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舒群的青岛情结
[float=right][attach]35420[/attach][/float][b]作家舒群的青岛情结[/b] 作者：张树枫在青岛市观象山东南麓有一座独立小院，路牌号为观象一路1号，登上20级的台阶，便是一座二层小楼，这便是市Gov列为名人故居的舒群故居。30年代中期，中国著名左翼作家舒群曾在这里居住，从而与青岛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舒群，原名李旭东。生于1913年，吉林省滨江县人。曾在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求学，因酷爱文艺，未毕业即退学，到哈尔滨航务局运输科充当职员，兼在哈尔滨商报馆担当编辑工作。在此期间，舒群开始在报刊发表文艺作品，与萧军、萧红相识，结为挚友。“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舒群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参加了抗日义勇军车凌云部队，帮办文牍工作。1932年加入Our Party，参加第三国际工作。伪满州国成立后，日伪加紧对舒群的抓捕。1933年3月初，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舒群辗转从东北来到青岛，利用其在青岛的东北商校老师、时任青岛市公安局长的王时泽及同学马纪壮等的关系，以寻求工作为名，积极寻找党组织。舒群来青岛后，先在登州路原德国毛奇兵营的东北海军营房内居住了一段时间，又搬到常州路第二区公所居住。不久，杭州市公安局到青岛招考学警，王时泽即让舒群到杭州警校学习。舒群以已接受其袁姓老师之邀，在青岛磊报馆任总编辑为由谢绝了王时泽的推荐，并搬到第一区公所居住。在此期间，认识了青岛社会局职员倪永平和第二区公所主任王鹏（云九），成为亲密朋友。倪鲁平早年曾参加过国民党，思想进步，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共卖国政策而脱离了国民党。倪鲁平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赞成中国Our Party的主义。舒群在倪鲁平家作客时，认识了倪鲁平的三妹、青岛市市立女子中学学生倪青华。倪青华酷爱文艺，与舒群一见钟情，陷入热恋。同年4月4日，舒群与倪青华在亚东饭店结婚，主婚人即为好友王云九（关于结婚时间，舒群记忆是4月4日。而倪青华说是5月4日）。婚后，舒群与倪鲁平在观海一路1号租了两间小房居住。同时积极寻找党组织，终于在1934年初与中共青岛市委接上联系。同年5月，中共青岛市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了此事，并将舒群、倪鲁平、倪青华、倪鲁杰（倪青华之弟）吸收为青岛“左翼作家组织”（即“左联”）。1934年3月，曾在东北海军工作过的高嵩受党中央派遣，由北京来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以青岛市公安局职员的身份作掩护，重建被国民党破坏的青岛党组织。经高嵩介绍，恢复了舒群的党的关系，并发展倪鲁平、倪青华等进步分子入党，组成了新市委和若干支部。同年夏天，舒群在哈尔滨认识的萧军与萧红历尽艰险，逃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下的东北，到青岛投奔其好友舒群，与舒群一家共同居住在观海一路1号。这一群亲历亡国之痛的热血爱国文艺青年在青岛重逢，分外激动，立即投身于宣传爱国主义的文艺创作中。但仅仅过了数月，中共青岛党组织再次遭到破坏，市委书记高嵩被捕，倪鲁平和舒群夫妇等也一起被捕。
舒群在被捕以前，磊报馆因经营不善而停业。7月末，舒群以联系印书和找工作为名，到上海待了一个多月。期间巧遇原商校校长，询问其来沪意图，舒群以找工作答之。校长遂给王时泽写信，让舒群拿着信回青岛找王时泽谋事。9月9日，舒群返回青岛，将信转交王时泽。还没等到回音，即于9月24日在四方倪鲁平家中被捕。
高嵩、倪鲁平、倪青华等被捕后，均否认自己是Our Party。但由于告密者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打入中共青岛市委的特务密探，而且是通过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电令青岛市市长沈鸿烈指名逮捕的要案，并有告密者当场指认，高、倪等人的身份暴露。但告密者和青岛当局并不了解舒群的真实身分，高、倪等虽承认与舒群认识，但坚决否认舒群是Our Party员。倪青华也只承认与舒群是夫妻，但舒群不是中共党员。舒群自己只供述在东北参加义勇军被日伪追捕，因而到青岛找老师谋事以及结婚的经过，矢口否认认识中共党员。当局虽无法断定舒群就是中共党员，但认为其来青不久就与中共党员倪青华结婚一事“诚为可疑”；对于其8月赴上海之行亦认为行为可疑。但舒群以：“其实结婚乃青年感情结合，自信无任何背景有所趋使也”来回应其结婚之疑。对上海之行则以找工作应对，并以老师给王时泽写推荐信之事为挡箭牌，使当局无法判定其为Our Party，只好将舒群作为嫌疑人与高嵩等共同关押在监狱中。由于舒群与青岛市公安局长王时泽曾是师生关系，东北海军中的许多中下级军官都是其同学，因此囚室的条件较好，可以看书、写字。舒群向高嵩汇报了自己准备以在东北沦陷区的见闻撰写一部小说的打算，得到高嵩鼓励与支持。于是，在国民党的监牢中，一部由中共党员撰写的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诞生了。小说叙述了一个朝鲜孩子在中国东北遭受日被侵略者的压迫和欺凌的悲惨遭遇。由于朝鲜被日本侵占，朝鲜的孩子就成了没有祖国的孩子。最后，朝鲜孩子奋起反抗，杀死了日本军官，成为一名爱国志士。
因与东北海军的关系，虽然高嵩等人的案件受到南京军委会和中央党部的关切，一再电令将高嵩等押往南京审讯，但被青岛当局以需要当事人在青岛指证为名，拒不执行。而将其解送济南反省院从轻处理。舒群等仍以嫌疑人身份在青岛关押。由于国民党当局多方审讯也没有找到舒群的中共党员的证据，在经过一年半的关押后只好将舒群等人交保释放。1935年3月，舒群被保释出狱，在海军任职的同学马纪壮的资助下离开青岛，来到上海。不久，舒群在《文学》上发表了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并于1936年发行单行本。在当时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空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充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得到文艺界和读者的好评。舒群从此迈入文坛，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要成员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舒群参加八路军任随军记者兼八路军总指挥朱德的秘书。后赴延安，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日本投降后，舒群随大军出关进入东北，先后任东北文艺工作团团长、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东北大学副校长、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东北文学艺术联合会副主席等。建国后，曾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秘书长等职务。其主要文学作品除《没有祖国的孩子》外，另有《老兵》、《毛泽东的故事》、《这一代人》等。
（作者系青岛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b]短篇小说
没有祖国的孩子[/b]
“果里。”
旅居此地的苏联人，都向他这样叫。不知这异国的名字是谁赠给他的；久了，他已默认了。虽然，他完全是个亚洲孩子的面孔：黑的头发，低小的鼻子；但是，他对于异国的人，并不觉得怎样陌生。只是说异国的话，不清楚，不完整；听惯了，谁都明白。
蚂蜒河在朝阳里流来，像一片映光的镜面，闪灿地从长白山的一角下流转去。果里吹着号筒，已经透过稀疏的绿林，沿着一群木板夹成的院落响来。于是，一家一家的小木板门开了，露出拖着胖乳的奶牛。
“早安，苏多瓦！”
果里向牛的主人说着每天所要说的一句习惯语。
“果里，一月满了，给你工钱，另外有一件衣服送你穿吧，——”
“斯巴细（俄语，谢谢的意思）苏多瓦！”
也许有年轻的姑娘，被果里的号筒从被子里唤醒，手向果里打招呼：
“可爱的果里，回来时，不要忘记了啊！”
“啊。是的，红的小花！”
果里比她记得都结实些。然后，她把夜里没有吃尽的东西装满了果里的小铁锅。
“啊，列巴（面包），熟白汤（菜汤），斯巴细。”
于是，果里再走起路来，他的衣袋里多了一元钱的重量，他的嘴，忙动起来，面包与号筒交替地让他的两腮撑起一对大泡子。走过我们宿舍的时候，牛在他的身后，已经成了群，黄色的，黑色的，杂色的最多，白色的只有一个，背上还涂着两团黑。小牛，有根小的嫩角刚突破毛皮，伸长它的颈，吻着母亲的股部，母亲摆起尾巴，极力地打着它。等到果里的小鞭子在地上打了个清脆的响声后，他摆起指挥官下令的姿态，让脸上所有能叠起皱折的地方全叠起皱折来；牛望着他，牛群里立刻有了严肃的纪律。
“果里！”
我们刚洗过脸，拥在展开的楼窗前，叫着他，丢纸团打着牛，打着他；他便扬起头对我们大声喊：
“不要！牛害怕。”
我们不听。终于把果里那牛群的纪律破坏了；并且，弄起一阵恐慌，牛与牛撞着角。这使他的小鞭子不得不在地上多响了几下。
“我告诉苏多瓦去。”
他故意向回去的方向转过，抛出两个较大的步子。
天天他要在我们面前说几次苏多瓦。他也知道，我们对于苏多瓦并不怕，虽然苏多瓦是我们的女先生。天天又不快些离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要谈的话，还没有开始呢。
“我来念书好吗？也住大楼，也看电影。”果里又同我说了。
果里沙总是用手指比划着自己的脸，果里的脸。意思是让果里看看自己的脸和他的脸，在血统上是多么不同啊。
果里沙点着自己的鼻尖，高傲地对果里说（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CCCP（俄文：苏联简称）。”
“啊，果瓦列夫，CCCP？”
果里把我的名字呼出来。果里沙窘了。果里便摆头向我们所有的同学问：
“果里列夫是中国人，怎么行呢？我是高丽人，怎么就不行呢？”
果里沙打了两声口哨后，装做着苏多瓦给我们讲书的神气说：
“高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这国家。”
这话打痛了果里的脸。比击两掌都红，没说一句话，便不自然地走开了。牛群散乱着，他的小鞭子在地上也没了声响。
以后，果里和牛群不从我们宿舍的门前经过了。
每天的早晨和晚间，失去那个放牛的朋友，觉得太无味，也太冷落。
我和果里沙倚在窗前，望着蚂蜒河边的一条草径；那里是泥泞的，
摆满大的小的死水池，有的镶着一圈，有的蒙着一层全是一色的绿菌。看不清楚蚊虫怎样地飞过着，只听见蛙不平地不停地叫。晚风常常送来一片难嗅的气味；有时宿舍的指导员让我们闭起窗扇；所以在这条草径上很少寻出一个人的影子。有游船渔船经过的时候，是靠近那边迅速地划过。这块地方好像久已被人憎恶着，遗弃了。
然而，果里是在那里走熟的。草茎蔓过他的腰，搔着牛的肚皮，也看不见牛的胖大乳头了。果里每次看我们在楼窗上望他；他的头便转正了方向，用眼角溜视着我们。
“不许你再对果里说世界上已经没有了高丽的国家；好让果里再从我们的门前走。”
我好像在教训果里沙，很严厉的。
“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你看高丽人多么懦弱。他们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国家，那不是耻辱吗？”
“那么，安重根呢？”
我立刻记起来，哪个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安重根怎样勇敢的故事。可是，果里沙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他仍是不信任我的话。
一阵牛的哀叫声传来，我们看见果里跌倒在死水池里。
“果里！果里！”
我们用两只手在唇边裹赶一个号筒样，向果里喊，他会听得很清楚；
可是，他不留意我们，他不睬我们。
不过，我总想找着机会，再和果里好起来。
那天落了整夜的雨，草径被浸没在水中，混成一片河流。我想这次
果里一定会从我们宿舍门前走向草场的吧？恰好又是星期日，自然可以和果里玩在一起了。但是，果里呢，他仍是在那里走，沿着留在水面的草径，做路的标识。牛的半个身子泡在水中，头一摆一摆地，似乎艰难地把蹄子从泥泞中拔出。
我们吃过饭，我和果里沙便赶向草场去。黄色的蒲公英从草丛里伸出来，一堆一堆的，山与河流做了草场三面的边界，另一面是无边际的远天连着地。散开的牛群，看上去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细小，躺着的，吃
草的，追着母亲的……果里坐在土岗上吃着面包皮，眼睛在搜索着牛的动作，牛的去向。我们的视线触着了他，惹起他极大的不安。如果不是有牛群累着他，也许他会跑开，逃避我们。
“果里，我们给你气受了吗？”
我把他那深沉的头托起来，问他。他竭力把头再低沉下去，说：
“不是，绝不是的。”
不知他从哪里学来这样美的不俗的好句子；而且，说得十分完整，没有脱落一个字音。不过，他的姿态太拘束，太不自然，似乎对陌生人一样地没感情。
果里沙还是原有的脾气，指着宿舍顶上飘起的旗——一半属于中国，一半属于苏联的。这给果里很大的耻辱；果里是容忍不下去，离开我们去给牛蹄擦泥水。
我们全在寂寞中过了许久许久，我才找到了一句适当的话问果里：
“牛蹄太脏了，你不怕脏吗？你擦它做什么？”
“就是因为太脏才要擦的。牛的主人是不允许牛蹄脏的啊！”
“那么，你为什么带着牛从河边走呢？我们宿舍门前不是很清爽的
吗？”
我的话刚说出来，就又懊悔，说的不妥当。这不是对于果里加了责难吗？在果里的内心不是更要加重他的痛苦吗？
“我是不配从你们宿舍门前走的。”
他说得很快，他得气愤。
我说了许多话，是劝他仍从我们的门前走。实际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放牛的朋友。他天天会给我们送来许多新鲜的趣味；并且，我们房里一瓶一瓶的，红色与黄色的野花，全是他给我拾来的。这几天来，那些花都憔悴了，落了，我们看着瓶里仅有的花茎，谁都会想起果里来——果里沙也是同样的。果里却抛开我，再不在我们门前走过一次。
最后，果里允许在我们门前走的时候，我几乎痛快得要叫出来。不过，我还不肯信任，直等到他吹起归去的号筒。
暮色里的牛蹄，是疲倦的，笨重的。长久的日子，已经使它们熟识了从自己的家门走进。余下我们走回宿舍。宿舍的每个角落一片死静。我记起所有的同学已去俱乐部，去看电影。我看时钟还留给我二十分钟的余闲，便叫果里也去，他高兴地说：
“好，看电影去，我还没有看过一次呢。”
但是，在影场的门前，发生了极大的难题，这个守门的大身量的中国人，便坚持不许果里进去。我和他说了许多中国话，仿佛是让他给我些情面，他总是不放开这么一句话：
“他不是东铁学校的学生。”
“你让他进去吧，我们的先生和同学全认识他。”
“谁不认识他，穷高丽棒子！”
果里不懂中国话，他很沉静地站着。
我的喉咙却突然热涨，对那个守门的中国人大声地叫着：
“他是我们的朋友！”
他装起像我父亲的尊严说：
“你和他做朋友，有什么出息？”
在灯光下，我和果里仿佛是停在冰窖里的一对尸体。果里突然冒出一句中国话：
“好小子，慢慢地见！”
现在，我晓得果里正是因懂中国话才那样气愤的吧！我问他懂中国话吗，他说只会那一句；一句我也高兴，好像为我复仇了。
不过，我一夜没有安静地睡，似乎有很大的耻辱贴在我的脸上。早晨我躺在床上，就听见果里一声声的号音从窗前响过了，远了；我没有看见果里。
在教室里，果里沙对我说：
“从认识果里起，今天他是第一次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快做我们一样的学生。”
…… 好多作家都在青岛有 故居 有时间把青岛的名人故居都转转，嘻嘻……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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