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老村庄--大湛山村
大湛山村古称斩山村,清朝改为官山村,德国占领青岛时更名为大湛山村。因其紧靠古称斩山,后叫湛山的苍翠山峦而得名。大湛山村位于湛山南麓,濒临前海湾,西毗太平角,东接浮山所。民国初年有240户人家,解放初有五百余户,占地方圆近1平方公里。是一座依山傍海,绿色环绕,冬暖夏凉,幽静宜人的大村庄。作家郁达夫有“湛山一角夏如秋”的诗赞。因其自然条件好,解放后国家在村子四周征用了部分土地,相继建起了纺织、总工会、空军、海军和陆军疗养院。上世纪80年代,又在村南部建起了当时首屈一指的海天大酒店。距村北半华里有一座建于1934年的湛山寺,村民称其为“北庙”。构筑堂皇,规模宏伟。寺院东侧还建有一座宝塔,塔殿相映,非常壮观。相传在建寺、塔时,有一对金龙（黄蛇）和两只玉鸟（白鹳）分别从寺、塔基飞升而起,说明此处是块“风水宝地”。1937年曾有名僧弘一大师来此讲经,自此闻名东南亚。每逢农历四月初八,举行盛大庙会,进香观光者云集,热闹非凡。早先的僧人谦和多才,其中有两名僧人善绘国画,一个擅工笔,一个擅写意。村中学子常来观摩砌磋,僧俗无间,其乐融融。大湛山村不仅山清水秀,而且古老神奇。这里曾是山狼野猪成群,巨蛇大鼋出没,狐兔野禽遍地的林莽荒蛮之地。明朝嘉靖年间,有孙氏兄弟 （明朝永乐年间从云南迁往崂山色峪移民的后裔）携家来此,经过几代人披荆斩棘,创建了孙氏三个支系聚居的村落。至清朝康熙年间,又先后有辛贾毛王等姓氏迁居此地,五个姓氏一起农桑陶鱼,繁衍生息。
村人有三个特点：一是房屋建造讲究精巧,不建则罢,决不粗制滥造,一般都是砖墙粉壁,飞檐高脊。大门带走廊门庭,院子为石板或水泥地面,房屋、院落力求整洁宽敞,舒适幽雅,从没有出现断墙倒屋的破败现象。二是衣着穿戴,讲究仪表。不管新衣旧衣、粗布细布,都洗得干干净净,连破衣也缝得板板正正。旧社会过年一定要穿大褂,戴礼帽,后来才变成了中山装、人民装,讲究的都是仪表严整利落。三是注重文化教育。明清以来,村里虽说没有出过名人（只在清朝末年出过两名秀才）,但村民恪守“惟耕惟读,忠厚传家”的祖训,开私塾、办学堂,教导子孙读书习文,文化氛围一直很浓。民国21年,又在村东侧建造了一所前有花园、后有大操场的新小学,村内的老学堂成了分校。村民不管家境多贫寒,农活再忙碌,也要让孩子去读书,努力完成高小教育。一些在四方机厂、纱厂和铁路做工的工人子女,有条件的农家子弟,不少得到了升学深造的机会。至“文革”前,大湛山村先后有四十余名大学生走出村子,有的在旧Gov、旧军队中为官任职,更多的则是为新Gov和新社会效力。其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两个人值得提起：一位是大户闺秀孙家女,学生时代热心于女权运动,崇尚自强自立,后来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斗争,差一点被抓坐牢。解放前大学毕业后,婉拒了市内工作的举荐,毅然来到湛山小学任教,表现出了很强的教学组织能力,成为了建国初期罕见的女校长。另一位是农家子弟贾氏生,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机械厂任工程师,喜爱革新创造。在解放初的经济恢复时期,为完成一项重大革新项目,解决试验经费不足,宁肯往返30多里路上下班,坚决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后来当上了全国纺机系统的劳模,上级专门奖励了他一辆轻型摩托车。那个年代,能得到这样的奖项实在是了不起。
大湛山村民风古朴,人心纯厚。村民四季有喝夜茶的习惯,一般喜爱喝花茶,夏天晚饭后把茶桌摆在院中,放上瓜子糖果,忙碌一天的人们坐下来喝茶休息。邻居们也在此时串门品茶聊天。孩子们最喜欢夏天的夜晚,可以在院中铺的凉席上玩闹,或数天上的星星,或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或听大人们谈古论今。对外来投奔者,村民从不见外歧视。“七·七事变”前,就有省内的,甚至北京天津人到村里谋生。村民或凑钱接济生活,或腾房倒屋助其安家落户。一时间,天津邱家的豆腐铺、潍县韩家烧饼铺、即墨张家的木器铺,还有裁缝铺、理发铺等,聚满中街和前街,形成了早期的商业网点。接纳帮助落难者,有时要冒风险。日本投降的前两年,把从海阳、莱阳一带扫荡抓来的许多人,关押进了汇泉体育场,而且经常分批拉到村东南的海滩上用刀砍杀。也经常有从体育场冒死逃出来的人,得到村民的干粮接济,或帮其扮成耕地人护送出北山密林,从而招来日本兵的追捕和进村搜查。有时在白天,多数在凌晨,趁着人们熟睡,把村子团团围住,挨家逐户盘查“八路的有”。假如开门躲闪不及时,鬼子的刺刀就顶在开门人的肚子上往里冲,有时村民就这样被扎伤。尽管如此,再遇上落难的中国人求助,照旧冒着危险去救助。
青岛“光复”后,国民党的捐税多如牛毛。三天一小收,五天一大敛,闹得民不聊生。特别是临解放前半年的壮丁税,让人格外头痛。开始要“大头钱”,后来要面粉。起初每个壮丁税要3袋,后来涨到8袋。当时物价飞涨,买8袋面粉的钱要用麻袋装。再后来即使交了面粉,国民党兵照样把人抓走。青壮年人慌恐不安,四处躲藏,有的躲在工厂,有的躲进庄稼地和水井里,数月不敢露面。就这样,还是有十几名青壮年被抓走,至今杳无音信。青岛解放那天,当刚刚在沙子口一带打完仗的解放军风尘仆仆,一路纵队路过村子前大街向市里进发,村民们纷纷涌向路旁,看到武装整齐,井然有序的队伍,看到战士身上背着咬得半截半块的干粮串,脚上穿着用麻绳捆绑的破布鞋,人们无不心生敬佩,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有的打着八字手势,欢呼“老八,老八！之意）”。
解放前夕,从周边县乡来的一批难民,多数在解放初的“土改”中分得了土地,成了大湛山村民。有干不了农活的村民就另谋生计。海阳人杜大嫂,人长得很俊俏,身子却很单薄,幸好在家乡学得一手制药看病的绝技,到村里落户后,仍操旧业。专治小儿惊风、感冒拉稀等病症。
过大年、闹新春,是村民最喜爱的民俗活动。过了小年,不论贫富,家家户户清扫卫生,置办年货,蒸各种花样的面食品（贫寒人家在粗粮外面包上一层白面皮）,开始了忙年活动。中心大街上也搭起了戏台,锣鼓天天响,各种戏曲、社火和杂耍节目进入了紧张的排练。除夕夜,家家祭祖拜年。初一白天开始,拉起队伍踩高跷、跑旱船、耍毛驴,走街串巷,跨村表演。初三送了年,一直到正月十六,天天晚上演出《打渔杀家》、《苏三起解》等传统戏。还邀请外村和东镇的戏班来演出。后来一些大中学生放假回村,兴起了排演现代戏的热潮。如歌剧《白毛女》、《三世仇》,话剧《黎明前的黑暗》等剧目。每次演出满村空巷,中心大街人山人海。散戏后,有的意犹未尽,边走边学唱戏里的曲调。后来,村里有几个孩子考上了戏曲艺术学 院,与这种启蒙很有关系。
1956年“农业集体化”,大湛山村成立了蔬菜生产高级合作社。1958年“三面红旗”时期,又进入了人民公社,成为市区蔬菜生产供应基地。自此以后,住户增至一千余户,居民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分为社员、工人、工农联盟三种户型,分别由公社和街道管理。说起工人户,不能不提生有7个儿子的孙大爷家。孙大爷在日本投降后参加铁路工作。上世纪60年代,以每月不足60元的工资养活老伴和7个儿子,可知其生活的艰辛。但孙大爷人穷心气高,平生有两个心愿：一是培养一个儿子上大学；二是修建一所好房子。这样的困难家庭,要实现这两桩心愿谈何容易。大儿子考上大学后,家中常年“低标准”、“瓜菜带”。孙大爷上班干体力活,中午只买5分钱的菜汤充饥下饭,一双棉鞋缝缝补补穿了6年。几个男孩放学后,放下书包就去捡柴拾荒。“三年灾害”时期,全家人下小海,挖野菜,甚至吃冬青树叶。多亏里外“一把手”的孙大娘,在街道上当干部,踏着一双小脚,凡事积极带头。一边忙于夜间巡逻,调解纠纷,挖河清污等公益事宜；一边费尽心思,精打细算操持一家人的吃穿,全家的希望寄托在了大儿子身上。谁知大儿子在铁道学院毕业前却投笔从了军。据说在崇山峻岭中修铁路、挖隧道,吃了不少苦。究其原因,或许是激情岁月燃烧的缘故吧。对此,孙大爷老俩口却非常豁达。值得庆幸的是儿子们都很争气,有5个是党员,4个在大企业里当干部,还算了却了孙大爷的第一个心愿。可惜的是老四合院的房子还没来得及整修时,孙大爷老两口辛苦一生,积劳成疾,在旧村改造的前半年相继去世,没有看到湛山小区的新貌和自家分得的新楼房。第二个心愿,终成遗憾。
工农联盟户应该说说崔家。崔师傅祖上是胶南迁来的老村民。崔师傅当过兵,娶本村孙家姑娘为妻。在单位是老党员、老科长。退休后,以亲友凑的2万元资金开起了路边饭店,起五更忙半夜很辛苦。老伴和三个儿子齐上阵,老伴洗菜刷盆,冬天手指冻肿得像胡萝卜。尤其大儿子崔健,为人稳重,头脑灵活,厨艺精湛。饭店以管理严格有序,饭菜质量口味好,服务周到热情和价格低廉合理而取胜。几年功夫,“雪球”越滚越大,由路边店扩展到了四个很上档次的大酒店。管理经验,社会效益越来越好,知名度誉满岛城,为经营“海上皇宫”,叫响“阳光假日”餐饮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湛山村终于飞出了一只金凤凰。
古老的大湛山村,风雨兼程走过了四百六十多年,饱经了历史沧桑。现在的大湛山村,其土地全部为国家征用,居民全部成了城市户口,一千八百余户的居民住房显得拥挤不堪,就像一个久经风霜的老人,难胜重负。1995年经改造建成的新小区,使老村民生活在一个更加景致如画,宽敞舒适的居家环境中。但那平展如茵的菜圃,纷花如烟的桃林,温馨古朴的四合院和那充满亲情、乡情、人情以及先辈们为之辛勤奉献的老村庄,令记忆犹新的健在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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