位埃博拉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在钓鱼的时候比较喜欢谈论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我们的优先权，”他向我解释说。）于是我飞往蒙大拿，花了几天时间在巨角河上陪他垂钓褐鳟。时值十月，天气渐渐清朗，河岸边的棉白杨的树叶变黄了，在南风中瑟瑟作响。约翰逊站在齐腰深的河水中，水面平滑而多变。他戴着太阳镜，嘴角叼着一支香烟，手中握着假蝇钓鱼竿。水面被渔线撕开一条缝，约翰逊在上游释放了一个鱼钩。他身材瘦削，留着胡须，说话声音很轻，以至于我不得不迎风倾听。在人类追逐病毒的历史上，他是一位伟人，曾经发现并命名了这颗星球上最危险的一些生命形态。“我很乐意地看到大自然不是仁慈的，”他谈论道。他观察着水面，向下游走了一小步，又放下一个鱼钩。“但在今天这样的一天里，我们可以假称大自然是仁慈的。一切妖怪猛兽都有仁慈的时候。”
“扎伊尔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我们到达金沙萨时，那地方完完全全地变成了一座精神病院，”他说。“本巴没有传来任何消息，没有无线电通信。我们知道那儿的情况很糟糕，也知道我们正在对付的是一种新的东西。然而我们不清楚这种病毒能否通过空气中悬浮的小液滴而传播，就像流感一样。假如埃博拉轻易地通过空气传播，这个世界如今又是另一幅光景了。”
“那么会怎样？”
“我们人类的数量将会少很多。假如这种病毒含有较多的与呼吸有关的成分，那么要想牵制它们将会是极其困难的。我确实考虑过，倘若埃博拉是安德罗美达菌株——不可思议的致命而且通过微滴感染而传播——那么世界上将不会再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了。与其在伦敦的歌剧院里被感染，还不如在中心地带工作呢。”
“你担心威胁物种生存的事件吗？”
他盯着我看。“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一种可以消灭我们的病毒。”
“哦，我想它可能发生。当然它还没有发生。我并不担心。更有可能的是一种可以减少我们百分之九十人口的病毒。”
“十个人中的九个被杀死？而你还不烦恼。”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神秘的快意。“病毒使一类物种变得稀疏，这对物种来说可能是有益的，”他说。
一声尖叫刺破天空。听起来不像是人发出的。
他把目光从水面移开，四处张望着。“听见那只野鸡了吗？那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可爱的巨角河，”他说。
“你觉得病毒美丽吗？”
“哦，当然，”他轻声说，“当你凝视着眼镜蛇的眼睛时，恐惧之中还有它的另一面，这不是真的吗？当你渐渐看见美丽的本质时，恐惧感就减轻了。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埃博拉就像观赏一座华美而精致的冰城。它是这样的寒冷。这样的纯洁无瑕。”
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国际小组在金沙萨集合了，卡尔?约翰逊成为了这个小组的领袖。
陪同约翰逊飞往扎伊尔的另一名疾病控制中心医生，乔尔?布雷曼，成为了现场勘察小组的一名成员。现场勘察小组登上了驶往内陆的飞机，前去探察本巴正在发生的事件。这架C-130型布法罗军用运输机，是一架美国制造的的军用飞机，隶属于扎伊尔空军。它恰巧也是蒙博托总统的个人专机，配备有豹皮椅、折叠床和小吧台，堪称总统的空中宫殿。这架飞机平时载着总统和他的家人到瑞士度假，然而现在却载着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前往高危地带，沿着刚果河向北偏东飞行。他们坐在豹皮椅子上，凝视着窗外的无尽的热带雨林土地和褐色的河流，平坦的地面偶有起伏，那是泛着微光的牛轭湖，而依稀可见的道路上排列着一串串像珠子一样的圆形小屋。布雷曼倚靠在机窗旁边，观察着地形渐渐伸展到非洲的心脏，他也渐渐对着陆感到恐惧了。空中是绝对安全的，远远地高过那无边无际的森林，但是降落到那里的话……去本巴自寻死路的感觉渐渐逼近他。作为一名政府的流行病学家，他最近被指派到密歇根州，却突然又被征召到了非洲。他已经告别了远在家乡密歇根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开始怀疑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一根牙刷，并设法往袋子里塞进了一些纸质的外科口罩、外科大褂和橡皮手套。他没有真正的设备来对付高危微生物。布法罗飞机开始下降，本巴镇出现在视野中，刚果河沿岸铺开一个腐朽的热带港口。
布法罗飞机降落在郊外的一条飞机跑道上。飞机上的扎伊尔籍成员非常恐惧，他们害怕呼吸这里的空气。他们使飞机的螺旋桨空转着，推搡着医生们走下舷梯，跟在后面举着包裹出来。当布法罗飞机加速起飞时，医生们发现自己置身于飞机的气浪中。
在镇上，他们会见了本巴区的地方长官。他是当地的一名政客，此时正心烦意乱。他早已发现自己的处境堪忧了，而且是深陷于困境之中。“我们倒霉了，”他对医生们说。“我们得不到食盐和食糖。”他的声音颤抖着，几乎要落泪了，然后补充道，“我们甚至得不到啤酒。”
小组里的一位比利时医生知道怎样处理这种情形。他摆出一副夸张的姿势，把一个黑色的航空飞行员的包裹拿到桌子上。然后他把包裹倒过来，几叠钞票从中掉了出来，在桌子上堆成一座小山，让众人眼前一亮。“长官，或许这个会让情况好一点，”他说道。
“你在干什么？”布雷曼对这个比利时人嚷道。
比利时人耸耸肩。“你看，这里办事的方式就是这样。”
这名长官捧起钞票，发誓他会通力合作，提供在他的管辖之下的全部的政府资源——他还借给他们两辆“兰德?路华”越野车。
现场勘察小组朝北推进到埃博拉河。
此时正是雨季，“道路”就是一行被流水截断的污水坑。引擎嚎叫着，车轮翻滚着，在绵绵阴雨和极度闷热中，他们以步行的速度在森林里前进。偶尔会途经村庄，而在每个村庄他们都遭遇到了倒下的树木做成的路障。经历了天花病毒的数个世纪后，村庄里的年长者已经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方法来控制病毒，根据他们公认的智慧，这种方法就是切断他们所在的村庄与外界的联系，保护他们的村民躲避瘟疫的肆虐。这种做法是相反隔离，非洲的一种古老经验，在疾病流行期间，村庄会把陌生人挡在外面，并赶走出现的外来者。
“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来干什么？” 在树木栅栏的后面，他们朝越野车叫喊着。
“我们是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最终，人们会清除树木，而小组会继续前进深入到森林中。在一天漫长而绝望的旅行中，他们从刚果河出发，穿越了五十英里，而最后，接近黄昏时，他们来到了一排圆形的非洲房子附近，这些房子的屋顶是用茅草覆盖的。房子尽头的森林中央矗立着一座白色的教堂。教堂的附近有两个英式足球场，他们注意到其中一个足球场的中央有一堆焚烧过的床垫。再行过两百码，他们到达了扬布库教会医院，这是几幢低矮的粉白的建筑物，水泥砌成的墙壁，波浪形的锡制屋顶。
这个地方像坟墓一样寂然无声，似乎早已荒废了。一张张病床只剩下铁质的或木头的床架，没有床垫——浸透了血液的床垫已经在足球场上被焚烧了——地板上很干净，没有污迹，显然是冲洗过了。小组发现了三名幸存的修女和一名牧师，还有几位忠实的非洲护士。在病毒消灭所有其他人之后，他们就把脏乱的病房打扫干净了，这些人现在正忙于用杀虫剂给病房喷雾，希望这样或许能够驱散病毒。医院里还有一间病房没有打扫。人们，甚至是修女，都没有勇气进入这间产科病房。当乔尔?布雷曼和小组成员们走进去时，他们发现了许多废弃的带着血迹的注射器，还发现了几盆污水。这个房间在分娩的过程中就被遗弃了，临死的母亲们在此处流产感染埃博拉的婴儿。勘察小组在天涯海角发现了病毒王后的红色宫殿，这种生命形态利用母亲和她们未出生的孩子而疯狂地扩大化。
雨昼夜不停地下着。医院和教堂周围生长着美丽的热带树木。樟木和柚木的树顶盘绕交叉着，伴随雨点轻轻地发出声响，而每当成群结队的猴子从中间穿过时，树木就会像遇到一阵风一样弯腰而摇晃。这些猴子从一个树顶跳跃到另一个树顶，叫喊着它们的不可翻译的语言。第二天，坐在他们的越野车上，医生们又开始了深入森林的旅程。他们接触到了感染病毒的村庄，发现茅屋中的人们正渐渐死去。其中的一些受害者已经被送到村庄边缘的茅屋中进行隔离——这是非洲的一种对付天花的古老方法。一些有人死过的茅屋已经被烧为平地。病毒似乎已经逐渐消失了，它如此迅速地纵横穿梭于本巴，以至于绝大多数会死的人已经活不到今天。一丝情绪在乔尔?布雷曼的脑中翻滚着，凭着医生的睿智，他意识到自己忽然之间调查到了事件的核心，他意识到这些受害者是从医院感染病毒的。这种病毒在修女们的身上扎下根基，然后袭击那些向她们寻求帮助的人。在某个村庄里，他检查了一个感染了埃博拉的垂死的病人。这个人坐在椅子上，按着腹部，痛苦地向前探着身子，他的牙齿上流着血。
他们尝试着通过无线电联系上金沙萨，告诉卡尔?约翰逊和其他人，这次流行病的高峰已经过去。一个星期后，他们还在试图进行无线电通信，然而他们仍旧不能连通。于是他们返回到本巴镇，在河边等候着。一天，一架飞机在头顶嗡嗡作响。它在镇子上空盘旋了一圈，然后降落了，他们快步跑了过去。
在金沙萨的恩加利马医院，马英嘉护士已经被安置到一间私人病房里，这间病房可以由一块灰色地带进入，护士和雇员被要求在进入之前穿上生化防护服。马英嘉由一位名叫玛格瑞莎?伊萨克森的南非医生照料，这位医生起初戴了一个军用防毒面具，但在热带的高温下，这样变得越来越不舒服。她自思自想，我不能忍受它了，总之，要是我从这面具里活着出去了，我自己都会惊讶的。这让伊萨克森医生不禁考虑到自己的孩子。她想，我的孩子们已经长大了，我不需要为他们负担很大的责任了。于是她摘掉了面具，面对面地治疗这个生命垂危的女孩。
伊萨克森医生竭尽所能挽救马英嘉，但是她在这种微生物面前显得那么无能为力，就像中世纪的医生们面对黑死病一样。（“这不像艾滋病，”她后来回忆说。“艾滋病与这比起来简直太容易了。”）她让马英嘉含住冰块，这样有助于减轻她喉咙的痛苦，还给她服用了安定片，试图使她避开对前途的忧惧。
“我知道自己快要死了，”马英嘉对医生说。
“不要胡说。你不会死的。”伊萨克森医生回答道。
马英嘉出血之初，血液从她的嘴巴和鼻子里流出来。没有出现喷血的情况，污血只是一滴滴地落下来，四处流淌着，不肯停止，也不肯凝结。这是一种出血性鼻出血，直到心脏停止跳动才肯停息。伊萨克森医生最终给她输了三次全血，用于替换鼻出血损失的血液。马英嘉保持着清醒和沮丧，直到生命的终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她的心脏急速地跳动着。埃博拉已经进入了她的心脏。马英嘉能够感觉到她的心脏在胸腔内渐渐肿胀起来，这让她无法形容地害怕。那天晚上，她死于心脏病发作。
她的病房里沾染了血迹，两名修女的病房也是如此，它们依旧锁着，血迹斑斑。伊萨克森医生对医护人员们说，“我现在对你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她拿来水桶和拖把，然后把病房清洗干净了。
医疗小组在金沙萨散开，分头寻找那三十七个人的位置，在马英嘉徘徊于城市中的那段时间里，那三十七个人曾与她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他们在医院里搭起了两顶生物隔离帐篷，把那些人囚禁了几个星期。他们用浸泡过化学药剂的床单包裹了两名修女和马英嘉护士的尸体，然后把尸体装进双层塑料袋里，抬到密封的棺材中，拧紧棺盖，在医生们的守护下，他们在医院里举行了葬礼。
卡尔?约翰逊始终没有收到本巴上游的医生勘察小组的任何消息，他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死了，于是臆测这种病毒将在这座城市中继续燃烧下去。他组织了一个水上流动医院，将船只停泊在刚果河中。这是一艘为医生们准备的隔离船。这座城市将会成为高危地带，而浮船将会是灰色地带，也会是医生们的庇护所。当时大约有一千名美国人生活在扎伊尔。在美国本土，陆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继续处于戒备状态，一旦第一批埃博拉病例开始出现在这座城市之中，他们就会立即从空中撤出美国公民。然而，令扎伊尔和全世界感到惊讶和安慰的是，病毒没有在这座城市中继续燃烧。它在埃博拉河的上游源头就消退了，返回到它在森林中的藏身之地。这种埃博拉病毒似乎在面对面接触中没有传染性。似乎它不能通过空气传播。没有人从马英嘉护士身上感染病毒，即使她曾至少与三十七个人近距离接触过。她曾和某个人共享过一瓶汽水，尽管如此，那个人却没有生病。危机结束了。
卡迪纳尔
1987年9月
与埃博拉病毒一样，马尔堡病毒的隐秘的藏身之所也不为人们所知。自从在查尔斯?莫奈和闪?穆舒克身上爆发后，马尔堡就退出了人们的视线，没有人知道它去哪里了。似乎它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然而病毒从来不曾离去，它们只是藏起来了，马尔堡就在非洲的某些动物或昆虫身上继续循环着。
1987年9月2日，大约晚饭时间，华盛顿附近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尤金?约翰逊，这位隶属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的民间生化防疫专家，站在海关口外面的候客区。他正等候着来自阿姆斯特丹的荷兰航空公司的航班，这趟航班载着一名来自肯尼亚的乘客。一个提着行李袋的人走过了海关，他与约翰逊互相点头致意。（“我想略去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只说他是我认识的一个人，我信任的一个人，”约翰逊对我解释说。）这个人在约翰逊的脚边放下行李袋，然后拉开行李袋的拉链，拿出一块包裹着什么东西的浴巾。他扯下浴巾，一个没有标记的缠着胶带的纸盒展现在眼前。他把盒子递给约翰逊。他们彼此之间几乎没说什么话。约翰逊提着盒子走出了机场大厅，把盒子放到他的汽车旅行箱里，然后驶向研究院。这个盒子里盛放着一个十岁丹麦男孩的血清，男孩名叫彼得?卡迪纳尔。大约一天前，在内罗毕医院里，这个男孩死于极端症状的并发，而这些极端症状暗示了一种未经确认的4级病毒。
驶往研究院的途中，约翰逊盘算着怎样处理这个盒子。他倾向于在烤箱中对其消毒，然后焚烧掉。干脆煮了它，烧了它，然后忘了它。进入研究院的绝大多数样品——血液和组织样本经常从世界各地运来——都不包含任何不寻常的东西，都没有让人感兴趣的病毒。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样品只不过是假警报。对于是否花时间去分析这个男孩的血清，约翰逊还不太确定，倘若一无所获呢，而十有八九就是这样。而驶入迪特里克港的大门时，他已经决定开始干了。他知道这项工作会让他坚持到深夜，但是它必须立即完成，赶在血清变质之前。
约翰逊穿上外科刷手衣和橡皮手套，拿着盒子进入了埃博拉套间的3级中间整备区，然后他打开了盒子，一块泡沫露了出来。他从泡沫之中捞出了一个金属圆筒，这个圆筒是用胶带密封的，并且标记了生物危害符号。一排不锈钢柜子沿着中间整备区的墙边摆开，几双橡皮手套伸到柜子里面。这是4级生物安全橱柜。当你的双手戴着橡皮手套在柜子内处理高危病毒时，柜子可以封锁起来并与外界隔绝。这里的橱柜被设计得很巧妙，可以避免人类直接接触“大自然”。约翰逊旋开几个蝶形螺帽，打开橱柜的一扇门，把金属圆筒放到里面去。他关上柜门，然后旋紧了螺帽。
接着，他给双手戴上手套，拾起圆筒，然后透过一扇窗口边做边看，剥去了圆筒上的胶带。胶带粘住了他的橡皮手套，而且他不能把它弄下来。该死！他诅咒着自己。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他绝对不会回家了。他终于打开了圆筒。里面是一卷浸泡了消毒液的纸巾。他展开纸巾，看到一个“密保诺”封口袋。袋子里面装着几个附有螺旋盖的塑料试管。他旋开试管，抖出了两个极其微小的塑料瓶，瓶子里盛着金黄色的液体：彼得?卡迪纳尔的血清。
这个男孩的父母在肯尼亚为一个丹麦救济组织工作，他们居住在金索莫镇上的一个房子里，位于维多利亚湖附近。彼得是丹麦一所寄宿学校的学生。那年八月份，去世前的几星期，他去非洲探望他的父母和姐姐。姐姐在内罗毕的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她和彼得十分亲密，当彼得探望肯尼亚的家人时，这两个少年在一起度过了大多数时光——兄弟姐妹，最好的朋友。
彼得过来后，卡迪纳尔一家出去度假了，他们驾车穿越肯尼亚旅行——他的父母想让他见识一下非洲的美丽和可爱。他们游览蒙巴萨岛，住在海边的旅馆里，就在这时，彼得的眼睛变红了。他的父母带他去医院，那里的医生们检查了他的身体，结论是他染上了疟疾。他的母亲不相信这是疟疾。她渐渐察觉到儿子就要死了，于是她变得精神狂乱。她坚持把他送往内罗毕进行治疗。“飞行医生”——属于一种航空医疗服务——载上卡迪纳尔，直奔内罗毕医院，在那里他由戴维?西尔维斯坦医生照料，当年查尔斯?莫奈把黑色呕吐物喷到穆舒克医生的眼睛里以后，西尔维斯坦也曾照料过穆舒克。
他的身体发生肿胀，皮肤里充满了细微的血液。在一些部位上，皮肤几乎与下层的组织脱离了。这发生在临终阶段，而他还戴着呼吸器。它被称作“第三空间”。如果你出血到第一空间，你的血液会进入肺里。如果你出血到第二空间，你的血液会进入胃和肠里。而如果你出血到第三空间，你的血液会进入皮肤和肌肉之间的空隙里。皮肤会像袋子一样膨胀起来，与肌肉分离。彼得?卡迪纳尔的出血流到了皮肤下面。
人们对高危病毒思考得越多，就越觉得它们不像寄生生物，而渐渐地越来越像食肉动物。食肉动物的特征，就是在进行爆发性的袭击之前会静悄悄地潜随猎物，而这种过程有时甚至是漫长的。热带稀树大草原上的青草像波浪一样起伏着，刺槐树丛里传来非洲鸽子的叫声，有节奏地穿越白天的热浪，从不减缓，从不停息。在远方，在无际的远处，在闪烁的热气中，一群斑马在吃草。突然间，一个快速移动的线条从草丛里窜出来，一头狮子跑动在它们中间，嘴上衔着一只斑马的喉咙。那只斑马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气绝而死。这两个相互牵扯的生命，捕食者和牺牲者，像跳舞一样地旋转着，直到地面的尘土翻腾，它们消失在你的视线中，而到了第二天，尸骨的表面会爬满苍蝇。一些吃人的食肉动物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比人类要久远得多，而回溯它们的起源似乎要到地球形成之初了。当一个人被它们中的某一类吞食并消灭时，尤其在非洲，这样的事件嵌入时空的地平线附近，让人联想起遥远的古代。
父母和姐姐注视着彼得?卡迪纳尔被某种看不见的食肉动物慢慢地撕碎，他们快要晕倒了。他们不能够领会他的痛苦，也不能接近他，给他一丝安慰。当血液涌入他的第三空间时，他的眼睛依然睁开着，瞪大着，凝视着，充血而神秘，模糊而深奥。他们不知道卡迪纳尔能否看见他们，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想着什么，睁开的双眼后面是怎样的感觉。连通着头皮的仪器显示着他大脑中的直线。他的脑电活动非常微弱，然而这条直线会偶尔地出现一次怪异的颤动，似乎这个男孩体内有什么东西在继续抗争着，似乎是一些被摧毁了的灵魂片断。
他们不得不就关闭呼吸器的问题做出决定。西尔维斯坦医生对他们说，“如果不让他活下去，情况会更好一些，因为已经脑死亡了。”
“要是他们早些把他从蒙巴萨送过来，”他母亲说。
“我很抱歉，但那已经于事无补了。所有人都束手无策，”西尔维斯坦回答她说。“从一开始他就注定这样了。”
吉恩?约翰逊的双手戴着橡皮手套，伸进橱柜里，取出男孩的少量血清，滴到长颈瓶中。瓶子里盛放着一只猴子的细胞。如果有什么东西生活在彼得?卡迪纳尔的血液中，它就可能会在猴细胞中繁殖。直到凌晨三点，约翰逊才完成这套程序，然后他回家睡觉去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约翰逊观察长颈瓶，看看猴细胞是否有什么变化。他发现它们正在破裂和坏死。这说明它们被感染了什么东西。卡迪纳尔毒株绝对是一种高危微生物——它杀死了大量的细胞，并且是迅速地杀死。
现在要进行下一步的病毒分离工作了。他从长颈瓶中抽取一点液体，注射到三只恒河猴身上，使它们感染这种卡迪纳尔微生物。其中两只猴子丧命了，第三只猴子处于临界昏迷状态，但不知何故度过了难关，存活了下来。因此，卡迪纳尔微生物极度危险，它是一个迅猛的复制者，而且能够杀死猴子。“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获得了该死的马尔堡，”约翰逊后来对我说。
他打电话给肯尼亚的一位称为“彼得?图科医生”的朋友和同事，后者是内罗毕的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科学家。“我们认出这是马尔堡，”吉恩告诉他。“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小孩的病史？查出他经过的地方、他做了些什么？”
图科医生表示，他会找到小孩的父母，并约见他们。
一星期后，吉恩的电话铃声响起。是图科医生打来的。“你知道那个小孩去过哪里吗？”他说。“他去过厄尔贡山的卡塔姆洞穴。”
吉恩的头皮上有一阵针刺的感觉。查尔斯?莫奈与彼得?卡迪纳尔的路线在地球上唯一一处地方相交，那就是卡塔姆洞穴内部。他们在洞穴里做过什么？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什么？他们接触过什么东西？他们呼吸过什么空气？谁住在卡塔姆洞穴里？
深入虎穴
迪特里克港，尤金?约翰逊坐在鸭池附近的一个餐桌旁边，身体前倾，凝视着我。那是盛夏里的一个大热天，约翰逊戴着太阳镜。他把双肘撑在桌子上，摘下他的太阳镜，然后揉了揉眼睛。他身高六英尺二，体重大概两百五十磅。棕色的眼睛深陷在长满胡须的脸上，眼睑下面有几道黑圈。他看起来有些疲惫。
“于是彼得?图科打电话告诉我，那个男孩曾经去过卡塔姆洞穴，”约翰逊说。“现在想起这件事时，我依然感到寒颤。几星期后，我飞往内罗毕，与戴维?西尔维斯坦交谈，那个小孩的医生。我和彼得?图科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去了那个小孩在肯尼亚曾经去过的每个地方，甚至去过他的家里。他的父母在金索莫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就在维多利亚湖附近。那是一幢灰泥房子，环绕着围墙，还有一名厨师，一个看管人，以及一个司机。那幢房子干净整洁，比较开阔，而且墙壁还粉刷过。我们看见有一只非洲蹄兔在房顶上活动。它是主人的宠物，生活在檐槽中。房子里有一对鹳，还有兔，山羊以及各种各样的鸟。我在房子周围没有看见蝙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