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推荐】我们台湾这些年 / 廖信忠 著
[p=30, 2, left][font=Times New Roman][color=#000000] [/color][/font][/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书籍介绍[/font][font=Times New Roman]:[/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关于真正的台湾，你又了解多少？[/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 这是我常常问大陆朋友的问题。[/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 我明白，对于很多大陆朋友来说，台湾往往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大多数人并不清楚台湾过去[/font][font=Times New Roman]30[/font][font=宋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台湾普通民众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 其实，台湾[/font][font=Times New Roman]30[/font][font=宋体]年来的社会巨变，绝不亚于改革开放[/font][font=Times New Roman]30[/font][font=宋体]年的大陆。[/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 [/font][font=Times New Roman]1975[/font][font=宋体]年蒋介石逝世后，台湾局势骤然微妙；蒋经国于[/font][font=Times New Roman]70[/font][font=宋体]年代末力排众议，强力发动台湾社会变革，直接推动了台湾的经济腾飞；接下来的几十年，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政治人物粉墨登场，台湾社会风起云涌，每一个最普通的台湾人，都卷入其中，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font][font=Times New Roman]30[/font][font=宋体]多年的社会巨变，也给我和我的家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令人难忘的欢笑与泪水。[/font][/color][/p][p=30, 2, left][color=#000000][font=宋体] 本书从我出生的[/font][font=Times New Roman]1977[/font][font=宋体]年写起，以一个台湾平民的视角，向您细述[/font][font=Times New Roman]30[/font][font=宋体]多年来台湾社会的大事件和小故事，与您分享过去[/font][font=Times New Roman]30[/font][font=宋体]年台湾老百姓最真实的日常生活和悲喜人生。[/font][/color][/p][p=30, 2, left][font=宋体][color=#000000] 读完本书，您多半会感叹一声：这些年，原来大家都不容易！[/color][/font][/p] 编辑推荐及作者简介编辑推荐：
一个台湾青年写给13亿大陆同胞的一封家书
讲述30年来政治巨变下，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老老实实，有点儿风趣
作者简介：
廖信忠，1977年出生于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1984年，李登辉当选“副总统”，廖信忠上小学；1989年，蒋经国逝世的第二年秋天，廖信忠升入国中；1993年，新国民党联线人士组建“新党”，廖信忠进入淡江高中读书；1998年，马英九和陈水扁竞选台北市长，廖信忠参加成功岭大专集训；2008年，台湾大选马英九获胜，而陈水扁随后锒铛入狱，廖信忠也在上海开启了自己全新的一段人生。 目录
编者按
1977
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1978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9
我的家庭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80
台湾当年的电视台
美丽岛事件
“美丽岛大审”改变了陈水扁的一生
1981
幼稚园时光，童年的“双十节”
台湾早期民主的萌芽
陈文成命案
1982
《楚留香》流行
金庸被禁
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李师科案
我在教会里
爷爷去世的“基督教葬礼”及乡下的回忆
1983
“六义士”劫机
1984
上小学
台湾第一间麦当劳开业、海山煤矿爆炸案
“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与“江南案”
20世纪80年代初的综艺节目
20世纪8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界
20世纪80年代初小学生喜欢的电影明星
1985
十信案
这些人这几年都在干吗
第四台
在小学课文里学习“蒋介石的故事”
小学的一天
1986
社运的启蒙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圆山动物园搬家
1987
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开放大陆探亲
大度路飙车风
电影《报告班长》轰动全台
琼瑶剧《庭院深深》盛况空前
解严
1987年的台湾社会
录像带出租店
1988
蒋经国去世
《爱拼才会赢》席卷台湾
汉城奥运
520事件
1989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这年的两部电影：《七匹狼》与《悲情城市》
《爱到最高点》
海外异议人士返乡潮
“小虎队”爆红，歌迷疯狂
股市首次上万点
小学的课程
小学生活杂谈
蒋经国死后的“宫廷斗争”
林强《向前走》
初中
1990
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职棒开打
全家出游，在飞机上第一次接触大陆人
初中课程
1991
“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
中学生的政治价值观
1992
“四大天王”抢滩台湾流行歌坛
初中能力分班
1993
迈克尔•杰克逊台北演唱会
“新党”成立
尹清枫命案：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政治悬案
初中四班
淡江高中的一年
1994
千岛湖事件
1995风波
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
1995
李登辉“私人访美”，两岸之间的“飞弹事件”
1996
台湾地区第一次“大选”
高中补习班与名师的故事
彭婉如命案与刘邦友命案
1997
电视剧《姻缘花》带来的热潮
高三的最后
高中“三民主义课”
1997年过世的名人
大一的流水账
“白晓燕命案”主犯陈进兴落网
看电影《泰坦尼克号》
第一次上网
1998
上成功岭
台湾的“大学三学分”
台北市长的世纪之战：马英九击败陈水扁
“冻省”让宋楚瑜和李登辉结下梁子
1999
第一次到大陆
金援科索沃
9•21大地震
2000
2000年台湾“大选”：“国民党内讧”导致陈水扁当选
巴掌溪事件
台湾掀起的“上海热”
亲民党成立
2001
乡土剧
开放大陆媒体驻台
第一次在大陆长途旅游
台北捷运淹水事件
2001“棒球世界杯”在台湾
台风
2002
澎湖空难
研究生考试
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
2003
“SARS”让全台恐慌
我成了一名新兵
台湾人泡温泉的习惯
仪队新兵
2004
陈水扁连任，我在部队里感受“台湾大选”
仪队的任务
“外籍新娘”
省籍情结
2005
在部队里过年
任务型“国大选举”
2005年到大陆旅行
卡债风暴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2006
精品业
“红衫军”倒扁
台北市长选举，宋楚瑜仅获5万票
2007
搞轨案：台湾媒体“新闻娱乐化”的极点
“环保购物袋”风波
高铁通车，台北到高雄90分钟
到上海工作
2008
2009
后记 1977 出生在被赶出联合国后风雨飘摇的台湾
我是1977年生人。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整个社会气氛都是怪怪的，就像是一只气球，随时都可能破掉，但就是破不掉的状态。重大基础建设都快要完成，经济开始腾飞，但大家都在等那种“冲破”的气氛。
这段时期的台湾，用后来官方一些政令倡导的文章来形容就是“风雨飘摇”。在台湾当局代表被赶出联合国后不久，接着就是1978年底的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人心惶惶的社会气氛下，有办法的人当然都先跑到别的国家去了。而台湾当局不断地告诉大家要“庄敬自强，处变不惊”--应该说，在更早的时候，从1949年国民党退踞台湾到20世纪70年代的这几十年里，岛内反对人士始终站在国民党对立面，却如狗吠火车般无用，甚至给自己带来危险；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内外交加之下岛内形势风起云涌，要求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那个“党即一切”的年代，社会上反国民党的声浪也从小涟漪成为小水波，越来越大，但国民党仍然坚持一贯的统治态度，因此这几年风波不断，草民如我家，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某些事件里面。
我的生日在11月份，而我父母的结婚纪念日是在当年的3月29日。我年纪大一点儿时发现其中似乎怪怪的，因此动不动就爱跟我妈开玩笑：“乖乖，原来我是早产儿啊……”我妈那种保守的女人当然每次都被我逗得无话可说。
简单说一下我爸。他是台湾中部云林县人，云林在传统上（甚至现在）和大家的心目中都算是乡下,传统的农业县。但也因为是较穷困的地方，所以民风也较彪悍，大家一提到云林，就不由得联想到黑道的故乡。而我妈是台南人，台南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区，因此文化气氛浓厚，传统上大家也认为台南人很有钱。
我爸就跟他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年轻时就到台北打拼，他本来在药厂做销售员，后来一直做到台湾北区的销售主管。在台湾高速公路刚建成，没什么私家车在跑，又被讥讽为养蚊场的年代，他就已经买了车子，算是那个年代很普遍的从乡下来到台北，努力走向成功的商人典型。而我妈，年轻时在台南就自己开了一个打字行，刚好在我爸的台南总公司旁边，两个人就这样认识了。
在他们结婚,即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1976年，我爸已经在台北做起了自己的生意，并住在台北士林的旧家，这是我3岁前住的地方。
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的“王幸男邮包爆炸案”，对象是当时的台湾省“主席”谢东闵，邮包炸伤了他的左手手指。这件震撼国民党党政高层的邮包爆炸案，据我高中时的老师回忆，在那指纹还无法用计算机辨识的年代，几乎所有大学生都被动员去清查核对，也就是逐一清查核对全台湾已服役男子的指纹资料。就这样，几十万份资料一份一份地查，居然也真的查出来了，原来是一个叫王幸男的人所为。他因不满政治情势，而做出了这样的举动。偏巧王幸男家的药厂，就是我爸工作的药厂。
据我老爸回忆，他某天回家，看到有两个人坐在家里的椅子上。弄清他们身份后，我老爸就被带进某个地方喝茶，接着就是兄弟有几人、有没有女朋友、在教会干吗（我爸那时候已经是基督教徒了）、药厂都在做什么之类铺天盖地的问题。好几个人轮流问了24小时，最后我老爸写了保证书后才让出来。事后他才知道，那时候还是他女朋友的我妈，以及他的兄弟姐妹，也全都被问过话了。
我爸对国民党的反感，可能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不过话说回来，我爸可还是国民党党员呢！现在都还可以看到他那破烂不堪的国民党证，不过他每次都说他从没参加过小组活动，没交过一次党费，说是都有人帮他代签代交了。
不夸张地讲，在那个年代，几乎大家都是国民党党员。只要上高中，学校教官或老师就会用各种方法、手段，明示、暗示学生要入国民党。当然，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业绩压力的啦！高中生哪会分辨太多，只知道入国民党有许多好处，就乖乖地填了资料入党。或者在当兵时，部队辅导长也会要求大家入党。在台湾的义务兵体制下，尤其像几十年前那种一当兵就要当两三年的苦日子里，做国民党员在部队里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好事爽差，大家就这样入了党。
所以，现在在台湾问四五十岁的男人，谁没入过国民党，可能很难找到，只不过极大部分都没交过党费，没参加过活动，成了“失联党员”。前不久，国民党进行党员资料整理，还意外发现许多民进党及亲绿人士都曾经是国民党党员。 1978 蒋经国继任与“十大建设”
1978年，蒋经国就任了。
台湾人熟悉的那个画面--每年蒋中正穿着军装，在“双十节”阅兵时那挺拔的身姿和强有力的口音“军民同胞们……”变成蒋经国那亲切的挥手以及谦虚的致意“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不变的是那浙江口音，但敏感的人似乎从这句话里听到了些弦外之音--时代开始改变了。
蒋中正“崩逝”（是的，当时的报纸用的就是这个充满了皇权帝制意味的封建字眼）后，“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实权却在“行政院长”蒋经国手上。严家淦可说是虚位“首脑”，当时都叫他“YESMAN”。虽然两年后蒋经国的接班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但还是有不少人不太满意，不知道蒋家王朝还有多久。当初有个政治笑话是这么说的：蒋介石去世后，不可避免地在天堂遇见了“国父”孙中山先生，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孙中山非常关心“中华民国”的状况，于是问老蒋--
“我死后，‘中华民国’有没有‘行宪’啊？”
蒋介石马上回答：“有啊！有‘行宪’，有‘行宪’啦！”
孙中山又问：“那第一任‘总统’是谁？”
蒋介石回答：“是我。”
孙中山心想，老蒋一统江湖，确实当得，又问：“那第二任呢？”
这时老蒋不太好意思说还是自己，可又不太想说谎对不起“国父”，于是回答：“于右任①（余又任）。”
孙中山高兴地说：“不错不错，书法家当‘总统’，文学治国。那第三任又是谁呢？”
蒋中正脑筋一转，机智地答道：“吴三连②（吾三连）。”
孙：“嗯，舆论界有人出任‘总统’，也好。那下一任又是谁？”
蒋：“赵元任③（照原任）。”
孙想了一想说道：“很好，语言学家当‘总统’。那第五任呢？”
蒋：“是……是赵丽莲④（照例连）。”
孙中山开心地说：“太好了，连教育家也做‘总统’了，真是越来越进步了。”
这是个很典型的讽刺蒋家的笑话。其实，蒋中正的影响力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都还存在，在我小学时都还要背“蒋公遗嘱”，音乐课也要学唱“蒋公纪念歌”。而每次老师一提到蒋介石或“国父”孙中山先生时，大家都要正坐或立正一下表示尊敬。这些事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挺傻的。
在此前一年，中山高速公路也通车了，这是一条纵贯台湾南北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也是台湾第一条高速公路。
当初建成时，许多人批评这根本是一条超大型的养蚊场，因为根本没多少车子在上面跑，是富人专用的。但事后几十年证明，这条高速公路对台湾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让商品货畅其流地在台湾西部三大港间流通。甚至到了后来，台湾私家车变多后，这条高速公路根本不敷使用。许多我这一代台湾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都有过年爸爸开车载着全家走高速公路回中南部老家的印象，并且，一定会被堵在路上好几个小时。本来南北往来只要四个多小时，这时变成近十个小时或更久，整条高速公路变成一个大停车场。在晚上看来，车尾灯就如同一条红红的龙，盘到地平线的另一边。
因此，后来当局又建了好几条方向重复的高速公路，以减轻车流负担。但高速公路在台湾除了交通功能外，还有很重要的战备功能，在某些路段上，是特别设计来供战斗机起降的。
那几年，“十大建设”陆续完工。“十大建设”是指台湾在20世纪70年代时所进行的一系列基础建设工程。在这之前的台湾许多公共基础建设，如道路、港埠、机场、发电厂等，仍处于欠缺、老旧的状态。再加上1973年10月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受到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为了提升和深化总体经济发展，当局开始规划进行十个大型建设工程。这分别是：核能发电厂，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台中港，中山高速公路，大炼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苏澳港，北回铁路。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
但当初任“行政院长”的蒋经国决定“十大建设”的计划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当时台湾经济尚处于起飞初期，民众经济所得尚未提高，以及当时遇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台湾当局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可以说，台湾在发展“十大建设”时，当局是没有经费的。所以，有部分官员表示反对，但蒋经国以一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后来通过找沙特借款才得以解决。也就是说，“十大基础建设”是举债建设。后来也证明蒋经国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确实推动了台湾经济起飞。可以说，台湾经济完全起飞是在“十大建设”之后。
以当时蒋经国的观念来说，他认为，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富可敌国”与“贫无立锥”如果形成两个极端，却被理解为经济真的成长了，这应是一大讽刺。所以，为了避免像许多高度开发国家那样财富集中，贫富悬殊，他认为发展不仅要财富增加，也要合理分配，这样人民才能在均富的标准下愉快又勤劳地工作，社会才能稳定。可以看到，“十大建设”里有七项是经济基础建设，对台湾未来来说，不管采取哪种发展策略都是非常必要的建设。
“十大建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的确给台湾带来焕然一新的生活风貌，但另一方面也牵动了政治与社会的演化。在人民知识与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要求政治开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原来严密的政治控制体系已逐渐不能应对人民的要求了。 1979 我的家庭
1979年对于台湾来说，实在是不怎么安宁的一年。1月1日，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年底又来了个“美丽岛事件”，我看当局头都大了。
但对一般百姓来说，1979年最大的事就是开放去岛外观光。在过去，只有经商、公务、留学等才能离开台湾，现在没有具体的事情，也可以离开台湾观光了，因此，香港瞬间就被台湾人“占领”。
而我家的大事就是，我妹在夏天出生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台湾，当局鼓励的生育政策是“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这种大家都会背的口号；另外，那几年还有一种口号叫“三三三一”，指婚后三年生第一个小孩，过三年再生一个，理想的结婚年龄为男28岁、女25岁。我爸妈还真响应号召，刚好生了一男一女，一家四口，标准地迈入中产阶级家庭。
在这之前，台湾人总是喜欢多生，像我父亲就有七个兄弟姐妹，母亲家也有五个。越穷的人家越喜欢生得多，看起来好像不太合理，但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过去台湾比较穷，一般百姓必须多生增加机会，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到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有了人口压力，当局开始鼓励少生。这几年口号又改啦！“两个孩子恰恰好，女孩男孩一样好”，特地将女孩放在男孩之前，希望消除重男轻女观念。后来因为少子化的风潮，又改成“两个孩子很幸福，三个孩子更热闹”，希望民众多生几个小孩。
总之，我多了个妹妹，只差我一岁而已。由于年龄相仿，所以我跟她不存在什么“哥哥保护妹妹”这种事，反而从小打架打到大：她咬我手臂我抓她头发，吵吵闹闹的，好不热闹。当然这样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我家在这一年也留下了第一张全家福：妈妈抱着妹妹，爸爸挽着妈妈，我骑在小木马上。 1979 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
1979年1月1日零时起，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或者从大陆的角度来说，是中美建交。
当时的台湾当局其实就是陷在这种迷思当中，以中国的正统自居。在蒋中正的时代，一直以极端的原则处理两岸问题，无形中也使台湾的国际空间缩小了很多。
总而言之，“断交”已成定局，民间再多的抗议和自发的政治运动，在大国博弈间也显得软弱无力。台湾少了个靠山，信心不足的人就纷纷移民，在那一年就有大规模的移民潮出现。于是，才有了蒋经国在那年的除夕谈话“渡过难关”的言论出现。
当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在记者会上表达台湾对“断交事件”的“严正立场”，他凭借英挺的形象，可谓一夕间爆红，成为媒体宠儿。就在那个台湾人心极大动摇的时刻，知名的民歌手侯德健也发表了《龙的传人》这首歌，整首歌词歌颂古老神州的庄严伟大、近代中国的苦难以及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当然啦，这首歌呼应当局的立场，在当局的大力支持下，立刻在台湾及海内外华人间歌颂一时。
而在社会上，也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爱台湾”运动。比如，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说一个小朋友在美国与台湾“断交”后，同仇敌忾，捐出自己的猪公扑满①来给当局买“飞机大炮”。我大一点儿的时候就想，飞机大炮不还是都跟美国买的吗？这个故事好像怪怪的。回到正题，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后，美军跟着撤离台湾，取而代之的是“与台湾关系法”。美国Gov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供应武器给台湾。台湾继续以“自由的灯塔”自居，一方面也是安抚民众，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所谓的“反攻大陆”已经成为笑话，只有当局继续喊得响，底下的响应一年比一年心虚，一年比一年微弱。
当然，美军在台时带来的一些经济活动也随之萧条，许多社会问题渐渐浮现，尤其是美军留在台湾的私生子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许多电影及文学作品探讨的对象。
此外，侯德健后来在1983年潜赴大陆，台湾当局感到脸上无光，遂把《龙的传人》这首歌给禁掉了，当时还成为许多人揶揄的事件。
①扑满即储蓄罐。猪公扑满就是猪形的储蓄罐。 1980 美丽岛事件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台湾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反对党。除了国民党外，名义上还有青年党、民社党等，每次选举他们也都会派候选人出来，但根本威胁不了国民党，或者说，这些党只是国民党包养着的，有点儿用来宣传“看！我们还是有其他政党！”的意义而存在。所以，台湾当时基本上还是国民党以党领政、国民党压倒一切的情况。
当时有个词：党外。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时期，台湾社会没有组党的自由。在早期反威权和自由主义的组织或个人，是以杂志等文宣来表达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到了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选举的机制，进行进一步的串联和组织工作。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词：白色恐怖。不解释词义，请大家自己去查。这个词对于台湾的意义，大部分就是指国民党自统治台湾以来对异议分子或嫌疑者的肃清及迫害。台湾人民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有话不敢说，有意见不敢表达。表面上，法律赋予大家有集会结社自由，但解释权完全操纵在国民党手上。
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所谓“动员戡乱”体制，“国会”完全不让台湾人民改选，直到1969年之后，经修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也只改选“国会”中的一小部分名额而已。当时，“国会”成员几乎都是一些1949年跟着来台，代表台湾各“省”的议员。但几十年过去了，这些人也慢慢开始老死，终于有了替补的空缺，党外异议人士终于有进入体制内发言的机会。但是国民党简直就是球员兼裁判，规则怎么玩都是他们定的，一般人怎么能玩得过他们呢！所以，国民党跟党外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
这时的反对运动跟更早期的不太一样，不是松散的书生论政，这些人也不是无党籍的地方士绅，而是一群“行动者”，懂得结合政治及社会思想去做“运动”。另外，“反攻大陆”让人感觉越来越不现实，所以，官方的意识形态及1949年后国民党带来的外省政治精英的统治正当性及政治权利分配性，也开始不断被挑战。因此，台湾本地的政治精英人物开始成为主要的反对力量。
1979年，一本叫《美丽岛》的杂志出版了，这是由一群来自各地的党外人士所创办的，一时精英聚集，大有政团之势。在一言堂的时代出版了这样一本异议杂志，大家看得爽，心里出了一口气，自然很喜欢。《美丽岛》的模式是到处设分社，每设一处分社就在当地办演讲，大受民众欢迎，但不容见于官方。
《美丽岛》高雄分社在当年12月10号国际Renquan日举办游行活动，不料却引发严重的警民大暴走，冲突规模之大，可说是台湾史上首见。
直到现在，发生冲突的原因还是众说纷纭，有很多人说是当局派人在民众里当托，故意攻击警察，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人敢证实。
在这次事件中，活跃于党外阵营的主要人物几乎全数被逮捕，当时台湾的反对运动受到严重打击。很多人说，蒋经国被这件事震撼到了，所以加快了开放的脚步。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的结果，以及后来的审判，的确让很多政治冷感的台湾人开始思考一些政治及台湾前途的问题，成为一个启蒙的起点。
1980“美丽岛大审”改变了陈水扁的一生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切似乎都开始焕然一新，国民党在台湾的严密体制也开始出现了些微的松动，一切都要从这年的美丽岛事件大审开始。
《美丽岛》杂志的核心人物被一网打尽，当时党外参与者皆有坐牢的心理准备，所以这次运动的悲剧色彩颇为浓烈。这个“政团”可说是瓦解了。经过审判后，核心八人通通被判“叛乱”，分别是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被判有罪是可预期的，但其影响及后坐力是相当大的。
这次审判不仅引起全台湾民众的关心，国外的Renquan团体及媒体也很关心。国民党为了展示开明作风，虽然这是一次军事法庭审判，但也没像以往做太多的限制与操纵，因此各大报皆可找到判决及答辩全文。虽然法庭上摆满了袭警的“证物”，但这些答辩，已经不仅仅在于“是否有袭警”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对台湾前途的关心、定位的政治层面。法庭似乎变成了他们的政见会场，一个个轮流侃侃而谈。
有一个关于“美丽岛大审”的笑话是这样的：当年美丽岛军法大审时吕秀莲有一条罪名是说了“打拼”两个字，这两个字在闽南语里是努力、奋斗的意思，但当时的军事法官不懂闽南语--“又打又拼，这不是叛乱是什么？”于是又罪加一等了。
因为信息如此透明，这些言论也为台湾民众新开了一扇窗，上了一次值得好好思考的政治教育课。的确，这些言论如解除军事戒严、“国会”全面改选等，虽然在当初被视为洪水猛兽，倡议者也被冠以“叛乱分子”、“野心分子”等恶名，但这些诉求在30年后的今天看来都已经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在“美丽岛军事大审”的同时，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湾的灭门血案--林宅血案，林即指当时正在接受大审的主嫌之一林义雄。在2月28日这天，他的母亲在自宅被人刺了13刀，7岁的双胞胎幼女各被刺一刀丧命，而长女被刺六刀重伤，后经急救脱险，林义雄的妻子则因外出而幸免于难，此案震惊海内外。凶手手法极为专业，以短刺刀捅入，接着横向反钩，刀刀置人于死地。
因为时间正好在大审的敏感期间，又因刚好是2月28日，因此很难不让人往政治谋杀的方向联想。当然，就算真的是国民党干的，他们也不会承认，因此警方设定为“国际阴谋集团”的罪行。但当时不少人认为，林宅血案是国民党当局在美丽岛事件后，为了压制日益崛起的党外反对运动，所采取的杀鸡儆猴的血腥示警手段，旨在警告所有台湾人，挑战国民党权威者，必将在台湾重演“二二八”事件。当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联想缺乏证据又太过主观，但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这个理由似乎又成为最合理的解释，警方当初侦办的方向反倒显得荒谬不堪。
后来林义雄还在狱里，林家生活困难想把房子卖掉，但没人敢买，直到长老教会将它买了下来作为教会来使用。每年的2月28日，除了纪念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外，大家免不了想到的就是林宅血案。每年在这里也办纪念的音乐会，总是上新闻。但林宅血案终究成了悬案，到现在还没破案。每次一说到这件事，年纪稍长的人总是变得很沉重。在台湾，不分政治立场，对林义雄总是抱着尊敬的态度，称之为“人格者”（闽南语，人格崇高者），总觉得台湾亏欠林义雄很多。
在另一方面，这次美丽岛事件审判的辩护律师团里，也都是一群年轻且不畏强权压力的热血律师。虽然这是一次可预见的审判，但他们经过不断努力，从幕后走到台前，在这次审判后纷纷投入党外运动，成为后来反对运动的中坚，甚至风云际会成为政治场上的要角，如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张俊雄等人，都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的辩护，几乎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而在国民党一方，当时负责给Gov化装的“新闻局长”就是宋楚瑜，他在那时是国民党栽培的明日之星，他也很尽责地做好一个发言人的角色。而后来几十年里，两方中坚分子的不断交锋，恩恩怨怨纠缠了几十年，双方人马在政坛皆起起落落，分分合合，故事好不精彩，留着慢慢说。
现在台湾蓝、绿在那边吵吵闹闹的，但很少有人会否认美丽岛事件是台湾加速开放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具有分水岭的意义。台湾经济发展牵动的参政意识，以及要求资讯的流通，均使政治多元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正是以前那些人敢于争取，现在台湾才有吵吵闹闹的机会。 1981 台湾早期民主的萌芽
台湾进入1981年了。
因为1979年台湾当局与美国断交，并以政局不稳的理由暂停选举，直到美丽岛大审后才又恢复。当时的美丽岛人士均被关在牢里，但相关人士均积极投入选举，如家属纷纷打出“为夫出征”等口号参加选举，均高票当选。而一些为“美丽岛大审”奔走或辩护的律师也纷纷参与政治及选举，如谢长廷和陈水扁，均当选台北市议员，而且是在我家这边的第一选区。他们两人既合作又竞争、亦敌亦友的“情结”，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决定的。
当然，说到台湾民主的发展，也不是从美丽岛事件后几个街头运动家或律师开始的。应该说，这些事件都是有连续性的。从国民Gov时期陈诚当省主席开始推行的地方自治，到威权当局之下的各级地方代表选举，一直到蒋经国后期的民主化，美丽岛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引爆加速、激发质变的点而已。
虽然还没有正式组党，但这些党外人士以“党外候选人推荐会”的名义纷纷推出候选人，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印象很深刻的是，爸爸总是喜欢带着我“赶场”，去听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会。除了候选人本身的演讲外，所谓的名嘴助阵也是大家喜欢听的，这些名嘴们常常妙语生花，讥讽Gov，把台下听众逗得哈哈大笑。这些场子已经超越了一般政见会的原意，倒不是说那时候民众已经有什么特定的政治立场或者真的支持他们，而是这些场子反而给有些民众压抑已久的心情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
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小花絮是，在这些党外的场子中，总会有些卖烤香肠的小推车，他们大概都是一些基本上支持党外运动的烤香肠小贩，有时上面可能会放个掷骰子赌香肠的碗。他们如游牧民族般跟着党外或后来民进党的造势及抗议场子四处移动。除了卖烤香肠外，还有糯米肠、饮料等东西，这种香肠摊在当时通称为“民主香肠”。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许多群众、抗议者、记者甚至是警察一起吃香肠，然后互通一些资讯。此外，旁边一定会有些流动的书摊，贩卖些书店看不到的禁书、街头运动的录像带，以及夹杂在这些录像带中间偷渡贩卖的Ａ片等，这是早年台湾民主运动的一种特殊风貌。
既然以前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那么不爽，为什么几十年来都没什么大反抗，基层投票时，国民党的支持率还是那么高呢？如果这全部都归咎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那就错了。其实国民党要的只是政治的绝对权力，至于基层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换了另一种形式管理。比如在台湾的各乡镇，就算是偏远地区，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民众服务社”，其实说白了就是乡党部。平时服务些什么不知道，但大家到了选举时期，这里就变成了各乡镇动员、固桩，甚至买票的基地。
不只在地方，国民党的组织网已经绵密到从里长、农渔会、姓氏宗亲会，到各式公会、公营事业、眷村、部队等，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国民党的党组。当时台湾人民的公民意识尚未建立，所以这些绵密的组织网在选举，尤其是地方性选举时，展现了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国民党一直擅长打这种组织战让自己的候选人上台，而长久与地方政治势力建立下来的关系，更是党外人士难以分一杯羹的原因。
1982年1月，邓小平谈话指出，“叶九条”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的民众都被教育着Our Party要“血洗台湾”，因此从很小开始我就有这种阴影，害怕真的被血洗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台湾一般民众才慢慢从这阴影中走出。而这一年，“叶九条”的提出，以及来年廖承志给蒋经国的公开信，蒋经国的反应依然是“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两岸那时的政治气氛就是这样，虽然不直接接触，但又隔空交火放话，前线金门的炮战早已不打，只剩下嘴炮继续开而已。除了两边的广播互相“感召”对方之外，台湾这边又喜欢放一些热气球到大陆去，里面大概放了些宣传单，或者是手表、收音机、罐头之类。当然，大多数时候Gov不会直接出面施放，而是一些“民间组织”的“自发行为”。这些空飘气球，如果气流算得准，飘到四川、湖南都有可能。 1982 台湾的族群及“外省人”
小孩子等到一定的年纪，一定会问妈妈“我从哪里来”这种问题，妈妈总是支吾其词。有一次被我问烦了，她就答“爸爸给妈妈打针就有你了”，嗯……现在想想这样的回答充满了禅机，倒是挺有道理的。
我的家庭还算美满，生活一切还都过得去，就跟许多台湾20世纪70年代组成的家庭一样。父母都是中南部来的人，落在台北定居，父母间对话以及跟朋友们对话几乎都是讲闽南语。但因为环境的关系，我跟他们对话反而都是用国语，爸爸到现在还一直很后悔，说是他没逼我好好学闽南语。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社会，几百年来不断有人移入，主要有四个族群，闽南人（73.3%）、客家人（12.0%）、外省人（13.0%）与少数民族（1.7%）。
闽南人及客家人大部分是几百年来陆续迁入，这两个族群几百年来也是嫌隙不断，过去还常有一些族群及村庄间“械斗”的事情发生。不仅闽客之间会械斗，闽南间的漳州人与泉州人也械斗，惨烈的情况也令人发指。早期台湾每个村庄都有所谓的“拳头师”，就是有实战经验的武师，因为在械斗中常常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因此这些武师练的也都是一些如白鹤拳之类实战性攻击性较强的拳法。他们还要负责带领一些乡勇练武保卫乡里，所以现在台湾民间常有一些如宋江阵之类的民俗演出，基本上就是从过去械斗中的作战阵形中演化出来的活动。台湾乡间还有许多的“有应公庙”，其实也就是拜那些以前械斗而亡的无主孤魂。
所以啦，在台湾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少数民族大部分都是住在山上--其实他们本来是住在平地的，但汉人来了之后他们被赶走，只好往山上去。而汉人之间的闽南人与客家人又常械斗，客家人因人口较少处于劣势，也被赶离平地，所以在台湾的客家人到现在为止，还是聚集在半山腰地区为多。
自从日据时代后，闽客之间的冲突有意被压制下来，到了现在，虽然相安无事，但一些习惯或经验，仍可以看出彼此间的小情结，比如说传统上认为嫁女儿千万不要嫁给客家人，或者娶媳妇就要娶客家人之类的说法。因为很多人认为客家女人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相对的，女儿如果嫁到客家人家里，客家婆婆常认为闽南女人爱漂亮又懒，一定不会做很多家事，不会吃很多苦之类的。当然，这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也越来越淡了。
1949年前后，约两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来台，除了少数高官高级将领外，大部分都是乘船来台，而后国民党当局将外省人安迁至台湾各地，因此，台湾各地皆有一定的外省人分布。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到了现在，其中台北市的外省族群最多（30%），再加上他们长期掌控了台北从上到下的资源，因此，也许可以说，跟我同一辈出生在台北市的小朋友，耳濡目染比起其他县市，闽南语说得好的比例稍微低了一些。
来台的外省人多集中居住在当局安置的地点--在台湾形成特殊文化的眷村。眷村里可说是一个独立于传统台湾人社区的小聚落，里面可能有自己的一切公共设施，有点儿类似大陆的大院，所以，外面的人看里面神秘，里面又视外面好像随时要欺负他们，几十年来小矛盾不断，但也没发生什么大问题。
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有着有趣的昵称：“芋仔（外省人）”、“番薯（本省人）”。当初许多孤身随军来台的官兵，国民党承诺等未来“反攻大陆”之时，每人可以分到一块田耕作，配发了证件叫“战士授田证”，但后来反攻无望，这根本也变成废纸一张。他们许多人在台湾娶了媳妇，但台湾本省人因对国民党印象不是很好，因此在娶媳妇过程中也不免引起许多家庭问题。若无家眷，许多人晚景都挺凄凉的，只能住到荣民之家去。在我的成长记忆当中，许多卖早餐豆浆油条的都是这些人；每到下午，也都有个山东口音的阿伯骑着破摩托车在家附近喊着卖大馒头之类的话；或者，他们也只当大楼管理员、清洁工之类的基层工作。而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川味红烧牛肉面”，这种以前根本没有的东西，就是这些外省老伯在思乡情的驱使下，凑合着台湾现有的食物材料做出来的。
另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高雄岗山最有名的特产就是明德辣豆瓣酱。原来岗山是空军官校所在，国民党当初从成都最后带了一批人停留在此，形成一个眷村，这些退伍的老兵没事干，只好做自己家乡特产来卖，没想到还卖出个名堂来。
当然，这些“老芋仔”们不是个个都那么幸运，悲剧其实更多，这是时代造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到90年代，许多的电影及文学作品都在讨论这个问题。随后要说的“李师科银行抢劫案”，不仅是震惊全台的台湾第一起银行抢劫案，更因为主角就是这么一个老兵而令人瞩目。他这样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这件事现在都一直被人当做案例提起。 1984 “竹联帮”帮主陈启礼与“江南案”
蒋经国上台后，给人一种特别亲民的形象，常常穿着夹克便装走访“民间”，结交许多“民间友人”，给人的印象越来越良好，也让许多民众对这位原来的“蒋太子”印象不错，开始对蒋家的印象改观。
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是“民间友人”，那相对的，蒋经国应该就是在“宫廷”，高高在上的喽？那个时候，报纸就常常会看到“民间”这类字眼，可见过去封建的思想余孽仍然占据着人们的思想阵地而不自知，简单地说，就是奴性。当局施点儿小惠就叫“德政”，其实，这些还不都是当局本来就应该做的吗？
无论如何，蒋经国在位的这几年，民众对当局在情感上有那么一些稍微改观。但是这年发生的“江南案”，又让大家彻底失望了一次。
江南本名刘宜良，是台湾报社的驻美特派记者，有一个说法是，其实他也负有收集情报的特工身份。江南在美国期间写了《蒋经国传》，并于美国报上连载。这本传记，详细地记载了蒋家内部许多不为人知的八卦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权斗争历史。当时，当局认为他是为污蔑蒋家而心生不满。
因此，由当时的情报局长汪希苓经人介绍认识“竹联帮”帮主陈启礼，派竹联帮帮众赴美国“锄奸”，在旧金山暗杀了江南。
结果这件事干得不够干净利落，加上聪明的陈启礼已经先行录了一卷自保录音带给别人保管，因此马上被查出来跟台湾当局有关。美国Gov大怒，因为，台湾情报机构公然派杀手到美国本土刺杀了已经是美国公民的江南。但又有一说，江南原来也是FBI的线民，是三面间谍，所以美国才那么积极侦查。
当然，当事人后来都作鸟兽散，四处逃亡，陈启礼也逃回台湾。这件事除了让民众对当局有非常非常负面的印象外，也让民众深深感到黑社会之恐怖--当局原来与黑社会有这样的挂钩！
蒋经国到底知不知情，到现在还是众说纷纭，但执行策划者是他的儿子蒋孝武。后者本来应该是最有希望成为接班人的，后来虽然他没事，但也从此被外放到岛外冷冻着。
后来当局为了转移话题，拾回形象，在当年年底也展开了台湾史上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许多大哥不管有事没事通通落网。在过去，“绿岛”本来是专门关政治犯的地方，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变成了“大哥的故乡”，号称“绿岛大学”--要成为大哥，都要先去那里“进修”一下。
那时我年纪小，记得电视上总是有扫黑的宣导短片，一堆明星穿着警察的制服，拿着扫把在扫着地上一堆堆黑黑的纸屑，在“扫黑”。
几十年后，电视再访问当时的当事人，他们还是认为那时所做的是为了台湾为了当局，一点儿错也没有。看看台湾后来的社会发展，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仍然觉得一点儿错都没有，只是他们认同的对象错了而已。
那几年的流行语是：“他被江南了……” 1986 新闻报道“民进党成立”，让很多台湾人惊呆了
在民进党成立以前，党外各种体制内外的活动已经频繁举行，这都还在国民党可忍耐的范围。另一方面，传闻蒋经国也有意利用这些党外人士的冲撞，对国民党内一些保守顽固分子进行挟制。比如说当时的朱高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立法院”里跳上主席台，拔了麦克风乱丢，影响议会秩序，在当时可是惊世骇俗的，但他每次都没被惩处。蒋经国一直想在政治开放上有更多作为，但“国会”里的保守力量实在太大，朱高正这些举动，刚好用以对付那些食古不化的反改革老代表们。
这一年的9月28日，各个党外的组织以党外后援会的名义在圆山饭店里开会，并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目前，大家会觉得民进党内好像派系林立，什么美丽岛系、新潮流系、正义连线之类的，其实就好像《水浒传》里面，各路英雄好汉带着自己的人马上梁山一样。所以说民进党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对抗国民党而对各个党外的团体组织所作的大整合而已。
但当时党禁还没开放，也就是说法律上根本不允许组党，所以民进党的成立不仅使社会为之震撼，也引发了高度的政治紧张。当局到底要镇压还是顺势改革？这引起各方高度瞩目。据说民主进步党一成立，当局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说道：“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后来，蒋经国在“双十节”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有人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但后来看得出来，那一阵子他心情都特别好，一天到晚在喊“冲啊！打倒国民党！”每每这时，她老婆就会瞪他一下，叫他闭嘴，没想到他兴致更高了，“我呒惊关，呒惊死，冲啊！”（我不怕关，不怕死）。果然是男人到中年后只剩下一张嘴。当时民间就是这样，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民进党，只是讨厌国民党而已，民进党成立，好像为自己出了一口气一样。
民进党刚成立的那两年，只要讲到民进党，报纸几乎都是写民×党、或×进党，搞得好像什么乱党一样。其实在那几年，民进党就是给人激进的印象，通过许多街头游行等手段与国民党统治当局抗争，所以很多人也叫民进党为“街头党”。但在国民党掌控一切资源的情况下，民进党也只能采取这种手段引起大家的注目，进而注意他们的诉求。
当年的“立法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民进党就拿到20%的选票。民进党成立之后，给异议人士很大的鼓舞，也开始了海外异议人士的返乡潮。 1987 台湾宣布“反攻大陆”无望
1987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年，对台湾人来说，许多根本不可能、想都没想过的事都在这年发生了。这一年台湾外汇存底（大陆习惯称“外汇储备”）也达到新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日本。当时我十岁了，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虽然尚未成熟，但在大人的言谈中似乎也嗅出不一样的气氛来。
一连串的事件，常常让人还没对上件事反应过来，就已发生下件事，对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已经形成既有思考模式的台湾人来说，甚至不敢相信是真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是“自由的灯塔”、“反攻的堡垒”；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军民同胞都在为“反攻大陆”作准备。所以在早期的台湾，这种信念被当做金科玉律一样，很少有人敢质疑。
所以，这个“反攻大陆”的标语满街贴，信封、香烟、米袋、火柴盒上，生活中处处可见。
蒋介石提出的计划是“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但老实说，这对台湾本地人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因为大多数的台湾人也不知道大陆是什么样子的。不过当初跟着国民党来台湾的人，一直都以为他们很快就会回去了，不会在台湾久留，可是没想到，这一留就是几十年。
几十年过去了，政治的环境是现实的，这“反攻大陆”的口号越喊越弱，当然也越来越少被提起。有点儿脑袋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没人敢明说。
最可怜的就是本来以为很快就会回去的那些人了。这些人中，属于统治阶层的人，觉得台湾不是他们的家，自恃身份而有些优越感，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但还是因为身份和地位而能保有一定的既得利益。有许多人认为，“反攻大陆”一直没人敢怀疑，就是因为他们不让人去怀疑，利用这个信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正当性。但凄惨的就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员，这里面有许多人是军队里的中下层军、士官，组成成分很复杂，很多人半辈子都只会打仗，有些甚至是被强拉来当兵的。当局允诺并发给他们一张“战士授田证”，里面详细记载未来反攻大陆后，会给他们在什么地方分多少亩田地耕作。
所以，几十年来许多人是依靠“反攻大陆”这个信念活下去的，这也成为一个没人敢挑战的“神主牌”。所以当这一年台湾当局承认“反攻大陆不可能”时，你就可以知道，这引起多大的震撼了。因为这个神话已经松动而瓦解，当当局说出这句话时，等于为未来许多事，开了一扇大门。
1987 开放大陆探亲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逐渐开放，就像前面说到的，外省老兵问题开始浮上台面，而长久思乡的煎熬开始渐渐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使威权的体制愿意退让，开放返乡之路。
这一年（1987年）的年底，老兵赴大陆探亲的新闻充满了所有新闻媒体的版面。在新闻里看到，大量“老芋仔”疯狂地抢进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申请探亲，新闻也播出一群年近半百的老人挤在红十字会的探亲说明会中，操着各省的口音抢着发问，又看到许多隔了几十年重逢相拥而泣的画面。尽管我与他们是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人，但看了也为之动容。
有人说，要不是蒋介石带了那么多人来保护台湾，台湾老早就被Our Party给解放了。而反驳者说，你以为他们是真的来保护台湾的吗？他们是没地方可去，才不得不到台湾来的，要不是蒋介石不争气被赶出大陆，台湾根本就没这些人。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国民党带来的人里，中下群体永远都是牺牲最大的人。
不管当初他们是自愿从军还是被拉来的，这些人大都以为很快就可以回去，却怎么知道一待就是几十年！当初来台的青年，到了这时候也都年近半百。
在我小时候，每天下午都会有个外省老头骑着一辆破摩托车，卖着自己做的各式包子馒头。我永远记得开放探亲之初，他卖得更勤快了，勤快得有点儿浮躁。每天，他总是在下午四点整到我家楼下，用尽丹田的力量大喊一声，大家就知道他已经来了。停留了十分钟后，他又继续骑到下一个定点去卖。回想他那老迈的身影，很难想象他年轻时在战场上经历过的是什么样的阵仗。当时问他是不是也要回去看看，没想到他一副急得快哭的样子，恨不得每天多卖一些馒头，多卖几个小时，好存更多钱带回去。
大陆探亲的开放，了却了许多人几十年来的心愿，但毕竟两岸分隔了近四十年，人事景物都跟当年不同，随之而来的更多现实问题产生了。最常见到的问题就是有些老兵在家乡已结婚生子，来台后觉得回乡无望，又在台湾结婚了。本来一切都很美好，没想到开放通信及探亲后，台湾这边的老婆才赫然发现丈夫在那边已经有了“原配”，自己只不过是个“二奶”而已。由此引发了不少家庭问题，惨一点儿的大闹离婚，有些妻子碍于人情，只好隐忍下来，看着丈夫越来越往“原配”那边倾斜。其实做丈夫的何尝不痛苦呢？一边是故乡年轻时结发的妻子，许多人回去一看，发现妻子根本没改嫁，一直在等他，心里自然会有极度亏欠的感觉。而另一边，当初台湾本省人讨厌外省人，台湾的女孩想嫁给这些外省汉子免不了是经过一场家庭革命而为爱出走的，胼手胝足几十年，突然之间让她从大太太变成小老婆，更是情何以堪。当年开放探亲后讨论的最热的话题，恐怕就是，这到底算不算“重婚”，后来还有赖法律的解套，这些“宝岛夫人”才有了合法的地位。
在许多远离家乡的老兵心里，一定怨恨过那摆弄命运的大时代。谁愿意失去和亲人相处的天伦时光呢？几十年后再回乡，难免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感慨。但毕竟分离了几十年，人事景物不复当年，思想看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就跟很多老兵说的一样：“在台湾，他们说我们是外省人；在家乡，他们说我们是台湾人……”时代造成这些人与两边的社会都产生疏离，都不可能回到以前了。
荣民总医院就在我家附近，我小的时候坐公车总是很讨厌经过这一站，因为总觉得这些大嗓门老头又粗鲁又爱抢座位。长大一点儿了解一些事后，对他们也较能理解和体谅了。到现在，“大陆探亲”一词已经很少被提起了，若不是偶尔经过荣民医院见到他们的身影，也不会想起台湾曾经有这么一群人为了返乡而不惜冲撞体制。这群人早已不再是主流论述的议题，不再是生活中被投以关怀的对象，开放之初社会的热情已经慢慢冷却，而随着挚亲的慢慢凋零，他们也越来越少回去了，许多人还是选择老死在台湾，但故乡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梦里都会回去的地方。
就如同我初中同学的父亲，上海人，最近再见到他时，我开玩笑地用上海话问候他“张家爸爸，长远未见喔……”没想到这个几十年没听过乡音的老人顿时呆若木鸡，激动得茶杯都掉在地上，眼泪差点儿就落了下来。 1988 蒋经国去世
1988年年初，又有两个禁解除了，分别是报禁与发禁。在这之前，台湾报纸每天发行的篇幅数只有“三大张”，即三张纸叠起来折一半。第一张是政治新闻，不过大都是政令宣导或当局公布的新闻。第二张是民生社会新闻，第三张是娱乐版及副刊。报纸的编排永远四四方方，文章很整齐，字很多，图很少，当时的报纸都是这样。
而小朋友比较常看的是《国语日报》。这是一个为儿童读者和学习中文者设计的报纸，字旁边都附有注音符号，也有些连载的漫画可以看，每个班级都一定会订的。
1月1日解除报禁后，报纸的篇幅马上多了起来，新成立的报社也如雨后春笋般，各种言论纷纷出现。
而发禁则是指，过去台湾的中学生有一定的仪容规定，在发型方面，男生一律都是三分头，女生则一律都理着耳下一公分，俗称“西瓜皮”的发型。发禁开放后，这个规定由校方自行考虑。实际上这是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解禁，因为在后来几年里，许多学校仍然是这样要求学生的发型的，不过通常会做到学校与学生都可以接受的程度。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留长发，但男生不得盖住耳朵，必须露出后颈；女学生不可以超过衣领，超过衣领者必须扎马尾，当然是不准烫不准其他装扮的，之后十几年才慢慢开放。而真正没有了发禁，真正完全彻底解除发禁，应该是最近几年的事。现在高中生完全可以留任何发型，可卷，可烫，可染，想留多长都没问题。
发禁解除的隔天，1月13日，蒋经国就去世了。
1988年的1月13日，这一天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天是爸爸的生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在电视机前面，收看华视播琼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海鸥飞处彩云飞》，我娘抢着看台视的《还君明珠》。在接近八点半后进广告，广告播到一半，电视上赫然出现蒋经国的遗像。全家一阵愕然，画面也停在那里，时间好像顿时停止了一样。
电视上遗像定格好一阵子后，画面就突然切到国民党的紧急中常会上（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个党政不分的年代），画面也带到李登辉在随后的宣誓就任上。
隔天到了学校，发现一早就弥漫着异样的气氛。当时是小学五年级，其实小朋友也不太当回事，但都能察觉到老师的神情有异。当天的朝会，降半旗。
这时候，学校中庭也出现了灵堂。每天老师都会带我们去鞠躬，然后老师就开始哭了。老师一哭，班上的女生也跟着哭，最后大家哭成一团。
“都是那些民进党把‘蒋总统’气死的，呜呜呜。”小女生一把鼻涕一把泪，愤愤不平地说着。
“新的‘蒋总统’怎么不姓蒋了？那以后要叫什么‘总统’？”小朋友也窃窃私语了，“李‘蒋总统’吧？”
那两个礼拜电视全都是黑白的，内容也都是些缅怀之类的影片，很无聊，并且禁止一切娱乐活动。所以附近租录影带店的生意都特别好，当然都是掩着门营业的，你要先敲那个铁卷门，老板从门上小孔看到是熟客后，才开小门放进来。后来电视又变回彩色的，不过还是播怀念的影片，好多卡通及影集都看不到了。
对于这件事，学校老师还是掩不住感激的心情谆谆教诲着我们这群无知的小学生：那是因为宋美龄女士不希望影响太多民众生活，所以要电视台把节目改回来。讲着讲着，老师又忍不住哭出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遗体要从荣民总医院移灵到“忠烈祠”这档事了。路线是从荣总经我家前的天母西路转中山北路往士林方向。学校三年级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路祭大队，学校给大家发块麻布别在手臂上，在天母西路两旁排开。
当时这个路线上，我家前面是块空地，还有一片废墟和杂草，像被炸过一样。但当移灵路线一公布，两天之内就变成铺满园艺用草的大草坪，几乎是我一觉醒来发现整个世界都变了，难得一见这么有效率。
到了路祭当天，大家都别块黑布。但对于天天被关在学校的小朋友来说，其实都是以郊游的心情出校门的，所以一路上嘻嘻哈哈的。
一到现场，就看到大批民众已经排在路两旁，还有祭品也都出来啦！这时，前导机车已经通过，只听到路的那端传来一阵闷闷的声音，后来越近越大声，才发现是哭声如潮水般从远方随着车队慢慢涌近，然后这哭声又继续从路的另一端消失。车队走了之后，我们就带队回校了。
移灵到“忠烈祠”后，当时台北市各处都还有免费的“瞻仰专车”候车处，民众也踊跃地去谒灵，不过大部分人的心态都还是难得有机会看一次蒋经国就跟着去的，当然热血着在现场哭得稀里哗啦的也不少。
再过不久，电视节目又恢复正常了。因为停播太久，怕观众忘记剧情，所以每一台的连续剧都来个“精华篇”，一次看好几集，可真爽了。这也是连续剧第一次有精华篇的形式，但我也从此改看台视的《还君明珠》。
话说蒋经国早期在台湾，因有苏联政战的背景，因此负责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管制与监控的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能积极走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经过了各方面的历练，他不仅党政军资历完整，政治实力在国民党内也无人能敌，再加上蒋介石的刻意栽培，很自然就成为接班人。
在蒋中正的时代，台湾上下都是为了“反攻大陆”而作准备，所以，对于台湾本地的开发并不积极。蒋经国掌握权力后，也许是深知“反攻大陆”已遥遥无期，进而才将注意力转到延续台湾发展的各项经济重大建设之上。
他在“行政院长”任内，虽然内外局势剧烈变化，但他带领的一批技术官僚，却力排众议，大刀阔斧地完成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有了更飞快的增长。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在这个新旧交替、激荡不断的时代，虽然是专制当局，也总算看清了时势，能采取宜时的决策，为台湾民主及经济的发展奠下重要的基石。
当然，这些历史的尘埃需要更长的时间沉淀，几代后才可能会对功过有更客观的评价。现在有许多人开口闭口总是“蒋经国在位的时候……”似乎那个年代比现在更好。我想，其实可能是怀念当时经济正在全力发展，人人埋头苦干、同舟共济的充实感吧！现在大家都富了，反而一点共同的目标都没了，有些空虚。
1988“5•20事件”
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上演着“官逼民反”的戏码，而农民起义就是这历史剧场中的最高潮，也是农民利益和统治者利益矛盾冲突的最高表现形式。中国的农民总是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大部分时间都是默默承受着苦难和牺牲，这种情况过了几千年还是没有改变。
1988年4月，台湾当局与美国谈判美国进口农产品问题，牵涉到进口大宗谷物。这不但影响台湾本地稻米的产销，更剥夺农民兼种杂粮的收益。时代像是进步、全球化了，但农业又成为对外贸易的筹码，农民利益又再度被牺牲。
每隔四年的5月20日，是台湾当局擎天柱就职的日子。但当年因为这进口农产品的问题，南部农民北上抗议，要向甫上任的农经博士李登辉请命。本来是单纯的抗议事件，结果没想到大暴走，变成台湾史上最大的警民大混战。
在刚解严的台湾，出现这样的壮烈与混乱并存的场面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整个街头，一边是密密麻麻的抗议者，另一边是更密更麻的镇暴部队与宪兵。当时台北市的铁路还没有地下化，街上的人多到连火车也被迫停在铁道上，进退不得。
在电视新闻及地下录影带里看到的内容，是说这次事件的冲突有两波，第一波是在“立法院”前面，此景我只能以“震撼”来形容。那种场面有如在玩《三国无双》，一堆农民为了抗议当局，把整篮整篮的菜丢向镇暴军警，造成当时路上到处是菜，蔚为奇观。这次警方大败，“立法院”的招牌被硬生生拆下来丢在地上践踏。
第二波是入夜后群众与镇暴部队展开的“都市游击战”。整个冲突中心中华路附近的街道就有如战场一样，棍棒、石块飞舞，高丽菜、鸡蛋到处乱飞，抗议群众及镇暴部队不断地互相大放无双，不断冲击及反冲击。虽然当晚电视及广播一直叫大家不要到现场去，会有危险，但还是有一堆好事者挤在天桥上看热闹。那天夜里，也看到不少卖民主香肠的骑着车，一起跟群众向前冲，也一起逃命。
当然，在早上是比较单纯的农民请愿啦！但到了夜里就几乎没有农民了，变成热血过头的群众在那边摇旗呐喊，大概是台湾刚开放，大家都想那么去热血喊一下，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有认识的人刚好那时候在当“宪兵”参加镇暴，据他说一开始的确是打不还手，但是大家被要求留守战备而取消休假已经极度不爽了（对台湾义务役男来说，假就跟性命一样重要），因此一等到正式驱离的命令下来，大家简直就是杀红了眼：谁叫你们害我们不能放假！
“5•20事件”在当时，媒体一律以“暴民”及“乱源”称之，但是，看到那些震撼的画面，我开始思考，这是我所熟知的那些“淳朴”的农民吗？为什么他们会变得如此“暴力”？那时候我心里不禁产生了疑惑。
附带一提，现在台湾的“二把手”萧万长，大家都叫他“微笑老萧”，大概就是这时候被媒体封的。当时他任“国贸局长”，负责和美国谈判农产品进口问题。发生冲突时，他出面缓解，结果遭蛋洗后还笑眯眯，从此“微笑老萧”之名不胫而走。 1989 “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
电视荧幕上播出柏林围墙倒了。从东柏林那边冲来一群做拥抱状的人，然后，越来越多的人跑过来。画面一带，一群人站在墙上挥舞着旗帜，下面辣妹与猛男HIGH得脱光衣服拥抱接吻，整个布兰登堡门广场挤满了欢欣鼓舞的人群。东欧解体的风潮，在这一年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解严以后到1993年，这是台湾剧烈变化的几年，对于小孩子来说，每年都有新奇的事发生，整个社会热闹无比。老师在台上讲得咬牙切齿，小朋友还是嘻嘻哈哈；大人们开始敢畅所欲言，但是一有小孩在旁边又闭口不提；各个阶层纷纷走上街头，这个举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20世纪80代末的街头运动不断，令人眼花缭乱。这段时间当局刚从威权转型，重新学习如何执政。而习惯当顺民的民众，也开始懂得争取自己该有的权益，但又常常有点儿过火。总之，这段时间是一个磨合期。不过，这几年间，大家体会到原来当局对待抗议事件还是很宽松的。
这一连串的街头运动可能到现在大家都记不起来有哪些，但这年的“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一定让人印象深刻。
那一夜，全家至忠孝东路逛街，只见整个忠孝东路及附近几条街道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密密麻麻的人或躺或坐，占据了整条路面，前面的舞台上唱着歌，演着舞台剧，放着烟火，还有一些高高的人也在一边舞动着。整个现场不像是在抗议，反倒弥漫着一种嘉年华的气氛。
抗议地点所在的忠孝东路，就是动力火车那首《忠孝东路走九遍》里的忠孝东路，台北人习惯叫这一带“东区”。“东区”一直都算是台北市高档百货与精品店的所在地，因此选在这里办活动可说是非常有代表性。
有别于那阵子杀气腾腾的抗议活动，这场“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是非常软性且带着一点儿幽默及讽刺气氛的。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台湾的房价突然开始狂飙，前一年可能还买得起房子，隔一年可能只买得起厕所了，财团及炒家疯狂炒房，导致许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成为“无壳蜗牛”。在这场活动之初，他们本来只是找一块地方作为抗议地点，没想到越来越多的民众自发地加入，结果整个忠孝东路都被占满了，最后那一夜，几万民众夜宿在全台地价最高的忠孝东路上。大家很平静地唱唱歌，看看表演，聊天，打牌，吃消夜，打发长夜。
这是场议题本身比活动更吸引人的社会运动，过程非常和平。现在看来，这场第一次由民众自发而成的活动，对台湾公民社会意识的建立，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想，住宅是基本Renquan的一部分，不是商品，更不应该变成玩金钱游戏的筹码，那么多人风餐露宿为的就是要争一条改革的路。不过，18年前高房价让人走上街头，18年后房价依然居高不下；18年前那些人应该房贷都付得差不多了，但这一代年轻人买房子的问题恐怕依然没解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年那场活动的愤青总领队李幸长，现在已经是横跨两岸的锅贴儿连锁店“四海游龙”的老板了。
1989 海外异议人士返乡潮
刚刚解严那几年，也是海外异议人士闯关返台的高峰期，有些成功混进来，有些被发现后遣返。在以前，当局对于居住在海外的异议人士，都有一套管制名单，俗称“黑名单”。
这些黑名单分子清一色都在海外拥有傲人的高学历，政治立场为反对国民党或支持“台独”，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回台，几十年来归不得。早期这些人士的“台独”思想还是比较具有理想性的，不像现在，只变成一种政治语境加以操弄。既然这些人在海外被标记了，就代表情治机关在海外有眼线。以前反对人士都说海外校园里有所谓的“职业学生”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人也并不是真的支持“台独”，只是偶尔小小地抱怨一下被听到，或者单凭“职业学生”的主观爱好就被扣上了帽子。
早些年台湾当局常在宣传，有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三合一敌人随着时代也有所不同），也就是民进党、“台独”、中共。小时候看了一幅图，在那幅图中，代表“台独”的是一个长得很可怕，手中充满血腥的人物，上面写着的两个字不是“台独”，而是“台毒”。大概是那个可怕的脸孔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阴影，现在一听到这两个字，都还会有点儿负面阴影存在。在我们那一代用过的参考书补充教材里，也有一幅图，小朋友捡到“台独”的宣传单，交给警察叔叔。
那几年，不时可以听到某某人又要闯关回台湾的风声，而当局也是严阵以待。黑名单人士如风起云涌般闯关，其中最戏剧性也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1989年郭倍宏的闯关。郭当时是黑名单中的头号，当局发出12道“金牌”（12张通辑拘票）要捉拿他，正好时值大选，郭就放话，某月某日他将在某某人的场子公开现身助选演讲。而当时的“行政院长”是郝柏村，怎能忍受这种正面的挑战，遂悬赏三百万元抓他。
终于到了公开现身的当天，现场挤满群众，大家都屏息以待。而外围布满了准备抓他的军警，肃杀的气氛与场内热闹的气氛形成极大的对比。待时间一到，郭倍宏不知道从哪里出现的，果然准时上台演讲，现场也在这个时候HIGH到最高点。正当他讲完，军警也准备抓人时，全场灯光却忽然一暗，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到灯光再亮起时，群众很配合地已经全部戴上当时最流行的代表黑名单的面具，结果军警认不出谁是谁，郭倍宏顺利地离开了现场。
这是在当时一些流行的地下录影带工作室里看到的全程实况，我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太像电影剧情了。后来更大一点儿，再来看这些录影，还是觉得当时这些人真的很热血。随着时代的转变，这些当年充满理想的异议人士纷纷身居要职，掌握了权力，但他们后来的一些如争权及腐败的行径也非常让人失望，那是后话了。
黑名单是时代背景下的一个产物。虽然当时当局在社会及政治上其实已经不断在进步，但对海外异议人士仍不愿用沟通的方式化解歧见，反而加强压制。只能说当局对自己的改革还是没有信心吧，怕他们回来会“煽动群众”。
1989 蒋经国死后的“宫廷斗争”
蒋经国去世的前几年和后几年，是台湾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得最剧烈的几年。不仅民间变化剧烈，在高层，也暗潮汹涌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无比的“宫廷斗争”。可以这么说，后来社会上发生的许多反对运动与抗争都与国民党内部的斗争有关。
蒋经国的去世，表明蒋家父子“政治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谁来接他的位置，一直都是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依照法定程序，李登辉理应马上继任。但是党务方面，“主席”谁来继任还未确定。因此，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是由“中常委”轮流主持的，表面上一团和气，但私底下却是暗潮汹涌，大家都觊觎着那个“主席”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掌握了“主席”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掌握了台湾大权。
蒋经国一死，李登辉的动作如鸭子划水般，不温不火的。他在就职的第二天，就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党国元老”，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他的野心。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而就在蒋经国去世后没几天，当时还是“立委”的赵少康，突然与其他三十几个国民党“立委”突然公开发表声明并联署，要求推李登辉出任“代理主席”。当时，赵少康在一般选民心目中是有非常良好的正面形象的，与当时的陈水扁、谢长廷一样，都是两党内各自的明日之星。因此，他的这一联署，不管是在党内还是民间，都掀起了一股李登辉旋风。
当然，经历过这次“宫廷斗争”的人大多还在世，因此有许多当事人仍然不便多提，只能是简单地描述一下。
后来斗争的战火也延续到了“国民大会”的选举里，直接引发1990年的“三月学运”。所谓“党政军”，李登辉已经掌握了两者，剩下就是军权。为了掌握军权且安抚非主流派，李登辉后来任命“参谋总长”郝柏村为“行政院长”。后来几年，宋美龄也跟着离开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关于宋美龄的离去，大家印象深刻的是那架华航747专机起飞的画面。 1990 三月学运，李登辉开始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年，世界各地都不太平静。这一年世界发生了许多大事。年初，南非Renquan斗士曼德拉获释，引起全世界瞩目，也让国民党有点儿尴尬。在台湾与南非还有“外交关系”时，这两个难兄难弟其实在国际上的Renquan名声都不太好，在许多国际场合也受到些抵制，所以两边关系也特别紧密良好，互通有无。等到曼德拉获释后，台湾Renquan运动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纷纷要求当局有更多的开放，挑战体制的动作也变得更大。
北欧波罗的海三小国，也都在那一年脱离苏联，各自独立。那几年，东欧国家解体的速度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那年台湾事情也挺多的，从2月的政争、3月的学运，一直到影响台湾社会的职业棒球赛开打。20世纪90年代的气氛，似乎一下子跟80年代不一样了。
在1990年3月的某天，天气还有些寒冷，我经过“中正纪念堂”，听到远方传来歌声。那歌词奇怪得很，我印象里，只听到一句“什么什么就一定要实现”。在广场上，坐了数千名大学生，广场中央竖了一座野百合的像。
“中正纪念堂”其实泛指台北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广场末端有一个3层台座，是个约70尺高的宫殿式建筑。1980年建成时算是当时台北市内最高的建筑物，里面有个蒋中正的巨大坐姿铜像，是纪念蒋中正的地方。后来，在这广场的两边又建了如太庙般古典式的音乐厅及戏剧院，与纪念堂呈三合院的样式。据说，当初在设计这个纪念堂时，还考虑到中轴线与黄帝陵遥遥相对，不过在广场公园里休憩的凡夫俗子市民同胞们，大概也不会去理这类的解读。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这里也常常变成各种政治性集会的场所。所以啦！这里的大门也常常惨遭喷漆，作为抗议什么的。又因为这里太过象征和具有个人崇拜性，反对人士也喜欢戏称这里为“中正庙”。
当年在台湾的这场学运，号称“三月学运”；又因为用代表纯洁崇高的野百合作为象征，因此也称为“野百合运动”。这次学运可说是20世纪90年代争取民主改革的街头抗议的最高潮，完全由大学教授及学生发起，因此也得到社会上的普遍支持。在那之后，李登辉召开“国事会议”，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那年2月，台湾的“政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坛”指的就是国民党内部）爆发恶斗，对“大选”方式产生歧见，形成所谓“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争，也就是国民党内的领导权之争，是为“二月政争”。此一恶斗，导致政局不稳，直接戳爆了当年虚胖的万点股市，也让民众对政局产生了反感。另一方面，因选举时召开的“国民大会”也通过了“临时条款修正案”，将任期延长为9年，创下“国会议员”自行通过延长任期的恶例。
台湾除了一个“立法院”外，另外还有一个“国民大会”负责“修宪”及选举等任务。而不管是哪一个“国会”，当时都还有许多的老代表，即1949年时跟着国民党一同来台的“国会议员”。因为不可能回到大陆再重选，因此他们的任期一直从当年到现在。只有等他们去世或其他原因，“国会”中有空缺人选，才能选新的代表。当年他们被称为“老法统”，“国会”也被揶揄为“万年国会”。
因此，这次学运，一方面是对政局混乱的控诉，另一方面也是对“国民大会”制度的不满。在学运之初，只有台大一些学生社团参与，但很快成为全台大专院校学生的大串联，接下来在社会各阶层也引起广泛的回响，普遍都是给予支持。终于，在数天后，李登辉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对当前的政治局势达成一定的改革共识。不过有八卦消息说，学运刚开始时，只是几个大学生喝完了酒发发牢骚，不满老“国大”，就决定晚上一起去中正纪念堂静坐抗议，没想到擦枪走火，第二天事情一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响应，终于成为一场全台大学大串联的学运。
在台湾近30年的民主运动中，有种“世代”的说法。比如说，最早参与美丽岛事件的那些人被称为“美丽岛世代”；参与美丽岛事件辩护的那些年轻律师被称为“辩护律师世代”；而参与这次“三月学运”的领袖人物则被称为“学运世代”，他们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民进党或与民进党有较接近的理念，开始成为民进党内或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但那次学运，完全可以说是学生们草根性的社运。当时，虽有一般民众及创党之初的民进党声援，但为了避免给人与政治挂钩之嫌，在运动之初，他们就已与非学院人士有效分割了。
洁白纯真的野百合学生形象，已经成为台湾民主运动历史之中的一个醒目图腾。因此，近年来，许多当年参与学运的人，都跳出来抗议民进党将这次学运作为泛绿阵营的正当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民进党已经将这次学运当做是自己的“党产”来消费，而且民进党在执政后也忘了当初学运的初衷。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在那有点儿阴冷的寒风中传来的带唱歌声。等我上了大学才知道，那句拗口的歌词是国际歌里唱到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当然，国际歌的内涵似乎也跟这次学运甚至是台湾大众当初想要的走向不同。 1993 “新党”成立
1993年，国民党党内的政争到此告一段落，李登辉终于掌握了大权，政局也随之稳定了下来。原来在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人士，后来成立了党内的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联线”，与主流派的次级团体“集思会”相对抗。到了1993年，新国民党联线人士终于出走国民党，另组“新党”。
新党在成立之初，形象是非常正面、良好、清新的，其组成人士皆为一时硕彦，并以小市民的代言人自居。若撇开政治立场来说，新党在当时的确是受到许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人士的欢迎。
自从党禁解除后，台湾各种奇奇怪怪的小党纷纷成立，但大多是泡沫。新党的成立并得到支持，有其时代因素。一方面，当时民众看到国民党金权政治泛滥，腐败成风，严重败坏了形象。另一方面，民进党的政治立场常常又过于激进，不利于政局稳定。因此，新党的形象正符合民众的要求，很快成为台湾第三大党。
台湾民众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是黑金政治最严重的时期。所谓黑金政治，即政治与黑道及金钱间有纠葛不清的关系，这些情况在地方上尤其显得严重。有很多人认为，这是李登辉纵容的结果，但我个人认为，实际上国民党从创党之初就有这种现象。不管是早期哥老会还是洪门、青帮，一直都跟党政军有所瓜葛；或是后来为了选举，各党都结合地方角头黑道势力，这种现象是一直都有的。这些本来不能提，只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较开放，媒体也较自由了，民众原先看不到的事突然间都被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因此使人印象深刻。
话说回来，新党成立后，算是政治立场不同的非主流派从国民党内正式切割出去了。而国民党现在要面对的，是日渐强大的民进党。台湾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即有种“四大族群”的论述，即台湾组成人口里有闽南人、客家人、少数民族及1949年后随着“国民Gov”迁台而来的外省人。而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台湾所谓的“本土化运动”是独尊闽南族群的，这造成其他族群的不满，但同时也激发了客家人和少数民族的自觉，如少数民族在1993年也掀起了正名运动。本来在身份证上，少数民族都被迫要用汉名登记的，此后他们也能用族名登记。因此面对民进党争夺本土论述的主导，国民党也在思考转型。
“四大族群”的说法很快就被台湾社会所接受。20世纪90年代初，台湾的省籍矛盾正在消融中，但取而代之的，与当局认同为主轴的对立反而越来越严重。当初新党的形象除了“都市中产阶级”外，还给人有“大中国主义”、“中国党”的印象。在台湾，传统上，以浊水溪为界，以北支持国民党，以南支持党外、民进党，在这个情况下，新党几次欲南下跨过浊水溪，都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台湾进入多元社会后百花齐放，对政治认同的论述可自由发表。但不幸的是，不同的政治认同，其主张常常是对立的，而这些主张又回过头去渲染省籍问题，导致省籍对立在后面几年变得越来越严重，一到选举时，就被当做工具拿出来利用。
1993 尹清枫命案：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政治悬案
尹清枫命案是那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悬案。本来只是死了一个上校而已，看上去没有多复杂，但这件事就如投石入水般，涟漪不断地扩大再扩大。突然间大家才惊觉，事情原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海军曾编制巨额预算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当时任海军武获室执行长的尹清枫，就是这些计划的执行人。在稍早之前，传出台、法双方有人拿巨额回扣的小道消息，不久，身为最直接知情者的尹清枫突然失踪，之后就在东北部海域发现了他的尸体。
尹清枫命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尹清枫费尽心机先录好的自清录音带被奇怪地消了磁；其他一些证明文件也失窃；案发当日，他的寝室有被人翻动的迹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发到现在，已经有近十个涉案关系人或调查人员，不分台湾或法国，均死于非命，这更让这案件扑朔迷离，疑团越滚越大。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曾经宣示重办这起悬案，就算“不惜动摇国本”也要查到底，结果他八年当完，“国本”都摇得差不多了还是没办成。可笑的是，当初陈水扁在当“立法委员”时口口声声说他手上有关键性的录音带，但后来他当“总统”，别人再问起这件事时，他居然改口说“录音带在搬家的时候搞丢了”。我看，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说的吧？但的确，这件案子牵涉太广，横跨海内外，就连法国高层也涉入，怎么会那么容易办呢？好几次媒体都以“拨云见日”之类的要题表示办案进度，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就连侦办检察官都被明升暗降丢去闲差，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背后黑幕之大。
有人说，查清政治性悬案的方法就是查出最高受益者是谁。我想，尹清枫命案这种永远查不清的事，台面上最大的受益者应该就是“来来豆浆店”。这个尹清枫最后出现的地点，经过新闻报道之后，名声大噪，生意一直火爆到现在。每次经过这家店，大家总是忍不住注目一下。
尹清枫命案不愧是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最大悬案，光是把那些离奇死亡的涉案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整理出来，可能就堪比侦探小说了。 1994 陈水扁当选台北市长
以台北市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有许多重大工程在同时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快捷运输系统，简称“捷运”工程的进行。也不全然是地铁，捷运工程有地面、地下、高架三种，并且好几条在施工。所以那时候台北市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有工程在进行，因配合地下开掘，地面上到处是铺满了钢板的临时马路。那段时间是台北的交通黑暗期，塞车问题特别严重，再加上捷运弊案连连，市民对市政的满意度跌到了最低点。当时的台北市长是黄大州。其实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事情也在做，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官僚系统的古板腐化，再加上这几年的施工问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
所以，大家都认为1994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是个改变的机会。这是台北市改“直辖市”以来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以前都是官派的。因此，这次的选举特别引人注目。同时举行的还有同样是“直辖市”的高雄市长选举，以及台湾省长选举。我就提一提跟我住的台北市比较有关的选举吧！
这一次的选举是三强鼎立：国民党的黄大州，新党的赵少康，民进党的陈水扁。新党当时形象佳，派一个形象声势都不错的赵少康出来选自然没什么问题。而黄大州，许多人认为李登辉让他出来选是为了要搞垮国民党。其实，虽然当时大家看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政绩，但他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算是四平八稳型的，不让他出来选市长也是说不过去。
民进党这边可复杂了。当时如日中天、一时瑜亮的陈水扁和谢长廷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前面说过，两个人都是一同从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发迹，并在台北的同个选区担任过市议员及“立法委员”，可说是亦敌亦友，在这次党内提名中，谁也不让谁，竞争激烈。但戏剧化的是，在党内初选的前一刻，谢长廷宣布退出初选，全力挺扁。
其实这次选举，从一开始大家就不看好黄大州，所以基本上也是陈赵两人相争。在这两个人里面，大家是很难抉择的，因为都是一时之选。我个人认为，最后陈水扁会胜出，跟竞选主轴有很大的关系。当初，赵少康阵营把这场选举的层次提高到了“中华民国的保卫战”，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只不过是个地方首长的选举而已。
“有那么严重吗？”陈水扁当时就喜欢用这句有点儿戏谑讽刺的话反问赵少康。
所以，当时赵少康反而给人更激进、有某种政治洁癖的感觉。反观陈水扁阵营打出的口号“快乐、希望”，整个竞选气氛就给人一种办嘉年华会般快快乐乐的感觉。
所以啦，当时的民调，以年龄分布大概有这样的结果：中年以上支持国民党的居多，中产阶级支持新党的居多，年轻一点儿的支持陈水扁的居多。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也是支持陈水扁的，不过他们没有投票权，只能跟着摇旗呐喊而已。
说到摇旗，这次选举也有些创举，就是第一次有竞选用的宣传旗与竞选主题歌出现。一时之间，能看到街上许多的汽车、摩托车，尤其是支持陈水扁的计程车车队，车上都插满了旗子满大街跑。当时的竞选主题歌，除了后来变成新党党歌的《大地一声雷》外，就是陈水扁的《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了，尤其是后者，因为曲调悠扬歌词优美，有好一阵子都是KTV里的点播冠军。总之，民进党在选举中善于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就是从这次选战开始的。
所以，在当时的高中校园里，许多同学喜欢将陈水扁的竞选旗帜缝在书包内侧，每次一看到有人翻开书包露出那面旗帜，自己也会装作无意地露出那面旗给对方看到。而支持新党的同学，也会把新党竞选时的那件红T恤穿在制服里面，并有意无意将领口放开两颗扣子给其他人看，这样大家就心照不宣，知道对方是“同志”了。现在想想，这种愚蠢的行为倒也不是真的在挺扁，因为学校上层或教官大都还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这么做应该是种青春期特有的、藐视权威的叛逆行为而已。
陈赵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几乎是一种欢乐气氛与悲壮气氛的对决。情势非常紧张，选举前的最后关头，甚至传出了李登辉弃黄大州保陈水扁的说法。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持保留态度啦！因为黄大州声势本来就弱，就算陈水扁有百分之五的票是从他那里争取过来的，扣掉这些票，陈水扁还是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的分裂是造成陈水扁这次当选的原因之一。
至于在台湾省长方面，国民党的“宫廷大内高手”（当时对手这样称呼）宋楚瑜最终胜出，高雄市长也是由国民党的吴敦义胜出。
市政的建设与规划，有其延续性，这点在硬件方面尤其重要，且承前启后经营市政，台北才有今天。但是在软件方面，就的确很能看出一位市长的个人风格。陈水扁在市长任内，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喜欢他做的，但很多重大工程都是在其任内完成的，对于只看结果的民众来说，这当然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Gov官员对人民态度的变化。
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人民公仆，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扁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区Gov）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晚娘面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觉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这可能是陈水扁任内最让人称道的地方。 1995 李登辉“私人访美”，两岸之间的“飞弹事件”
李登辉上台后，积极推动“务实外交”。
台湾当局所谓的“邦交国”都是一些“穷小黑”，即穷国、小国、黑国。后来，台湾当局的“邦交国”增加了，但几个仅剩的主要“邦交国”也纷纷失去。比如说1989年与沙特阿拉伯“断交”，1992年与韩国“断交”，当时还掀起了一波反韩风潮。对台湾当局打击比较大的是与南非“断交”。过去几十年来，南非与台湾地区，在国际上一直被列为Renquan不及格的地区而遭受杯葛①。因此两个难兄难弟只好同病相怜，互通有无，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并且也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在政治上开放。而Renquan领袖曼德拉获释后，也在1993年来到台湾访问。没想到1994年曼德拉当选总统后，还是宣布跟台湾当局“断交”。当初曼德拉有意选择所谓“双重承认”的模式，不过还是迫于国际现实，选择跟台湾当局“断交”了。
李登辉“务实外交路线”的一个高潮是在1995年，他终于争取到了“私人访美”的机会，回到他的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发表演讲。电视上转播的，是他发表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的演说。虽然他的英文充满了日本口音，实在不标准，但这以台湾当局“外交”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
结果在同一年，大陆方开始导弹试射，一枚射到台湾东北方海域，来年初另一枚又射到西南边海域。所以台湾当时也出现了一个词，叫“文攻武吓”。
飞弹试射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不在台湾的许多亲友也纷纷打电话回来，担心说是不是要开战了。不过台湾内部都还一派歌舞升平，马照跑舞照跳，一点儿紧张的感觉都没有呢！当初飞弹公告试射的那一天，电视台居然还现场连线跑到东北角海岸的岬角上去，一堆老百姓已经等在那里，说要看飞弹掉下来，真是愚蠢到了极点。反正，在当时，一般民众根本感受不到一点儿紧张的气氛。
接着，大陆又开始在东山岛附近展开一连串军事演习。来年就是台湾地区的首次大选了，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一连串军演，是有警告性的。
比较有紧张感的是到了第二拨飞弹试射时，开始有人嗅出一点点不对劲的味道，据说，在台湾的美国公民都已经收到可能撤侨的预告。有人将这些事跟之前的“一九九五闰八月”的预言联想在一起，而引起社会上一阵恐慌。当时机场飞往美国、加拿大的班机，可以说是班班爆满。不过，大多数老百姓还是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好多年后，我听当时当兵的人回忆，一些实兵部队里，那阵子都是全副武装在睡觉的，官兵被要求先写好遗书，部队里的尸袋也已经准备了不少。在金门，各炮阵地已经被要求清除视界（即砍树），电话里一直传来射击坐标，就等着看谁发了第一炮。听他们讲，才知道那时候的情势之紧张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这次危机成了台湾发展的重要分水岭，各方面的发展在几年内快速急转直下，一直到近两三年才慢慢恢复。而从那时开始，台湾内部便分裂为与大陆对抗和与大陆交往的两股力量，随着台湾内部选举更激化了族群对立，自2000年更分裂为蓝绿对抗，一直延续到现在。政治的空转也让台湾的经济发展跟着一蹶不振。 1996 台湾地区第一次“大选”
1996年3月的“大选”，是第一次台湾地区擎天柱的直接民选。台湾地区擎天柱本来是由“国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民代表大会”在过去算是台湾政治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组织。依孙中山当初的Gov设计，Gov的治理权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行使。但是，关于“监督Gov”、“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则是交由“国民代表大会”行使，并将“国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而“立法院”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皆由人民选出。如此，通过“国民代表大会”，人民也能有效地控制监督“Gov”。
当然啦，这一切都很理想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很多现实都不像当初设计时的情况了。1996的大选，各方的人马如下--
国民党：李登辉、连战；民进党：彭明敏、谢长廷；无党籍：林洋港、郝伯村（实际上是新党支持）；无党籍：陈履安、王清峰。
其实，这是一场从一开始，起点就不太一样的选战，因为国民党李、连这一组，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再加上庞大而细密的辅选网络深入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单就“资源”一项，其他各组候选人已望尘莫及。
而民进党在这次选战中可是低估了李登辉的“魅力”。另一方面，民进党当时挟着前几次大选都有不错成绩的气势而来，但的确是HIGH过了头，忘记了民众对“台独”仍没什么信心，大部分都还是想安稳地维持现状。
其实这次选举，从中期之后，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李、连这组人马是一定会当选的，只是没人愿意认输。并且，台湾的选举就是这样，就算支持率低，也要搞得气势高昂、热热闹闹的样子。所以不管哪一个阵营的场子，现场一定是一片欢乐，HIGH到最高点的气氛。台湾地区“大选”为什么会选在年底到年初这段时间，我猜想是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是职棒休赛期间，天气又冷，所以民众需要一些可以尽情大喊的热情活动宣泄一下。
虽然说民进党在当时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了，但民进党的场子依然可说是最好玩的，这可能是因为该党从街头运动起家，办起各种活动来，掌控节奏的能力是一流的。在选前最后一个晚上，民进党的场子里，台上主持人及台下群众互相呼应，再加上演讲时不时穿插着背景音乐，最后伴随着候选人出场而达到最高潮，结束后再放个烟火，现场简直就是又HIGH又热血。整个台北市到处都有“选前之夜”，每一个场子都在比谁能更晚结束，似乎先结束的，在声势上就输人一等。
当晚，每个候选人的场子都结束后，几乎已经十一点了，但民众意犹未尽，一群一群地走在街上逛着。支持民进党的群众很热情，自发性地开始“散步”，从市Gov广场一路走到“总统府”前，在每个路口都有人摇旗呐喊，一呼百应。如果遇到其他阵营的支持者，倒也不会对骂，就是隔着街互相对喊口号，隔空交火，也是好玩的成分居多。当走到“总统府”前，看到已经是重兵把守，整个府前广场都已经被围住，大家也就自然地散了。经历过那么多次“大选”后我才了解，选举的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原来大家喜欢的是那种选举中的狂热，和那份如同办嘉年华会般的感觉，等到选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总之这次选举是李登辉阵营胜利了，拿到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算是为他的“总统”位置立下了“正当”性、“合法”性。
这场选战后，李登辉的地位可说是完全确立，得以开始党内中生代的布局。林郝、陈王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自此之后可说是彻底瓦解。而李登辉从此也跟民意基础颇高的省长宋楚瑜开始形成对立。 1998台湾的“大学三学分”
升上大学二年级，我就转到东吴大学去读书，还是哲学系。大二一开学，就看到几乎所有的男生都会戴着棒球帽。为什么呢？因为几乎所有男生都去了成功岭，被剃光的头发都还没有长出来，所以戴着帽子遮丑。
台湾大学里过去有一种说法是，大学必修三学分：课业，社团，爱情。结果，我第一项搞得一塌糊涂。倒也不是说没好好念，只是自己的专业不是很用心，反而一天到晚跑去旁听如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之类的外系课程，要不就是整天躲在图书馆里看书，索性课也不去上了。台湾的大学里面，几乎都有所谓的“二一”制度，即每个学期有二分之一个学分未达60分，就会被退学，所以我除了某些学科特别突出外，有时候也有这种二一危机，幸好每次都化险为夷。
当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那样混日子，有些同学是很有目标的，立志以后要读研究生，几乎都是从二年级或三年级暑假就开始去补习班上相关的课程了。这些研究生考试科目的补习班课程，只要你想得出来的科目，几乎都有开课。比如，有些同学立志未来要到国外读书，也会开始到专门的补习班上一些如GRE、TOFEL的课程。总之，大学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认真的有不认真的，有正常人也一定会有怪人，当然，这些分界也常常不是那么清楚。
那阵子正流行两岸间学术交流团活动，各类教授或学生团体来来往往于两岸间。据说许多教授或同学到了大陆后，对大陆大学生总是清早起来在校园内读英文的举动大为震撼，回到台湾后当做异闻开始大肆宣传，通常都是在寒暑假后刚开学时，听得大家直感到惭愧，立志发奋了好几天。
再来说说社团吧！社团在台湾的大学里算是相当兴盛。主要还是可以分为几个大类：学术性，服务性，宗教性，兴趣爱好性等。学术性的定义很简单，比如说国学研究社、英日文社、天文社之类的，以研究为主，但通常又不会太严肃。服务性社团如儿童课辅社、法律服务社等，都是一些比较有爱心的同学在参加，几乎以女生居多，但同时也吸引着一些别有用心的男同学加入。宗教性社团通常是比较神秘的，可能都是外面的教会或者各种宗教团体在校内成立的社团，通常这类社团都负有传教的使命，但大部分同学对这些社团的成员也常敬而远之，因为一聊一定是没完没了。东吴大学跟基督教稍有渊源，后者校内还有一间教堂，所以基督教社团在这里面还算吃得开。兴趣爱好性社团，几乎都是一堆各个领域的怪人撑起的，常见的有电影社、登山社、武术社、动漫社等，不过这类社团几乎也都流于联谊性质。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不知所云的社团，比如说什么“看海社”，就是结伴去看海。“大冒险社”，嗯……这群人脸皮又厚又爱玩。当然也有些地下社团平常不曝光，但登记有案，如“彩虹社”，就是同志社团，采取邀请制等。
一般大学里的社团几乎都有一百个以上，只要找得到一定人数联署申请，学校几乎都会通过。通过后每学期都会拨经费下来供社团运作，也会给一个社团办公的区域，因此会看到许多同学中午吃饭都是跑到社团办公室去吃的，其实就是边吃边聊天，还有电视、电玩可以用。但常常也不乏社团招不到人而倒社的例子，这个时候对社长也有些惩罚啦！
我参加的社团也很另类，是个过去常在搞“运动”的社团，里面的人学的不是社会学就是经济学，一天到晚在那边研究“左派思潮”，说话三句不离哈伯马斯或葛兰西、马库色等。反正我参加这个社团也不是真的那么爱这些东西，只是觉得好玩又热血而已。当然，作为当时快过气的左派学运社团，去参加几次街头运动是必要的，因此，除了在学校搞些串联之外，我也跟着去参加了好几次如劳工秋斗、反对高学费等街头运动，只是跟以前的学运比起来喔，简直就像小孩子在办家家酒！只能说，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不知道该反对些什么，导致愤青们很失落。
后来，这个曾经辉煌过的传奇性社团就倒了。
至于所谓的爱情学分，上大学交男女朋友那是一定的。班上干部也会提供很多机会给大家认识异性朋友，比如跟其他系办联谊，通常是理工科男生多的班跟文科女生多的班合办。要不然就是跟别的班一起抽学伴，即抽一个异性的别系同学做朋友，以及类似的活动。但通常，无知的大一女孩都是被看起来成熟的学长给追走。留下同班的男生遗憾不已，然后过了一年自己升级后，再恶性循环一次。
台湾的大学生几乎都会骑摩托车，而摩托车除了当交通工具外，通常还具有送货、交友等功能。所以同学们也常会办摩托车联谊活动，找一些女同学出来一起去郊外玩。这时就要抽钥匙啦！男同学把自己的车钥匙都丢在一个安全帽里让女同学来抽，来决定谁载谁。这个过程可真是残酷呀！要是自己的钥匙被漂亮的女生抽到，那简直整天都会心花怒放，骑着骑着都好像要飘起来一样，然后在骑车过程中还会故意踩几次刹车，让女生的胸部靠上来，或者故意开快一点儿，女生就抱得更紧。但如果遇到被恐龙抽到的情况，虽然大家表面不说，但也会忍住不笑地默默拍拍你肩膀“辛苦你了，龙骑士”，这简直就是折磨啊！有时比较恶劣的同学就会玩技术性的手段，骑了没多久就假装车子出毛病，反正就是想尽办法把她给甩下就是了。
台湾的大学生情侣们，并不像大陆那样，有很多一毕业就各分东西。台湾其实就一个岛而已，再远距离的恋爱也还是在岛内，相隔其实不会太远。因此，大学生情侣的最大杀手就是“兵变”，即女方在男生入伍当兵时变心。这也难怪，情侣毕业后，男生马上去当兵，而女生进入职场，男生在部队里与世隔绝。女生在职场里，遇到的又都是工作了几年、“成熟又多金”的魅力男，自然不是原男朋友可比的，再加上男朋友无法时时照顾的寂寞，在“前辈”适当的关心下，很自然地就“兵变”了。所以当初康康那首《兵变》，不知道唱出了多少台湾男生的心声，许多人唱着唱着就哭了。
结果，等这些男生退伍后进入职场，过了几年也成为魅力男后，又去泡那些寂寞的职场新鲜人，一代又一代，又是恶性循环。
那几年，网络成为大学生的新玩意儿，网恋自然也成为交往的新形式。在我的同学及认识的人当中，产生了许多凄美而又愚蠢的爱情故事。1999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推出，不知让多少纯情男女流下“时代的眼泪”，更把网恋的流行推向第一次的高峰。不过，大部分的网恋通常是无疾而终，少部分修成正果的也常被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毕竟，那时候网恋就好像更早以前的电话交友一样，是不正经的小孩才会做的事。
1998 台北市长的世纪之战：马英九击败陈水扁
1998年末的台北市长选举，被认为是“世纪对决”。国民党及民进党中生代的超级精英马英九及陈水扁，终于正面交锋。双方可说是旗鼓相当，战情紧凑。陈水扁挟着四年市长任内高达七成的高支持率寻求连任，而马英九又以一贯清廉、形象佳,再加上泛国民党大团结特点，可以说是来势汹汹。
马英九在1997年白晓燕案后就因表示对政局失望，请辞“政务委员”的工作，回到大学里教书。当时面对陈水扁的势在必得，1998年的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可是一点儿信心都没有，几个被点名的人都认为是去当炮灰的。唯一有实力的宋楚瑜，那时候却因冻省问题已经与国民党中央闹翻了，摆明就是不出来参选。而马英九，也好几次表明绝对不会参选，国民党简直就是陷入了窘境。
但是，除了马英九，谁还有能力跟陈水扁一搏呢？虽然马英九已经表明态度，但大家都知道，他最后一定会参选的。果然，他在最后一刻决定接受征召，参选台北市长，并且，宣布竞选那一天，支持率马上超越陈水扁。国民党可说是起死回生，士气突然大涨。
而当时的陈水扁可说是声望如日中天，在市政上的政绩做得有目共睹，领导能力又强，很快成为民进党内掌握资源最多的人。1997年县、市长的选举，他以个人名义成立的助选团为各县、市民进党候选人助选，所到之处皆引起轰动，全台掀起一阵陈水扁热潮，也让民进党的县、市长席位首次超越国民党。
反正，这一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是双雄对决。其实，还有一个新党的王建 。这时王建 的角色就相当微妙了。因为陈、马两人的支持率几乎一样，虽然一般都认为陈水扁会当选，他所到之处的确人人为之疯狂，尤其是年轻族群。但实际上马英九一直领先陈水扁些微的票数，所以王建 能得到多少选票，就关系着这场选战谁能胜利。
陈水扁在这场选战中简直将行销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在这次选战中，陈水扁除了本身的竞选总部外，另外成立了一个名为“扁帽工厂”的另类竞选总部。那是一整栋充满了后现代气氛、像PUB一样的建筑，里面有咖啡吧、演讲厅、视听间等。而所谓“扁帽”，那是一顶墨绿色的毛线帽，本来只是筹备选举经费而做的义卖品，没想到这个玩意儿的推出却意外地造成全台的大抢购，成为当年的时尚流行商品，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人戴着扁帽。于是，陈水扁方面索性将“扁帽工厂”作为一个创意性品牌，继续推出一些周边商品，如个性笔记本、鼠标垫、马克杯等，也造成一股收集及流行的热潮。一件由政治人物产生的附属产品，竟变成商场上供不应求的热卖商品，我看世界上也只有把选举当成全民运动的台湾会创造这样的奇迹。
但这次选战，陈水扁却犯了一个错误：越到选战后面，越来越挑起省籍情结，又有民进党内人士说马英九是“新卖台集团”的一分子，结果，选战越打越悲情，反而不如四年前那充满了“快乐、希望”的气氛。虽然这次选战，省籍因素也没有全面发酵，但陈阵营的某些言论的确刺激着外省族群。
反观马英九阵营，选战越到后面越欢乐，泛国民党阵营算是团结了起来。所以在他的场子里，不只可以看到国民党党旗，还会有新党党旗。
马英九这场选战越打越欢乐，陈水扁则是越打越悲愤。这种情况在选前一夜两方的造势大会上特别明显。陈这边，不断地重复以往民进党一贯的台湾人悲情诉求。反观马这边，现场越来越HIGH。“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快来现场跟我们一起欢呼！”镜头里的马英九这样热情地说，让当时很多支持陈水扁的年轻人也忍不住心动。
结果隔天，马英九以百分之六的优势击败陈水扁。这次选战是国民党分裂后的首次大团结，但同时也造成了新党的泡沫化。陈水扁落选致词时也算够有风度的。过不久，陈水扁将市长交接给马英九。谁知道十年后他们两个又交接了一次。
陈水扁拥有大批的年轻支持者，其实很多人都没有投票权，只是跟着喊爽而已。但两年后的大选，他们都已经可以投票了，成为一股有力的票源。
同时间的高雄市长选举，一样翻盘，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谢长廷，南下远征，击败了时任的市长吴敦义。到此，台湾北蓝南绿的局面基本上已经形成。
1998 “冻省”让宋楚瑜和李登辉结下梁子
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是省长选举及台湾“大选”。要是省长拿到的票比“大选”候选人的票还多怎么办？是不是代表省长更有统治的正当性？会不会引起所谓的“叶尔辛（叶利钦）效应”？还好后来1996的“大选”，李登辉总得票数还是比1994的省长宋楚瑜票数高。
1949年国民党到台湾后，一个台湾岛就有“中央”、省、县市、乡镇四级“Gov”。1998年，李登辉为了斗掉宋楚瑜，干脆把省给“冻结”起来了。这一“冻”，也“冻”掉了李登辉及宋楚瑜的关系，导致后来国民党的再次分裂。
当1993年连战从省Gov主席转任“行政院长”后，也许是感念宋楚瑜“护驾有功”，李登辉委任最后一任官派台湾省主席时就想到了宋楚瑜。宋楚瑜在省主席短短一年的任内也干得有声有色。1994年，挟着高民望，宋楚瑜以四百七十多万票，赢了民进党一百多万票，成功问鼎首任民选台湾省省长，政治生涯可谓达到顶峰。
宋楚瑜在省长任内，不仅长袖善舞、八面玲珑，领导能力强，事事处理得妥妥当当，又深得蒋经国的真传，勤走民间，所以可说是具有高亲民度。而他的“省府团队”，风靡全台，在当时几乎成了“高效”、“亲民”、“清廉”的同义词。并且，宋楚瑜除了经营自己的省府团队外，更将自己的人脉系统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当初谁都不难看出他有更上一层楼的野心。 2000 台湾掀起的“上海热”
2000年的9月，台湾某知名商业杂志的封面，用了上海的那张经典照片--隔黄浦江远眺陆家嘴大厦群。照片上面写着豪迈的五个大字作为标题--“前进大上海”，好不震撼。当期用着大量的篇幅报道上海这几年来的巨大变化，咨询了许多的上海官员对上海的未来规划，访问了许多上海台商对上海与台湾比较的看法，走访了许多上海进步繁荣的地方。最后，结论就是，上海越来越繁荣，到上海发展肯定机会无穷，创造美丽前景与人生……当然，以大家对这家杂志的印象来说，这样的报道手法倒是很符合他们的风格。
而这一年稍早以前，有个在上海做生意的台商陈彬，写了一本《我的上海经验》，描述他近十年来高不成低不就的事业，生意中遇到的种种以及上海与台湾生活习惯的不同。本来是极普通的描述，没想到这本书一夕火爆，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陈彬，突然变成名人。而当时媒体也号称，台湾经香港转上海的班机上，几乎人手一本《我的上海经验》。
从那时候开始，台湾掀起了一股“上海热”，市面上出现一堆与上海相关的书籍，教你怎么在上海买房子，怎么在上海做生意，怎么在上海生活等。媒体也开始讨论上海好在哪里，开始大力吹捧上海，上海一切都好啊！所有有关上海的资讯铺天盖地般席卷而来，“前进上海”成了新显学。
当然，在那几年上海的硬件是有很大的翻新变化的，快得让人目不暇接。但是，在台湾社会，又是什么力量推动这股流行与热潮的呢？我一直觉得这要从陈水扁当选后开始说起。
当时民进党虽然取得“执政”地位，但是，国民党仍在“国会”中掌握多数，而且，沦为反对党的国民党，似乎又常为反对而反对，所以台湾政局基本上还是属于动荡不安的。再加上民进党当初突然决定停止建设第四核能发电场，又造成股市大跌，媒体又整天报道负面新闻，民众简直对台湾就失去信心了。
而那几年的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上海尤其突出。所以，在台湾发展看似停滞不前，而上海似乎又一飞冲天的对比下，“上海热”可以说是结合了不满现实、追求发展、媒体大力吹捧、民众心理集体焦虑之下出现的如宗教神话般的造神运动。
上海热的高潮甚至可以在一些综艺节目里看到。比如说啦，当时有个政治模仿秀的节目，里面有个单元，就由艺人大炳来模仿当时的民进党主席谢长廷，搭配一个上海姑娘夏帏老师，将一些经典的闽南语歌曲改编后用上海话来唱，顺便做上海话教学，这个节目还一度引起轰动。
我对这次上海热的第一印象是，拿起一本讲上海的书，里面刚好讲到古北，配了一张图片--仰角拍摄一位穿着时髦、戴着墨镜的女人在高档住宅大楼的中庭花园中散步的镜头。由此我对那一带有了个大概的印象。没想到，过了几年我会经常在那里出没。
早期到上海的台湾人都算是比较有钱的台商阶层，群聚效应的结果，使得他们几乎都在古北那一带居住。所以，这里一些专做台湾人的生意，或台湾人开的餐厅、商店应运而生。
当然，也不是所有台湾人在上海做生意都那么顺利。有时候在一些台湾人开的餐厅里吃东西，会突然有台湾人跑过来跟你攀亲带故地搭讪，跟他聊起来后，他还会告诉你一些此地人心险恶、投资风险之类的事情，最后免不了留下一句要投资找他，一副古道热肠的样子。等到他走后，餐厅老板又会过来跟你说那个人有多坏，专门骗台湾人，不要相信他之类的警告。原来，这一带也是所谓“台流”的出没地，尤其是仙霞、水城路一带的餐厅。这些人大多数是早年就来上海经商，但失败后又无颜见江东父老，不敢回台湾的。好一点儿的，就乖乖地留在这等家里微薄的接济，恶劣一点儿的，就专门欺骗更后来的台湾人，造成了不少的问题与纠纷。
2000 2000年台湾地区“大选”：“国民党内讧”导致陈水扁当选
2000年的3月20日当天下午5点开始，全台各地的民众几乎都守在电视机旁，或者听着收音机，紧张又期待地收看或收听台湾地区“大选”的开票实况。各电视台也很应景地，在开票实况中加入战鼓或充满壮烈的背景音乐，更增添了让人不得不屏气凝神的气氛。开票过程简直就是缠斗，陈水扁与宋楚瑜两人的得票数一直互有高低，大家都在期待下一个开出的是自己的票仓，再度胜过对方。反而是实力及资源最雄厚的国民党候选人连战，一直处于落后的状态。电视上陈、宋两人的竞选总部前，人都聚集得越来越多，反而是连战那里人越来越少，颓势已现。最后，陈水扁阵营以三十多万票的优势击败宋楚瑜。回首这次选举，陈水扁从一开始未被看好一直到最后取得胜利，内外的因素夹杂，过程可说是戏剧化的。
前面提到，冻省之后，宋楚瑜就已经跟李登辉反目，但仍然留在党内。以宋楚瑜的个性来说，怎么就甘心这样被摸摸头乖乖蹲着呢？所以到了1999年，临近“大选”前，国民党内部提名态势日趋明朗，理所当然地由当时的“副总统”连战出任候选人，而在国民党内部，仍是希望能够力拱连战和宋楚瑜搭档参选，这才是黄金组合。
但宋楚瑜终于出走脱党自行参选。他以原有的省长政绩为基础，以“勤政爱民”和“清廉”为号召，再加上挑选了本省籍的医生张昭雄作为副手后，声势一路看涨，一度将对手抛在后面，顺利地完成无党籍候选人的联署。
“连宋配”破局后，国民党找了萧万长作为连战的竞选搭档。
在民进党方面，由陈水扁出马竞选。两年前，他在台北市长落选那一晚，支持者就拱他出来参加“大选”。加上1997年他组了一个“宝岛希望助选团”，走遍全台湾为民进党的县、市长候选人助选，掀起一股“陈水扁旋风”。他启用了当时任桃园县长的吕秀莲作搭档。唯一的小插曲是，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因争取党内提名未果，遂也脱党参选。此外，李敖也决定参选这次的“总统”，但象征意义还是大于实质意义。
所以，2000年这次“大选”，候选人虽然有五组，但实际上，是连萧、宋张、陈吕三组人马在对抗。
选战前期，国民党几乎是动用一切资源在为连战辅选，就如那时当兵的同学好几个都跟我说，他们那阵子一直都在看《抢救雷恩大兵》（大陆叫《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片，看过两三遍了，辅导长还会暗示：“选陈水扁就可能会成为战争，大家可不希望战争对吧。”
陈水扁阵营可也没闲着，陈水扁当时的文宣战非常高明，主打年轻改革的路线，又推出了周边商品，这次新推出的是“扁帽娃娃”。而当时他的电视广告可都是名家亲自操刀的，无不让人动容。虽然陈水扁后来做得够烂，但那些广告到现在看起来都还是让人激动不已，有一些甚至被誉为台湾选举史上最成功的电视广告，自然这样的诉求会打动人心。可以说电视广告成功消除了陈水扁激进的色彩，取而代之的是温情、改革的形象。正如每个广告人都知道的，“不要卖牛排，要卖牛排的嗞嗞声”。陈水扁这次奉行的原则是，“不要太卖政策，要卖当选后的美好愿景”。 终于到了“大选”前一天，三方各自又在全台各地办选前造势大会。当时班上有四分之三的同学都是到陈水扁的场子去，就在学校附近的中山足球场。于是下课后，大家带着自制的牌子旗子、造势晚会必备的高音喇叭，还有水和零食之类的，一群人就这样骑着摩托车往晚会地点去了。一路上，遇到许多也是要到现场去的民众，大家互相挥着旗子欢呼，旗帜鲜明地合流，搞得跟飞车党大会师似的。下午4点到了现场，许多人已经在现场抢好位置，等晚上6点晚会开始，真像是演唱会现场。
总之，走群众路线起家的民进党对于这种晚会啊活动什么的，对气氛控制一直是一流的，总是能把民众带到一种很HIGH的集体狂热境界。某某人士讲完了，可能会来首音乐表演，然后再来个台上台下的互动节目，接下来又换下一个人继续讲，反正不会让人觉得闷就对了。那天晚上的高潮是一人发一根仙女棒，全场十几万人同时点起来，璀璨无比，让人产生一种“选给陈水扁台湾未来就无比光明”的迷幻感觉。当场大家心情激动无比，我也趁机在这种如见证时代般浪漫的气氛下抱了心仪的学妹好几次。接下来，又从台上滚下好几个巨大的，上面写着如“贪污”、“腐败”等字的充气大球，让现场民众用手顶啊顶的，一直把这些球顶到场外，代表用人民的力量将这些东西赶出去，哎……真是创意无限。
因为中山足球场刚好在台北市松山机场的航道正下方，接近跑道了，而松山机场的末班机通常是10点左右。那一天节目已经进行到晚上11点了，天上却传来飞机飞过来的声音，大家都很有默契地知道，那是李登辉或连战的专机飞回来了。结果等飞机飞过上空，果然看到那个“总统专机”，十几万人同时欢乐又示威般向着飞机喊叫，不知道当时他们在机上有没有被吓到。
反正晚会最后的高潮是陈水扁的演讲，但是很多人觉得已经HIGH够了，所以也不听完就先离场。半夜12点多了，路上还都是人，看见公车开过来，也不用管是不是站牌，大力地挥着旗子，车子就停了下来。
民进党在那几年的选战很奇怪，只要基调是欢乐的，就会选胜，如果又打悲情牌，一定会输。但台湾人喔！只有在选举期间才会那么疯狂，一过了选举日子还不是要照常过下去！这几年许多人已经不再那么狂热了，但是造势场子有时间还是可以去玩玩的，到现场吃点儿小吃，听听演讲，乘乘凉，感觉还是不错的。
选举的结果是陈水扁获胜。就在陈水扁几乎确定要当选之时，“参谋总长”在电视上宣誓依照“宪法”会恪守军队本分，服从新“元首”。这段简短的话非常有意义，台湾从1949年来，首次结束国民党的统治，政权和平转移，平稳过渡。
但陈水扁实际上是在国民党分裂的情况下取得了“政权”，只拿到相对多数的接近40%的选票，只有“合法性”但没有正当性。接着而来的后遗症，都在后来几年慢慢出现，如“统独对立”、省籍矛盾、南北对立等。而陈水扁在任的8年实在做得不怎么样，让许多当初支持他的人极度失望。这一次政党轮替唯一比较有价值的，可能是造成8年后的再次政党轮替。民众知道了自己选票的力量，让这种轮替成为常态，政党也会有所警惕。
国民党选举失利的当晚，支持者在街上抗争连续数天，要求李登辉下台。结果李登辉辞去国民党主席职位，连战为代主席。翌年，连战当选国民党首次党员直选的党主席。后来，国民党内部要求清算李登辉的声音不断，李登辉最终被开除党籍，李系人马在国民党内失宠，导致了国民党的再次分裂。 2002 马英九连任台北市长
2002年，这年年底又要选台北市长了。在这种几年就一次“大选”的驯化下，台湾人其实已经习惯了每隔几年就来感受一下选举的狂热，选完之后，支持的候选人选上了就狂欢若喜，落选了只好唉声叹气。但不管什么反应，第二天虽然失落还是一样继续各过各的生活，就跟隔夜一定要全部消失的满大街竞选旗帜一样，突然消失了还真不习惯，就如同高潮过后总伴随着一阵空虚。
这次选举，国民党已经成为“在野党”。毫无疑问，这次当然还是马英九出来寻求连任了。说起马英九执政的四年，我自己觉得他做得还可以，形象也够亲民，但就是感觉他没做过什么。反正，马英九高人气。但民进党就是不知道要推谁出来选，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出来选胜算都不高。最后，民进党高层推出“行政院”秘书长李应元出战。
过去台湾的选举，不管各候选人的政见如何，越选到后面，选情越紧张，也常常会出现各种“奥步”①。但这次的台北市长选举，虽然从一开始几乎就知道谁会当选，却是一次高水平的选战，双方都有很明确的市政建设蓝图，也能很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政策。比起以前意识形态为主的诉求，这次选举完全是以政策诉求为主的。
不过这场选战，结果虽然大家几乎都清楚，但其中的暗潮却是汹涌，掺杂了许多诡谲色彩。陈水扁当然是为李应元助选了，甚至他的光芒还压过李应元，所以这场选战，也被视为陈水扁向马英九的复仇战，变成扁马对决。
而在这次选战中整合成功的国民党泛蓝阵营，将这次台北高雄市长、市议员一起的选举，定位为2004年台湾“大选”前哨战，造势活动频频将炮口瞄准陈水扁。
而马英九，当时普遍猜测他是不是也想争取2004年的台湾“大选”位置。所以，民进党也是倾全力在“打马”。结果，这一“打马”反而让马英九的政治地位在泛蓝阵营里急剧飙升，造就了马英九在泛蓝阵营的超级明星地位。
马英九的温和形象吸引了不少中间或浅绿选民，再加上泛蓝整合成功，也是这次马英九大胜的主因。
但在这次选举开票过程的电视实况转播中，也出现了一些小插曲。各家电视台各显神通展开计票追踪报道，不管是请人在各开票所计算还是公布选委会的开票数，各家电视台的方式和渠道都不尽相同，都只是为了争取最高的效率以及争最新的新闻。所以，在同一时间里各家电视台画面出现的同一候选人的得票数也不相同。有时候，由于相同时间内各电视台报出的同一候选人的得票数实在相差太多，不只把观众们搞得一头雾水，弄不清楚应该相信哪家，私下里，连各家电视台之间也相互打探对方是如何计算得票数的。这样就暴露了一个问题，原来，各家电视台为了抢报最新得票数，常常会有票数先灌水的恶习，结果，有时候就灌过头了。甚至还有一家电视台，得票数在短短30秒钟之内缩减了20万票，居然票越加越少。所以，当时因为这次选举，各电视台被批得很惨。 2003“SARS”让全台恐慌
2003年SARS时，本来大家也不当一回事，甚至有些人还落井下石地嘲笑大陆。一开始，台湾相关单位防疫还算有效，SARS在台湾没有传开来，就连陈水扁都见猎心喜地说出“台湾完全没有感染到SARS”。没想到，就在一片安逸下，SARS突然在台湾爆发开来，大家顿时不知所措，引起一阵恐慌。在这一段时间里，倒是也可以看到许多奇奇怪怪的社会现象。
当时，当局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只以“三零”（零死亡、零输出、零社区感染）而窃喜，却未能在这黄金时段里，好好获取香港、越南、新加坡的防疫经验。结果才没过几天，台北市的和平医院传出院内感染，出现了几个SARS病人，纸包不住火，才匆促封院。这一封院，事前也没通知，又把一些放假中的人员通通招回，事情来得太突然，结果当时院内简直是哀号遍野。当然啦，谁都不想这样突然被关在里面嘛，所以，当场也出现许多封锁区内的人一直想要往外逃的情况发生。
从和平医院爆发院内感染之后，台湾的防疫网就好像突然破功一样，病情蔓延开来。当局对相关的配套措施毫无章序，推诿责任罔顾民众安全。对于台商回台，当局也始终拿不出明确的办法，导致台商回台后引起家人的恐慌与困扰，居家隔离的漏洞导致不少家人失和与邻居相骂。因为大家都对SARS不了解，又可以看到电视上地方首长带头拒收转院病患，高喊着“拒绝SARS，原车遣返”的口号，还互相携手摆出胜利手势的怪现象。
过了几天后，和平医院里的人也都接受这个事实了，乖乖地待在院里。倒是医院外出现了很多的声援团体，说是要去给他们加油打气，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堆社会团体在封锁线外拿着扩音器大喊加油，要不就是基督教团体在外面大唱诗歌或大声祷告，又或者是一群和尚坐在外面拿着麦克风念经消灾解厄……
台湾的许多人有一种奇怪的就医习惯，不管大病小病，反正就是往大医院跑，甲医院看了不满意，又往乙医院再看一次，反正健保便宜。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疑似SARS的病患到处乱跑，又开始往南蔓延，一发不可收拾，全台顿时陷入恐慌之中。
这一阵子在捷运或公车里注意到的是，乘客明显减少，戴口罩的明显增加，而每个人的脸色似乎也都比往常凝重。车上有人咳嗽一声，大家都心头一惊，一阵尴尬。要是再多咳几声，简直就是避之唯恐不及，还不到站就要求司机开门下车了。公交车也不开空调，全部开窗通风，这样居然还收空调车的票价。街上也空荡荡的，简直就是百业萧条。不过，这阵子美女也变多了，大概是大家都戴着口罩，只能看到眼睛的缘故。
当时也让大家认识了耳温枪这种东西。原本这种东西在台湾都是公司拿来送员工的福利品，一般没人需要，没想到突然卖到缺货，大家抢着要。另一个是医疗专用的N95口罩，全台大抢购造成缺货，到最后连一般口罩也大热销。电视新闻天天都在播口罩的消息，尤其又以台湾媒体这种专挑无聊事来播报的习惯，民众就会看到一则莫名其妙的新闻一报再报：某个乡下地方，因为买不到口罩，所以乡民用胸罩来自制口罩。记者访问了一个年轻人：“戴起来舒不舒服？”“嗯，有妈妈的味道。”被采访的少年用陶醉的表情回答记者。
另一个在SARS期间影响重大的就是全台的部队都暂停休假，就连休假中的也被招回。这对把放假当做性命的阿兵哥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就这样，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个月，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再休假，结果士气跌到最低点。那时很多部队只好用别的名义，比如说晚上外散啦，开同乐会啦，来安抚士兵们不爽的心情。最后，因为陈水扁的儿子偷放假的消息被爆出来，国防部脸上无光，只好宣布开始休假。记者纷纷跑去采访出了营区的阿兵哥，但阿兵哥一定都被要求不能发表意见了，都是一副快哭出来的表情。倒是许多快退伍的比较不怕死了，直喊谢谢陈公子。
然后，也出现了所谓“SARS那一届”的名词--在SARS末期，本来要开开心心举行毕业典礼的学生，为了避免太多人一起聚集，毕业典礼被迫取消，造成许多人的遗憾。“SARS那一届”大学生，新生刚开学没两天就遇到严重的“9•21”大地震，没想到要毕业了又遇到SARS风暴，也可说是终生难忘了。
能够动员到众歌星来做BandAid的事件自然不是小事。当时本来是王不见王的王力宏跟陶喆，一起作了《手牵手》这首歌，邀请几十位歌星一起演唱，成为那阵子的主题曲，红极一时。后来还有网友自己制作的“非官方加强版”，自己模仿了另外一些人物，也瞬间爆红。
不久，台湾终于从重疫区名单上除名，但检讨批判的声浪也随之而来。总归来说，这次会爆发那么严重的传染，一开始就是当局过于大意，而后来又没有迅速建立强有力而透明的抗SARS指挥中心；没有一套让资讯快速流通的方法，隐瞒疫情以致无法及时察觉；隔离认定、隔离措施都没有标准作业流程，导致整个抗疫过程乱糟糟，步调零散而且无效率，不但前后政策矛盾，民众也人心惶惶。讲那么多，其实更大多数跟我一样的男生想的是：还好，那时候我没在当兵。
2003 台湾人泡温泉的习惯
在仪队新训时，我一放假总是跑去泡温泉，泡温泉对于缓解筋骨疼痛很有效。而家里后面的阳明山就是温泉区，坐公交车上去约二十分钟就到，很方便，所以我就迷上了这种活动。
台北市是个盆地，而北边的阳明山算是一个休火山，山上还可以看到各种硫磺气孔在喷气的地理现象，连带着，整座山脉就充满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温泉出现。在夜晚，温泉热气的氤氲笼罩在山里的某些地方。尤其在冬天，温泉池里热气从水面缓缓上升，浸在水里就如同海面上的船驶入迷雾区一般让人迷茫。抬头一看，这些热气直冲屋顶，撞到屋顶后整个破碎散开“流入”天上。若站在外面的阳台上，再配上昏黄的灯光，这种不规则而随意飘散的雾霭，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倒有几分妖娆的气氛。
台湾人泡温泉的习惯由来已久，日本殖民统治时代，在各地都规划有温泉区。现在全台湾各地都有温泉可泡，挺方便的。但在较早一点儿，温泉常常是与一种叫“土鸡城”的野外餐厅一起出现的，就是找座清幽又离城市不太远的山，亲朋好友可以一起吃吃饭（一定会有三杯土鸡），唱唱卡拉OK，然后再顺便泡泡温泉。我家后面，往阳明山上去的行义路，就有一堆这种餐厅，他们共同的记号就是一律会在招牌上加个代表温泉的图标。而就在这几年“哈日”风潮兴起，电视上又不断介绍日本的各处温泉，精致又神秘的那种气氛也让泡温泉在年轻人中流行起来，名曰“泡汤”。所以，这几年有一些格调比较高雅的温泉饭店及餐厅兴起，许多人反而看不起传统土鸡城温泉餐厅那种大众池的形式，嫌那是“老人温泉”。也的确啦，一些新的温泉餐厅或旅店，环境幽雅而浪漫，变成“约会”的好场所。反观旧式澡堂式的温泉大众池，一堆肉体下垂的中老年人泡在那里还哼着歌，简直就是大煞风景。
但我还是喜欢泡大众池，不仅是那池子够大够爽，更因为是那种气氛。大众池其实就是一个浴场。石砌的地板，一旁有洗澡处，中间有大池分为两半，一半较温，一半较热。那较热的池子真是让人热到头皮发麻，皮肤刺痛，只有少数人敢尝试。
台湾人在入池前都会在旁边先冲洗一番，也算是适应水温。每个座位前都有两个水龙头，一个是冷自来水，另一个是热温泉水，两种水混在水桶里再舀起来用。冲洗完后也差不多适应了水温，但一脚踏进池里，还是有点儿灼热的刺痛感，等到整个人浸坐下去，热能如同从脚底慢慢上升，灌注到全身，又会感到另一番蚀骨销魂的舒服，就好像要溶化在水里一样。
整个人坐在水中，眼睛几乎与水面平行，大概是从小就住在这附近的原因，我习惯了半夜从阳明山上传来的阵阵硫磺味，闻到这种硫磺味，才觉得是在泡温泉，让人心神安宁。
人在温泉中浸久了，也许是太舒服了，就会昏昏欲睡，又会有些心跳加速，这时也会有些燥热感，这就表示该上来休息一阵了。一站起来，通常会晕眩一会儿。我的习惯是，先到旁边的冷水池，舀一两盆冷水泼在身上刺激一下。在天气冷时，冷水一泼，还真的见到身上冒烟呢！这时跳入冷水池，就在那一瞬间，全身的细胞好像翻了几番一样，亢奋得想要叫出来，又像火被突然浇熄般，全身无力地静了下去。浸在冷水池里又不太敢动，一动就感到水的冰冷。说也奇怪，只要静静地坐在这冰水里，全身反而有些越来越温热，越来越舒服的感觉。
冷水泡久了也会感觉有点儿受不了，这也表示该起来了。起来后最好喝喝水保持水分，或者这里有些土制的简易健身器材可以用，如此反复个几遍，也算人生一大享受。
大众温泉浴池在台湾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常来的话，会发现在这里泡的总是那一群人。在土鸡城里的大众池，晚餐时间大部分是来吃饭的，顺便泡温泉。如果不幸遇到员工聚餐，浴室里就充满了一堆触目惊心、足以警惕自己酒足饭饱的中年人肉体。时间再晚一点儿，就是些下了班的中年人来解放身心的。到了半夜，通常就是下了班的计程车司机出没。在这里，聊的话题不外乎是政治、商业或女人之类的，但经常也会有些异能之士发出些精辟的言论。虽说这里真的是“老人温泉”，但来这边泡的人也都卧虎藏龙，各有专精，不跟他们聊聊，永远不知道他们是在哪个领域专精的人。
温泉大众池也是一个小社会，挂在上面的浴室守则最后一条常让第一次去的人匪夷所思：“老浴友劝谏新浴友请和颜悦色。”所谓老浴友指的就是上面所说的，常泡在这“社交圈”的老鸟们。像这种传统的浴场，长久以来自然形成一套文化与规范，他们常以“捍卫者”自居。当然这些规矩也不是不好，比如说入池前要先冲洗身体，这是比较卫生的，偏偏有些白目一脱完衣服就想跳进池里，当然会令人厌恶了。这时这些“资深浴友”就会群起而攻之，劝诫一下这些人，一方面维护秩序，但也有些倚老卖老的意思。话说回来，这些人除了啰嗦一点儿外，其实也挺热心的，偶尔有些人在浴室里昏倒了，他们还会做些紧急的救护。多跟他们聊一聊，会发现他们特别会讲故事，每个人都比女人还爱说话，算是一群挺有趣的家伙。 2004 “外籍新娘”
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新娘”（这里指的是非持台湾地区身份证者），主流则是东南亚国家。这种现象在台湾越来越普遍，好像每个人身边都有认识的人或亲戚是娶“外籍新娘”的。在全球资本国际化的趋势下，许多东南亚的女性与台湾人联姻而成为新一代的移民，可惜社会大众对于她们在台湾的处境所知不多，大多以“外籍新娘”统称。虽然说她们来台湾后大部分过得幸福美满，但因为“外籍新娘”这个称呼一直给人原罪般的有色眼光，社会上每当出现“外籍新娘”的问题时，总是不断被放大，搞得“外籍新娘”变成一种歧视性的称呼，似乎代表的是一群没有生活能力、没有经济生产力、占用台湾资源的东南亚女性。
越南新娘在现在台湾是“外籍新娘”的主流。有线电视频道上有专门的“选秀”节目，只见一个个穿着传统长衫的娇小女子配合着背景音乐羞涩而出，在摄影机前面走来走去。随后，电视放出她们在越南接受中文培训、烹饪培训（其实就是学做台湾菜）、家政培训的镜头。然后，在比较乡下的街头，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20万包娶越南新娘。四大保证：1.保证处女；2.三月内娶回；3.决不加价；4.一年内跑掉，赔一位。”看了简直就是触目惊心。在台湾人（尤其是“台北人”）一般观感上，会娶“外籍新娘”的人士，其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教育的条件上，是较处于弱势的族群。许多台湾人会在这个意义上看“外籍新娘”问题，遂也对这些人产生歧视，认为他们将婚姻买卖化、商业化。
但这种观念现在慢慢有些改变了，越来越多的男人会觉得台湾的女人难搞，要求多，还不如去娶个越南的，又乖又温柔又会持家。但是，又有女人开始反驳啦！“那是你们本身就条件不够，才变成会去娶‘外籍新娘’的失败者！”这样的激辩，越来越常出现在最近几年的网络论坛上面。
所以，前不久在网络论坛上有个竹科的工程师宅男，丢出一个问题：像他这种人适合参加什么社团，可以多认识些朋友？没想到马上就有人丢出一个答案：越南姻缘一线牵。
我妈妈的弟弟，即我的舅舅，娶的就是越南的“外籍新娘”，他们有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不过这个舅妈现在学会国语了，会说：“都老娘了，还叫我新娘！”人还不错。舅舅说，当初他娶越南新娘也是通过中介。当这些中介找到一定数量的客户后就组成相亲团，带到越南去“相亲”。一般来说，一定要跑上两趟。第一趟五到六天，越南的中介机构则借由当地媒人找寻年轻合适的女子，再把她们介绍给来自台湾的相亲团团员，并由团员自行挑选中意的对象：第一天数百名越南佳丽任君挑选；第二天互相了解认识；若一见钟情，第三天就可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再到公立医院健康检查；第四天，与女方父母见面、提亲；第五天、第六天，手牵手游山玩水。而第二趟主要是完成法定手续。一般的中介者，收费从20万到40万都有，费用包括订婚礼品、聘金、男士两趟来回机票、食宿、婚前男女体检、越南结婚的传统六礼（烤猪全只、茶酒礼烛、蛋糕、礼饼、水果、槟榔）、新婚礼服、结婚沙龙照、结婚礼车、喜宴酒席（两到三桌）、婚礼全程录像、新娘来台护照等证件。比较有良心的中介，还会提供新娘简单的华语教学课程。
而一般邻里，对“外籍新娘”的态度除了好奇之外，往往有一种“看戏”的心态。从男方到越南相亲开始，乡民便开始谈论着，相亲成功后，等待女方来台湾的时间里，亲朋邻里也同样期待。所以当初“你媳妇什么时候归来啊？”这样的问题，是经常被问到的。
这么说好了，这些“外籍新娘”嫁到台湾之后的际遇，主要还是看先生及其家人的态度。不少男子因结婚不易，格外重视与妻子的感情培养，对妻子的离家思乡之苦十分体念，若再加上家人对媳妇的珍惜，经过一段适应期，多数能成就美满的婚姻。不幸的是，部分男子及其家庭认为他们是花大把钞票把媳妇“买”回来的，多少有着必须“捞回成本”的心态及行为，这种把妇女当做商品的心态往往造成婚姻悲剧，所以也常常导致妻子逃跑等社会问题。
等到外籍配偶终于来到台湾，街坊邻居总是借着各种名义来探望，其实是欲一睹新娘的真面目。夫妻的相处也成了大家茶余饭后闲谈的话题。半年签证期限到了的时候是考验这异国婚姻的关口，也是“外籍新娘”回娘家的时候。当然了，老公及夫家都有一定的恐惧，害怕老婆就这么一去不复返。这段时间邻居也又开始问：“你媳妇什么时候归来啊？”一句短短的关心话，听起来却好像大家都预设妻子会一走了之一样，于是心里的压力越来越大。
“我娶的也是‘外籍新娘’啊！‘外籍新娘’怎么了？”我以前一位娶日本人的社会学老师总是这样愤愤不平地说。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日本不一样啊！那是进步的国家，跟东南亚那些地方不一样嘛！但这刚好显露了台湾人无知的优越感与莫名骄傲。虽然现在当局很“政治正确”地称他们为“新移民”，但台湾这个社会依然有意无意地对这些“外籍新娘”显露出歧视。比如说认为这些“外籍新娘”因为语言文化等教育问题，会产出素质低落的“新台湾之子”。但事实上是语言的不适应和台湾“国语为尊”的环境，让她们不敢与孩子沟通，连她们自己国家的儿歌都不敢教给孩子。此外，当局也安排她们不断地产检，仿佛她们的身体是可疑的、不健康的，通过“Gov”权力，显示了对东南亚女性的歧视与偏见。
当然不讳言，很多“外籍新娘”愿意嫁来台湾是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许多人又说啦，那岂不是一段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吗？因此嗤之以鼻。可是很多人忘了，在过去，台湾人不也希望自己的家人嫁给美国人吗？不也希望对方可以善待我们的家人吗？如今，台湾成了东南亚女性向往的富裕地区，但当她们移入台湾之后，怎么就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呢？
这几年，台湾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外籍新娘”--乌克兰新娘。这简直是让男人趋之若鹜并为之疯狂，尤其是那些有钱的高科技新贵男。“乌克兰新娘”大概就是一些乌克兰、白俄罗斯地区的金发碧眼美女。当然啦，这价码就更高了。“乌克兰新娘”，本质也跟东南亚国家新娘一样，是为了有更好的经济条件。可是很奇怪的，台湾人就不会把这些人列入“外籍新娘”之列，好像白种人就是比较高级，比较浪漫，娶了她们生的小孩水准就会变高一样。只能说台湾在这些认知方面，真的很病态。
前不久，新闻里说某某夜市里的小吃摊，有个乌克兰新娘在顾摊，大概是台湾太热，她总是穿着“小可爱”跟热裤在顾摊，那个摊的生意就变得相当火爆。
2004 省籍情结
省籍情结，简单来说就是不同地域人之间产生的微妙情感，但在台湾又常被上升到政治层面，尤其在2000年到2004年那阵子，更被激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要讨论台湾省籍情结的形成，这实在是个很大的题目，都可以当做博士论文来讨论了，所以我就从台湾战后历史的发展、我家族所经历过的，以及我自己看到的来做个简单的说明。
台湾在1945年以前，曾经被日本统治了50年，在这50年之间出生的人，老实说，对大陆并没有什么印象。就以最近很火爆的电影《海角七号》来说吧！很多人无法接受的就是最后一幕，港口台湾人欢送日本人的画面，但实际上就是这样啊！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不仅有日本官方军方人员在台，也有更多社会各层面的日本平民百姓与台湾人生活在一起，许多日本人甚至一出生就是在台湾。在这些年，台湾人一出生也理所当然的是“日本国国民”。所以如片末欢送日本人的情况是会发生的，而且片中也不是挤满了人，有日本朋友的当然会来欢送，不喜欢日本人自然不会来。倒是“国军”来台时，真的是万人空巷在欢迎，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了。但当初的“国军”一下船大家就愕然，怎么背着锅碗瓢盆，服装不整穿着草鞋，跟乞丐一样？反倒是受降时及以前的日本军，个个军服装备看起来精神抖擞。本来也是欢欢喜喜地迎接，但失落感之大可想而知，再加上“国军”来台后军队的恶行恶状以及接收官员接收不良，普遍让台湾人民失望。而后来一连串的事件，更是让人不仅失望，还产生了恐惧。
我记得我的外公，以前在我小的时候，接起电话一听到是他打来的，我就特别尴尬，因为又会被他骂“草地仔”--就是乡下人的意思。因为当时我很习惯用国语讲话，但是外公又讨厌讲国语的，觉得非台湾本地人的外省人才讲国语。我问我母亲为什么他那么讨厌外省人，妈妈也只跟我说要体谅他，他以前也算被当局迫害牵连到的那一群人，他们那一辈人亲眼见过太多不幸的事，因此会那么讨厌外省人。
又以我父亲这边来说，以前我祖父是在糖厂上班。台湾云嘉南一带的平原种了大量的甘蔗，是台湾糖业的主要生产地，因此有为数众多的糖厂分布其中，这都是日本人走后改组的台糖公司所有。许多史料也显示，光复之初的台湾，在基础建设上是胜过大陆许多地方的。日本人走后，国民党当局马上调来一批官员进驻糖厂，并开始掠夺式地接收。祖父在糖厂工作一辈子，再怎么做也只做到一个中低层人员而已，如同有个玻璃天花板一般再也升不上去。原来，糖厂也只是大环境的一个小缩影，当时所有的“国营单位”，高层几乎都是国民党籍的外省人直接空降下来，也不管他是不是这个专业。过去“人民公仆”任用也差不多，虽然说有考试，但依照“省籍比例”的原则，外省人当然占尽极大优势，几乎都被垄断，台湾本地人当然不爽。
另外，国民党当局几十年来的语言政策也是省籍隔阂形成的原因之一。当然，有一个官定语言是很正常的，有更多方言也是很正常的事。但在当局过去国语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却用刻意的方法抑制其他语言的使用。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里讲闽南话就要受罚，广播及电视闽南语节目有时间及时段限制等，国民党当局不但已走火入魔，所引起的强烈不满更是演变为民众因其自然语言习惯所带来的轻视与耻笑。而就我的认知，当时的外省籍人士，不论是自觉或是在不知不觉中，挟着当局压抑台湾本地语言的规定，展现出有形无形的优越感，更使台湾同胞将所有外省人与被仇视的统治阶级一并归类。在后来有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电视的节目或广告里，常常会看到一种形象：讲国语的中产阶级是知识分子，充满正气，对比之下讲闽南语的就是粗夫鄙妇的乡下人，甚至是流氓。其实在台湾的社会，谁比谁更高明都还不一定。
当然，不是所有1949年以后来台的外省人都是当官的，大部分都还是军方人员及其眷属，有一大部分都住进所谓的“眷村”。眷村是台湾社会现象中相当特殊的族群与人文现象，因为在眷村里的“外省人”使用的语言、生活习惯、文化很少受眷村外“本省人”环境所影响。一方面眷村居民多安于封闭的生活领域，无法融入语言、文化十分不确定性的外遭环境，另一方面，眷村在整个台湾当代历史的社会文化氛围上又自成一格。
所以也可以看到许多台湾“外省第二代”的作家，书写里面常常有他们的眷村经验。如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苦苓等，他们在书里常常写到眷村的过年、大江南北的家常美食、眷村小孩的拉帮结党或者跟本省的小孩打架之类的故事。当年，眷村常常是以简陋的竹篱笆与外面隔开，因此有人曾以“竹篱笆”来形容居住于眷村的外省人的自我圈禁。在这种氛围下，上一代对神州故乡充满感性的描述让眷村里的下一代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像《龙的传人》里那句“虽不曾见那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就恰好反映了这种心态。
但是一般台湾人会怎么觉得呢？日本投降之后就换国民党统治，然后国民党马上又丢了大陆，老实说，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又不知道大陆长什么样子，国民党一天到晚宣传神州之美、祖国故土之类的，对台湾人来说都很不实际。因此，眷村里或外省家庭里，在国家观念、家族意识、中国文化感受等方面，就跟台湾的社会有很大对比了。
在过去的台湾，基本上是少数的外省人控制着绝大多数的行政资源，再加上外省官僚当时一心想要“反攻大陆”，觉得很快就会回去了，一副过客心态，且自觉高人一等，自然引起台湾本地人的反感。前面也说过，为什么台湾普遍会觉得当医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每年大学联考医科也是第一志愿。除了当初日本人不让台湾人受政法的高等教育，导致的台籍精英只好纷纷报考医科外，国民党来台后台籍政治精英被肃清，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算你的生活平淡无奇，在那种环境里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莫名其妙地被牵连或被陷害到。再加上后来外省人垄断行政资源，台湾人觉得进官场出不了头，因此第一流人才还是继续读医科，久而久之就造成了医科一直都是台湾大学联考中第一志愿的现象。
所以当后来越来越多以本省人为主的党外势力冒出来后，台湾人会有出一口气的感觉。尤其是李登辉，在党内爬到高位，更是让台湾人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与支持。所以李登辉上台之初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时候，会有“外省人欺负李登辉”的说法出现。
我个人认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省籍问题终于浮上台面，并不是说以前不存在，而是到了当时，大家才能公开而畅所欲言。而整个90年代，就是省籍问题不断被激化，但又被消弭的过程，其实也是台湾人一次次在学习互相包容的过程。比如说，有人在选举里面大喊“台湾人选台湾人”，另一边就会喊“新台湾人”化解掉，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出现。省籍诉求可能对一部分人有效，但大多数人并不在意。
但是，看似所谓“台湾人出头天”的时代到了，一些比较偏激的本省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忘不了过去的悲情，在取得“政治正确”后就开始想用同样的方法对付外省人，造成不少外省人的疑虑，甚至危机感。从每次的民调分析数据上也许可以看出这一点：本省人大多数并不在意支持的候选人是本省或外省的，但外省人大多数都还是支持外省的。就像1998年选台北市长时，谢启大在电视上说，她觉得陈水扁市长做得很好，但是不会投票给他，因为对他不放心。
就整个台湾几十年来的历史和大家养成的生活习惯来说，外省人和本省人同样敏感，同样需要尊严，同样要为自己的前途盘算，任何的行政措施或是群众运动，只要掺杂了些排斥贬抑的成分，就很容易会被感受到，然后省籍问题又再次被激化。
1998年的台北市长世纪之战中，李登辉拉起马英九的手大喊“新台湾人”，成功地破解省籍魔咒。但到了2000年“总统大选”后，省籍问题又再度被激起。到了约2004年时，更到达了空前的高潮，不只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一直有意无意地在暗示，就连电视节目里也不断在讨论，尤其是政论性节目，不同立场的节目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给观众灌输他们所想传达的意识。其实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直接谈省籍不“政治正确”，所以这个问题用另一种形式出现，就是“爱台湾”--把这个问题简单地二分为爱台湾或不爱台湾。这个论述就如世界上所有操弄族群的政客语言，将人分为“我们”及“他们”。
当年常常陷入政治风暴的当局便又特别会操弄这种语言，整个台湾社会就这样好像又对立起来。当时的流行语就是：“乡亲啊！这丢（就）是爱台湾啦！”这一句话常见于电视节目及各种选举场子里。在某些人的思考里，什么都可以上纲到“爱台湾”的层次，有点儿夸张而荒谬，所以这句话反而常常被各种综艺节目拿来模仿搞笑，有些节目索性把纳粹那个卍字旗改成爱的注音符号“ ”（音：爱）来作为讽刺。
幸好那股风潮很快就过去了，就跟台湾人的性格一样爱跟风。基本上省籍情结是有的，但我并不认为族群问题在这20年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除了政治人物善于操弄政治语言外，民众都已经慢慢学会对彼此尊重，可能选举时吵一吵，但是选完之后日子还是照样过，朋友还是照样交。为什么前几年看起来会很严重的样子呢？因为过去看起来好像是以外省人为主的政团在主导政治，本省人长期被压抑，压抑一旦释放之后，能量会爆发一段时间，但又会慢慢回归，这段时间过了，就会好很多。过去，非国民党的常常会说国民党是“外来政权”，但到现在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经过人民投票选举国民党再度得到“政权”，人民意志决定的“政权”怎么能说是“外来政权”呢？
一向善于操纵族群议题的民进党，在2008年的“大选”终于得到教训。所以，过去用这种办法得票或许可以成功，但是将来随着族群意识的淡化，随着台湾越来越民主，用这个方法得票大概就不会成功。一个政党执政与否，看的主要是政绩以及是否有明确的诉求。 2005 卡债风暴
在2004年前后，台湾掀起一股所谓的“卡债风暴”，产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现金卡的奴隶。这些人欠下信用卡债务，无法立即缴清，在这种情况下需付出循环利息、违约金、手续费等多出的费用。但是钱已经透支了，哪有钱付呢？所以常常又用“以卡养卡”的方法，从一张卡贷出现金，去填补第二张卡的当期债务，然后再从第二张卡贷出现金，填补下一张卡的债务，如无间地狱般周而复始，造成许多社会问题。
当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现金卡的滥发，以及许多人不衡量自己财力而理财不当的结果。但要说起远因，还必须从亚洲金融风暴开始。
在金融风暴当中，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在当时并不明显。但对于银行业来说，逾期放款逐渐增加，而使企业金融逐渐紧缩。此外，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筹募资金的方法越来越多，企业向银行融资的需求相对减少，而面对资金需求也相对减少，银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创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调整。种种因素交互影响下，企业金融业获利日益缩小，因企业金融获利缩减，银行转而发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费性金融业务。
消费性金融业务指的是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金融机制，除了信用卡之外，还有现金卡、小额放款、个人信贷、房屋贷款之类。因为银行主力转向这里，因此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业绩压力。在过去，台湾人总认为能进入银行工作是“铁饭碗”，所以许多父母也会鼓励儿女到银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银行有所谓“世袭制”，就是父母以前在银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优先录用，羡煞不少人。但当银行的目光转向消金业务后，银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财专员，一般在银行工作的人也开始有了业绩压力，所以现在银行工作也不见得是铁饭碗了。
在这些原因下，各银行除了更积极推销信用卡之外，在前几年的台湾，好像在一夜之间流行起了现金卡的申办。电视上突然出现一堆广告，什么“借钱真容易”之类的，不断灌输民众办理现金卡，使用现金卡。这似乎就是种高尚的行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过，广告中也并未很确切地告知民众，现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还有高循环利息，只是一再强调办卡容易，却未将所有详细内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钱去办那就算了，结果是一帮人很笨地都去办，花钱花得很快乐，接着而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个方面就是信用卡。发行的银行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推销信用卡，常常附带了一堆红利活动，比如刷卡数次可获积分回赠或年费优待等，吸引人们申请信用卡。并且，额度限制又给的越来越高，持卡人个人无法控制消费欲望，纷纷欠高额卡债并无法按时付清，只能长期背负卡债。
我认识的卡奴几乎都是职业军人，这种现象在台湾的部队里好像很普遍。职业军人似乎都是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户，尤其下级军士官，从以前的地下钱庄开始，只要拿个军人身份证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钱。职业军人收入稳定，本来就是银行眼中的好客户，加上军队生活相当封闭，不少军官理财观念不佳，社会经验不足，欠下卡债的情况时有所闻。或者是，银行只要派出几个讲话声音嗲一点儿、长相貌美一点儿的理财专员拉业务，这些人就乖乖地签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队里见到好几个士官开的都是名车，花钱又大方，但搞到最后，无力还钱，只好办一办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还债了。
这些职业军人欠了银行卡债还好--当然啦，欠钱这种事对军士官的考绩一定有影响，不少人就是担心向银行借贷事件曝光遭处分，而不愿向部队长官透露。结果这些思想单纯（其实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钱庄借钱，结果成了地下钱庄眼中的肥羊。地下钱庄讨债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营区不休假不出去，讨债公司还是会每天到营区门口等，搞得人尽皆知，得不偿失。
卡债问题，也就有了一个个专门的名词叫“卡债风暴”。已经成了风暴，那当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几年，不仅许多社会问题是卡债所引起的--比如说卡奴无力还债全家自杀，或者是抢银行、勒索食品厂之类的。更严重的是，影响到后来几年的金融稳定及经济增长率--虽然消金业务只是银行的一部分业务内容，但卡债的影响造成大量的呆账坏账，出现了风险承担不足或高估的问题，影响市场稳定。并且，虽然卡债只是整体授信的一部分，但对金融系统带来的冲击高于市场所占比重。这是因为，卡债通常集中于部分特定放款机构，只要一家不稳，就可能掀起连锁效应，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时，个人信用恶化会冲击民间消费意愿，也拖累了经济成长。
有些人成为卡奴，是因为急需用钱而欠下的，但大部分还是因为爱乱花钱。当局后来也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制定一些债务协商机制，不过效果似乎也不佳，许多卡奴还是只能偿还每月应缴金额而已。说来说去，这跟台湾十几年社会发展养成的虚华风气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2005 高雄捷运“泰劳”示威，牵出无数弊案直指“陈水扁一家”
在台湾，有为数众多的外籍劳工，他们大部分在台湾从事技术、帮佣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约有30万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地。
外籍劳工皆是透过所谓中介公司来引进。此类介绍所是受劳务输出国法例给予特权经营的，它们收取的外劳介绍费额不是一个小数目，通常是外籍劳工在出国工作的3_6个月的工资。以泰籍劳工来说，他们来台湾之前，要先付给中介公司一笔大约15万元台币的中介费。本来是来赚钱的，但还没赚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费，许多人只好先跟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来台湾后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补中介费。
目前在台湾的各种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几乎都是外籍劳工的身影，承包商为了压低人力成本，引进了许多的外劳。而这种情况在帮佣市场也是一样，只要到医院一看，许多的家庭看护也都是东南亚女性。等于说，台湾的许多低阶层工作市场都被他们占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许多地方是他们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说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礼拜天早上，就拥入大量在北部的菲佣菲劳，旁边各种菲律宾商品商店也应运而生，让人一时搞不清楚是在台北还是在马尼拉。而泰国或印度尼西亚籍的，就喜欢到桃园中坜车站那边一排的东南亚商店街去，那里号称东南亚国家的“租界”。几乎台湾的每个大城市，在假日时都会有个外劳聚集地。
台湾引进泰籍劳工是在建设台北捷运之时。当时台北车站前的捷运工地就有泰劳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欢站在天桥上看下面的泰劳玩藤球。那些动作是蛮华丽的，在台湾，除了泰劳聚集处，真是很难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劳工承担了台湾最底层的工作，他们是生产者、劳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稳定社会的重大力量，因为若没有外劳，可能许多低阶层工作没人去做。尽管这些外劳有许多付出与辛劳，里面有许多人都有大学学历，英文可能也讲得比大多数人好，但许多台湾人在他们面前不免还是会有些莫名的优越感存在，好像自己高人一等。比如说，有些人会觉得外劳脏脏的，看起来好像会做坏事一样。这些奇怪的想法造成污名化。其实若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谁会愿意离乡背井呢？但另一方面，这些外劳的素质的确又高，比如之前在台湾的论坛上，就有个工程专业的学生到工地实习，大叹自己的识图能力不如外劳，引起一阵热烈的讨论。在许多雇主眼中，外劳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当然啦，外劳大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这样才能更快赚钱，但民众常常也听到因为超过生理极限的超时工作，而造成意外和工伤的新闻。
而所谓“工作勤奋，不怕辛苦，配合度高”，也常常是雇主剥削的理由。外劳在台湾又没有工会，劳资纠纷及法律资讯严重不足，常常会因为被欺负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将这些引进台湾的外劳视同奴隶，以各种名目强加剥削，收取高额的中介费，平白坐享暴利，其他的都不想管。此外，由于外劳的引进存在巨额利益，当然会有各种势力介入，也使得问题更复杂。
2005年的2月，高雄捷运爆发了泰劳集体暴动及火烧宿舍事件，这就是中介商及雇主长期剥削及压迫式管理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依照以往经验，外劳会使用集体行动激烈表达心中不满，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无可忍，才会放手一搏。这件事算是上了国际新闻，尤其是泰国的反弹声浪特别大，而此案所调查出来的结果，更成为后来几年当局一连串弊案及政治风暴的导火线。
当时，大约有两千名泰劳参与了这场抗争。这件事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泰劳长期处在管理公司的不当管理及各种剥削之下。各种不合理的对待洋洋洒洒地被列出一大篇，比如吃饭掉饭粒要罚钱，不给现金只发代币卡，将其消费限制于营区内等。而管理者更如狱卒般以高于市面的价格贩卖物品给这些弱势者，残酷地榨取他们剩余的微薄薪资，各种匪夷所思的条款及触目惊心的情形让人以为他们是在对待奴隶，很难想象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认为文明社会的台湾。
所以，当一切都指向中介公司的管理不当时，时任“劳工委员会主委”陈菊（现在的高雄市长）在上电视节目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说这些中介里有“有力人士”在操纵。虽然陈菊并没有明说有力人士是谁，但大家也开始把矛头指向前“总统府”的副秘书长陈哲男。
陈哲男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政争之时，为“立法院”内主流派团体“集思会”内的一员，算是李登辉的一员大将，但后来因为一些与非主流派的斗争原因，陈遭到牺牲式的开除党籍，以平非主流派之怒。后来陈哲南加入民进党，当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时，他也跟着担任台北市民政局长。后来陈水扁当选了，他又跟着得道升天，担任“总统府副秘书长”。但是，这时他开始身陷弊案，且一个牵连一个，等到陈水扁再度连任时，陈哲男未能续任副秘书长。
所以，高雄捷运泰劳暴动的调查结果，意外地扯出了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接受厂商招待离开台湾、图利中介厂商等事情。从这件事开始，又意外扯出更多的弊案，从而使民进党的清廉执政形象崩溃，很多人也因此丢了官。但对弊案的追查仍没有停止，这些弊案一个牵着一个地揭发，直指“总统府”及陈水扁一家人，终于，引发了2006年大规模的倒扁示威。所以说，这次的泰劳暴动事件，意外地成为未来几年台湾一连串政坛风暴的导火线。 2006 “红衫军”倒扁
2000年，陈水扁和民进党可以说是风光上台。在最开始，支持率也曾达到七成，但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各种劣根性及傲慢心也开始显露出来，可说是背离了当初创党时的理想，所以这几年间，许多当年党内的核心人物也纷纷离去。再加上当初又传出许多如国务机要费案等与陈水扁亲信及家人相关的诸多弊案，大家觉得忍无可忍，到了2006年，民气可用之下，支持率终于跌到两成以下，从而促成了这次反贪腐倒扁运动。
这场“百万人民倒扁”的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主要擎天柱施明德号召大家一人捐100元来支持这次运动，因为100元也不是大数字，所以当时邮局里几乎都是专门汇款100元的人，很快地，象征百万人支持的方式，就这样凑满了1亿元。先不论结果，这种一人捐100的诉求绝对是很好的行销手段。最好玩的是，这次活动的主要策划人，也就是陈水扁2000年参选时的广告总策划。
说起施明德这家伙，也算是个争议性不断的传奇人物。他作为政治犯，曾经在国民党主政时坐过25年牢。在“美丽岛事件”后，当局为了缉拿他，展开全台大搜捕，可以说是早期党外及民进党的标志性人物。
他也是个有着理想性格的浪漫家伙，做事总是潇洒无比。也许是太浪漫了，似乎充满了成熟男性的魅力。
所以，这样一个人物来领导红衫军，除了本身有争议性外，也有极大的号召性。传统的绿色支持者看到施明德带领了红衫军，情感上自然无法接受。而蓝色的支持者看到“连原本绿色的施明德都跳出来倒扁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见猎心喜之下士气更是大振。而一般对当局不满的百姓一看，原本挺扁的（前）“精神领袖”施明德都带头倒扁了，更觉得这场活动能够跳脱蓝绿，所以纷纷加入。
9月9号，倒扁行动登场。这次行动的主要诉求，一方面是要求陈水扁下台，另一方面是抗议贪腐，口号是“不分蓝绿，只分黑白”，所以也刻意排除了政治人物的参与。大约20万的民众占据街头，集结于“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进行静坐，大家多半穿红衣，因此被称为“红衫军”。这场持续几天的静坐，算是自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少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但整场活动已不见以往示威的那种悲情，更多的像是一场热热闹闹的游园会式活动。静坐活动以音乐会的形式展开，在现场，学生轮流上台呐喊倒扁口号，一些做餐饮的民众也自发性地在现场供应免费的餐点。晚上还有艺人接力演唱会，好不热闹。
到了9月15号，活动进入了第二拨高潮。因为隔天挺扁的民众要在同一场地举行活动，所以就暂时离开原场地凯达格兰大道，开始“萤光围城”游行，一群人及沿途不断加入的民众，浩浩荡荡地一路走到台北车站前广场，继续下一阶段的静坐活动。在这里坐了好几天，除了早上会办些活动外，晚上大家就聊聊天，睡不着的还会自费去买一些小零食点心分给现场民众享用。
第三拨高潮时，倒扁行动的擎天柱施明德，开始了“环岛遍地开花”的活动，在全台宣传其理念。当然啦，这场活动就没那么顺利了，一路上遇到的阻碍也不少，尤其到了南部，遇到越来越多不同意见人士的抗议声，不过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终于到了“双十节”，也就是10月10日，这天红衫军发动了“天下围攻”活动，让这年的“双十节”敏感了不少。运动发展到这个时候，政治力免不了还是介入了：在双十大会的观礼台上，国民党“立委”在陈水扁致词时，高呼倒扁口号并比画倒扁手势；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穿着红西装带领亲民党“立委”于典礼中途退席，在府前的重庆南路上游走，部分则趁三军仪队正通过观礼台时突然蹿入队伍中，引起轩然大波。
游行群众，在这一天又开始新的游行，一路从台北车站走到忠孝东路上，放眼望去一片红，气势惊人。
话说那一阵子真是热血，每天都热热闹闹的，简直就是全民参与。除了红衫军外，亲绿民众也在9月16日发起了一场“我们在向阳的地方”的大会，表达自己的立场，同样吸引了大批民众参加。但倒扁运动终究没让陈水扁下台，我觉得是战线拉得太长了，最后终于诉求失焦。后来有政治人物加入想要分一杯羹，也是让许多人失望的原因之一。结果，就这样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也不知道在哪一天，就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让那一阵子以参加运动为生活的许多人，心里一阵失落。
红衫军还没开始之前，网上就一堆文章教大家怎么进行街头运动，如果被捕了要怎么办，如果发生了大规模警民冲突怎么办……果然大多数人都是街头运动的新手。不过我想，那一阵子最大的意义还是在于，不管蓝或绿的老百姓，终于都知道怎么上街头了。
但那一阵子还是让人焦虑的。遇到别人，不是被问“你捐100元倒扁吗”，就是“捍卫本土政权”，好像政治就只有这两种选择，变得政治生活化，生活也政治化。
后来“反贪腐总部”及阵营也开始内讧，引发社会质疑后，活动及组织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直到2007年底才再听到他们的消息，反贪腐总部的部分核心干部组成“红党”，转而以组织政党取得“国会”一席之地，不过结果是全军覆没。
2006 台北市长选举，宋楚瑜仅获5万票
居然又到了台北市长的选举年，大家不禁要问，怎么时间过得那么快呢？这已经是第四次民选了。许多喜欢选举热闹气氛的好事者，总觉得这几年缺少那种充满悬念的超级天王大对决的情况，选举不如以前快乐，没什么吸引力，再加上这几年的蓝绿恶斗，许多人对政治也有点儿失望。
不过1998年陈水扁连任台北市长失败，却在2000年当选台湾一把手以后，台北市长的选举也被视为是“总统大选”的前哨战风向球。其次，虽然马英九已经做满两任不再续任，但继任的人选以及市长宝座，都是检验马英九路线永久持续的重要指标。而对绿营来说，虽然前弊案缠身，形象大为受损，但不管有没有胜选，都能用来检视民意的支持度。所以，这次选举仍有一定的意义，再加上大家几乎忘掉的宋神掌（宋楚瑜）加入选战，还有一些搞笑角色也加入，倒让这次选举的气氛突然诡谲又快乐起来。
先说国民党吧！在党内初选时也是许多人觊觎这个位置，因为以台北市的选民结构来说，一直都是蓝多于绿，1994年陈水扁会选上，完全是泛蓝分裂的结果。也就是说，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几乎都可算是躺着选都能选得上。所以，一开始至少有五六个人在争取，但在一番合纵连横后，只剩下郝龙斌及丁守中竞争。
说起这两人，都挺像的，都有军方背景。郝龙斌的父亲就是郝柏村，以前做过“参谋总长”及“行政院长”。而郝龙斌也曾加入新党，后来也在陈水扁当局里当过“环保署长”，所以他的背景也一直被对手质疑。而丁守中，他岳父也是过去有名的高级将领，本人是“立法委员”，且一直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丁守中也以此为主打，得到许多国民党基层的支持。但郝龙斌在“环保署长”任内塑造了不错的形象，民调一直远远高过丁守中，最后当然是郝龙斌胜出。
再说民进党方面，其实在一开始大家都没什么信心，都被认为是必输的一战，所以大家都缺乏兴趣。本来只有前“立委”沈富雄想要参加，但沈富雄在民进党内一直被认为是“孤鸟”，人缘不太好，虽然讲话够直接也够真实，但就是不受泛绿死忠选民的认同。最后，只好征召谢长廷出来参选。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场已经知道结果的选举，大家选得也都不怎么认真。很明显，能看到郝龙斌对于市政议题毫不用心，只想萧规曹随，继续马英九的政策，所以整天就看着他跟在马英九身边呵呵笑，也不见他有什么明确的政策提出来。谢长廷也差不多，当初他做高雄市长干得还算有声有色，但没做完就北上担任“行政院长”，这下算进入“中央”掌握大权，可以展现实力和智慧，进入2008年“大选”的入围名单了，但又不幸与陈水扁意见不合被他玩死，而提早出局。但当个无业游民总不是长远之计，只好出来竞选台北市长，无奈多于主动，所以也不见他能提出多少政见。
这场选战中还有宋楚瑜。说实在的，虽然宋楚瑜一直强调“政治生命的最后一战”、“封刀之作”、“只做一任”等，喊得还是跟以前一样热血，但国民党阵营一直认为他是出来闹的。话虽如此，却也不敢小看他的影响力，害怕1994年选票被瓜分的情况重演。
此外，还有台联的周玉蔻也参选，志在参加不求当选，希望带动市议员候选人人气。而李敖大师也来掺一脚，闹场的成分居多。台湾的“抗议天王”柯赐海也来凑热闹，似乎是跟马英九有仇一样，他的竞选政见就是“马英九还我牛！”纯粹来搞笑博版面的。
这次选战就如预料的，郝龙斌当选了。不过，大家更关心的是谢长廷。民进党的得票数比起2002年市长选举时多出很多，一时之间士气大振。一般认为是他成功与陈水扁切割，使得选票回流的结果，谢长廷虽然落选，反而被视为英雄一样捧着。最可怜的是宋楚瑜，在2000年“大选”时他在台北市还拿最高票，没想到这次只拿到凄惨的5万票而已，只占了总票数的4%，昔日的“政治金童”就如此黯淡地结束了三十几年的从政生涯。
后来谢长廷参加2008年的“大选”，败给了马英九，现在也退居二线了。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嘛！浮浮沉沉。 2007 “环保购物袋”风波
2007年，台湾行销界、精品界的大事是AnyaHindmarch这个牌子的环保购物袋的推出，并以500元的低价售出，引起了一阵抢购风潮。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销操作，电视新闻也一直不断地直播，成了一个轰动的社会事件。刚好，那阵子我在百货公司上班，见识到了民众的疯狂。
我一直觉得AnyaHindmarch从来就不是什么多高级的一线品牌，只不过是这几年新崛起的牌子而已，但其个人化的设计还算受欢迎。过去在台湾，知名度亦不高，但经过这次事件后，可能全台皆知了。先将这个牌子塑造成好莱坞女名模爱用品，名人效应之后，这个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自然会提升。终于，这个牌子似乎也变成了高贵的品牌，但知名度始终不高。于是，一个阴谋就出现了。
一般消费者总是对名牌的高价望之兴叹，想要放弃又不会放弃。精品商当然了解这一点。于是，要怎么做促销，看起来才能不降低自己的格调呢？公益话题倒是个很好操作的领域，加上这几年环保变成一种“流行”，是可消费的对象，这么一来，印上名牌LOGO的环保购物袋就出现了。由于只是一个“购物袋”，再加上是为了提倡环保做公益，因此，这个袋也就名正言顺、理所当然地把价格打低了。但其实谁又知道，他们是真的想做环保，还是制造话题呢。
这种包，在我工作的百货公司限量235个。大家都有预期心理怕买不到，所以都提前一天去排队。对我来说，除了做行为学研究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电梯小姐们的邀约--那么多美女陪你一起过夜（当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该有多温暖啊！
于是，下午大家都已经讨论好，有人准备吃的，有人准备喝的，桌子椅子也都准备好，晚上一下班，就要从办公室直接搬出去排队了。也有人准备各种娱乐器材，准备度过这漫漫长夜。当然有人更热心，提议随时要“补货”，安排好什么时间去买什么东西回来，连绿豆汤都出现了，想想还真是温馨感人哦。
令人震撼的消息传来了--前一天的下午3点半，百货公司门口已经有30人在排队了，大家都产生了危机感。没想到排第一个的还是个男生呢，还自备了椅子，这家伙肯定是帮女人买的。到了5点半再上去看，大概已经有100人在排队，这时大家心都凉了一半，之前充满斗志，现在已经开始怀疑。8点再看，乖乖，至少有四百多人了，真不知道那么多人怎么抢只有两百多个的包。到现在为止，至少群众都还乖乖地排队，排得蜿蜿蜒蜒的，盛况空前！到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彻底绝望，很有默契地闭口不提这件事了。晚上10点下班后，凑热闹地跑到现场再看一次，原来尚有次序的队伍，最前面已经挤成了一团，只剩下后面还傻傻地在排队。一群人就那样挤在百货门口，一层又一层，却又找不出层次来，总之就是一团乱啦！可能是大家看百货打烊，趁乱都跑到了前面。而这团乱的最中心，则不知道在吵些什么，一个火爆男大吼大叫的，想必是排队起了冲突。这火爆男仿佛武将般，身陷层层杂兵之中却又万夫莫敌。
这天下午，电视新闻异常有默契，似乎在帮他们做广告，一直不断现场直播各地排队的实况，也加深了这些人的危机感--再不去就买不到了！所以，百货公司门外排队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疯狂，越来越焦虑。不管他们到底在一个月前有没有听过AnyaHindmarch这个牌子，反正，先排着就对了。
终于到了决战的第二天上午，开卖了，开始抢了。电视镜头上有上次提到排第一个的那个男人（他果然是帮女人买的），有翘班的上班族（镜头一扫过，每一个人都把脸遮起来），有强悍的婆婆妈妈们（虽然他们大部分不知道卖的是什么，但是先跟着排了再说），还有一些准备转卖的。这一起排队的人群，以及各种各样的理由，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有个消费者，前晚排队眼见排不到，转战到他店抢购，因冲到专柜门口前被人群推挤绊倒在地，后面人群又不断拥上，造成她手臂淤伤。从画面又看到另一位女性消费者，被大批人群推挤，加上空气不流通，她因身体不适而全身发抖掩面哭泣，连走路都有困难，最后被送上救护车。那种情况犹如饥荒国家灾民抢食救济物品一般。人性丑恶的一面在此完全显现：互相践踏、见血、休克、暴力等场面都有，真是死了都要买。
“低价的”“名牌”自然会引起小家子气的消费者的浓厚兴趣，因为他们就是想用很少的钱，买到名牌商品。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精品商看准这一点，设定了这个低价，但是，但是……是限量的。是的，限量是很残酷的，能买到便宜名牌包的机会是有限的，那么，如果有了这个限量包，是不是代表拿出去大家都对你另眼相看了呢？这些消费者如果这样想，这个行销策略就成功了。
其实当时AnyaHindmarch对于他们的超级VIP，早就已经发了邀请函，可以直接到柜上购买。而会这样抢去排队的人，也只证明了自己穷酸的程度而已。富人与一般人买名牌的观念是不同的，富人买名牌，是不想花太多时间去挑选，是直接相信名牌的质量而买，对他们来说，买名牌只是方便而已。但对一般人来说，买名牌只不过是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好像有了名牌在身旁，就会吸引众人的目光，所以需要名牌。
所以啦！很多人抱怨精品店店员狗眼看人低，因为精品店店员就是很了解，一般人不用太多应付，就算得罪这些人，他们摸摸鼻子还是会买。相反的，有钱人就不一样啦！说不买损失可就大了，所以精品店店员的目光从来都不放在一般人身上的。
这次事件，还真是能从中清楚地看出台湾人的个性。有人说岛民的性格是“浅碟”文化，就如同碟子一样浅浅的没有深度。以前台湾也常出现这种“一窝蜂”，很容易引起话题、追随话题的事件，比如1995年左右突然出现的蛋挞热，一时间冒出了一堆卖蛋挞的店，每间店都有一帮人在排队，等热潮一过，蛋挞店又几乎全部消失。后来麦当劳也推出HelloKitty限量组，又是一帮人彻夜排队去买，之后还不是都丢在家中的角落里。几年前又开始流行甜甜圈，也是一群人跟着排队，后来才知道最早排队的那些人是请来的托。台湾人个性里就是相信这种“炒作”起来的东西，并且又相信“限量”，算是一种很特殊的消费文化。所以啦，这种一窝蜂的性格，造就了一些生命周期很短的产品。在台湾有个专门名词--“蛋挞效应”来形容这种现象。
也许是历史及环境的因素，台湾一直以来都是外向型经济。结果，在这个小岛上讲些内需之类的政策，都让人感觉很虚浮，没有多少实质内涵，故通常称为“浅碟型经济”。虽然大家会说，台湾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其实就是台湾人没什么个性，很容易受外面环境影响，因此常常被人认为没有远见，只看眼前。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许就是因为台湾人有这种性格，台湾的经济发展中才会有这么多不怕死，拼命向前冲的人吧！ 2008 到上海工作
9月，我辞掉做了两年的工作，去克罗地亚玩了一趟。其实本来的计划是要穿越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几个国家，所以在行前一个月也把市面上能找到的有关巴尔干历史及情势等的书籍全部读了一遍，本以为这是一次精彩绝伦的苦行记，没想到，我才刚要离开克罗地亚往蒙特内哥罗去，就在边境被赶回来了，非常不爽，只好回克国继续往一些去过的地方，草草结束这次行程，差不多待了一个月。
回来后，刚好有个到上海工作的机会，我就去了，就跟前面说的，自有了第一次到上海的不爽经验后，对上海一直有种欲求不满的感觉，非想要在那边做出些什么事才满足。其实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有个上海女朋友，所以“为爱走天涯”啦！但没想到，到上海后不久反而分手了。
一到上海我马上就开始工作，所以忙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时间找，又不想住公司提供的地方，所以第一个月我都住在青年旅馆里。巧的是与三年多前在上海时住的是同一间房间同一张床，所以对环境也没有太陌生的感觉，只求一个晚上睡觉的地方而已。当时旅游的旺季过了，上海天气也冷了起来，旅馆里冷冷清清，住客不多，几乎都是来上海培训的外地学生，曾经有八人间只住两个人的纪录。
于是，当时的生活就很单纯。我下班吃完饭，或者外面逛一逛，就回来看书，或者跟旁边的人聊天。住宿的旅客人来人往，也认识不少人，每个人都抱着不同的理由来上海。
有来找工作的人，过了几天还找不到工作，就悻悻然地离开了。也有来寻求投资方的，找到了还很开心地请大家吃东西。还有来上海旅游的，每天见他回来兴冲冲地告诉大家他今天又去哪里了。也有人半夜在你蒙眬之间住进来，等早上醒来又已不见人影的。当然还有一种人，根本就是喜欢在这里长住下去，也没有理由。各式各样的人，有些深交，有些都没见过长什么样子。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法国人，他一路骑自行车从欧洲大陆进入中亚，再从新疆下西藏，最后从广西来到上海。他把那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铺在地板上给大家看，让人羡慕不已。
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开始了租屋过日子的生活，依然是上班及回家两点一线。我以前一直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现在我理解了，原来是为了让孤寂的房间有点儿声音，假装热闹一点儿。
到了12月31日那天，我带了一些零食饮料回那个旅馆，与当初认识的朋友在房间一起“跨年”聊天，大家一起聊着自己来上海的理想梦想。当晚，大家还是跟以前一样，10点半几乎都睡了。在这里，晚上也没什么娱乐，大家也都不是来玩的，所以都习惯早睡。
到了半夜某时，房间里每个人的手机都传来短信声，我突然意识到，大概是零点整，大家都同时收到“新年快乐”的短信吧！突然，我心里不知道哪里来的一阵心酸：那么多人现在都还在外面跨年玩着，但在这里一切都跟跨年无关。接下来，就听到大家开始回短信的声音，然后，除了窗外的烟火声，房间内一切又安静下来。
那是我最后一次去那家旅馆。后来，那家旅馆也拆了，我每次经过那里，总还要再望一眼。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